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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四 章
       吾诚，孩子他爸，谈不上谢，你那话说远去啦。此言差矣！你是谁？我是谁？好也罢，赖也罢，哭也罢，笑也罢，美也罢，丑也罢，死也罢，活也罢，你的命就是我的命，我的命就是你的命，你生病就是我生病，你见好了也就是我见好。你病得要活要死，我不伺候谁伺候，我不管谁管？天花乱坠我不会，洋文外国文我不会，可你病了呢？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好时须想赖时，留得退身步。花花绿绿，既不当吃，又不当喝，又不治病。你摸摸良心想一想，除了我这样管你待你，你还能找得到第二个人吗？
       花花绿绿我也不怨，人非圣贤，人非草木，谁不知道个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欲海无边，享受无边，坏了望好了，好了望更好，做了皇帝，不还要长生不老吗？再说，你要幸福，你要享受，也不光是你要。谁不知道鸡鸭鱼肉好吃，绫罗绸缎好穿，高楼大厦好住？谁不愿意吃喝玩乐，高谈阔论？可这一切能从天上掉下来吗？你又有多大能耐、多大本事、多大福分去奔这些个幸福去呢？你奔不来，想得比天高，也是白搭！心比天高，命薄如纸，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再说不能只顾一时。人活一世，不过百年，今日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吞天吐地，明日呢，明日转眼就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气息奄奄。快乐一时不难，而今而后，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又说是人家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要紧的不过是“本分”二字。花天酒地的，有得是！缺吃少穿的，更有得是！死于非命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是数也数不过来的。可不是吗？做买卖得看本儿，吃饭还得看肚皮哩！乡下人一顿吃八个包子，你吃三个，他也是一饱，你也是一饱。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老百姓办不到，其为夫为父之道也是一样。你要是真有能耐，祖上趁钱，花天酒地，寻花问柳，我随你去！说实在话，我嫁到你家时候，倪家已经不行了，倪家已经没落了，倪家已经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没有我娘家的资助，有你的今天吗？人不可忘恩负义，人不可太猖狂，人不可无情无义，人不可把事情做绝！你要这要那，你不要这不要那，你看不惯这看不惯那，你不想想现在是什么年月？你又能干点吗？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呀！好好好，全由着你说，全由着你做，说下大天来，做下大天来，妻儿老小都得吃饭！你进饭馆进舞厅少一个镚子行吗？你一天不吃饭试试！少吃一顿试试！
       我并不想管你的事。为妇之道，我也懂。可是你得让我们娘儿几个活着，你不能断了我们的活路！你看你看，四邻八街，三亲六友，有精的，有傻的，有丑的，有俊的，有有能耐的，有没能耐的，可都得有个窝有个场有个饭碗有自己的本分呀！你哪怕是当土匪去，当土匪还得有两杆枪，还得有一套杀人越货的本领呢！
       我虽然小时候家境中上，这些个年来，加上兵荒马乱，我也过惯了受穷的日子！你只要安分一点，你只要正正经经地做你自己的事，你只要给我们娘儿几个挣来一口食，你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服侍你，那是应当应分！我再把话跟你说透吧，你倪吾诚真有混不上饭吃的那一天，我养着你！我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我是一不会英文二不会逻那个辑，我叫街要饭也得养活你！
       不看我的面也该看看孩子。你惭愧不惭愧？你难过不难过？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孩子去？藻儿最近考国语、算术、常识都是一百分，修身是九十八。你知道吗？他们的考试成绩，他们的作业，你问过他们一道四则题吗？
       ……人家也是人，人家也有上过大学，留过洋的。咱们的同乡赵尚同，日本留学，正牌的医学硕士，光明眼科医院的院长，人家学问比你小吗？人家见的世面不如你吗？人家的洋文不比你强十倍？可人家呢，行医的时候是东洋大夫，回家以后是真正中国的孝子、贤婿、慈父，伦理道德，一条也不缺！你也不是没见过，那个赵太太，小脚不说，还是一脸的麻子，可人家是结发夫妻，赵尚同与他太太，可以说得上是相敬如宾、比翼齐飞！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才是起码的人格，起码的人味儿！
       你现在还没阔呢，你现在还动不动就赊账赖账拉亏空，得我给你还账呢，你就这个样子……你要真大富大贵大红大紫起来，我们娘儿几个不但沾不上光，还不让你活活给剥脱了！
       ……唉，罢了！要说我也不是不明白，你这人心眼还是不错，你可不是坏人，你对我的好意，我全明白，我不是糊涂糨子！你接我上北京，你带我听讲演，你让我学英文，全是好事，就是你带我去跳舞安的也不是坏心。我全领情，我全知好歹。可你想得太高，高到九霄云外去了。别的不说，我去上学，我去听课念书，两个孩子谁带？这样的年月，两个孩子的母亲，你叫我还奔什么？你这还是留过洋的人，会说洋话的人，五尺高的男人，不过如此，饣胡口而已。你做的那些事，我提起来都不好意思。我就是学出点吗来，除了陪着你云山雾罩，东拉西扯，康德黑格尔一通以外，我还能干什么？一不当吃，二不当喝，三不能治国平天下啊！我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怎么能还那么孩子气？人人谁不是这样过日子？你要真有志气真要救国，你抗日打鬼子去！你要真横下心捞一把是一把，你当汉奸去！你也算占上了一头！可你现在，你到底算个吗玩意儿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谁能想个吗就是吗，一会儿一变，孙悟空七十二变呢？
       说一千道一万，哪一句不是为你好？从十一年前嫁到你倪家，我就是倪家的人了，死心塌地，再没有别的想。你要再不好好为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指望？
       静宜的一番话可说是有情有义，声泪俱下，肺腑之言，掷地有声。大病初愈的倪吾诚听了以后，虽然不是能接受每一个观点论点，但整个地说，他还真是觉得颠扑不破、合理合情，只剩下含泪洗耳恭听的份儿。他觉得奇怪，什么时候静宜学得这么能说、这么滔滔不绝、情文并茂、义理俱全了呢？也许原来真的是自己看错了？也许这一切都是机会造成的。如果静宜有不裹脚的机会，如果她有上完大学和去欧美留学的机会，如果她有上讲坛的机会，说不定她早就当了名牌教授了吧？以她的口才，她也许更适合搞政治吧？如果她有跳舞的机会呢？如果她有出生在欧罗巴美利坚或者扶桑诸岛的机会呢？呜呼，为什么岁不盈百的短短一生，堂堂万物之灵，却都成为机会的奴隶，机会的玩物，机会的牺牲品啊？
       而他自己还能有什么机会呢？
       就在他病后的一个星期，他收到师大校长的措词婉转的来信。说是由于他身体不好，应多加珍重，多加休息，已另请了讲师担任他现在担任的课程，请他康复后另谋高就。
       疾病再加解聘，这对于倪吾诚的狂躁的、不安宁的灵魂倒似乎是一剂有益的凉药。已经许多年了，他似乎没有像病中这样踏实过，连噩梦也不做了。就算偶然感到有一点凄凉也罢，比原来那样在各种欲望和理念的火焰中燃烧灼烤要舒服一些。
       苦海茫茫，回头是岸。难道他真的回头了吗？这次生病，全亏了静宜的照料，而他的那些高谈阔论的朋友，灯红酒绿的朋友，包括那些对他卖弄过风情的不无意思的女友，连一个影子也见不到。他不听静宜的，他不接受静宜的，行吗？
       所以他只能含泪用衰弱的声音说：抱歉了，多多抱歉了，我对不起你们了。
       只此两句话静宜就泣不成声了。难得你回心转意！她叫了倪萍和倪藻来问候爸爸的病体。对不起你们了，倪吾诚又说了一遍。倪萍也哭出了声。倪藻又感动，又欢喜，他马上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一个孩子了。
       中午，静宜用葱花炝锅煮了一碗挂面，挂面里卧了两个鸡蛋给倪吾诚补养。挂面端给倪吾诚了，她又说：“要不你鸡蛋给孩子留点。”于是吾诚吃了一个蛋，另一个给了倪萍。倪萍吃了少半个，多半个给了倪藻。大家吃得都很高兴。吃完挂面，倪吾诚又让孩子拿过来他病前买的那一瓶麦精鱼肝油，断断续续地给孩子们讲了一回吃鱼肝油的必要性，让孩子们吃。孩子们打开盖闻了一下，都说是太腥气，一闻就要吐。倪吾诚觉得非常遗憾，这种愚昧，实在使他痛心疾首。但后来想到自己正在病中，麦精鱼肝油对于他的病体的复原必有好处，便想留给自己吃也好。于是他当着孩子的面做示范，拿起吸管，吸了半管子鱼肝油。张开口，一捏橡皮帽，鱼肝油射入口中如注，他立即愉快地将油吞下，脸上显出笑容。口腔里一股奇腥怪味，使他几次难忍欲呕。但是他的一切关于营养素，关于维他命，关于有关生理卫生学的知识立即起了作用，立即化为情感知觉并支配了食欲口腔舌面，他硬是说服自己并强有力地使自己相信，鱼肝油就是好，就是高超，比挂面卧鸡蛋高明百倍。所以就是好吃，就是现代文明开化的重要标志。当他诚实地这样想着的时候，味觉嗅觉也就起了变化，受刑受苦勉为其难的感觉渐渐消失，胜任愉快、满足需求直至舒适享受的感觉油然而生，乃至终于取代了前者。他的理性的对于科学和健康的追求，常常能够这样迅速地化为情感，化为知觉，化为生理的反射，化为唾液。这真是常人少有的优点。他笑出了声。
       他居然谈起天来。底气不足，但并不妨碍兴致逐渐高涨起来。有鱼肝油顶着呢。他给孩子讲对对子的故事。他说是明成祖燕王。先生（老师）给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幼年的明成祖出口便对曰：“日照龙鳞点点金。”先生失色，不敢再教。怎么回事，听不懂？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注定了日后要做皇帝。还有清朝的张之洞，七岁便进京应试，主考官见他年幼，不让考，说是我先出个对子你对对。上联曰：“南皮县顽童七岁”，分明是调侃张之洞的。张之洞口占答曰：“北京城天子万年。”主考官也肃然起立，再拜之。
       静宜劝他不要说这么许多话，还是多休息，他不理。又说他们班一个书呆子，先生出的上联是“书声传庭院”，书呆子答的是“琴韵满高楼”，果然此人只会寻章摘句。另有一恶少，上学也是净不及格。先生出的上联是“鱼与熊掌皆所欲也”，他对道：“鸟跟螃蟹都没逮着”，令老师亦忍俊不禁。
       您对过什么对子呢？倪藻问。
       “我吗？”倪吾诚的面色突然暗淡了。他小声说，像自言自语：“先生出的是：‘十室之内必有忠信’，我对的是‘九州以遐岂无佳人’。”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刚刚好转的倪吾诚的病情又明显恶化了。他满头冷汗，心跳气短，腹泻不止，只觉得快要虚脱。静宜埋怨他中午说话太多，倪萍提醒说爸爸一下子吃鱼肝油如注，太多了。鱼肝油瓶子上的说明书写得明白的，每日２—３次，每次２—３滴。对前一个批评，倪吾诚不说什么。对第二个批评，他绝对不信，而这样的排斥科学营养生活方式的意见来自自己的刚刚九岁的女儿，使他觉得分外难过。
       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凌晨时终于睡熟了，一觉睡到十点，他觉得好了许多。他挣扎着又拿来了鱼肝油，这次倒是没有那么多，大概注入嘴里的有八至十滴。咽下去才一小会儿，一个打嗝全部鱼肝油都翻上来了，混合着酸、苦、臭的胃里的液体。好一个倪吾诚，脸孔都煞白了，他咬紧牙关闭紧嘴，运足一口气，居然把翻上来的鱼肝油复方液又反刍般地咀嚼着吞咽了下去。这种对于鱼肝油，对于一切科学知识的忠诚，应该说是精诚，也够得上感天动地了。
       之后倪吾诚的病体日益康复，康复得相当快。倪吾诚认为这里鱼肝油起了重大的作用。倪吾诚提出来想吃一点“实着”一些的饭食了。静宜烙了饼，预备了大葱、黄酱和芝麻酱，又炒了两个鸡蛋，弄了一小碟咸水腌芫荽。熬了一锅红薯（玉米面）黏粥。把黄酱和芝麻酱搅和在一起当菜吃，这是静宜的一个发明，她相信这样吃又下饭又省钱又好吃又长劲，这是静宜的“鱼肝油”。倪吾诚则极爱吃大葱抹黄酱（不带芝麻酱的），爱喝红薯黏粥。他兴致勃勃地出声地吃着，连说话都改了腔调，完全恢复了童年时期孟官屯——陶村一带的乡音，连笑声也变成乡下式的了，绝对没有任何一点欧罗巴的影响。他兴奋地说：
       “都说我馋，其实我并不馋。其实我很容易满足。一个大葱抹酱，一个红薯黏粥，这就够了。我不是穷奢极欲的人。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说到这里，他又摸摸倪藻的脑袋，颇有感触地说：“当然，我相信，你们长大了会有好日子过的。中国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世界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希望你们长大了以后不要忘记，我相信你们是会记住的。在你们的童年时候，用黄酱抹点芝麻酱就是最好的菜了。还有战争。还有日本人。真不应该让你们的童年这样度过呀！”他呜咽了，噙着泪。
       他接着说：“俗话说，嚼得菜根香，百事都能成。”说着，他搛起了一个腌芫荽的根子，嚼着吃了。倪藻和倪萍也就学着样各自搛了一个菜根，努力地吃掉了。
       吃着饭他和静宜商议了过些天托朋友找事（职业）的事。在谋取到新的职位以前，他说他要翻译一批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他要“卖文为生”。静宜很赞成。
       在收到大学校长解聘信的时候静宜的心情很矛盾。这个解聘，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的解聘无疑是对于倪吾诚的一个惩罚。没有这样的惩罚倪吾诚就只能不知天高地厚、不计后果地胡闹下去。只有给他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他无路可走，使他饿肚子，他才会有所收敛。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才会变得老实和现实一些。他才有可能听进她的话。他才有可能和她过下去。因此，解聘是她期待的，解聘带来的是希望。同时，她毫不怀疑她的“败祸”对这次解聘所起的促进作用，这是她的胜利，虽然看来倪吾诚没有觉察到也没有猜测到这一点。这倒使倪吾诚显得可爱了些。
       另一方面，同样现实的是解聘不仅是对倪吾诚的打击，也是对于她，对于全家的打击，使本来就困难的日子变得更加困难，只能大家一起挨饿，只能靠典当和变卖撑着。原来倪吾诚虽然不甚可靠，每月发了薪总还或多或少地给家里留一些。现在倒好了，倪吾诚需要她养活。她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这话她无法和孩子们说，更无法和倪吾诚说。无论如何，倪吾诚的“抱歉了”与“对不起”是一种改过自新、浪子回头的表示，这使她的生活突然出现了新的光亮。她完全懂恩威并用的道理。打得再凶、闹得再凶，她不是为了糟害吾诚，而是为了把吾诚拉回到自己的日子里边来。现在，就更应该多恩着点，要让他死心塌地地回过头来。人活一辈子，做人的道理千千万万，但她看来最重要的就是死心塌地四个字。既然生下来了，活了，除了死心塌地地活下去，还能怎么着？
       在倪吾诚养病期间，也是在他们的和好期间，静宜来到西屋，与姜赵氏、静珍在一起的时候，说起吾诚丢了职业的事，难免有一些牢骚：“败祸，败祸！最后把自己败祸了！败祸得连饭都吃不上了。”
       姜赵氏和静珍十分敏感，她们立刻反击：“吃不上饭了可别赖我们！是你自己气成了那个样子，恨成了那个样子！你要是护着他我们不挡着，天天逛窑子又不花我们的钱。我们给他钱也早给过了！我们吃饭不吃饭你用不着操心。你吃不上饭可不是我们闹的！”
       “这是说吗呢？谁赖你们了？”
       “赖不赖的跟我们说不着。”
       “说不着怎么样？就说了，就说了，偏说。光知道败祸，不知道后果……”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你寻（读ｘíｎ）了个吗行子……”
       由于忧郁，由于压抑，由于匮乏，由于空闲，由于缺乏调剂和刺激，西屋里的火药味儿总是那么足。
       最后三个人都气哭了。大哭一场以后又互相温存一番：“唉，你也是太急了，说话多不好听呀！”“可不是嘛。”“其实，咱们娘儿几个，谁跟谁，吗对吗呀，说了归齐，还不是你为我，我为你呗！”“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要不是年头赶的，也不至于吵吵这些呀！”“再也不吗啦，再也不吗啦，咱们相依为命，就都忍着点吧。”
       又有了笑，又有了哭，又有了吵闹，又有了盼头。日子也就可以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了。
       倪吾诚的体格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康复中的倪吾诚最大的愿望有两个，一个是吃点好的——毕竟仅仅有鱼肝油是不够的。一个就是洗澡。
       在倪吾诚激动地宣布他最爱吃大葱抹酱和红薯黏粥以后，静宜为他做了许多次大葱抹酱和红薯黏粥。其频率差不多达到了五天一次。这是过分的、绝对的与机械的忠诚讨好吗？这是由于贫困而顺水推舟地应付凑合吗？这是对他的嘲弄、换一种方式——来整治他吗？倪吾诚判断不出来。
       可怜的人！可怜的生命！可怜的躯体！可怜的肚子！可怜的肠胃！他倪吾诚的需要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啊！这渺小的需要又是使他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折磨着、嘲弄着、摧残着他的灵魂和志气啊！为什么一个人要承受这么多没完没了的、众多而细小的，却又是无比沉重的欲望的重压和折磨？如果他可以不必为这些渺小卑微可悲可笑的小事情而操心、而受苦，依他倪吾诚的体魄，他的才气，他的热情，他的喜新求新尚新的进取精神，他的进行抽象思辨的兴趣与天性，他何尝不可以是中国的康德，中国的尼采，中国的笛卡儿？他何尝不可以做出经天纬地、治国平天下、划时代创纪元的贡献？难道他活着就是注定了为无法正常地活下去而受苦，为自己的最低等的要求的不得满足而伤心，挣扎在死亡线、毁灭线上吗？悲夫！即使是达尔文，让他连吃一个月大葱抹酱和红薯黏粥试试！没有火腿，没有腊肠，没有猪排，没有熏鱼，没有黄油，没有牛奶，没有干酪，没有金枪鱼，没有咖啡，没有糖，连茶也没有啊！
       不下于对美食的要求的是身体的清洁。冷汗、热汗、尘土，倪吾诚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周身的汗毛孔被一个又一个地覆盖了、堵塞了。他憋闷，他发黏，发痒，他闻到了自己的身体的恶劣的气味，真是一个“臭皮囊”啊！这样的臭皮囊怎么能算人呢？
       他终于有足够的体力出外去澡堂子洗一个澡了。他说他要带倪藻去洗。他说倪藻还小，身材又瘦小，他们去洗池塘，父子俩只占一个位置，他只需要交一份钱，再加一点零头算是小费就可以了。这个设计感动了静宜。她本来想说服吾诚在家里打一脸盆热水洗洗就行了，可以省下洗澡的钱。父子俩花一份钱的设想却是有诱惑力的，于是她拿出来变卖典当换来的、省吃俭用地消耗着的钱。
       谢谢了，谢谢了！倪吾诚给静宜行了一个礼，带上倪藻去洗澡去了。
       直到许多许多年以后，在倪藻访欧期间去过了史福岗先生家，会见了史太太，回忆起自己儿时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次洗澡仍是他印象最深刻，最先忆起的往事之一。如果在中国也拍一部叫做《父子情深》的电影片，如同在欧洲有过这样一部片子一样，一定要把父亲带着儿子去洗澡的场面拍在里面……
       也许他更小的时候父亲就不止一次带他洗过澡，但那些回洗澡的事都淡忘了。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这一次。是在那个深秋的明亮的下午以后，是在父亲重病以后。“倪先生来啦”，“倪先生里请”，“倪先生这边请”，他们一进澡堂子门，就受到伙计们的欢呼欢迎。“倪先生，怎么老没见啦？出门啦怎么的？”“倪先生有点不舒服？您贵体欠安了？那可保不齐的，您得在意点儿！”“倪先生您来壶茶？龙井？香片？滇红？高末？好，高末一壶，两碗！”
       北京人本来最喜欢把一些名词动词“儿化”的，茶叶末儿，口头上也是这么说的。偏偏在正式说起喝茶买茶卖茶的时候，不说“末儿”，而只说“末”。“高末”（决不“儿化”），显得特别庄重，因而就有点可笑了。
       倪吾诚还是绷得住的，不苟言笑地要了“高末”，而且向伙计明确，他们父子俩只要一个位置。
       倪藻却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他也不好意思当着伙计的面脱光衣裳，露出自己的瘦小肮脏的身体。但父亲已经这样做了。看到仪表堂堂的父亲脱掉衣服以后变成一个他心目中的骷髅，那突出的肋骨，那弯曲的○形腿，那细小的踝骨和那尖小无肉的屁股，他只觉得说不出的惭愧乃至恐怖。父亲帮着他脱衣服，父亲的肮脏身体接触了他的肮脏的身体，这也使他觉得别扭而且厌恶，他躲躲闪闪，脸都红了。
       但倪藻终于脱掉了衣服，让伙计把自己的衣服与父亲的衣服一起挂到了头顶高处。来到澡堂，就由不得你不脱衣进池下水。
       倪吾诚领着儿子走进了大浴室，湿热的蒸气令倪藻喘不过气来。地又滑。一个又一个赤裸裸的发育不良的身体，青筋和红肉，脚趾和毛发，都使倪藻觉得紧张。池子里的水是那样热，好可怕呀，怕不是煮人剥皮的场所？特别是“木床”上躺着的赤身裸体的人，正由另一个只在腰部系了一条毛巾的人摆布、揉搓，把全身擦得像胡萝卜一样的通红。倪藻不知道这叫做“搓澡”，他的感受倒像是正在进行屠宰解剖。而他自己呢，瘦弱不说，脖子黑不说，全身的皴已经起得如鳞片。他无法不为自己的身体，为父亲的身体，为所有的身体而自惭形秽乃至自我厌恶。
       这时父亲已经下了三个池子中温度最低的靠外的那个池子里去了。他叫倪藻也下来。倪藻却畏畏缩缩地不敢下。“太烫了！”倪藻说。于是只泡了半分钟的倪吾诚又探出了身，他坐在塘沿上，先用自己的蘸了热水的手掌在倪藻的小小的脊背上拍，再拍他的胸，他的屁股，他的腿。倪藻一开始有些躲闪，但后来拍得他格格地笑起来。倪吾诚也高兴了，开始把热水撩到儿子的身上。头几次撩水时，热水花一触到倪藻的身体，倪藻就要神经质地抖动一下，缩一下脖子，然后他又格格地笑出了声。热水已经撩了一会儿了，父亲一把把孩子拖到池塘里，倪藻尖叫一声从温水里跑了出来。于是倪吾诚格格地笑了，他终于经过耐心的劝说、示范和一系列适应准备的完成，与儿子并排躺在温暖的浴池里了。
       倪吾诚给儿子搓泥。热水一泡，用大拇指一搓，倪藻身上的泥成条成绺成片成卷。他告诉孩子要特别注意搓肘部、膝部和腋部及手背、脚跟脖颈及耳后的泥。打肥皂和洗头时又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满头的肥皂沫在冲水时侵犯了倪藻的眼睛，倪藻的眼睛杀得厉害，他龇牙咧嘴，使父亲嘿嘿笑个不住。父亲一笑倪藻就急了，他差不多哭了起来，边哭边伸手打他的父亲。终于，头上的肥皂冲净了，眼角上沾带的肥皂水也擦干了。
       洗完澡倪藻只觉得神清气爽，身轻如燕，飘飘然如一步便可登天。父子俩在用了几次手巾把，喝了几次“高末”，剪了指甲趾甲梳了头以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澡堂子。
       “洗澡真好！”倪藻赞道。
       倪吾诚听了高兴，继而又觉鼻酸。
       同样体味到清洁的轻松舒畅的倪吾诚却因沐浴而益发感到了腹内的空虚。他和孩子从浴池出来往家走，经过路口的一个烤肉店。他闻到了那冒着油烟的肉香味和松脂燃烧时的香味，他看到了一个个吃完烤肉走出来的容光焕发、嘴唇油乎乎的脸和一个个准备去吃烤肉的眉飞色舞的脸。他似乎已经体味到了那酒与烤肉的美味，他不由得舔了舔舌头，似乎唾液、胃液、肠液都在大量分泌。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肚子里，也出现了空荡荡的运动，空洞洞的两边的胃壁正在互相摩擦，互相消化。他想起家乡对这种状态的形容——馋得馋虫都快出来了。
       什么是馋虫？因为肚子里有个虫才使你贪馋难忍吗？倒是很生动也很准确。他现在的难受劲儿恰如有一条虫在脏腑之中屈伸奔走，辗转起伏，难熬难忍。
       然而“馋虫”是没有的。如果一个人见到美味就从嘴里冒出什么“虫”来，那只能是寄生虫。绦虫与蛔虫，都有可能从寄生虫患者的口中吐出来。他想起家乡的茅房里、粪坑里的一条又一条蛔虫来了。
       我们活得像猪一样。眼泪蒙上了他的眼睛。
       倪藻看着父亲，看呆了。虽然他只是个孩子，然而他看出了父亲是在馋饭馆，馋烤肉。他怜悯父亲，也轻视父亲。父亲那种馋样真是又动人，又卑微。父亲的嘴在不自觉地嚼动着。像倪藻和姐姐养过的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总是吃不饱。当人们吃东西的时候，它便紧盯着你，当你咀嚼的时候它的嘴也随着一动一动，好像你的嘴与猫的嘴紧紧相连着一样。你心疼了，你把你的已经放到口里的东西抠出一点点，给了猫。猫感恩地激动地喵喵叫着跑了过来，闻一闻，没有吃，仍然看着你。你吃的东西是太差了，没有办法被一只猫所接受。后来这只猫到天堂里去了，它的尸体就埋在他们的院子里。
       在这一霎时，高大的父亲变成了一只瘦小的猫。就要死了的猫。
       倪吾诚看着茫然无语的儿子更感到钻心的痛苦。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没有出息的父亲啊！一个连带自己的儿子去吃一趟烤肉都做不到的父亲，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存在呢？
       任凭天塌地陷黄河倒流吧，这一顿烤肉一定要吃。倪吾诚的因为澡堂子里的热气而变得红扑扑的脸又变得铁青了，他悲愤而又庄严。
       “走，我们到这边去。”他拉着孩子的手，指着另一个方向。
       “哪儿去，不回家吗？”
       “去看一个朋友。一个很有学问的伯伯。”
       “不，我不去。”
       “我们只去十分钟。”
       “不，我不去。”
       “去吧，听话。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买一本童话集。”
       “不，不。你不要买。你没有钱。”
       “然而我能有钱，”倪吾诚激动地抓住儿子的手，“你应该相信你爸爸能够有钱……我求你，我的孩子，我们走一趟，离这儿不远。我们坐两站电车。然后我们坐十分钟……”
       他们到了杜慎行家。穿堂屋里是满盆的菊花，金黄色的与淡绿色的，白色的与紫色的细瓣与粗瓣，这种悠闲的美丽使父子俩都觉得难以相信。向右走，便是杜公会客的书房。已经安装了取暖用的“新民炉”，洋铁烟筒擦得亮晶晶，屋里温暖如春，炉上有一个哼哼地吟着诗的铁水壶。靠北一面墙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放满了各种书，大部分是线装。屋里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这么多书，使倪藻兴奋和崇敬得喘不过气来。
       他叫了“杜伯伯”，他给杜伯伯鞠了躬，他回答了杜伯伯向他的提问，然后他一心看着这些书。他看到书架旁的一个不大的人字梯。看来取上面的书是要上梯子的，这更增加了他对于书的敬畏。他在想要看完这些书得用多少时间。他想象着读这些书的人学问有多大。他没有注意父亲的东拉西扯的谈话。
       “杜公，我的难处……”这几个字冲进了倪藻的耳朵，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是父亲在向杜公借钱。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杜伯伯显然是厌恶地掏出了一点点钱，相当于父亲开口索要的钱数的十分之一。
       然后是父亲的兴奋和生硬的笑声。这笑声已经够难听了，好不容易笑完了，偏偏又无端地重新从头笑一遍。一共笑了三遍。就像公鸡不肯打鸣，而一个人捏着它的脖子，捏得它不得不出声鸣叫一样。
       他与父亲告别了杜家。屈辱已经使倪藻觉得受不了了。当父亲说马上进个什么饭馆的时候他哭了起来：“我不去。我不去。”他边说边哭边跑。
       倪吾诚愕然。他终于还是追上了倪藻。他们一起回家。他们俩都噘着嘴，不说话。路过一个百货店，他东看看，西看看，忽然决定买了一个寒暑表。他喜欢寒暑表这种带有现代科学色彩的东西。他希望家里能多有一点科学，一点西方文明。买了寒暑表以后他的情绪完全扭转过来了，一路上给倪藻讲解寒暑表的原理，讲华氏、列氏和摄氏刻度。讲着讲着又忽然不讲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讲错了。这方面的知识，他本来就不多。
       回家以后，静宜看到了寒暑表像看到了妖怪。她详细地询问了孩子，使倪藻觉得和父亲一起出门确实是一场灾难。后来她就哭了，她责怪倪吾诚竟在这样的处境下面买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倪吾诚一直态度谦虚，笑嘻嘻。他欣赏着寒暑表的刻度，他像孩子一样地向玻璃管吹吹气，又用手焐一焐。他终于看到了热胀冷缩的科学原理的生动景象，他兴奋极了。科学万岁！他说。
       第 十 五 章
       一本《活动变人形》帮助倪藻认识到，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意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这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比如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儿，她的身体可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和服的瘦子，也可以是穿皮夹克的侧扭身子。为什么身体侧向一边呢？这也很容易解释，显然是她转过头来看你。然后是腿，可以穿灯笼裤，可以是长袍的下半截，可以是半截裤腿，露着小腿和脚丫子，也可以穿着大草鞋。这样，同一个脑袋可以变成许多人。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甚至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唉，如果每个人都能自己给自己换一换就好了。然而这五颜六色还是让人快乐。他和姐姐各自选配自己最喜欢的组合，他们一会儿一变，一会儿说喜欢这个，一会儿又说喜欢那个，终于看花了眼。
       童话书也有了，和童话书在一起的是一本印刷精美的《世界名人小传》。不是爸爸买的，而是爸爸的大鼻子朋友“史叔叔”送给他的。史叔叔就是史福岗，他是欧洲人，他拼命说中国话，拼命说北京话，拼命把一些词儿“儿化”和说“您哪”“真棒”“悬啦”之类的。他不但有清洁的服装，而且有快乐的精神，满脸的笑容。在爸爸这次大病以后的一个月，他出现在家里，他和爸爸讨论了创立一种译介欧洲学术著作的刊物的事。他对妈妈也很友好，谈一些家长里短，妈妈说这是一个好人。他还要求见姥姥和姨姨，姨姨没有见他，姥姥换上一件丝绒黑夹袄，与史福岗见了面。史福岗一口一个“老太太”，一口一个“您高寿啦”，“您有福气啦”，“您身子骨挺硬朗啊”，说得滋滋润润，说得实际上并不怎么老但以老为荣的姜赵氏笑得合不拢嘴。
       会面以后，姜赵氏叹息说，想不到“洋毛子”里面也有这样知书达理的人。她又回忆起她的童年时代家乡的义和拳来了，大师兄一运气，用手掌劈断十二块砖，耍把式逞了能了。义和拳的口号“扶清灭清……”如果洋人都像史福岗先生这样知书达理，多好！
       《世界名人小传》一共收了三百多个人，每页一幅画像，一段文字说明。苏格拉底，柏拉图，巴斯脱，诺贝尔，爱迪生，哥白尼，伽利略，“老虎总理”克雷蒙梭，“铁血宰相”俾斯麦，“圣女”贞德，作家狄更斯等等，倪藻都是从这本书里知晓，又从而记住的。哥白尼和伽利略是被烧死的（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按：事实上伽利略并非被烧死的），这使倪藻觉得十分痛苦。他问爸爸，爸爸并没有做出什么解释说明。俾斯麦年轻的时候住进一家乡间旅馆，他按了几下铃仍然不见侍应生来，于是他掏出手枪向屋顶开枪射击，这也没有给倪藻留下任何英雄形象，相反他觉得这样的人很蛮横，称得上横行霸道。圣女贞德是被英国侵略军烧死的，贞德的画像使他十分崇敬。狄更斯是因为踢足球伤了腿，才改行搞起写作来的，这使他觉得十分有趣。当一个文学家，不是比踢足球有意思得多吗？即使狄更斯的腿不伤，不是也应该致力于文学而不是致力于足球吗，为什么把他的成为作家说成是伤腿事件造成的呢？
       三百多个“世界名人”里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倪藻上的学校里，每个教室正面都挂着孔子的像。他不理解孔子穿的衣服为什么有那么多皱褶，他更不理解为什么孔子还佩带着一柄剑（刀），孔子那样一个老态龙钟的驼背样儿，给他一件兵器，他会用吗？
       他最同情、最喜爱的还是穷苦出身的爱迪生。他在火车上卖报，被一个耳光打聋了。他这样不幸，然而他发明了电灯，发明了不知多少宝贵的东西。当一个发明家是多么有趣啊。等他长大了，有些什么东西等待着他去发明呢？
       他对孔子没有好感。然而整本书和它的发亮的书皮仍然出奇地吸引着他。那是一个广阔而有意义的世界。与现实的他的世界相比，他甚至觉得是“世界名人”们的世界更真实。那些奇形怪状、头发、胡须与服装都令他惊诧的“世界名人”们，常常引发起他一个又一个的思想。
       其中最重要的，他发现，世界名人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都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忙碌奋斗一生。而他的家人的特点，就在于谁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真可哀！
       他把《世界名人小传》拿给姨姨看。接连几天姨姨在清晨梳妆打扮以后便端端正正地坐在条案前读这本书。“不赖”“真不赖”“不赖呆”呀，姨姨这样评论着。按照家乡的口音，“赖”读阴平，“呆”读轻声作助词用。姨姨吸的劣质纸烟的一块火灰落在了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头像上，把拿破仑烧出了一大又一小两个洞。姨姨用手一掸，火灰化整为零，又在书的一些页上留下火星的黑点子，这使倪藻觉得颇为丧气和伤心。
       童话则只属于他和姐姐。他们各自读了一遍，不认识的字互相问，问不出来就查字典。读完了，他和姐姐互相讲已知的故事。一个人讲的时候另一个人补充或者纠正，好像是温习功课准备考试。
       倪藻最喜爱的是活命水与金丝雀的故事。一个老头他很老了，疾病缠身，愁眉不展。森林女神告诉他的儿子，需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会唱歌的金丝雀与能够起死回生并使人返老还童的活命水。老头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与二儿子忘记了女神的忠告，在山中路上回头看叫他们的名字的女妖，他们没有能够找到金丝雀与活命水，反而自己变成了冷冰冰的石头。（读到、讲到这里倪藻往往愤怒地喊叫起来，为什么这样没出息，不听女神的话，却受了女妖的诱惑！）而第三个儿子坚忍不拔，战胜了女妖，带来了金丝雀与活命水，救活了哥哥，救活了无数变成石头的人，使病体奄奄的父亲康复，大家听着金丝雀的歌儿，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给倪藻的印象真切而又深邃。他一次又一次地体验着那老年的痛苦，青年的意气，希望的遥远，诱惑的险恶。他好像本人走到一个怪石嶙峋的山谷中，他听到了各种魔怪的叫声笑声。他一次又一次地考验自己，能战胜艰难困苦、恐怖孤独和难以抑止的诱惑吗？有时候他的结论是能，他能够，他就是三儿子，他把活命水泼到石头上，凝固千年的石头复活了，变成了一个个活泼热烈的生命。全世界还有多少这样的等待了、渴望了千年万年亿载的冻僵了的、挤扁了的、压硬了的，失去了语言、情感、温度和运动的灵魂！原来每一块石头便是一个这样不幸的灵魂！他要去解救这些灵魂，他要去帮助这些灵魂，他要让他们听到金丝雀的仙乐一样的歌声！即使他在寻找活命水、解救众石头的路上失败，即使他不但没能够复活石头而且自己最后也变成了一块冰冷坚硬沉重的石头，但是只要不放弃寻求活命水的努力，不是总会有一天找到这活命水，总会有一天解放包括他和他的亲人们在内的石头的吗？
       这样一种感动是太强烈了，他的瘦小的身躯似乎容纳不下这强烈的感情与博大的忧思。他只是和姐姐说说罢了。说着说着，他忽然问：“姐姐，你爱中国吗？”
       倪萍不知道他的话的含义，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
       “我长大了一定要爱国。我愿意为了中国去死！我们的中国太贫弱了！”倪藻流着泪说。
       除了说说，除了幻想着那金丝雀和活命水，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倪藻也跟着姥姥去逛庙会。他喜欢看练把式的，可惜这些人说得多，练得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说的那话使你觉得他马上就要练给你看，结果害得你一站一等就是老半天，他还在那儿说呢。
       终于也练了几招，使倪藻大为兴奋。他回到家里，站到铺板上模仿着耍吧起来。没有几下，忽然头重脚轻，头朝下从铺上栽到了地下，把脸都摔破了。父亲感叹地说：“太缺乏营养！他的食品的热量不足！头部供血不足！站都站不稳！让儿童过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这是犯罪，这是犯罪呀！”
       倪吾诚感慨激昂，倪藻却觉得反感乃至讨嫌。他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不应该当着他的面评头论足，摔了就是摔了，用不着营养长营养短，上哪儿弄那么多营养去？摔破了脸你最好拿一瓶二百二十来，或者一块橡皮膏，如果没有药品和用品，你安慰两句，胡噜胡噜脑袋也行。妈妈就是这样的。“胡噜胡噜毛，吓不着，胡噜胡噜背儿，吓一阵儿。”这是家乡的童谣。所有这些都没有，却在那里夸张地喊什么“犯罪”，不全是废话吗？这种感叹除了败坏自己也败坏所有的听到他的感叹的人的情绪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
       倪藻脸伤以后有两个晚上没有看课外书。他盯着爸爸喜爱的横幅，如读天书，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难得糊涂的难写作“”字，就更让倪藻糊涂。“”是什么呢？一定是“鸡”的另一种写法。鸡又有什么糊涂的呢？
       “这是学问，”倪吾诚说，“就是说，一个人该聪明的地方就要聪明，该糊涂的时候就要糊涂。”倪吾诚给倪藻讲了一些儿子听不懂自己也没懂的话。
       他搞不清父亲。
       毕竟是一个平静的冬天，是倪藻的记忆中唯一一个平静和睦的冬天，是倪藻记事以来中唯一一段和父亲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冬天。父亲译书译文，成天不断地查字典。有时候父亲睡得很晚。倪藻睡了一觉了，醒来尿尿，看到父亲还在灯下查字典。阳历年以后，父亲又找到了新的事由，是在一个中学兼一些课。他按月把薪水交给母亲，这使全家洋溢着一种喜盈盈的气氛，虽然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吵几次，有许多争吵与他有关。
       “吃饭的时候不要吧唧嘴。”当倪藻吃得正香的时候，父亲会发出这样的告诫。
       “他爱吃。”母亲辩解说，而且示威般地边吃边把嘴弄得吧唧、吧唧地响。
       “这样的习惯不好！”父亲又说。
       “你的习惯多好！”倪藻在心里说，父亲的干涉破坏了他的吃饭的兴致。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时倪吾诚咀嚼和吞咽的时候发出了一些声音，“您也在吧唧嘴！”倪藻兴奋地指着父亲。
       “不要用手指别人！”又是新的训诫。
       “你说话专门爱指着人！”母亲揭露说。
       父亲显然要发作了，但是他看了一眼郑板桥的书法，便死皱着眉头忍了下来。
       “天太冷了，把我的手冻坏了！”倪藻放学以后，伸出冻红的小手在火炉上烤，叫苦地说。
       “不要烤手，”父亲又告诫了，然后发高论，“这算什么冷？在黑龙江，在西伯利亚，比北京冷得多。还有北极呢，北极圈里有住在冰房子里的爱斯基摩人。世界上的一些先进国家，每年都派人去北极探险……小娃娃不应该怕冷。”
       全是废话！倪藻判断着。
       母亲已经搭了碴：“你说这些个管吗用？你个当爸爸的不说是给孩子置一件新棉袄新毛衣，也不说是给孩子置一顶新航空帽新毛窝。他这一身，能上北极吗？你上过北极吗？为了省煤我少往炉火里添几块你就发脾气呢，倒让人家上北极！”
       倪吾诚低声自言自语：“愚昧，彻头彻尾的愚昧，简直像白痴……”他的声音自己也听不见，更不敢让别人听见。
       倪吾诚没事时还常常让两个孩子站给他看，走给他看。他要检查他们的脊椎骨是否挺直，两肩是否保持了水平，腿是不是罗圈，走路时脚是不是有内八字或外八字。
       这使两个孩子讨厌得发狂。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性干涉性的所谓关心。倪藻甚至于开始怀疑父亲与母亲的和解究竟是否好事了。当父亲与母亲势不两立时，当父亲常常不回来或者虽然回来他们也奉母亲之命躲着父亲时，他们的生活不是自在得多吗？
       还有整套的繁文缛节与理想主义的高论。见到哪个人该叫叔叔，见到哪一个人该叫伯伯了。什么时候该说谢谢，什么时候该说对不起，什么时候又该说再见了。哪一个词用词不当了。哪一条有趣的新闻并不可靠啦。冬天睡觉的时候也应该开窗户，天好的时候应该到户外做日光浴啦。应该学会自己动手制造文具和诸如——幻灯箱。更应该从小学会跳舞、骑自行车和开汽车……有一些无孔不入的“应该”像投向姐弟俩的一根又一根捆人的绳索，而另一些“应该”则犹如白昼说梦……接受父亲的“教育”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一场灾难啊！
       “你爸爸有神经病，”静宜的评论和对孩子的教育倒很干脆。“不用理他。”她补充说。
       倪萍和倪藻都乐于接受母亲的观点。
       越在家里呆的时间长倪吾诚就越喜欢自己的两个孩子。越喜欢就越关心。越关心就越发现了那从小就暴露出来的种种短处，令人痛心！倪吾诚早就与别人谈论过，救中国只能从救婴儿做起，七岁再教育或者六岁再教育甚至五岁再教育，晚了！越喜爱和关心自己的孩子便越要教育，越教育便越使倪萍和倪藻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倪藻开始把自己的幼小的却是饱满的精力和幻想投向读书。离他的家所在的胡同隔三个胡同，有一座叫做“民众教育馆”的小院子。里面只有一个阅览室，座位坐满可以容纳三十多个人。他第一次去“民众教育馆”是在下学以后由一位高年级同学带去的。由于他年龄过小，刚一进阅览室就听到一声严厉的警告：“小孩儿不让进。”是坐在“柜台”后面、里首的几架书前的一位不搽脂粉、面黄肌瘦的中年女人发出的。倪藻吓了一跳，心惊胆战，面红耳赤起来。“他是来看书的，”大同学说。“没有小人书，”女人说。“我不看小人书。”他争辩说。
       大同学教会了他查索书卡，卡片上传出一种陈年纸墨的气味。一次可以借两本书，他借了《冰心全集》和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
       中年女人不信任地盯着这个孩子，不情愿地拿来了书。倪藻是在这个女人的专注的、严厉的目光的压力下读他平生第一次从图书馆借的书的。也许她以为我是来偷书的，防着我逃跑？倪藻想，他读起书来如坐针毡。而且，有那么多不认识的生字。
       许多字不认识，但更多的字他认识。通过他认识的字，他大多可以猜到那不认识的字。一开始他问了几次大同学，大同学的回答竟是十之八九符合他的猜测，使他狂喜，使他平添了读书的乐趣。至于看得懂看不懂，他也说不清，然而他专心，他感动，他默念着书里的句子，对那些美丽的词藻和美好的含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完全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了。他已经不去管那严厉的、不信任的目光。那目光实际上已经变得温柔和亲切了。另一个管理图书的戴着圆圆的花镜的老人走过来了，中年女人指着倪藻笑着向老人耳语。老人也笑了，他向倪藻这边点一点头。
       这一冬倪藻成了这个“民众教育馆”的常客，馆里的老人和中年女人都认识了他。有时候北风怒号，天阴如墨，阅览室里的炉火奄奄一息，即使原本有几个读者一见天气变了便匆匆还书回家。但是倪藻总是坚持到最后，不到闭馆的时候他不走。有时他也冻得不住地吸溜鼻子，但是他舍不得走。有时候两位工作人员不得不劝告他和说服他早一点离去，倪藻方才意识到如果他不走这两个人也都走不了，于是他无可奈何地、恋恋不舍地还掉书。人虽然离开了设备简陋的“教育馆”，心却还留在那里。
       听到他讲在“民众教育馆”读书的情景，母亲的常常愁苦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笑容。真乖，真好，真聪明，真有出息，她赞不绝口。但是别太累了，她提醒说。姨姨则更兴奋，她自称她自己也是“书迷”。她常常花一点零钱从书摊上租书看。我看的都是闲书，她声明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姨姨开始引经据典。“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她又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然后是一个又一个苦读的故事，最后又是“吗行子那个吗行子”了。
       姐姐对倪藻的读书抱恐惧、反对的态度。“你那么小，读这么多书，脑袋会爆炸的，脑浆子会流出来的。”她说得难听，弟弟便和她打起来了。后来，她挨了母亲一顿骂。
       父亲听了他读书的事非常悲伤。倪藻，你为什么没有童年？他是这样对倪藻说的：“现在还不是你读书的时候。除了上课，你最主要的是游戏。游戏，懂吗？培根和狄德罗，詹姆斯和杜威，他们都强调说儿童最神圣的权利便是游戏！没有游戏的童年是多么寂寞！童年的寂寞感。你不懂吗？当然，你懂。儿童的书应该是彩色的，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儿童的书应该配上唱片。唱片？什么，你连什么是唱片都不懂？没见过留声机？噢，怎么办？儿童的书还应该是香甜的，读完了可以像吃蛋糕一样的把它吃下去……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有一种一切为了儿童的观念。在完全没有这种观念的国家生存的儿童是非常寂寞的啊，我的童年在孟官屯——陶村，就是非常非常寂寞的啊！”
       倪吾诚呜咽起来，抽泣起来了。他的嘴脸难看地扭歪着，他喘不过气来。他摘下自己的眼镜，用手背无效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结果脸上的泪水并没有擦干，手也湿了。
       倪藻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动情。但他感觉到了父亲对他的爱，他感到了父亲的真情，感到了父亲的超乎眼前的一切的美梦。即使父亲说得都对、都真诚也罢。他说这些究竟要干什么呢？他究竟是在维护争取还是在破坏摧毁他的童年呢？他究竟是为了孩子而痛苦，还是像传播瘟疫一样地传播和发泄他自己的痛苦呢？那种夸张的怨天尤人的悲愤，究竟有多少道理，多大用处呢？它能丝毫改善任何人的命运、任何孩子的童年吗？一个关心孩子的童年的人，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在孩子面前大发歇斯底里吗？然而一个高大的男人哭了，为自己而哭了，哭得那样丑，这使倪藻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也许当时的倪藻的思路并没有这样清楚，也许当时他还理不清自己对于父亲的一番动情的感慨的反应。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名词他也还并不会用。但他的惶惑却是分明和彻骨的。这惶惑整整继续了几十年，继续到父亲的死后，而且事后回忆起来，他分明记得当时在“童年”问题上他对父亲的感慨的感慨，是怎样地像向两个方向使劲拉去的马一样撕裂着他的心。
       “别哭，别哭，”父亲止住了他的哭泣，“让我们玩一玩吧。现在我没有事，我愿意和你玩。你可以骑着我像骑一匹马，你可以吆喝，可以用鞭子抽。要不我们两个人斗拳，我只许防守，却不许进攻，你打中我的身体一拳我就伸一回小指头，就算我输。要不你在炕上折跟头，我来保护你。要不……要不弹球？弹球我可不会，可是我可以跟你学，你做我的小先生……”
       后来倪藻选择了“斗拳”。他一拳又一拳地打中父亲的身体，父亲一次又一次伸出了小拇指。倪藻又跳，又叫，又笑，庆祝他在拳击竞赛中的接连告捷。
       第 十 六 章
       阳历年一过，家乡的庄户头张知恩和李连甲就来了。他们住在前门外的小旅店里，给“大奶奶”（这是他们对姜赵氏的尊称）送来了半口袋大枣，半口袋绿豆，一些杂豆，四小篓冬菜，两盘染得红红的肠子，还有一些现钱。这是他们收上来的租子和变卖租子的所得。另外，张、李二人还带来两样以个人名义奉献的土产，一是素火腿，主要是用豆腐皮做的，卷上各种配料，外观像火腿，实际却是素食。这是家乡一个李姓人家祖传独家经营的食品，据说已有了二百多年历史。静珍对此有着特别的嗜好，因此，这礼物算是带给大姑（对静珍的尊称）的。其次是一坛子自己熬的秋梨膏。家乡不是出一种掉到地上就裂就碎八瓣的“酥梨”吗？秋后用这种酥梨熬汤，加上冰糖，熬到浓如蜜汁的程度，就叫做秋梨膏。人们相信这种秋梨膏有润肺祛痰止咳的药效。姜赵氏冬天常犯个心口疼、咳嗽、咯痰的毛病，张、李二人知道，特带此物，以为孝敬。张、李两个人来了，“主”“仆”双方都是叫苦连天。姜赵氏和静珍叙述她们在北京城已经过不下去，急需钱用，对家乡的事再不能马马虎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知恩和李连甲叙述“年头”如何不济，兵荒马乱，日本人派捐派粮，“八路”四处活动，村里人心思变，人心不稳。土匪绑票绑走了乡里的首户夏老太爷，夏老太爷的儿子送去了三千现大洋，土匪却撕了票，把夏老太爷活活用绳子勒死了。加上春旱夏涝，端午节还闹了蝗虫，夏至以后又下过雹子，庄户人家家揭不开锅。现时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五个人盖一条棉被，苦不堪言，给大佛寺里的大佛烧香，向水月庵里的观音许愿都不灵了。这点钱、物，还是他们二人念及大奶奶的仁义，念及大老爷（静珍、静宜的父亲）的好处，跑断了腿、说破了嘴、连蒙带激外加吓唬，硬从庄户人嘴里挖出来的。然后双方一再重复几次相同或类似的意思。然后“大姑”给两位头儿烙饼做饭，还打了点酒来。为了就酒，除了当即切了些红肠子黄素火腿，“大姑”还做了自己的拿手好菜——摊虾酱饼子。卤虾酱是用不成形的小虾小鱼小蟹以及小的贝类动物碾磨粉碎而成，呈雪青色，有一股刺鼻的腥气，为了防止进一步变质，经常要往这种酱里放许多盐，因此这种卤虾酱味道极咸。这种卤虾酱价格低廉，很适合馋于荤腥而又吃不上鱼肉的人吃，四十年代，它在北京是最受欢迎的一样食品。但吃起来太咸太腥，也是问题。于是静珍采取加工措施，往卤虾酱里加一些白面，然后铁锅里放油，将加了白面的卤虾酱摊成一坨一坨，置入热油锅，火候完成后便是色泽紫褐黄兼而有之、间而有之的虾酱饼子。这种虾酱饼子吃起来也许并不是那么好吃，但摊起来味道极爨（读ｃｕàｎ，气味富刺激性之意），腥、臭、鲜、香，应有俱全。每每一闻到摊虾酱饼子的味静珍就心旷神怡，而轮到自己去摊的时候更是心花怒放。
       “主”“仆”一起吃了起来，也叫来了静宜和两个孩子。倪吾诚是最怕虾酱饼子的味儿，更怕摊（换成北京话应该是煎）虾酱饼子时的爨劲儿。而且，他似乎不好意思见这两位庄户头。他自幼反对地主的收租剥削。他没过来。大家一面吃一面不停地自说自叹和互为叹息。想不到大奶奶、大姑、二姑在城里的生活竟是这样艰难！可不是嘛，连喝凉水也得要钱！好像是为了证明静珍此话的真实性似的，说到这里恰恰来了山东人推的滴里滴溜地漏水的木水车。拔一下水箱下部的圆塞，水便涌流出来，装满木筲，挑送给各家。倪萍跑去打开了水缸盖，送水的山东人倒上了一筲水，静珍这边给了水牌子。张知恩和李连甲知道水牌子是用钱买来的之后，为之咋舌。
       都是闹日本闹的，大家一致叹息。然后张知恩与李连甲把话题转移到倪萍和倪藻、特别是倪藻身上来，说是转眼倪藻他们便会成长壮大起来，大奶奶、大姑、二姑的前途光明。他们大概也知道倪吾诚与静宜的不和，他们没提“二姑夫”一句。
       他们长起来又能对我们怎样！姜赵氏与静珍略有不以为然之意。两位庄户头立即正色分析，话不能这么说，外孙、外孙女，自幼是跟着姥姥家的，姥姥家又没有别人，他们就和大奶奶自己的孙子，就和大姑自己的孩子一样。
       静宜对这个话题似乎不太感兴趣，她的眼皮往下耷拉了几次。
       倪藻看着这两个人，觉得好奇也觉得羡慕。两个人都晒得极黑，一看就与城里人迥然不同。两个人脸上、手上的纹络是那样深，那样有力，也使倪藻觉得惊心动魄。两个人手大脚大，连手指头都是那么粗，一定很有劲的吧？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配合默契，滔滔不绝，应对如流，既不乏礼貌奉承同情抚慰，又皆有一定之规，决不具体应承什么，真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而更重要的是，多也罢，少也罢，大枣小豆，都是他们所欢迎的。只是当面对他的谈论，使他尴尬，削弱了他对这两个来自农村的人的好感。
       两个人的到来总算是给这一家带来了些生气。特别是姜赵氏与周姜氏母女。倪吾诚的生病与静宜与丈夫的和解使她们二人若有所失。当然，她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与倪吾诚的斗争，对付倪吾诚的种种手段，攻守进退，胜败得失，差不多构成了她们迁京以后的生活重心、思想重心与神经中心。她们是静宜的有力后盾。她们为静宜出谋划策，一次又一次地，有时候是不断重复地分析倪吾诚的言行举止，提出一个又否定一个再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对策方案。为之悲，为之喜，为之怒，为之忧，为之顿足抱恨或为之拍手称快，必要时甚至可冲上第一线，冲锋陷阵。这是她们对于女儿——妹子的伦理义务，这是她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这也是她们教训倪吾诚、维护道德伦理、争取浪子回头的必要。这使她们每天有事做、有话说、有气生、有劲使。这甚至使她们常常具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兴奋感、战斗感。这甚至使她们忘记了自身的无法说无法想的不幸、家族（姜家）的不幸与整个世道（国家、社会）的不幸。来北京以前，她们的心力集中在与觊觎她们母女寡妇的族人的斗争上，上法院递呈子升堂辩论直到抛头露面面对面地与泼皮痞子们斗，这使她们的生活充实，使她们自身变得团结坚强勇敢聪明干练，使她们在艰难的处境中获得了生活的信心、意义和乐趣。何况她们最后是取得了胜利的，她们维护住了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生活不受侵犯。
       来北京以后不久就和倪吾诚斗上了。记不清是来了三天还是五天，原因是因为吐痰。早晨倪吾诚过来向岳母请安，双方客客气气地说了一些话。姜赵氏嗓子痒了，喀，一口痰吐在眼前地下，然后抬起小脚，用鞋底子把痰蹭掉。倪吾诚出门与静宜议论，说是随地吐痰是一种恶习，是肮脏，是龌龊，是野蛮，能够传染肺痨和白喉、百日咳。说是欧洲人从来不随地吐痰，大家讲卫生，所以欧洲国家日益先进、强大……静宜听了这话已经不高兴了。偏偏这话让姜赵氏和静珍也听到了。偏偏倪吾诚的话里有“龌龊”两个字，这两个字母女三人从来没讲过、没听人讲过、也没阅读过。这两个不常用的字从发音到声调都使她们极端反感，都使她们深受刺激，都使她们认为这两个字一定比她们习以为常的所有骂誓的词语更为恶毒阴险有效。姜赵氏听到这两个字以后气坏了！
       当时姜赵氏是刚到北京。腰里还有变卖房地产的一笔款子。身上穿着崭新的绸裤褂。再说与女婿久别以后初次见面，还须要保持一点矜持。她只骂了两个字：混账！她只采取了一个举动，掼了一只茶壶——茶壶是倪吾诚得知岳母将来京后为岳母买的一件礼物——将茶壶摔到了院子里，摔到了北屋门前，把茶壶摔了个粉碎。
       当时倪吾诚也完全没有想到日后会与岳母、大姨子直至妻子决裂到那种程度。吐痰——茶壶事件使他震惊、遗憾，而且有几分后悔。这样，在静宜的劝说下，他在当天晚上向岳母赔不是来了。姜赵氏态度端庄，冷冷地说赔不是有赔不是的规矩，站在那儿说一声赔个屁不是，要赔不是就跪下磕个头。倪吾诚愕然不知所措，一心希望丈夫与母亲和睦相处的、当时尚未失天真的静宜马上攀着丈夫的肩让丈夫跪下。倪吾诚也就真的跪下了……事后他才觉出了伤心。由于这种伤心，他对这里的诸种肮脏、龌龊、野蛮和恶劣的痛恨增强了许多倍。他对之的抨击增加了许多倍。他的学习欧洲人的文明习惯的热烈的信念坚定了许多倍。
       从此她们与他斗了九年。而最近，在一场振奋精神的大斗之后，谁也想不到，静宜和他竟然和了。和为贵，和了好。和了静宜还用得着她们母女俩吗？和了她们俩还要忙些什么呢？和了她们不变得多余起来吗？这是一个明摆着的却没有人正视过的问题。
       静宜和倪吾诚和了之后，过西屋来得就少了。来了也言不及义，缺少深入的与及时的报道。他们俩打架的时候她什么事都一分钟也不耽搁地对母亲和姐姐说，什么问题都与母亲、姐姐一起研究，和了之后反倒没的说了。没话找话，假装有许多话说也不行。不像。
       这便产生了寂寞和空虚。寂寞中姜赵氏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老话。回想她十六岁以前在娘家赵家的生活。她的祖上有一位大官，代表皇帝到琉球国封王。皇上赐给他一个金牌，牌上写着四个字：如朕亲临。她回想她扎耳朵眼、裹脚的情景。她回想赵家门楼口的一对石狮子。重复完了老话便翻箱倒柜，折腾旧衣裳。没事找事。常常一会儿发现丢了某个袄某个裤某个坎肩以及一块绸子一块布一个顶针一包线。一会儿又找到了这个袄这个裤这块绸子这块布以及这个顶针这包线。两个一会儿之间，她便查问一番。查问会引起反感，反感会引起反嘲反抗反讥。周姜氏与她最为亲近，被查问时虽也反感，但说上两句就能彼此信任谅解，云消雾散。静宜忙于伺候、教育、争取丈夫，再说她也了解理解母亲，虽然也反抗过查问，但都是交手便罢，开火便休。倪藻不属于被查问者的行列，即使偶尔被问上一言半语，他翻翻眼如没听见，姥姥也就罢了。最后查问与反查问的斗争屡屡爆发在姜赵氏与她最亲爱的外孙女倪萍之间了。
       正因为与外孙女最亲，不管姜赵氏找什么东西，不管她需用不需用，只要一刻没找到，只要倪萍在她身旁，她立时就问：“萍儿，你拿了我的（绣）花样子吗？”“我拿你花样子干吗？”萍儿反问，她听不懂姥姥的问题。“我没问你拿了花样子干吗，我问你拿了还是没拿。拿了，你就说拿了，省得我再去找。没拿，你就说没拿，我就得找。挖地三尺我也得找！我那个花样子是个老物件，我十一岁时就按照那个花样子绣花。那兰花，那水仙，那鸳鸯，那蝴蝶……都是现在没有的。跟我那个花样子相比，现时白塔寺护国寺卖的花样子给人家拾屁！”说着说着老太太有点焦躁了。
       “这话跟我说得着吗？”倪萍觉得受了莫大的冤屈与侮辱，近于被诬为窃，“不管是金不换的花样子还是拾屁的花样子，我要它干什么？我要它我不会跟你要吗？谁拿了花样子谁不得好死！”她熟练地用上了家里人最爱用的一条“誓”来了。
       “这个死孩子怎么这样呢，你吃了枪药了吗？你吃了横人肉了吗？怎么不叫说话了呢？你妈你爸爸也不敢对我这样说话呀，你才不得好死呢！”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小吵过去以后姜赵氏充满了今昔之感。远了不说，她的祖上去琉球国封王的时候不说，她的祖父封为翰林的时候不说，她的丈夫被聘为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的校医的时候不说，甚至连她刚变卖完了部分家业，与寡女初进北京时候也没法比了。现在已经没有那时的容颜，那时的仪表，那时的钱财，那时的底气了。现在不要说让女婿下跪，就是让倪萍这个死孩子下跪的气派也充不起了，夕阳向晚，以至于斯！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知向谁？伤感起来只有念林黛玉的诗了。虎落平原被犬欺，老凰离枝不如鸡。除了每年冬季庄户头张知恩与李连甲来时还能听到几声“大奶奶”的称唤，大奶奶的名称和威风早已被人生常恨水常东的光阴冲得无踪无影了。
       经过了几次翻箱——找东西——发现丢东西——查问东西与争吵——找到东西——收起东西——关箱之后，经过随着对旧物的寻找——失却——复得而来的回忆、旧话、叹息以后，终于各箱各物都静静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姜赵氏转而忙于修脚。
       修脚也能修出瘾来。脱下三角鞋，解开裹脚条，先用瓦盆里的热水烫脚，那瓦盆是姜赵氏从家乡专意带来的洗脚盆子。等烫得畸形小脚红了软了，开始用刀削修。一开始下刀很谨慎，生怕弄疼了哪里，连脚趾甲似乎也舍不得切下太多。削上几次以后，削到似痒非痒、似疼非疼的时候就上了瘾了，老觉得削修得不干净、不彻底，而似乎越削得疼越过瘾，而终于削得脚出了血。有一次血还流了不少。
       修完脚还干什么呢？她想用破布头打袈子（北京称袼褙），好做鞋。但季节不对。大冬天的，打上袈子怎么晾晒得干呢？她没事找事地做了些缝缝补补的活。再就是鼓捣煤球炉子了。不管是谁生的火谁在做饭，姜赵氏总喜欢去搬搬弄弄。有时候人家正煮着半截饭她给添几个煤球。她深信若不是她及时添上，煤火必灭无疑。有时别人已经添上了煤球，炉口上放好了军号喇叭形的拔火罐，火说话就上来了，她会下手冒着高温在烟熏火燎中捡起几个已经冒了烟、甚至已经细部燃红的煤球来。她深信她捡出煤球的举动防止了浪费并且促使火上来得更快。还有一点奇特的是，虽然家里煤球火炉所需的辅助器具火钩、火筷子、火铲一应俱全，姜赵氏仍喜欢亲自下手火中取煤，火中取炭，这样当然烫手，有时造成烧伤，至少也弄得两手污黑不堪。她对火有兴趣。她对它好奇。加上一个煤球，减去一个煤球，是没什么关系的吗？再加一个或再减一个呢？再一个再再一个呢？加到什么程度就压死了，减到什么程度就顶不下一顿饭来呢？姜赵氏对于这样一个量与质的关系颇觉奥妙。
       奥妙的煤球炉火，姜赵氏怎么能不惦记它，不鼓捣它？近两个月来，姜赵氏渐渐趋向于垄断这个火了，火是她的宠物，大姑娘静珍或者二姑娘静宜动了火，她会嫉妒的。外孙女倪萍动了呢，她就要骂了。
       鼓捣完了她又常常面对着自己的带着烧伤的黑手叹息，什么世道啊，“大奶奶”沦落到了这步田地！
       还有等而下之的事呢，那就是刷尿盆，姜赵氏对此也有一点特别的兴趣。她喜欢用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出出味”。她认为“出味”是保护某种物品的质地、防止腐臭糜烂、保持清洁卫生的最好的办法。如果一件衣服因为受潮而发出一种霉味，那就要晾晒出来，“出出味”，把它的霉味释放出来，衣服就保住了。如果一个肉馅包子正在变馊，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把包子掰开，使本来难以“出味”的馅与包子皮里子充分地发散自己的味道，这样，包子也就保住了。依于同样的出味法，老太太对尿盆也采取一种特殊的清洁法。
       她们的尿盆都是陶器罐子，更准确点说，应该叫尿罐。所以每天清晨督促孩子们快点起床时，孟官屯——陶村一带的童谣是“谁起得快，老员外。谁起得慢，小尿罐”。这种罐子表面粗糙，滞留性强，而且没有盖。这样的罐子有时一间屋里不是放一个，而是放两三个。如果是陈年老货，如果是冬天闭紧了门窗，其气味之醇厚深重，是可以想见的。这种表皮粗糙、充满沙眼的陶罐是很难洗净的，用笤帚疙瘩（北京话叫笤帚楛哧）刷也很难接触到每一个死角。所以这样的罐子经常挂着白霜。姜赵氏爱采用的方法是，将罐中液体倾倒干净以后，用一壶滚开的热水高高浇去，特别是在严冬，这样一浇立即白雾升腾，浓烈惊人，令人窒息，令人晕厥，却又有些引人入胜。是一番极痛快过瘾的“出味”。静宜与倪吾诚“和了”之后，姜赵氏的生活里缺少了火药味，便把心力放到鼓捣煤球炉与刷尿罐的事上了。
       静宜与倪吾诚“和了”之后，周姜氏的生活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她每天早晨的梳妆打扮比素常又延长了十五到二十分钟，似乎她宁愿多一些时间浸沉在自思自叹自怜自恨自我整容的绝对自我的世界里。而少一点、慢一点睁开眼睛面对这个并无她的吗的现实的空洞。梳妆打扮当中，她的冷笑越来越多、越长、越令人毛骨悚然了。
       她博览群书，家里已有的几本闲书包括《西厢记》《孟丽君》、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还有一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倪藻拿给她的新来的《世界名人小传》，她是反复读、反复看、不厌其详、不厌其烦。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到书摊去租书，言情的、武侠的、演义的、侦探的她都租读，她还租过张资平的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小说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老舍的《赵子曰》与德莱塞、辛克莱、梅里美的作品的中文译本。她几乎可以说是有闲书就读，有读无类。她读得很快，读一遍就能记住故事轮廓，并且喜欢复述故事。她不怕读已经读过的书，似乎每一次读都能得到新的趣味。她很喜欢读爱情故事，关于爱情的描写，还有一些她称之为“粉”（色情）的描写，她都读得津津有味，乐之不疲。但她读时绝不脸红心跳，绝无任何心理生理反应，绝不想入非非。她读这些书时就像在白塔寺看“大妖怪”唱戏一样，不论唱的是《拾玉镯》还是《打面缸》，不论是《人面桃花》还是《尼姑思凡》，都是解闷，都是取笑，都是装模作样逗弄着玩。因此你可以说她读一本书很快就能记住，然而还要说忘得也许更快。如果没有连续读这本书，也没有机会给别人讲这本书，她一定自以为已经忘了这本书，她也决不会再想到这本书。大概正因为如此，她才能随时保持重读的兴趣。至于是不是真的忘了这本书，那倒也不一定。假若有人给她提起一个头来，她又常常能把已经忘了的书的故事重新想起来。
       与读书相较，还是弄点吃的实惠。自从张知恩、李连甲来的那时摊了一回虾酱饼子以后，静珍对于虾酱大大增加了兴趣。她又摊了几次饼子，摊得满院腥烟。她与“热乎”交流了吃卤虾酱的经验——随着静宜与吾诚的和解，她与“热乎”的关系也和解并大大亲密了。她按照“热乎”介绍的先进经验并在“热乎”的直接指导下，往虾酱里和一点白面一点杂和面，蒸二十分钟，虾酱定成坨坨，样子有点像蛋糕。然后倒一点小磨香油于虾酱坨坨上，就酒、就窝头，风味绝佳。再一种办法就是生吃，但要有香油，有葱白。这样吃由于未加辅料，比较咸、鲜、爨，就窝头吃能多吃半个。吃上几次以后虾酱的刺激力似乎也有所减弱了，便吃臭豆腐。就着臭豆腐吃酒，使酒的杀嗓子的辣味与豆腐的刺鼻子的臭味相融合相抵消，似乎也与她的一切烦闷气恼焦躁相抵消了。
       我今天做什么呢？在周姜氏的每一个早晨，在她的生活的道路上的每一天的开始时分，都有这样一个恼人的老问题横在面前。沉重如山，无形如烟，无边如天。我今天做什么呢？她永远答不上来，她永远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她永远为这样的问题而痛苦，甚至是羞愧。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事可做的人是多么羞愧啊！而这个问题这一冬更加尖锐了。
       我今天……做肉饼。这是她的高档一些的独家享受。在肉类里，她宁可选择羊肉，正因为羊肉有一股子膻味，能使她得到某种特殊的满足。她把肉剁成馅，再剁些姜和葱，和在一起，这叫做“一兜肉丸”的馅。即使是好年成也不是常常能够吃到的。吃“一兜肉丸”馅是一件大事情，她全神贯注地做皮和做馅。她的馅饼的做法也与一般的圆馅饼不同。她和好面，擀成一张面皮，用手抻抻扽扽，把面皮拉扯成近乎矩形，摊下一部分肉馅，约占面皮面积的三分之一，把这部分肉馅连同面皮折一百八十度翻过个来。再在翻上来的面皮上放一部分馅，包起，按平按实，放入饼铛（平锅）中煎烤，这样，就是一种长条状、三层皮两层馅的特制馅饼。静珍称之为肉饼。上、下两层面皮煎烤得焦黄，中间一层皮鲜嫩软柔。吃这种新出锅的肉饼时，她常常兴奋得脑门子上汗珠缀满，口水与馅里的油水混合在一起向下滴答，烫得丝里哈拉，香得丝里哈拉，咬了一口以后，皮断馅撒，肉饼也变得丝里哈拉起来。
       “我今天可是吃肉饼！”她事先就发出了正式的宣告。脸上显出一种严肃的、无可商议的、聚精会神自顾自的表情。她的话里的潜台词是你们要吃你们也做。我做了只管自己吃，我可不给你们，你们可不要馋得慌，你们可不要跟我要，勿谓言之不预！
       “吃就吃呗！”静宜冷冷地回答。有时候还加上一句：“爱吃吗吃吗，谁敢挡着你？”有时候加上另外的一句，“吃就吃呗，谁不让你噇（读ｃｈｕáｎｇ）了？”
       把吃饭说成“噇”，这里有一种不友好的，侮辱的味儿。
       静珍不理会这些反应。从宣布吃肉饼到做出肉饼来，她的表情是决绝的、排除万难的、无笑容的。要一直吃到快饱的时候，丝里哈拉了一阵子以后，她才会由衷地笑起来。如果肉饼做多了，她会叫孩子过来吃一点。至于母亲姜赵氏，她们之间是有默契的。做肉饼的时候，姜赵氏如果也想吃，就来帮她一起操作，她欢迎。如果姜赵氏不想吃，姜赵氏便不理睬她，她也不必在吃肉饼时表示任何谦让。
       这样她的严肃态度事实上主要是针对妹妹的。静宜感到不快，但也没有办法。她有时候公开唠叨一下，抱怨姐姐做肉饼时在饼铛里放的底油过多。馅里放油吧，锅里也放油，也不是还想不想过日子……如此这般。静珍有时不理睬，有时也反唇相讥。但她的精神集中在肉饼上，她并不注意妹妹的评论。
       遇到吃肉饼的时候静珍很注意错开时间。如果是中午吃，她梳完头就开始准备，不到十点就吃开了。如果是晚上，连午睡时间都随之缩短，可以不到四点就把肉饼吃完。这就避免了因共用一个火而发生冲突，使得静宜在占用火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而由于提前进餐而扩长了的饭后时间，更使得她能从容反复地回顾肉饼的美味。
       再一项高档的享受就是羊头肉了。晚间来了卖白水羊头的，静珍遇到腰里有点钱的时候，便把人叫住。提着一盏忽闪忽闪的、昏暗的桅灯的贩肉者蹲在她们的院门口，从提匣里拿羊头，放在清洁的小案板上用明光光的菜刀将肉切成比纸还薄的半透明片，放在一张裁好的旧报纸上，撒上胡椒盐粉，递给静珍。用这个下酒，当然比臭豆腐强多了。而因为给得极少，切得极薄，拿在手里时似乎扑扑棱棱好几片，吃完后但觉嘴里有肉与胡椒的香气，腹内却全无肉感，这反而更增加了羊头肉的吸引力。
       妹妹与妹夫“和了”以来，张知恩、李连甲来过以后，静珍为自己做吃的的积极性大增，投入的力量大增。这不仅引起了静宜的不满，抗议了几次也口角了几次，而且姜赵氏也提出了自己的非议和忠告：大姑娘，你别忒（太）倚能（逞能）喽，成天价个人单做，算个吗呀，咱们可得和和美美过日子呀！
       静珍听了母亲的话，默默无语。但听多了也烦，便突然恶狠狠地反驳道：“要嘴一张，要命一条，要钱没有。要给吃就吃，要不给吃咱们挨着，饿着，饿半个月不带哼哼一声，哼哼一声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饿死了喂狗，狗不吃喂苍蝇。谁想吃自己做，不想吃闭住嘴。吃一天算一天，吃一顿算一顿，一顿也没有了我掏（投）生去。掏生成人我吃肉，掏生成狗我吃屎，掏生成猪我挨刀……”
       “这是吗对吗呀！”姜赵氏喊了起来。静宜听到后过来批评姐姐忒（太）“匪类”，然后是倪萍也参加，然后是倪藻也参加，然后大家都攻击静珍。然后静珍大笑：“不就是馋的吗？馋死你！我就是吃，就是不给你！”最后大家也笑了，觉得静珍可笑，似乎还有点可悲可鄙。静珍也觉得自己胜利了，不但单做了，单吃了，而且气得一帮人丑态百出。然后肉饼或者虾酱饼子吃完，静珍抹抹嘴满意了，大家也吃别的饭去了。饭后的气氛还是团结的，各人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唱什么唱什么。
       这样又吃又斗、又斗又吃几遭以后渐渐觉得没了意思，没了意思便和披头散发、忙个不停的邻居，好事的同乡“热乎”来往得更多了。“热乎”知道许多城乡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她特别需要一个听众。过去静珍与“热乎”的矛盾说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需要静珍做听众与静珍拒绝做听众之争。“热乎”也需要静珍向她陈述有关这个院子、特别是有关倪吾诚的信息。过去她们间的矛盾也是要求陈述与拒绝陈述之争。现在，静珍大体上仍然拒绝充当“热乎”面前的报信者、陈述者，却很乐于做她的听众了。
       她尤其喜欢听“热乎”讲她们住家的胡同东口一个小门里住着的野鸡（妓）的事。
       “热乎”讲起“野鸡”来眉飞色舞，口水四溅，说中有笑，边笑边说，笑得弯腰，前仰后合。而且一讲起“野鸡”来她的家乡话特别传神，她的嗓音也变得粗哑起来，还哞哞地模仿一些声音，近乎口技。静珍微笑着听着，津津有味却又保持着距离。听完“热乎”的成套成套的关于“野鸡”的缺阴（德）的话以后，静珍更加断定“热乎”是一个心坏口坏的坏人。她对母亲和妹妹说：“‘热乎’成了不是东西啦，少理！”
       倪藻下学回家时听到了“热乎”的话，他问姨姨：“‘野鸡’是什么？”“小孩子家别问那个！”姨姨神态严肃，拒绝解释。倪藻却听出了她们是在嘲笑谩骂诅咒一个可怜的女人。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越是不幸的人越是要蔑视和糟践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不幸。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静珍没有自己单独做饭也没有读闲书，正一人独自坐着无事地自言自语，“热乎”叽叽嘎嘎地跑跳而来。“妹子，”她亲切地叫着静珍，“我借来了一本《金钱神卦全书》。人家不肯借我的，是我说了好话行了礼起了誓，起誓不给不敬神的人看，才借了来的。我们一家子都算了，比写上的还准呢。你个人算算好不好，我拿来给你算的，不等天黑我就得把它拿走。孩子他爸爸不让我拿出来呀，你知道吧。”
       “热乎”拿来一本又脏又破的木板印刷“卦书”。还有一个小荷包，荷包里放着七个铜钱。七个铜钱按字和幂的排列，一共组成一百二十八卦。占卜和查卦辞的方法“热乎”就热热乎乎地讲了半个钟头，有许多地方前言不搭后语，讲法自相矛盾。幸亏静珍还有灵性，斟酌审度，无师自通，校正了“热乎”所传授的数个错讹，使“热乎”惊叹赞佩不已。
       书籍的破旧令人神往。七个铜钱居然能组成一百二十八个卦象令人叹服。一百二十八这个数似乎有点学问，说不定是什么星宿之数。卦辞翻来查去，查错一个字底下全错，那样的卦辞便如天书，增加了卦书的神秘的魅力。其实静珍虽说相信命定，相信冥冥中的神秘却不怎么相信某种具体的偶像、宗教、迷信的方式程序。对于“热乎”所说的“金钱卦”的灵验，她也是未必相信的。但她很快地在与“热乎”的讨论中与占卦的实践中被神卦所征服了。
       她倒出铜钱，两手合拢把铜钱捧起，摇动手中铜钱，发出一点金属的响声，闻到几分铜臭，嘴里念念有词，然后一撒手，按下落顺序及地点排列起来，是“幂幂字幂字字字”。急出一身汗，头大如斗，总算查出来了，卦辞是：
       孤云野鹤委红尘，
       桃李纷纷总是春，
       沧海月明珍有泪，
       树高千尺叶归根。
       尾注是：求官难得，求财有望，病情好转唯难以除根，失物可寻但少安毋躁，宜静养，宜沐浴，宜斋戒，宜省亲，宜经商……
       这卦辞使静珍蓦地一惊，倒像在哪里见过似的。特别是“沧海月明珍有泪”一句。她是知道唐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句的，这里偏偏不说珠而说珍！珍是什么？珍是何物？珍不就是她吗？这卦辞静静地分躺在全书的从头至尾，不就是等着她来占卜吗？沧海月明，静珍有泪，天乎！天乎！
       “热乎”识文断字比静珍差远了，她纠缠着静珍给她讲解卦辞。静珍刚要张口，生出一个心眼，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她便敷敷衍衍，说是自己也看不甚明白。
       静珍心怦怦跳起来，她要再算一个卦，如果这个卦再能紧扣住她的遭际，她准备从此坚信神明、一心向善。她这样祝祷着再次把七个“金钱”捧在手里摇个不停，几次想撒手，又几次想再祝祷一番，坚定一下心意，以求更灵更灵的本命卦。最后，终于排出了幂字幂幂幂幂幂的卦象，独“字”居二，单此卦象已使静珍触目惊心，查下去，卦辞是：
       
       静如处子动如风，
       喜怒悲欢非不同，
       雨过天霁风物好，
       欲求还与……
       底下三个字没有等查出来，卦书被“热乎”拿走了。
       “热乎”本来是找静珍一起探讨卦书的秘密的。没承想静珍一占卜就上了瘾，只顾自己占卦却把她晾在一旁。“热乎”问十句，静珍答不上一句，自己吟咏思索倒是津津有味。这使“热乎”大为不满，心想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书童琴童了？便终于没让静珍把第二个卦辞查抄完。
       若不是神卦灵验使静珍觉得心存崇拜，心存畏惧，她真想立即跳起来将“热乎”大骂一顿。但她这次硬是控制住了自己。从两次卦辞（第二次是不完全的，这更令人纳闷）中，她似乎确实悟到了一些什么。她得到了安慰。她倾听着命运的含糊而威严的低语。她懂得了虽生犹死的生。她凄凉。
       又有什么可凄凉的呢？
       第 十 七 章
       他们、她们就这样迎来了一九四三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年的大年初一。腊月里，南京汪政权发布布告：对英美宣战。虽然这种傀儡戏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仍然使生活在沦陷区的那部分中国人益发感到气氛紧张，生计艰难。
       所以大年三十“送财神爷的”更受到市民的重视。大年三十下午才三点多，姜静珍已经“请”了一张红不红绿不绿的“财神爷”来，将“财神爷”恭恭敬敬地贴在墙上，并给“财神爷”磕了一个响头。无非是要求财神爷保佑自己在未来的一年能多吃几次肉饼和羊头肉，能不缺烟不缺酒。倪萍和倪藻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管“发财”，虽然觉得不可理解、将信将疑，但给他磕个头却并无损失，起码不会比不供他更坏事吧？这样，倪萍和倪藻便觉得给财神爷磕头是一件乐事了。
       结果对“财神爷”的到来最冷漠的倒是姜赵氏。给“财神爷”磕头，她已经磕了四十余年！未见财神爷显过灵，只见日子愈过愈难。年头赶成这样，发财云云，实在是糟改。张知恩、李连甲来过之后，她的情绪更昏暗了。
       实在是看不到一丝希望。女婿改邪归正了？她根本没这样想过。倪吾诚是灾星，是异物，是怪物，还不如绑票的土匪。绿林生涯，那也算自古有之的一行。而倪吾诚呢？他到底算是个吗呢？
       但当一个贫苦的小孩趸了“财神爷”，敲着他们的院门，高声喊叫送财神爷来了！而倪藻竟回答有了，不要啦的时候，她慌忙制止。怎么能说不要财神爷了呢？这不是把请财神爷、敬财神爷的心意全否定了吗？对于一个声称“不要（财神爷）啦”的家庭，财神爷还想照顾、还准备应验吗？她教授倪藻，再来送财神爷的人的时候，不能说“不要啦”，而要客客气气、文文明明地说：“请过啦！”这样，财神爷才不会嫌弃，不会恼怒，不会误解。多么小心眼的财神爷呀，即使永辈子不显灵你也不能得罪呀！
       然后包了素饺子，给“神主”——祖宗牌位烧香上供。是姜家的而不是倪家的祖宗牌位，倪家的祖宗牌位天知道哪里去了。
       “现在是诸神下界，诸神就是所有的神都下界了！”给神主烧过香、磕过头以后，姜赵氏向外孙外孙女宣布说。
       似乎满天都有神灵翱翔。寒冷而阴霾的天空因为静寂和高远显得确有些神秘。各个煤炉的浓烟、香烟与稀稀落落的爆竹的余烟之中似乎确实蕴藏着什么。似乎到处都有一种希望，一种敬畏，一种启示与一种辉煌。倪藻感到了一种充实和升华，他第一次知道过一次年有这么重要而人对于每个“年”和每一年都抱着那么大的热情和信仰。院里放着芝麻秸，踩在上面吱咯吱咯地响，这叫踩碎（岁）。各处传来稀稀落落的，但仍然不失为快乐的鞭炮声。从火炉上飘来了阵阵肉香。为了过年，他们家竟然一次买了一斤肉。肉正在和花椒、大料、酱油一起，咕嘟咕嘟地炖着。在素日极少知肉味的家庭，炖肉香实在令人痴醉，令人销魂。另外还有一点肉，静珍和静宜正在交替着剁馅。大年三十晚上她们剁肉馅剁得震天响，已经剁得很细碎了还要剁，剁成了肉泥了还要剁，然后剁菜，声响也特别大。再听听墙头这边墙头那边，到处是一片剁馅的声音。
       “大年三十剁馅，是剁‘小人’！”姨姨解释说。
       真有趣。原来有一种人是“小人”，而这样的“小人”在除夕之夜被剁成了肉泥。剁“小人”的声音比爆竹的声音还要响。
       第二年呢？第二年除夕之夜又要剁一次，说明又有了“小人”。家家都剁，说明家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小人”。“小人”可真多！
       后来又把北屋的一个灯泡从能翻动的窗缝中拉了出来，小院子被照亮了，夜空显得更黑。黑色的夜空里升腾着氤氲，闪烁着微光。似乎还有许多影子飘来荡去，那就是“诸神”的身影吧？
       倪吾诚显得轻松悠然。他似乎想唱歌，咳嗽了几次清嗓子，唱了两句岳飞的《满江红》，却终于没有唱出来。后来就叫倪萍和倪藻。孩子们去了，他说：“我教你们说咱们家乡的歌谣，过年的歌谣。”他又清了清嗓子，念道：
       糖瓜祭灶，
       新年来到，
       闺女要花，
       小子要炮，
       老头儿要个新帽头儿，
       老婆儿要副新裹脚。
       “谣”的内容颇为无趣。他念得南腔北调。念完，孩子无任何反应，他也觉得尴尬。便不再理孩子，拿起外文书来读，读了一会儿，读不进去，他便找静宜，说是他要给老太太与姐姐拜年行礼。静宜受宠若惊，便去报告。二位说：“等初一吃饺子的时候再说吧，现在不必来了。”二位的回答使静宜扫兴。偏偏一直跟着母亲并睁大了眼睛盯着姨姨和姥姥的倪萍说了一句话。她说的是：“只要我妈和我爸爸一‘和’，我姥姥和我姨就不乐意。”这句话一下子把三个大人都惊呆了。
       沉默三分钟以后，三个人一起骂起倪萍来。骂的话相当狠重，骂得倪萍面如土色，翻起了白眼。连并没有听全也没有在意去想那些“骂誓”的内容的倪藻也内心怦然起来。这正是众神下界，说什么都能被神听到，说什么都能应验的严重的时刻啊。倪萍究竟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招来了这样愤怒的斥责呢？
       倪萍一直翻着白眼，面如土色。但不再有人注意她。
       终于，馅也剁好了，肉也炖熟了，芝麻秸也已经碎到再怎么踩也不出声的地步了，对财神爷与神主的致敬也已进行过多次了，没话找话的话和有意说的一些吉利话也已经都说完了，午夜已过，人们的上眼皮已经与下眼皮打起架，大家准备睡觉。
       就在这个时候，倪萍突然哭了起来。那不是一个孩子的哭，而是一种远远超过她的年龄的撕肝裂胆的哀嚎，哭得那样痛苦、那样决绝、那样疯狂，只一声就使全家都傻了。
       大年三十晚上，最最关键要紧的时分，倪萍整整哭了半个小时，哭得全家人面如土色。包括倪藻在内，全家的人都去劝解、慰问。一开始静宜也还想申斥几句加以制止，没有任何效果。倪萍哭起来了，两眼发直，全身发抖，披头散发，哭得喘不过气来。哭得鼻涕眼泪大把抓，一面哭一面往地下擤鼻涕，擤得满屋满地，泪水多得也如涌泉。这样哭的时候她不可能听到任何人说话，不论是好话还是坏话。全家人都傻了，都愣了。
       哭了半个小时以后，完全哭哑了嗓子的倪萍断断续续用可怕的嗓音诉说了自己的冤屈和痛苦。原来她是说人们竟在大年三十晚上骂她，过去她们也老骂她，想到人们骂她的那些个誓，想到如果她“着”了这些誓将出现的惨状，她觉得无法活下去了。
       真是令人震惊！原来倪萍对所有骂人的话都那样认真，原来骂人的话有那么恶毒、那么大威力，原来倪萍记住了每个人（包括倪藻！包括倪藻！但没有父亲倪吾诚）近年来骂过她的话，而且她念念不忘每句骂人的话的意义。原来竟有那么多人次是那么随便和不经意地就骂了她，那么随便和不经意地用了一些骂人的话。倪萍终于忍受不了啦，倪萍终于崩溃了，倪萍终于反抗了。
       “我看需要送医院，”倪吾诚面色苍白地搓着手说。
       “爸爸你去，爸爸你走！”倪萍厉声说，倪吾诚不敢多话，只好不放心地离开了倪萍。
       倪萍继续哭，哭得别人也都落下泪来了。
       倪藻慌慌乱乱地劝慰姐姐说：“不论是谁，所有骂你的那些个话，那些个誓，全不算了，全不‘着’，你别哭了，全不算，全不着！”
       “全不算？全不着？”倪萍圆睁着眼睛问。
       “全不算！全不着！”回答异口同声。
       “你说，着不着？”倪萍突然跳起来，跳到姥姥的跟前，抓住姥姥的胸口，大喘着气说。
       “快说不着，快说不着！”静珍和静宜协同催促。
       “不着不着一千个不着一万个不着！”
       “要是着了呢？”倪萍穷追不舍地问，她的表情更可怕了，使见过各种世面的姜赵氏打了一个冷战。她毕竟是最疼爱自己的外孙女的啊。然而，方才倪萍回忆起的，骂倪萍最多的也是姥姥。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是着我一个人着！”姜赵氏发狠地说。
       “好！你个人着，你个人着，你个人着，你个人着！”倪萍伸出自己的鸡爪一样的右手，用食指指着姜赵氏的鼻子反复强调说。然后，“你个人着”似乎变成了一种咒语，倪萍越念越快，听起来似乎是“你哏着”，然后听起来变成了“哏着哏着哏着哏着哏着……”倪萍半闭着眼，千遍万遍地念着。
       整个的姿势和语言是如此奇特，静珍强忍地通过鼻子笑出了声。
       半闭着眼睛念咒的倪萍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姨姨的从鼻子眼里发出的笑声立即被她听到，她放开姥姥，坐在地上又疯狂地两手乱抓乱挥，两脚乱蹬乱踹地哭了起来，泪水和鼻涕满身满衣满地。
       众人都骂静珍，静珍也发了狠，她喝道：“是我的不是了，我自己掌嘴！”说着她就要自打嘴巴。倪萍一跃而起，用方才对待姥姥的同样的姿势揪住姨的胸口，指着姨的鼻子，如法炮制地问完了“着不着”并获得了满意的答复以后，“你个人着”，“你哏着”“哏着”地念起咒来了。
       大约进行了三分钟，大家肃然凝神静坐。然后又转回到姥姥这儿来，没再提问，只是找补着又念了数百遍“哏着”。然后是对母亲。最后是对弟弟，弟弟也绝不例外。倪藻胆战心惊地承认了自己过去骂过姐姐的一切话等于骂自己，认可了“个人着”。最后他又强调说：“不光我骂你的我着，不论是谁骂的，要是着也是我着。还不行吗？”
       “不许说‘还不行吗’！”倪萍哑声叫道，她的眼睛又圆起来了。倪藻连连称是。
       一一进行完“反骂”程序后，倪萍站在西屋当中，像轰鸡一样地摊开两手向上向外轰，一面轰一面叫着“噢——什，噢——什”。她自己解释说，她这样来驱散人们骂她的、威胁着她的生存、纠缠着她的灵魂的那些个话誓。
       然后稍稍平静了下来，然后打水洗脸。然后弄来一点炉灰，倒在地上的鼻涕和泪水上，守一守，扫出去。然后倪萍准备睡觉，叠自己的被窝。她忽然把自己的被子叠成一个小方块，而且叠得整整齐齐，用手拍，用手量，扽边抻角，一丝不苟。静宜对她把被窝叠得这么短这么小提出异议，她厉声道：“少管！”她的脸上显出了不惜再进行一次决战的表情。没有人再敢说什么。人们悄悄离去。倪萍就这么着钻进了小方被窝，缩成一团度过了除夕之夜。
       从这一晚上起每天晚上临睡前倪萍都要来这么一次，把妈妈、姨、姥姥、弟弟叫到西屋，提问，“念咒”“轰鸡”，叠被，所有的“功课”一丝不苟。稍有不如意便号啕大哭，大年下这样干，强悍如静珍者也一筹莫展。初二晚上“念咒”的功课已经快完成了，静宜叹息了一声，说了一句：“我的妈哟！”立刻全不算了，重新哭，重新闹，从头做起。倪萍的脸色铁青，绷得紧紧的，饭也不怎么吃了。一个儿童而能有这种脸色这种表情，确是令人战栗。倪藻干脆认为，他的姐姐要死了。和她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初三有一个女生来找倪萍，倪萍见了同学倒还有说有笑，并无异常，叫倪藻心情松宽了些。那位女同学一走，倪萍的面容神态立刻恢复到了铁青状。倪藻真觉得难受极了。
       应该送倪萍去医院。倪吾诚这样提出来，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反对。要去医院你应该先去，静宜说。是的，我也该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精神病的，吾诚愤然说。在你那个外国呢？你那个外国好？我看你那个外国三分之二的人是疯子！静宜反唇相讥。“说得好极了！”吾诚兴奋起来，“十多年了，你还没有一次说过这样聪明的话呢！”倪吾诚真诚地赞叹说。“我真想啐你！”静宜答道。
       倪萍的这一段插曲给倪藻的内心留下了巨大的创痛感。他这才知道了语言的厉害，骂人的厉害。后来他长大了，他也知道了“大批判”的厉害。他搞语言学，他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专题，应该研究一下各个民族语言中的骂，包括诅咒。“大批判”也是一种诅咒，政治诅咒。这里也反映文化，反映民族性，充满着独到的乡土色彩，包含迷信，包含性压抑与性野蛮，包含着阿Ｑ主义……
       倪萍的例行功课像阴云一样遮盖着这个小院子的天空。但这样的功课居然也被接受下来，习惯下来了。每晚他们聚在西屋，不动声色地接受倪萍的功课，完成以后该说什么说什么，该笑什么笑什么，该吃喝什么吃喝什么。只要在功课进行中保持肃静（功课进行中是绝对不容许轻忽不敬的），功课完成后他们的表现如何倪萍并不介意。作为对于“骂誓”的反驳，也许这项功课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这是一种神经战，一种神经对神经的抗议。但叠被窝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十分钟、二十分钟，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叠被窝？为什么必须叠得那样整齐、见棱见角见方？为什么叠得那样小，完全不顾自己的身高？看到倪萍这样一个十岁多了的孩子钻到那么小的被窝里简直让人觉得痛苦和残酷。简直像是对身体的强制变形和收缩，像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你简直无法相信她会、她要、她非在这样小而方的被窝里睡觉不可。不论当时还是以后，这都使倪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他曾经试图与姐姐讨论一下这件事。他刚张口，姐姐便回过头来翻了他一眼。姐姐的面容和眼光立即冻结了他的舌头。
       时日迁延，倪萍的例行功课渐渐趋于平淡重复单调，似乎开始变成习惯性的应卯，不再具有初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气氛了。倪萍的提问与“念咒”所需时间，已暗暗减缩了许多，之后的叠被窝，也稍稍不那么认真、不那么齐整也不那么狭小了。倪藻觉得庆幸，正像这个灾难是莫名其妙地发生的一样，它也将稀里糊涂地消却了。
       就在这个时候，正月十五元宵节后的一天，当倪萍用正常多了的神态向姨姨“提问”的中途，姨姨突然要打嚏喷（读ｆèｎ）。静珍打嚏喷与一般人不同。每次打嚏喷前，她先感到鼻腔、口腔、眼皮、颧骨和整个面孔的奇痒，好像有一团棉花堵住了她的鼻孔。她窒息，她硬是打不出这个嚏喷来，越打不出嚏喷越憋得难受，越憋得难受越觉得奇痒。奇痒像一条小蛇在她脸上盘旋，于是她的眼睛下面鼻梁两边的肌肉一抽一抽地收缩，收缩得眼睛左挤、右挤、两眼一起挤，然后一种痉挛性的收缩在整个面部运行。每遇到这种状况，姜赵氏无反应，静宜和她的两个孩子却看着她忍俊不禁，不由得会笑将起来。静珍打嚏喷的前期动作，竟成了孩子们欣赏的一项“乐子”了。
       经过大约三秒钟的奇痒动作以后，静珍开始一面收缩面部肌肉一面舐舌头和下意识地啐唾沫。这样再有大约一秒钟，才啊——嚏一声，打出一个嚏喷来，使观者也随着长出一口气，分享了她终于打出嚏喷的痛快。
       但还时不时的有另一种情况。静珍忍受了以鼻孔为中心的令人发指的奇痒，她做出了各种逗人喷饭的怪相，唾沫一星半点，然后两星一点地啐了……却终于没有打出嚏喷来。这是何等的遗憾啊！
       这次倪萍对静珍的提问已经快结束了，静珍忽然要打嚏喷。她的鼻梁两侧的肌肉开始抽搐，但倪萍一下子没有看出来。姨姨忽然拒绝回答她的提问了，这使她痛苦和愤怒。“你这是干吗呢？你干吗不言语了呢？”她痛苦地嚎叫起来，推她姨姨，摇她姨姨。她姨姨说不出话，又因为她的干扰而不能做到顺利地继续并加强她的面部肌肉运动。她直瞪着眼看着外甥女，一声不吭，活像故意装聋作哑。倪萍哭了，并且拿她的脑袋顶她的姨。
       结果静珍竟没能把嚏喷打出来！静珍大怒，终于暴跳如雷。她绝对不能容忍你干扰她的打嚏喷，正如不容干扰她的梳妆。你可以看哈哈，你可以嘲笑，你可以事后向她提出劝告、意见或当面说挖苦、侮辱的话，但当时你绝对不可以干扰她。她打过嚏喷后静宜就曾经发表感想说：我的妈哟，简直是妖怪！这样尖刻的评语静珍听了也不过是嘿嘿一笑而已。
       但倪萍的当场干扰触动了她的大忌，她骂道：“什么死孩子，一天一天地折磨我老婆子！个人活腻了出门跳井撞汽车去，整天价在这里损（读ｓｈúｎ）吗呀！疯不疯，傻不傻的，抽的哪一门子的邪疯……”
       可以想见倪萍的反应。她满地打滚，最后哭得牙关紧闭，满口白沫，浑身抽搐，闭住了气。
       爱女心切的静宜立即用“没有人心眼”“歹毒”“缺阴（德）”“对孩子下毒手”“你才抽邪疯，可你的是羊角儿疯”“不得好死”之类的成套骂语向姐姐发起了冲锋。还能怎么样呢？一场混战。倪藻也站在姐姐、妈妈这边说话。姜赵氏表面上超脱，似乎是劝解双方，实际的话却又向着静珍，这又引起了静宜的反驳和静珍的怒吼和倪萍的哭叫。
       最后大家都累了，平息了，互相批也批完了，都觉着该睡了。倪萍突然以意想不到的顽强与冷静走到她姨面前，仰头正面看着姨姨，继续“战前”的“提问”。
       静珍也以意想不到的冷静和合作态度规规矩矩地完成了被提问。
       这一天的“功课”，仍然如仪在深夜完成。在倪藻睡下以后，他恍惚听到了姨姨打出嚏喷的声音，他觉得这真是不幸中的一幸。
       第二天一早，姜赵氏与静珍宣布她们要回家乡去办事，说完，静珍就出门买火车票去了。
       静宜头天晚上的怒火未消，她认为她们的宣布回乡是一种示威，因此未予置理。
       中午静珍坐着洋车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张火车票。
       立刻，气氛改变了。
       一下午，姜赵氏母女三人沉浸在一种温情脉脉的惜别的气氛之中。
       “我们去不多少日子，多则两月三月，少则十天半月，我们就回来。”姜赵氏说。
       “你们快点回来吧……别看在一块儿打，这一说走，我简直就丢了魂儿。”静宜说。她眼圈红了。
       “那还用说吗，咱们都是亲骨肉，亲手足……家里也得去看看了。张知恩、李连甲就算不易，可毕竟主家有人没人大不一样。咱们那点地，现在越来越没有进项了！”静珍边说边长叹不已。
       然后又互相说了许多知冷知热、关心体贴的话。静宜指一指北屋说：“嫁了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行子，有吗法？谁知道他过一个时辰想吗干吗？你们再走了，我有点事找谁去？”静宜终于哭起来了。
       “说吗咧，说吗咧！”静珍叹道，“遇到事你记住，沉住了气。说下大天来你个人得有个人的主意。妹子你放心，我们去去就回来。姜家的产业是咱们娘儿仨的，别的兔崽子休想动分文！我呢，我是没儿没女，活一天算一天。咱娘也没有别的人。妹子，你的丈夫虽然不是东西，可是你有儿，你有孩子。我们除了指靠你、指望你，再没有别的指望，再没有别的依靠！你就放心吧，姐姐为你，姐姐为萍儿藻儿是两肋插刀，万死不辞，上刀山下油锅，不带眨一下眼的！”
       “我是不放心咱娘，这路途上……”
       “有我呢，我既是贞节烈妇，又是孝女……我要不是为了娘，为了你们，二百年前我就上了吊啦，绳子我都找了好几条了……”
       “这不又说起疯话了！”姜赵氏责备说。
       “这是打个比方罢了。”静珍揩了一下颧骨上的眼泪，又是一声喟然长叹。
       “可现在天还冷，又刮着北风……”
       ……告别的时候，三个女人和两个孩子都流下了眼泪。姜氏姐妹二人相互千叮咛万嘱咐，哭出了声，最后是洋车夫催促说，再不走他就不管拉了，这才洒泪而别。洋车启动的时候倪萍哇的一声哭，张开了大嘴。衣衫褴褛，棉裤腿扎得紧紧的洋车夫，用异样的眼光回头看了倪萍一眼。
       第 十 八 章
       不到半个月姜赵氏与周姜氏便从家乡回来了。立春早过，九九消寒，又是一年春草。倪萍和倪藻还有倪萍的一个女同学正在一起踢毽儿。静珍回来了，背着一个大包袱，提着一个柳条筐，满脸风尘，又黑又瘦。不顾外甥和外甥女的欢呼，她迫不及待地劈头先问一句话：“你姥姥呢？”
       两个孩子不知如何回答。
       进了院子，见到静宜，静宜正在扫地，听到动静刚要转过身来，还没有见到她，她急问：“咱娘呢？”
       一句问话收起了见到归来的姐姐后静宜脸上出现的笑容。她一怔，终于明白，急急反问：“娘没跟你一起回来？”
       “这么说娘还没回来？”
       “娘不是跟你一块儿回的老家吗，怎么问我们？”
       “我只问你一句话，娘在不在家？”静珍的脸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暴露了出来，脑门上出现了汗珠。
       “我不是早说了吗，没有。”静宜也急了，脸红了，又白了。她追问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
       静珍的脸也变得苍白了。她放下包袱和筐，边擦汗边叹气说：“别提了别提了，车过石桥镇，站上停了车。我下月台寻思着给娘买张烙饼夹豆腐丝，我们从早晨到这会儿是水米没打牙。我在月台上买饼，人诚了多了，又来了一队日本兵。我没看见，还在那儿买饼呢，别人都走了，没把我吓杀！一抬头，日本兵正上车呢，我走过去就冲我嚷开了，吓杀我啦，吓死我咧！有吗法呀，我往后走吧，从最后一节车厢上的车，那儿没有日本呀，哇里哇啦，说崩了你比踩死个蚂蚁还便当呢。我寻思着上了车再找娘吧，从石桥镇到北京，一路五个钟头，我挤过来又挤过去，就没找着。把我急的！可怎么着（读ｚｈǒｕ）吧！再来回挤警察也不让了，就地上都坐着人，大包袱小箱子，我那么来来回回地走多挨骂呀，我再来回地挤，非让人家给从车上推下去……”
       “娘到底怎么啦？说这些没要拉紧的干吗？”静宜不耐烦了。
       “我寻思着在车上是没法找了，等下了车再找吧。别说，娘在那上头还有一个座呢，没吃饭就忍着吧，先坐在那里。车一到北京我头一个就跑下来了。我堵在月台口上，反正下车的人都得从这儿走。反正娘她也不能不下来吧，我就在口上等了半个钟头。谁知道多长时间，反正人都走净了，一个人都没了。最后还是没等着，我还当是娘回来了呢！”
       “这又不是人话了不是？你在石桥镇就把娘丢了，娘会长翅膀啊，怎么飞到这里的？”
       静珍顾不得与妹妹理论，跺脚说：“罢，罢，我上火车站，我再找娘去，火车站那里若是没有我坐上火车往回走，到一站我找一站，找不着娘我就不回来了！”说到这儿，静珍流出了眼泪。
       静珍的眼泪中止了静宜的抱怨，静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她说：“别急，你刚回来多辛苦，你怎么也得歇歇，我找去，我不信那么大一个人就找不着啦，再不行咱们找巡警去！”
       姐妹二人推让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两人共同去找。事态紧急，气氛肃穆，正要叫来孩子吩咐几句，只听得倪萍一声快乐的吆喝：姥姥回来了！
       换了一身黑绒面袄裤，头戴一顶黑丝绒帽，脚穿一双黑条绒缠足小鞋的姜赵氏，提着两篓冬菜袅袅而进。那身多年未穿的压箱底的衣服，大大地改善了姜赵氏的风度。她进门时的那种神采恰与静珍进门时的狼狈万状形成鲜明对比。二位闺女一见娘回来了，喜出望外，庆幸万分，喜泪横流，亲亲热热，簇簇拥拥，把老娘拥到屋里，两个争说对娘的担心，对娘的惦记，对娘的孝心，同去找娘的决心，以及娘没有与静珍一起回来是何等伤心。她们越是这样说，姜赵氏就越是欢喜，心满意足所以镇静，越发从容地说：“我的傻闺女，着的吗急嘛。我眼不瞎，耳不聋，人不糊涂，鼻子底下有嘴。反正车是到北京的。大姑娘上不来就个人坐车吧。我倒是怕大姑娘上不来车了。不过我寻思着她能上来。还好，日本兵对我还算客客气气的。下了车我还找你哩！什么？不饿，光顾了回家啦，也忘了饿啦。就是拉车的那个行子不是个玩意儿，他走得又慢还净拉着我穷转悠。他想多要钱哩！亏的我一路上一路跟他说，我家就是北京的，这路我都认识，你抄点近多好，别来回转了！这不是，这才到家！”
       “忒好啦，太好啦，回来就好啦……万一你要是回不来，我打算一头就撞死在火车站了！”静珍又哭又笑，激动地说。
       “可不是嘛，咱们仨可真是！以后可别打啦！别打啦！你晚回来这么三分钟，我简直要死过去！”静宜兴奋、天真、纯朴地说。
       三个人又说了许多亲爱温柔的话。孩子们也都高兴异常。姜赵氏老太太有一种无法消除的伤感。这次回乡，又差不多卖了全部地产，今后连张知恩、李连甲这样的老伙计也不必要来了，也不会来了。姜家的产业就这样完了。她现在有的只是两个不幸的女儿。这一个下午，她们都相信她们自己的善良。母女团圆便是最大的福气了。最后趁此机会静宜告诉母亲与姐姐：她又怀孕了。母亲与姐姐互相看了一眼，不知如何反应好。
       一下午倪吾诚在北屋赶译一篇关于克伦威尔的文章。是史福岗约他译的，他必须在明晨以前把这篇文章译完。史福岗办的《东西学术》杂志已经支给他许多钱，这篇文章是他所不知道的一个名叫赫尔曼·翁铿的人写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译得对不对。但是一想到欧洲，一想到欧洲人，一想到欧洲国家的语言，一想到诸种难懂的名词，一想到永远清洁高贵得一尘不染的史福岗的西服和大衣，他就觉得快乐，升华，升仙。这样，尽管这篇文章的内容、叙述和用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性上对于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与毫无意义的，但是在进行着这枯燥的翻译工作的时候，在不断地查字典、思忖、猜测、猜测不出来发起火干脆给他胡乱安（读ǎｎ）上一个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却从另一面，从情感上和境界上获得到了相当的安慰和满足。即使只是接触接触外文字母也是快乐和骄傲的啊！
       但这一下午他译得不顺利。静珍的归来、虚惊、责备、岳母的归来、团圆的欣喜……这一系列呜儿哩哇啦的喊叫，这一系列噪音传到他的耳鼓里。这种愚蠢，这种短见，这种无知无能无聊，这种无事的喧闹和发泄，这震耳欲聋的乱哭乱笑乱喊乱叫，这是灾难。这是倪吾诚的灾难。这是赫尔曼·翁铿的灾难。这是十七世纪的专横的英国人克伦威尔的灾难。这也是欧洲的、人类的、文化的灾难。
       他译不下去了。他抽烟，他阴沉地看着四周，他在这间房子里已经“老老实实”地呆了四个月了，他断定，他就要发狂！
       而你是个畜生，你是个畜生，我是个畜生！
       低语。进攻、审判、警告、自白。他发抖。他深深吸了一口烟，一口吸掉了半截纸烟。
       他轻轻捶了一下桌子。他不敢重捶！他连重重地拍一下桌子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了。他的任何情感的表现都会受到静宜的攻击。别把孩子吓住！如果他说话声音大一点，如果他苦中作乐用英文念了一段格言，如果他转了一句之乎者也，他立即会收到静宜的抗议。而她们却可以尽情喊叫！而且他的桌子已经禁不住重重的一击。由于折磨，由于对他的灵魂的蹂躏，由于愤怒和痛苦，桌子已经不止一次接受了他的可怕的击打。桌面上的白漆被打掉了，桌子上出现了好几个坑，他的手指上沾满了血。就是这样的桌子，就要在这样的桌子上介绍欧罗巴的文明。而他并不能断定这种翻译和介绍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兵荒马乱的今天，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除了能混几枚不足饣胡口的稿费。
       想起这几个月在家吃的饭倪吾诚只能低头垂目，心如死灰。是低能还是故意和他作对呢？如果他说这个菜太咸了，下个菜就可以不放一粒盐。如果你说这个菜炒得太老了，下个菜必定是半生不熟。本来挺好的烧萝卜，临熟的时候把两天以前吃剩的熬白菜和三天以前剩余下的已经开始变质的豆腐干掺和进去。最后既失去了萝卜味也不是白菜味又找不到豆腐干味，只剩下了猪食味。还公开地振振有词地说：“豆腐干走了味了，不搀到新菜里就没法吃了。”完全是喂猪的逻辑。还有一次喝菜粥，那是新鲜白菜刚下来的时候。倪吾诚喝了两大碗，一再夸赞说菜粥好喝。这种夸赞中包含着他对新鲜蔬菜所含的维他命的珍视，也包含着另一个重要的意图。他完全知道静宜在两个孩子面前讲了他的许多坏话，把他说成一个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可以饮菜粥如甘饴，他要在两个孩子面前树立自己的真实形象。
       结果怎么样呢？正像他对于大葱抹酱的欣赏招来了葱与酱的泛滥成灾，使他至今一提到葱与酱便胃中漾酸汤一样。一连串的烂帮子烂叶子烂根子熬的菜粥苦如黄连。后来他喝的菜粥有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儿，他怀疑是不是把他治疗癣疾的药膏煮到了粥里……
       而最最让他悲伤、让他心碎心灰心寒的是他的两个孩子。孩子坚决地站在母亲一边，孩子完全不理解他的追求，他的苦心，他的爱。在他饮菜粥和饮黄连的时候，孩子把粥喝得小嘴吧唧吧唧响，做其乐无穷状。这是向他挑战，这是对他的示威。孩子们偷眼看看他愁眉苦脸难以下咽的洋相，互相交换一个眼神，又与他们的母亲交换一个眼神，会心地一笑，冷笑与嘲笑。嘲笑他的痛苦，嘲笑他的胃和舌头，谁让他长了一个能辨别五味的舌头！谁让他懂得了营养学ＡＢＣ，并痛切地懂得了美食有利于身心健康！美食能使人性情柔和、皮肤滋润、毛发丰美、四肢灵活、心地善良、举止有礼。美食能促进社交，提高文明，训练一种新的素质。他是一个人，这是他的罪吗？他有人的肉身，他有知识，他追求体面，他热爱生活并且追求生活，而且他见过，他侥幸见过了从而懂得了什么是人应该过的真正的生活，这难道是罪吗？
       他本以为孩子能够懂得。他本来相信进化论。他寄希望于未来，于下一代。他希望他也相信下一代将生活得更加文明、高尚、善良、幸福。而他最最亲爱的儿子倪藻居然问他：“爸爸，您又喝茶了。听说茶叶贵着哪，您干吗非喝茶不可呀，多费钱呀……”
       这是最可怕的。显然，不仅三个女人，而且两个孩子也加入了统一战线，反对他、与他作对的统一战线。也是反对一切外来的文明与进步的、快乐的与有希望的东西的统一战线。那也是一种自我封锁、自我蹂躏、自我摧残的统一战线。
       在这个家里，他绝对的孤立。因为——比如说因为他喝茶。
       他要求孩子们在喝粥的时候不要稀里呼噜，响响地咕咚咽下一口以后还要吧唧着嘴咂滋味！“如果将来你们出洋留学，吃东西的时候嘴发出这么大的响声，那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他苦口婆心地说。
       格格格格，姐儿俩笑了半天，一起取笑着声明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洋人。我们没出过洋。我们知道您出过洋。您出过洋又怎么样？您变成了洋人了吗？我们没想出洋也没钱出洋。我们不懂洋规矩。
       回答完了，稀里呼噜，咕咚咕咚，吧唧吧唧，两张小嘴似乎耍起了口技。
       倪吾诚面部充满了肃杀之气。侮辱。幼小者的蛮横与残酷。人人都玩弄他的痛苦。不可理喻。委屈。他懂得了愚昧与野蛮的力量。
       偏偏不识时务而又喜爱直言的倪萍转过来她的刚刚剪过发的头，直视着倪吾诚问道：“爸爸，您不喜欢吃菜粥了吧？您说您喜欢吃菜粥实际上咽不下去了吧？菜粥没有饭馆里的鸡鸭鱼肉好吃是吧？您咽不下菜粥有点发火了吧？您不乐意了就挑我们姐俩的毛病了是吧？”
       甚至小小的孩子、天真无邪的女儿也能用一把匕首刺入他的灵魂绞过来旋过去。似乎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伤害别人。越是亲人伤害得越深、越狠，越是他爱的人就越能够对他下毒手。
       “混账！”他拍响了桌子。
       “你混账！”静宜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反应。反应完了她才来得及想事情的就里。
       他当然不能再拍桌子、再喊叫、再发歇斯底里。他看到了倪萍眼里的泪花。那善良的、忠诚的、愚傻的泪花！倪吾诚真想给孩子跪下。你们应该生活！你们应该成为现代的人！你们应该享受真正的人生！你们听我的，听听我的吧！为什么要自己揉搓自己，自己把自己捏在手心里？为什么穿一件带花的衣服还要罩上一件旧黑褂子？为什么见了客人、甚至见了史福岗那样的客人不微笑、不打招呼，又不回答人家的招呼？为什么不把头发梳得美一点，而要剪成一刀齐的齐眉穗（刘海儿）？为什么好容易吃个肉菜却要在肉菜里放上那么多盐那么多水，说什么这样可以显得多一些？为什么走道要弯腰、八字脚，见人鞠躬的时候要向前探脖？为什么笑的时候露出那么多牙花，笑完了不立即把嘴闭上？为什么给她钱她也不肯去浴池洗澡？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不唱歌、不跳舞，即使唱歌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唱，小贼一样地唱，一听到有人过来赶快把歌唱停止？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而跳舞，他只要一说到跳舞，女儿的表情比见到了鬼还难看，为什么？为什么给你买了一个好看的毛线帽子你明明喜欢得不行（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呀）你却不戴，把它悄悄地藏起来，自己悄悄地看，就是不戴，反而用与静宜一模一样的腔调说：“多费钱！”甚至买了蛋糕倪藻也先要问：“多少钱？”然后同样惟妙惟肖地责备道：“多费钱！”孩子从小就造就成了这个样子……啊！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换一个样子活，换个样子活，不换个样子还不如不活！何苦活！
       倪吾诚颓然离开了饭桌。他吃不下去了。他“罢吃”了。
       还有差事，还有薪金，还有哲学，还有政治，还有抗日，还有健康，还有他永远渴望的根本没有的爱情。还有到处借的钱与赊的账。还有出路、今后的选择、今后的人生之路。一切都一塌糊涂，一团漆黑。偌大的世界，竟没有一条路对于他是走得通的，所有那些高尚的思想，他能实行吗？所有那些低下的苟活，他能安心吗？噢……生不如死，他连死也不敢！
       你是个畜生！
       一阵冷战，一阵透心凉！倪吾诚是怎样的一个畜类呀！他想起了静宜的肚子。
       第三个孩子，第三个没有教养、没有灵魂、也没有获得教养和灵魂的可能的人！他的敌人！他的无耻无能无望的标志，这该死的静宜的肚子！
       畜——生。哈哈哈……
       爆发的笑声来自正起劲地喝着菜粥的静宜和两个孩子。他的中途“罢吃”没有引起他们的一丝一毫的关注。也许，他们正在嘲笑他。显然，他离开饭桌以后饭桌上的气氛变得多么融洽自在了啊。
       第 十 九 章
       倪吾诚虽然对于自然科学所知有限，但他总是怀着一种近乎贪婪的热情倾听别人谈科学。
       有一次史福岗与倪吾诚谈起了俄国的心理学家巴甫洛夫。他介绍说，巴甫洛夫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块牛肉吊在狗的面前，摇铃，向狗发出去吃这牛肉的指令。狗撒了欢，扑上去要吃肉，实验者就在狗已经接近了肉的一刹那突然把肉一撤，使狗吃不着肉。这样的实验进行了若干次。
       “后来狗就疯了。”史福岗说。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完美，每一个字都说得那样准确和认真，每个字的四声都是讲得那样好得叫人难过。我就是这样的一只狗。”倪吾诚阴沉地说。
       史福岗一怔，他的大大的灰眼睛一时间似乎定在了那里，然后，他文雅地一笑。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的文明，”他继续用他那无懈可击的中文说，“您瞧，那么多文明古国都衰败了，瓦解了，那么多古代的文明都成了历史的遗迹。只有中国的文明是古老的，完整的，独立的，统一的。她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的完整性和独特的应变能力。”说完，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您不应该那样悲观。”
       “中国正在四分五裂。而且……”倪吾诚不喜欢史福岗说“您瞧”时的那种京腔，也不喜欢史福岗的思想。但他喜欢——甚至是沉醉于他的风度。
       “即使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分裂的，文明是统一的。连日本占领者也懂得，要统治中国，要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就要尊重孔夫子。”
       “还有延安、八路、共产党……”
       “我和您都不了解他们。他们可能是胡闹、是一批狂热的年轻人，那么他们就不理会孔夫子，只理会马克思。但我想他们不一定是这样简单。他们也绝不简单地是第三国际训练出来的。他们也可能取得某些成功，那么一定是他们也学会了运用孔夫子的道理……总之，我并没有获得什么消息，说他们反对孔夫子……反对孔夫子最激烈的主要是一些左派书呆子。相信我吧，老兄，一百年内，也许更长的时间，中国不会有哪个有头脑有理性的政治家反对或者放弃孔夫子的，除非他不想在中国搞政治。”
       “然而……”倪吾诚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位欧洲人的逻辑使他觉得可怕。他在欧洲三年，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欧洲人。“然而黑格尔说过，幸亏孔夫子的著作没有翻译成德文，否则，未免太寒碜了。”倪吾诚终于找到了一个反驳的论据。
       “那是由于黑格尔对于东方的无知。”史福岗又是文雅地、稳如泰山地一笑。“莱卜尼兹就不这样说了。中国的文化注意人际关系，注意各安其位，克制自己，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伦理义务，以取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像孔夫子关于‘礼’的思想，甚至推广到政治上去，他提出了‘礼治’的理想，这实在是可惊异的。欧洲人完全缺少这样一些精神。这样一些普通的道理。比如说父慈子孝，比如说尊师重道，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在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战争……”
       “但是你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倪吾诚不想学着说北京话的“您”，“在每间房子、每个家庭里，到处藏污纳垢，什么孝悌忠信，什么礼义廉耻……”“那是由于西风东渐，使中国文明受到了威胁和腐蚀……在我的国家，有些学者说，中国为什么乱成了这个样子？就因为把一个好好的皇帝给推翻了。请原谅，请允许我把话说完，我研读过中国的历史，暴君只是极少数。多数皇帝讲究的是仁政，是为政清和，爱民如子……”
       史福岗降低了声音，郑重地强调说：“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上来，不管形态发生什么变化。只有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中国才能对世界是重要的。今后的几十年，中国也许会变个天翻地覆。但只要中国是中国，它的深层，总保存着一些不变的实质性的东西。您看着吧，老兄，不论是日本人还是军阀还是革命家，谁也改变不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
       于是倪吾诚学着史福岗的样子，绅士派头地一笑。他说什么？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哪怕他所敬重的（而且借给了他钱用、至今没有催他还）杜公与他讲这样的话，他也只能嗤之以鼻，判之为“愚蠢”，“白痴”。但这话是史福岗说的。史福岗穿着褐色的西服，喝着咖啡，咖啡里兑上了威士忌酒。他的全身都散发着高雅的香水的香味。他的大衣是用一种质地纯厚的粗呢作料子的。他跳“探戈”和“伦巴”的时候舞姿优雅。他很喜欢与中国的各色人等来往。在天津有一个会唱京戏又会讲外文的名门闺秀、大学毕业生、尚属凤毛麟角的新女性是他的情人。据说他们已在讨论结婚的事……他狂热地迷上了“中国的文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古朴的别号：致远斋主人。他说他在欧洲的家里挂着写有“致远斋”三个字的匾。他还托国画大师为他制了印。他说，他每天用一个小时练习中国书法，中国书法能调节大脑、神经、消化系统的功能。他生病要请中医看，吃中药。他买了一对保定出品的铁球，喀啷喀啷，舒筋活血……而最要紧的，是他的聪明。他用德语和英语写作，他可以用德语交际。他的汉语流畅至极，他正在攻日语。这样一个人在大战中来到中国，与倪吾诚耳语抨击希特勒，同时也讲斯大林和俄国的坏话。他到处辑录宋以前的中国碑铭，在倪吾诚看来没有丝毫用处的文字遗骸。他找了倪吾诚等几个朋友一起与他办学术杂志，每天快快活活。一提起中国文明就越发快活，就像倪吾诚提起欧罗巴的哲人与厕所的抽水马桶一样的精神焕发。
       史福岗对于倪太太——也就是静宜——表现出明显的好意。他约倪吾诚全家一道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去吃涮羊肉。一个外国人能够那么精通涮羊肉的全套程序，反过来给静宜和两个孩子解释那一个个小碗里的作料：这是卤虾油。这是腐乳。这是清酱——就是酱油。这是芝麻酱。这是韭菜花。对，还要要一点香菜，要一碟糖蒜。除了肉，还要一盘肝和一盘腰子……火怎么还不上来？您给我那个小拔火罐……对，这样火候就可以了，再时间长就老了……真香，您说是不是？
       静宜和两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欣赏这位“中国通”吃涮羊肉的精到。好像看马戏团的小熊骑自行车表演。倪吾诚觉得吃饭的时候直盯着看人太不礼貌，想用话岔开。静宜和孩子却全然没有起码的这方面的知觉，也完全不注意他的气色言语，这实在使他发怒。难道你们不知道史福岗博士是我的朋友吗？没有我，他认得你们是谁呢？
       史福岗本人却全不在乎。他边说边吃，洋洋自得，也许还有几分卖弄。不只是静宜三人，连饭馆里的跑堂的，连邻桌的客人，都把目光对准了史福岗，看怔了。邻桌的一个梳着油光光的小纂儿的老太太说：“我看他真要成了精了呢……”这话使倪吾诚心怦怦地跳起来。但愿史福岗没有听清这没有礼貌的语言——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痛恨中国人对于洋人的种种蠢态。他更加感谢与钦佩史博士若无其事的绅士风度了。
       饭后，他们一起逛东安市场。史福岗先把倪藻抱起来，又把他举起来，哈哈大笑，如入无人之境。他请两个孩子每人喝了一碗色彩红艳的蜜饯榅桲，他对倪吾诚说：“您真幸福。”
       事后，倪吾诚对史福岗说：“当中国人生活得这样痛苦的时候，当我生活得这样痛苦的时候，你在那里不住地赞美……对不起，我不能苟同。比如说，我要告诉你，在中国，几千年来，根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爱情。我已经苦死了！你倒说我幸福，好像你欣赏我的痛苦似的。”
       史福岗仍然是文雅地一笑，他建议他们一起出去喝一杯咖啡。这个建议本身已经大大平息了倪吾诚的愤激，而当倪吾诚的嗅觉神经融化在咖啡的苦香中的时候，他确实觉得有点幸福了。
       喝完了咖啡，吃了一点点心，吸了一支烟以后，史福岗告诉倪吾诚，半个月后他将与天津的林散秋女士结婚。婚礼将完全是中国式的，他们的“生辰八字”已经请“先生”看过，完全适宜，上上大吉。婚礼上他将给女方的家长及来宾行叩头礼。将要双双拜堂。将要唱喜歌。将要在洞房里摆满枣、花生、栗子。“我希望有一个中国太太。我宁愿有一个中国式的牢固的婚姻。我要和我的中国太太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我真心以为，有了中国式的伦理观念与义务感，才能有家庭的幸福。当然，中国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家庭问题与婚姻问题，这并不奇怪。我相信中国人会找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上他们——你们已经解决了不知道多少与你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难题。而在欧洲，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或者别样的难题，并不比你们少。也许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那里没有公认的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每个人便都成了另一个人的对手。乃至于敌人。只因为你并没有真正在欧洲安家过日子，你才觉得那里好。那里好什么？一点也不好！战争使整个欧洲摇摇欲坠，欧洲文明已经崩溃了，瓦解了，失败了！”
       倪吾诚没有再说什么。他只觉得更加困惑了。
       从此他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大难题，史福岗要结婚了，他送点什么礼物？他真想送给史福岗一座——比如说——玉佛。或者是一对大撢瓶。或者是湘绣。或者是福建漆器、景德镇瓷器……史福岗是他目前的昏暗窄陋的生活里的一线光，一根稻草……而且，他不得不无耻地对静宜说：请相信，史福岗绝对不会白收我们的重礼。外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人家不是傻子也不是肉头。
       说着这话，倪吾诚为自己的庸俗与堕落脸红到了耳根子。
       却得不到静宜的响应与支持。多送点礼那敢情好，我还想送一对金镯子呢。可从哪儿来？天上掉下来的吗？咱们家现成的吗？然后静宜算开了细账，柴米油盐酱醋房租水煤针线衣帽……还有过去欠的账，当铺里押着的东西。总而言之不可能。史福岗当然是好人。要是别人，想都不用想，说都不用说。要不咱们给史福岗送个床单？静宜咬了咬牙说。
       倪吾诚阴郁了好几天。不行我他娘的——他甚至想到了偷。
       当他阴郁地扫视自己居住的陋室的四壁的时候忽然发现了郑板桥书法的拓片。他大为欣喜，这不是现成的吗？他重新裱糊了一番，卷上红纸，红纸上写了他、静宜、孩子们的名字，高高兴兴地送去了。他感到了比给一个好友送去贺礼这件事本身更多的快慰。几个月的“浪子回头”生活，已经使他对“难得糊涂”的哲学恨之入骨了。
       与史福岗的来往使倪吾诚得以“老老实实”地过了几个月。史福岗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史福岗对静宜，对他的家庭的态度，不可能对他不发生一点影响。
       与史福岗的来往却又时时对比着、加强着、凸现着他的感觉：他的生活是何等贫困、愚昧、野蛮和无望啊！他为什么要生在中国，生在孟官屯呢？他活一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承受国家的、乡村的、历史的、一个没落的地主之家的全部罪孽吗？为什么偏偏他又懂得了世界，懂得了文明，懂得了人生的幸福的追求呢？如果他干脆像他亲爱的母亲——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所希望的那样，干脆变成一个大烟鬼，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或恣睢麻木，或流离麻木，或麻木而死，不是事情反而好一些，不是自己既少痛苦，也少给别人带来痛苦吗？
       在家里，每天他都觉得很疲劳。缺乏营养。活一辈子，竟连能使自己正常地活下去的营养都得不到。就像一条蚕，抬起了半个身子，张着嘴，又张着嘴，却没有桑叶。就像一只狗，闻见肉的香味却得不到一块骨头。静宜每天做饭，那种不把饭做坏做难吃做肮脏做恶心决不罢休的执炊，不就是成心逗引他、折磨他、蹂躏他、践踏他吗？甚至在吃一顿有肉的菜的时候也不得安宁，先是兑水，再是兑菜，使肉汤变成水汤，使肉菜变成素菜。即使这样完成了稀释和煞风景，也还不让你安宁。还要一面吃一面说这肉是怎么的贵，吃一次肉要花费吃多少次萝卜的钱，让你每咬一口肉都感到揪心，感到恐怖，感到你对不起这一块肉，你配不上这一块肉。你终于认识到了，她是希望你认识到吃肉是严重的恶行，她是想让你说：下次再不敢了！再也不敢吃肉了……而孩子们居然也与之呼应共鸣，与他们的母亲共同玩弄和欺侮他的食欲……扼杀！为什么扼杀他人的欲望甚至会给一个无邪的孩子带来快感呢？
       而史福岗，读那么多书，会那么多语言，走那么多路，做那么多事。人家吃的什么？从小，奶油，奶酪，干酪，牛奶，羊奶，鱼肝油，蜂蜜，鲜红的大草莓，烤鸡烤鹅，番茄牛肉，牛尾浓汤，蟹肉沙拉，红黑鱼子，布丁冰激凌，橙汁柠檬汁，仔猪牛犊，果酱枫胶，蛋饼蛋糕，咖啡朱古力，金枪鱼，白兰地……应有尽有，源源不竭，生命的原汁，文明的大观……如果我得到这样的哺育，我也会做出一番造福人类的事业！如果得到国家的这样的哺育，又怎么能不热血沸腾，沙场杀敌，为国捐躯！
       至于人的生命的另一种饥渴，另一种渴求、痛苦、热烈和疯狂，更是如火如荼。倪吾诚留学欧洲的时候，正是精神分析的新学说时髦流行，风靡一时而又众说纷纭的时候。倪吾诚接触到了这方面的学说，只觉得如醍醐灌顶、佛陀棒喝！大逆不道的新说驱散了重重压在他的灵魂里的黑暗，他直如赤身裸体置放于大庭广众之中，千瓦水银灯下。他羞得无地自容，兴奋得无地自容。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二十余年的精神大厦轰然坍落，一个赤条条的我从废墟上站立而起！回首一望，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妻眷，仍在万丈深渊的黑暗重压之下。而他硬是睁开了几千年不准睁的眼睛！
       欧洲，欧洲，我怎么能不服膺你！只看看你们的服装，你们的身体，你们的面容和化妆品，你们的鞋子和走路（更不必说跳舞了）的姿势，你们的社交和风习。哪一个从孟官屯、陶村、李家洼、张家坨的沙地、碱地、洼地来的土财主的子弟留学生见了你们的女性能不如雷击顶、目瞪口呆、目不转睛、张开大口、流下口涎！再想想自己的国、自己的村、自己的家的众贞节烈妇和候补贞节烈女，真想放一把火把自己烧死，把倪家姜家烧个鸡犬不留。堂堂的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你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
       醍醐灌顶以后他又做了什么？他能做什么做到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他的一个学友，一个出洋镀金的纨袴子弟，一个北洋政府部长的儿子，一个同胞向他叙述了在异国寻欢的经验。这位公子哥儿很有钱。他被巴黎街头接客的神女拉去了。巴黎女人接受了他的钱和额外馈赠，然后点起一支烟，拿起一张报，悠然地吸烟读报。在纨袴子弟手忙脚乱一番以后，女人问，完了没有？完了下去，请出去，再见。这位花天酒地的混蛋公子哥儿居然从这次经验中受到了刺激，把问题提到了国家地位与民族尊严的高度，认为没有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就全然没有个人——连嫖妓也不快活！
       倪吾诚呢，倪吾诚就更提不起来。虽然他自信身高、仪表、应对与学问都远远高于那不尴不尬地从巴黎归来的同伴。他没有地位，他没有钱，他没有产业、股票、后台老板。即使他服膺了与精通了全部里比都与伊德的学说，他的里比都与伊德的状况不但不能得到任何满足和改善，而且只能从而显得更加绝望和悲惨！回国以后就更不用说。不管静宜怎样讲他的花天酒地甚至是骄奢淫逸。呸！他不但没有得到过爱，也没有得到过一次快活……仅有的几次放荡的经验只不过使他落入黑暗的深渊之中。他怎样为自己辩解也感觉不到丝毫光明和温暖。
       这几个月却是另一种黑暗。他常常疲劳，常常译著着译著着就伏到了破烂摇晃的案头。当时不但希望睡，而且希望死，只有长眠不醒才能给他以休息、解脱和慰安。于是不得不睡，沾枕头便着。大概顶多睡上一个钟点，也许是半个钟点，他就吓醒了。吓什么？不知道。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却并不想什么。无喜，无悲，无虑，无欲，无感，无痛，无倦……一切都是无，倪吾诚自己也是无。倪吾诚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哪里都没有。倪吾诚在做什么？什么都不做。倪吾诚需要什么？什么都不要。甚至连静宜的鼾声和满室的臭气（冬天，窗子关得严严的）也感觉不到。
       他可以这样无无地醒上两个钟点，三个钟点，四五个钟点，直到天亮，他甚至闹不清自己是醒是睡。这真可怖！
       只有到吃饭的时候，到他为静宜准备的早餐的极端恶劣而伤心愤慨的时候，他才恍惚找到了他自己。
       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得悉：静宜怀孕了。
       真的？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畜生！他甚至忘了怎么回事。
       倪吾诚独自流开了泪。你是一个恶人。我是一个恶人。你是一个畜生。我是一个畜生。这样无耻。这样不文明。这样没有人的气味。
       月亮地儿，
       亮堂堂。
       关煞门，
       洗衣裳。
       洗得净，
       浆得白，
       嫁了个女婿不成材。
       又喝酒，
       又摸牌，
       这个日子，
       过他娘那个老灯台。
       他想起了家乡的这首歌谣。他一直闹不懂“他娘那个老灯台”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老灯台！他娘的那个无解的老灯台！
       可以杀头也可以枪毙。可以凌迟处死，叫做碎尸万段，大卸八块，死无葬身之地。这些又有什么呢？比起他自己的痛苦，他自己对自己的审判，他自己对自己的毁坏和折磨，大卸八块又算得了什么？从生下来，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的聪明，他的善良，他的良心良知良能，不就在被宰割被凌迟被上刑，死去了喷过来，活过来再逼死……历史上那些被车裂的、被活埋的、被火烧的、被炮烙的、被蒸煮炸的，可曾有他这样的命运，可曾感受过这样的痛苦？他的命运只有猫爪下的老鼠可以庶几相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以倪吾诚为爪下鼠！
       所以我谁也不听，谁也不欠！谁也没有权利审判我，嘲笑我，指责我！我每天都在服刑，每日都在受罪，天地君亲都向我施加了酷刑。我每天都在被嘲笑被审判被指责！我受到的一切罪孽，早就十倍百倍千倍于我犯下的欠下的罪孽，现在该被审判被嘲笑被指责被处刑被处以极刑的是你们！我永远不宽恕你们！
       他反而火了。
       第 二 十 章
       倪吾诚在知悉妻子怀了第三胎以后，下定了决心：他必须与静宜离婚。
       趁着还没有咽这一口气，总是要活几年。如果死人一样地活着，不如干脆死。
       爱叫唤的猫不拿老鼠。决心下定，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变得更能容忍，更有耐心，更温柔了。他含着泪看自己的孩子，不再企图纠正什么，教育什么。他甚至于含着泪看静宜，他完全可以想象他要离婚的心思如果被静宜知道了，将给静宜带来怎样的毁灭性的打击。他完全理解，如果真的离了婚，静宜的日子将会多么艰难可怕。
       我是静宜的刽子手。我首先是我自己的刽子手。与其一刀杀死一个人，与其用自己下地狱的代价换取共同下地狱，不如干脆救下一个能救的人。
       他悄悄地找律师。他前后找了三个律师。其中一个律师住在北京饭店，谈话一小时要付相当于二钱黄金的价值的钱。还有一个律师挂的牌子是日本名字，他用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接待顾客。第三个律师与他有一面之交，他假装去看望人家，与人家谈了自己的难题，没有付钱。
       三个律师提的问题基本上一样。你们能达成协议，共同要求离婚吗？实际上常有这样的声明：我俩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扰……回答是断然否定。要求离婚的理由是什么？性格？性格怎么了？文化，这构不成理由。是不是发现她不忠实？与别的男人通奸？绝对没有。是不是生理上有缺陷？是不是有对你的残害伤害？你怎么什么也提不出来？还泪眼汪汪？您要是这样脉脉含情为什么还要离婚？看来您与姜静宜女士感情很深，您需要的只是调解……或许是您自己的精神治疗。
       现在让我们谈一下赡养问题。尊夫人现在没有职业。又是你单方面要求离婚。感情不和，这她是有可能承认的，当然，也不那么简单。那么她就有权利提出对赡养的要求。她完全可能提出对赡养费的高额要求，你准备怎样回答？你能支付多少？这是含混不得的，连这样的问题你都说不清，为什么要到律师这里来？
       孩子，你怎么估计？估计他们的母亲不会放弃。什么？你估计即使在给得出高额赡养费，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对方也没有再婚的要求。那就更可以断定，她一定要要孩子。你哭什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要求离婚的慈父……
       什么什么？倪先生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不早说？这简直是——请原谅——是开玩笑。所有有法律的国家的法律都禁止男方在女方怀孕时单方面提出离婚，这种时候提出离婚首先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请回吧，请不要在这里耽误我们双方的时间。
       而倪吾诚反倒要激动地表白一番。尊敬的律师先生，我是怀着对法律的敬意和对您的职业和对您本人的敬意前来求教的。请不必暗示，我会按时付钱。我要求离婚，我非离婚不可，任何人用任何名义都不可能阻挡住我。这法律那法律，这政府那政府，哪里有一根绳子拴住两个人叫他们共同下地狱的道理？那是不文明的，不人道的和不理智的。所以，我明确无误地告诉您，您愿意帮助我打赢这个官司也好，您拒绝受理这个官司也好，法院判决同意也好，法院批驳也好，甚至把我绑上断头台也好，我要与姜静宜离婚！我要离婚！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强迫我与一个我们二人只能相互带来痛苦和蹂躏的女人共同生活下去，你们至少应该懂得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
       但是，我决不诽谤我的妻子姜静宜。你们暗示我要对她进行诽谤，请原谅，请让我把话说完。我断然拒绝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相反，我要说姜静宜没有什么罪，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她是一个好人。她生儿养女，居家过日子。她恪守妇道，她的要求很低很低，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您要这样说尽管这样说。不错，我流泪了，我并不是完全不——爱她呢……想想看，十几年了，我们有了两个孩子……等到夏天就会有第三个。我爱孩子，我爱孩子，我爱孩子！正是因为爱，我才必须和她离婚。因为我只能给她带来痛苦，她也只能给我带来痛苦，还有毁灭！
       虚伪？伪善？很好。我要求，不，我请求你们证明我是一个伪善者。你们能够出庭作证吗？我不但是一个伪善者，而且是一个谋杀者……现在存在着谋杀姜静宜、倪萍、倪藻和第三个可怜的孩子的潜在的、却也是十分实际的危险！或者是活，或者是死。或者是离婚，或者是不准离婚。或者是离婚而活，或者是不准离婚而死。没有别的选择……
       律师的眼光是冷冷的，嘴角上隐现着一丝嘲笑……住北京饭店的大律师打了一个哈欠。讲日语的律师轻轻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肚子。
       借来的钱用光了。与律师的谈话没有为倪吾诚找到任何出路。倪吾诚却更加坚定了，他还要想办法。他一定要做成这件事。他对没有付钱的有一面之交的律师宣告道：
       我完全承认，道义方面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的行动将会给姜静宜先生（他忽然称之为先生，使自己也一怔）带来巨大的身心损失。我将通过巨额的赡养费来赔偿。姜静宜很重视钱，如果我能给她一笔巨款，将对她是不小的安慰……这笔款子，我眼下拿不出来。恰恰相反，我还欠着债，不但欠着别人的债，而且欠着静宜的债。我老老实实地告诉您，我去欧洲留学是接受了我的妻子、我的岳母家的接济的。这些钱我要加倍地还她们。涓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是的，我现在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呢？因为我没有好好地干。我的能力，我的智力，我的热情，我的苦干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通通都被压制着，统统都被捆绑着。我的潜力现在发挥出来的连千分之一还不到！就是说，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压在五行山下边，绑在仙人绳里头！这五行山、这仙人绳就是我的婚姻，我的家！它败坏我的情绪，败坏我的胃口，扼杀我的灵性，压榨我的精神，碾轧我的灵魂……而只要搬掉这山，放开这绳，我可以做学问，我可以做教育，我可以从政从军经商理财……我什么都能做到。钱算得了什么？黄金白银算得了什么？珍珠玛瑙算得了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千金复来之日，我头一个献给的就是姜静宜……您可以找找姜静宜，就是她也不会不相信我的话是百分之百的诚心！
       有一面之识的律师深深皱起了眉。
       离开律师，倪吾诚感到一阵彻骨的疲劳。他倚靠着一根已经歪斜了的电线杆子休息。丁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使他心慌意乱。他的眼花了，街道、车辆和行人白花花如起伏的波浪。
       倪吾诚无限蹉跎地回了家。他面色不好，神态阴沉。
       “我爸爸怎么了？”他听见倪萍问她妈妈。
       “少理！”这就是静宜的回答。
       偏偏吃晚饭的时候倪藻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全是政治问题，这大概是倪藻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政治问题的困扰。
       爸爸，你说日本人好不好？
       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占了中国的地方。但是日本人先进，要强。值得我们猛省。
       那汪精卫？
       我想汪精卫的处境是可悲的。比如从西四牌楼到东单牌楼，走直道近，但是直道上盖满了房子，没有路，你就必须绕弯……这是他自己的解释。
       那那个什么呢，他们说叫蒋……
       你是说蒋介石。蒋介石正在领导抗战，他是中国的领袖。我希望他能成功。
       还有八路军呢，共产党呢？
       毛泽东，朱德，这都是奇人伟人，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了不起的理想，只是实行起来太难了。牺牲太大了。
       苏俄呢？
       苏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实行五年计划，使国家富强起来……
       这么说……到底谁对呢？都对？那为什么我们同学说王揖唐是汉奸呢？您也喜欢汉奸吗？
       胡说！倪吾诚突然发起了脾气。这些事情，他本来就想不清，今天谈起这些，更是心乱如麻。宁为太平犬，毋为乱世人。为什么他要生在乱世？为什么要生在乱世中最乱的一家？真是叫天不应，欲哭无泪！
       “我早就告诉你了，少理！”静宜对儿子一字一顿地说。
       倪藻斜仰着脸，脸上布满了困惑。父亲的回答显然无法使他信服。过去，虽然他与姐姐嘲笑过父亲的馋嘴、嘲笑过父亲的种种装腔作势的生活习惯与生活信条，再说他也不时从母亲那里听到父亲“不顾家”的坏话，但在重大的牵扯到国家大事或是学术科学的问题上，他对父亲还是崇拜的与深信不疑的。几个月来父亲在家中译著文章，这更使儿子佩服。但今天父亲对于政治问题的回答与无端发火却大大降低了父亲的威信。倪藻甚至隐隐感到了父亲的无能和窘态。父亲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他感到了父亲的“胡说”中的恼羞成怒的意味。他不但失望，而且为父亲感到羞愧了。
       儿子的神色使倪吾诚无地自容。真奇怪，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他都从来没有全面考虑和试图回答过（哪怕只在心里无声地回答）这些互有关联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儿子是第一个同时提出这些重大的难以回避的政治问题的人。而他的回答不合逻辑，完全混乱，莫名其妙。听起来像是八面玲珑的乡愿，听起来像是一脑袋糊涂糨子的白痴。儿子突然从政治上把他逼入了死角！他依稀觉出自己的状况的可耻来了。
       两个钟点以前他还向没有收钱的律师宣布：只要搬掉压在他头上的大山，他就可以“从政从军”呢！从什么政什么军？岂不是天大的谎！
       从来没有人与他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他的回答使自己也糊涂了。他的回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直到时过境迁，中国解放，乡村土改，种种变化以后，倪吾诚才琢磨出自己的骨子里充满了碱洼地地主的奴性的髓。乡里光棍怕城墙，城里光棍怕大堂。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一提官，包括汪精卫的官，从舍女寺到后印子头的大小地主的膝盖几乎全都发软……
       当然，即使在当时，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千百万中国的仁人志士正在浴血抗战，正在献身革命，正在立志救国。他完全知道岳飞、梁红玉、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孙中山。但这些人离他是太远了。我不是圣人，他用这一句话杜绝了自己走上真正的爱国的与革命的道路的可能。他只能随波逐流、每况愈下……
       三天以后，传来了好消息：倪吾诚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差事。朝阳大学聘请他去教育系和哲学系担任逻辑学讲师，每星期六节课，月薪比在师范大学时还要高。这是静宜和他，东跑西颠，委托了三亲六友，还送了几次点心包才获得的结果。为找这个事做，他们的乡亲，光明眼科医院院长赵尚同出了不少的力。静宜高兴异常，这比在中学代课收入高得多，比靠译著一些谁也不会感兴趣的文章为生可靠得多。看来她的将要出世的第三个孩子是个好命的，还没出世就赶上时来运转、浪子回头了……
       接到了正式聘书，因为倪吾诚外出不在家，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静宜一个人正在高兴的时候，隔壁邻居“热乎”披头散发，急急忙忙，风是风火是火地跑了过来：“二妹，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谈……”
       有话要单独谈？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母亲、姐姐一起听？难道要离间我们母女三人的关系吗？我和她单独谈，不让母亲与姐姐参与，母亲与姐姐能不疑惑吗？这是不用挑（拨）就挑开了吗？谁不知道“热乎”是个传流言的能手，找是非的干家？静宜思忖了一下，眉毛往下一塌，怠慢地说：“有吗话，一块儿说吧。我和我娘、姐，谁也不背谁。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
       “我这是为了你，我那傻妹子！”“热乎”拉长了声，跺开了脚，“我有吗背人的，有我的吗？我是怕你蒙在鼓里，让人赚了，最后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呢？”
       “你说吗？”静宜怒目反问。“掉脑袋”的话损（读ｓｈúｎ）得她要下逐客令了。
       “罢罢！你爱听也罢，不爱听也罢，谁让咱们是乡亲呢？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咱们虽然不对门，隔一道墙也仍然是一家人，一条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谁冲你发坏就是冲我发坏，你吃亏就是我吃亏。我是忠心报‘国’，一心不二，打也打不走，轰也轰不开！静宜妹子，我告诉你，你可要提防着，你先生我就是说倪先生，他可没安好心！”
       静宜更不高兴了，她打断了“热乎”的话，粗暴地问：“你说说，你要说吗？你要干吗？孩子他爸怎么样，与你有吗相干？”
       “热乎”丝毫不计较自己所受的冷遇，她紧张、专注、诡秘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放低了声音：“静宜妹子，实话告诉你吧，我知道了，我打听到了，你知道吗？倪藻他爸爸找了律师，他要和你离婚！”她眉飞色舞起来，似乎从传递这消息中获得了大的满足。她的兴奋已经溢于言表。
       这个意外的消息的冲击与对“热乎”的言谈话语神色举止的反感、怀疑差不多具有同样的强度。静宜绷着脸，一声不吭，一脸肃杀之气。她不能在“热乎”面前流露出意外、惊惶、难受的反应。她就是不让“热乎”看到笑话，不让“热乎”套出她的任何话来。她以在与倪吾诚的关系问题上从未有过的冷静开始思考。真的？假的？实事？谎话？不论“热乎”的用心如何，现在要判断的是她提供的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是不是真实可靠。
       静宜的沉默使“热乎”有点失望。她问：“你怎么不说话呀？他爸爸最近到底怎么样啊？”
       本来无心听她们的谈话的静珍这时搭上了碴：“你怎么知道的？”她的神态完全是对“热乎”的审问。
       “我怎么会不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我反正把消息报告给你们了，信不信随你们，我可别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我可不是专报坏信儿的夜猫子。”说着，她起身要走。
       静宜不知说啥好。静珍却冷冷地一笑：“我告诉你吧，我不信。我妹夫最近很好，很规矩，他已经回心转意了。妹妹，甭信这些个闲话，众口铄金，曾参杀人，谣言不足为凭。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咱可不能听风就是雨，拿着个棒槌就认真（针）！”
       “热乎”急了，“哦，这么说我成了造谣了？我那傻妹子！我盼着你们老少团圆，家庭和睦。可有吗法呀！倪先生找的北京饭店的大律师胡世诚，还有日本律师垣口正一呀！我的本家侄子的小舅子给胡大律师当文书先生，他还管收发联络呢！胡大律师可喜欢他哩！胡大律师的什么事他不知道？什么案子他不知道？分家的事睡觉的事乱伦的事，他吗不知道？垣口律师那里他也出出进进，跟个人的家一样呀！你们不信你们去扫听扫听。给你们报信儿有我吗好处？这不是嘛，还让你们不高兴。自古就是这样，好人没好报，说真话没饭吃哩！我那实心眼的傻妹子！素常里挺精的呀，这回怎么解（读ｘｉè）不开呢？谁不明白疏不间亲？我算哪一出哪一台的？倪先生是静宜妹子的先生，两个孩子的爸爸……”
       “热乎”还在滔滔不绝的发挥，静珍向静宜使了一个眼色，胸有成竹地说：“是了是了，你这份好心我们领了。其实这些个情形我们也早知道，可是还没有查核清楚。没有查核清楚的事就不必说，我们不必和你说，你也不必和别人说。婚丧嫁娶，人之大伦，没查核清就到处瞎说，那不是人做的事。再说那也犯法，因为这个可以闹出人命来！闹出人命来谁传的话谁负责！实话告诉你，我的好乡亲，好邻居！我们姜家门里的女子个个是刚如刀烈如火，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走正道。天王老子玉皇大帝要休妻也得讲出个子丑寅卯。你甭听这样说那样说的，照我说全是狗臭屁！我妹夫就是念洋文念得多了点，有点痰气，可人是个好人。他不会怎么着，他怎么样不了！我的好姐儿们，你就放心吧，你就受着好儿吧！”
       “热乎”翻翻眼，也不知道听懂了多少。反正觉得自己没什么话可说了，也听不到什么了，便告辞离去。
       静珍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地把“热乎”打发走——这次还优礼有加，一直送到了大门口，“嘎嘎”笑了两声。眼看着“热乎”进了自己的门以后，她才掩上院门，匆匆赶回屋里。她对面色灰白、迷惑不解的静宜说：“看来是真的，我就知道老孙这个小子还要变出七十三变来！”
       “你……”静宜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了。
       “我成心这么说，我妹夫好得很哩！我叫得亲哩！不这样，能激出‘热乎’这种人的实话来吗？‘热乎’既然来了，她就是要给你报信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我们还不知道她那个幸灾乐祸的人品？有凶信儿，她不添油加醋报给你她不是白来一趟白活一世啦？可是她要卖关子，她要拿捏你，看着你着急，看着你难受，看着你在地上打滚她才舒坦呢。你今天是对了，给她个一声不出！我呢，你急我不急，你信我不信，我妹夫诚了好嘞……这不，她吗都说出来了。我们呢，一句话也没让她套了去……”
       姐姐的才识举措使静宜五体投地。事情的突然恶化也使她更感到姐姐的可亲可靠。她绷了一会儿，突然哭出了声，边哭边诉边骂：大流氓！大地痞！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恩将仇报！过河拆桥！虚伪狡猾……
       别哭！静珍恶声断喝，止住了静宜。“老孙”的七十三变，咱们又不是没见过！有吗新鲜的？我早就知道他没安好心！越是装的老实越没好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怕黄鼬吃鸡，就怕黄鼬给鸡拜年！这几个月你还说他好了哩！你这么说我肯的说吗？我不肯的说吗呗。我早就等着他这一天啦！咱们也来他个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我早就思谋着这一天啦，一物降一物，马尾穿豆腐！找“晃悠”去！找“晃悠”去！千万别露，千万别露！咱们给老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第 二 十 一 章
       姜家母女，并不认真地崇拜什么神佛。对神主（祖宗牌位）还是比较虔敬的，这仍是孝道的延伸，是请求先人保佑的愿望。财神爷供起来，就有些心照不宣的玩笑意味了。肚子里愈是失笑，口头上就愈要庄严。对于比小民百姓爵位大名声大能耐大的人、神鬼，对于超常人的权威，宁信其有，毋信其无。宁让别人失敬失礼乃至变成倒行逆施，不要让自己有什么不恭不谨。这样，招灾惹祸也是别人的，自己则万无一失。再说，财神的神意虽然渺茫，财神的“财”却是无法不敬不亲。财神财神，要的是财而不是神。至于偶然的进庙烧香，也不过是有病乱投医与礼多人（神、佛）不怪的意思。
       但是姜氏母女有一个真正崇拜的现实对象。他就是“晃悠”。
       “晃悠”当然是绰号，真名赵尚同。倪吾诚秋后重病，救过来以后，静宜与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谈话中举出来的楷模便是这位晃悠大哥——赵尚同。
       叫“晃悠”也颇传神。他素常穿一尘不染的医生的白大褂，脱下大褂便是西服。瘦骨嶙峋，精神抖擞，高鼻深眼，如鹞如鹰，长头大脑，面色蜡黄如实验室的标本，如经过福尔马林的长期浸泡一般。他一边说话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走路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给病人检查、开处方一边晃悠着脑袋，一边吃饭饮茶一边晃悠着脑袋，风度十足。连他说话的声调也有一种抑扬顿挫，摇来摆去的晃悠感。
       他在东洋留学四载，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他本人的英语也很不错。在北平上中学的时候，他曾参加学生的业余英语剧团，用英语演出了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由于他的长相，他的举止和他的英语，被上海的一个剧团导演看中，非要拉他去当演员不可。导演想的是让他专演外国人。演个欧美传教士，干脆不用另做头套。他的拉丁语和法语也都可以。在学生的联欢会上，他还曾经用意大利语唱过著名的拿波里民歌噢梭罗密欧——我的太阳，用他的相当出色的男高音。
       他现在是光明眼科医院的院长。眼科医院原来设在宣武门内的一条胡同里，由于他医术高明，经营有术，一条胡同里的医院居然名扬全市。一年前，他在西单商场附近的繁华路面购买了一座三层小楼，彻底翻修以后，作为光明医院本院。原靠近宣武门的院址作为分院。他的事业就是这样的兴隆发达。他还用中西医合璧的办法自研自制了一种光明眼药水，行销北方数省，获利极多。据行家们说，如果不是战争，他的眼药水定能风靡全球，而他也就会变成亿万富翁。现在他也非同小可，据说除行医外他还通过代理人经营着一个银号，获利无数。对于这一点，其说不一。他本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晃悠着脑袋得意地一笑。大笑之后，收起笑容，却仍然浮现出一种美丽的温雅表情。
       他是姜氏一家的同乡。如果不怕花费太大的周折和力气，大概可以证明出他是静珍和静宜的表兄。他比静珍大五岁。姜赵氏姜赵氏，姜赵氏的娘家就姓赵，就与“晃悠”同宗。
       赵尚同出身寒微。他父亲本来是家乡大地主陈百万的后代一家的一个账房先生。他在家乡读了小学，全靠成绩优异，考上了公费保送到北平来上学，后来又考上了出国留学，奋斗出了一番事业。他本身是庶出，生母因肝病早逝。他的嫡母患偏瘫已经二十多年，近年又发展到下半身瘫痪萎缩。他呢，留学归来后立即将嫡母接到北平。当时他的日子还相当艰难，然而，他对并非亲生的嫡母侍汤奉药，晨昏叩首，早晚问安，其孝道早已为众乡亲所称道。近几年，嫡母生活自理能力全失，他的事业兴隆，事务繁忙，但不论有天大的事，在侍奉嫡母方面他从来没有任何疏忽懈怠。最近又发展到接屎接尿、喂食喂水的地步，赵尚同从来是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他人代劳。闻者莫不交口称誉：唉，这年头！要不，怎么也得举个“孝廉”！皇上要是不倒，皇上要是知道了不定封多大的爵位呢！
       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感人，令人视如神圣，令遐迩啧啧赞颂的还是他的婚姻与他对婚姻的态度。他是十四岁时奉嫡母的命成的婚。妻子比他大五岁，文盲，缠足，脸上大大小小的麻子，由于长过鼠疮脖子上有疤痕。现在妻子年已四十四，鬓发皆白，老态龙钟，从外观上看，他俩走在一块，与其说是像姐弟，不如说是像母子。从他留学回来的那一天人们就预言他要停妻再娶，还有热心人张罗为他介绍女友，为他营造别室。据说前后确有两位照片上过《３６９》画报的“名媛”看中了他的才学风度财产，特别是他的奋斗精神与奋斗本领，正式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都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据说——底下的说法就更催人泪下，传的也更广，唯不知这是怎么传出来的——他的发妻甚至劝他“不必苦了自己”，“再置一室也未为不可”，“你我只有二女，没有子嗣，你还是另立个公馆吧”，据说他只是一笑。他回答说：“我虽学了些洋医术洋文洋药，可我是真正的中国道德、坐怀不乱之人。西洋禽兽坏我人伦的那一套，与我赵某人概不相干！”
       说起这一段，人人啧啧称道，竖起了大拇哥。看人家才是当今世界的中流砥柱呢！真不赖呆，真不赖呆，静珍说起这个人来往往激动得眉飞色舞，唾液飞溅，颇有与斯人志同道合的感慨。
       姜赵氏母女与赵尚同在家乡并无来往，不过知道这个名字而已。赵尚同学医，也知道姜赵氏的丈夫那位中医的姓字。只是到了北京以后，经人介绍，她们母女三人专门去拜谒过一次。赵尚同既孝且悌，对于乡党亲族，也是极为友爱。与这母女三人，一见如故，一见如一家。首先，他从此负起了为这母女三人与倪萍倪藻二人看病的任务。眼科不要说了，就是伤风感冒长疖子生疮牙疼拉肚子之类，也都是赵尚同给看给药，不取分文。遇到他实在看不了或者没有这方面的药的，他都一一耐心解释说明，代为介绍医生药店。单此一项，他已经成了姜赵氏等的卫生保护神，她们不过每年过年时送两包燕窝酥之类的点心而已。其次，对静宜与倪吾诚的关系，在静宜等向他诉苦后，他也关心备至，用静宜的话叫做“比娘家哥哥还强哩！”他态度明确，几度与倪吾诚晤谈，给倪吾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防止倪吾诚抛弃静宜和孩子，阻止这个家庭的解体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样，他就不仅是卫生保护神，更是家庭伦理风化的保护神了。
       倪吾诚对于一般人是十分狂狷桀骜的。道学先生在他心目中不是蓄婢纳妾、偷鸡摸狗的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便是腐朽冬烘、机能衰竭的仅能喘气的僵尸。一般俗人则是懵懵懂懂、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地蠕动着的蛆虫。至于少数几个喝过点咖啡可可白兰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无不处于和他一样的痛苦矛盾麻烦之中，无不一样地对中华文化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只不过他们大多数地位比他显赫，成就比他巨大，特别是比他会处世会赚钱也比他有钱，因而就有本事更多地满足自己，因而就不像他这样狼狈、这样无望、这样煎熬得痛苦万状。他们虽然不会无私地帮助他，至少还有点同情他。甚至即使不同情他，也不会责备他、干预他的。
       然而赵尚同院长、赵大夫、赵硕士不同。赵兄个子没有他高，却比他神气得多，自信得多。就那脑袋一晃悠音调一颤悠，也不是没有学位、没有技术、没有财产、没有身份、没有道德上的自满自得的人晃悠颤悠得出来的。他走的步子既轻快又决绝，笔直朝前，义无反顾。与家乡北方农村的多数人不同的是，他不罗圈腿，他的脚踝比个子高腿长的倪吾诚都要粗壮些。他的容貌、他的精神倪吾诚自信不在自己之上，然而他的眼光要比自己的犀利威严得多。也许可以用“目光如电”这样的形容。当他的眼睛直视到倪吾诚脸上的时候，倪吾诚有一种要打寒噤的感觉。他面部的轮廓与线条非常之好，这种有力的、明暗分明的、对比强烈的脸孔，在我神州的炎黄子孙中是相当罕见的。倪吾诚观察着他的形体，常常怀疑他另有出处。他曾经打探过赵大夫的宗祖，说是历代在家乡务农，从未有过别的经历。
       最使倪吾诚服气的还是他的科学（医术），他的外语。倪吾诚本来是一个极喜爱极崇拜科学与外文的人。他的那点科学与外语虽然在姜氏母女面前显得无限优越，过高过多，甚至是多余过剩，然而在赵院长面前，他确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单是赵硕士用拉丁语讲的一串一串的药名就使倪吾诚敬畏入迷。有一次那拉丁文太长了太美了，赵硕士讲得又太流利了，这引得倪吾诚垂涎。
       这样，赵尚同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毫无疑义地、当仁不让地死死压住了倪吾诚。上帝造出一个赵尚同来似乎就是为了压倒倪吾诚。而上帝造出一个倪吾诚来就是为了处处逊赵尚同一筹——好几筹。
       然而这仍然不是最可怕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在人类通常难以避免的嫉妒心上，倪吾诚有自己的潇潇洒洒、快快活活、马马虎虎的玩乐童心的一面。他的这一面能起到平衡和冲淡自己难免的嫉妒心的作用。 最可怕的是这位精通洋文洋学洋医洋事的乡党赵尚同，是那样道学，那样正统。最最可怕的是，赵尚同这样做的时候你硬是看不出他的做状、他的虚伪来。
       而其他的道学家，几乎无法遮盖住自己的马脚。
       赵尚同找倪吾诚长谈过两次。倪吾诚知道，是静宜哭哭啼啼地找过了赵尚同。赵尚同递给他极好的香烟。赵尚同吸烟的姿势特别是用小指轻磕烟头弹烟灰的姿势令他倾倒。赵尚同的语调呈一种内在的波浪形，由低到高，由高到低，音量由大渐小，由小渐大。这是一种吟咏的习惯和吟咏的自我满足，与他谈的具体内容无关。
       赵尚同的因为缺少睡眠而略有红丝的眼睛射出两道逼人的光，倪吾诚觉得无地自容，无处逃遁。口若悬河的倪吾诚变得结结巴巴，他理亏地辩解说，他和静宜在一起，他觉得非常——他用了一个英语的词，意思是寂寞。他还说，让他勉强和静宜过下去是不人道的。
       赵尚同冷笑了一声纠正他的用词和发音，赵尚同说，如果你想用洋文表达一种洋化的情绪，起码应该把洋文学得更好一些。然后赵尚同向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是任何其他试图教训倪吾诚的道学先生、正人君子、贤夫慈父问不出来的。赵尚同问：“你这么不喜欢你太太，为什么和她生了不止一个孩子……”
       倪吾诚的脸涨得通红。
       “很显然，”赵尚同略带笑容地、咬文嚼字地说，“你是一个卑劣的人。你欺侮弱者，欺侮比你更无助的人。你要发泄你的兽欲，你要满足你的生理需要……而你又自以为比人家高明得多，伟大得多。你不拿人家当人。你觉得她应该为你而牺牲，而你不能为她牺牲什么。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就是你从欧洲学来的人道吗？”
       赵尚同讲这一类的话的时候眼光是严厉的，像扑向兔子的鹰。面容却是和蔼的、流露着某种得意和快感，像是在完全欧化的鸡尾酒会上举杯祝你康健。这种奇妙的表情的混合使倪吾诚不寒而栗。
       他是不是真的呢？他真诚吗？倪吾诚始终没有把握。倪吾诚始终不明白赵尚同为什么对自己的私生活那样安之若素与得意洋洋，不明白一个麻脸文盲老婆为什么能给他添加那样一种光环。如果他干脆学太监净了自己的身呢？他是不是会变得更圣洁一些呢？
       不。太监是被人瞧不起的。司马迁的遭遇被认为是奇耻大辱。这么说圣贤的圆光就在于既保持你的全部欲望，又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地压抑、控制、扼杀你的全部欲望。这样，道德的真谛就在于巴甫洛夫对于狗的训练了。而这样的狗确实是可以训练成功的。
       他想起了友人给他讲的喇嘛教的一支。这种喇嘛要过一关，他们奉命要与女人行房，要在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自行慢慢地消除欲望，归化于无。做到这一点的便成为喇嘛，成为活佛。泄了的，杀头。
       与这相反，被阉割的牛的命运倒更值得羡慕了。十三岁的时候，他的表哥带他去看牛倌阉牛。他亲眼看见家乡的土兽医割破、挤出一个个牛犊的青白色的睾丸，带着鲜明的血丝。牛犊群被赶到一片碱洼地里，地上是白花花的碱，秃子的头发一样的稀稀落落的枯草。被割挤了睾丸的牛犊臀部一颤一颤地搐动，似乎很快就归于平息，连多哞一声都不曾。少年倪吾诚面如死灰，他竟然分明地感到了自身的某一个敏感的部分在被宰割和挤压，他感到一种疼痛，更感到一种酸麻和空虚，一种巨大的失落。结果他的两条腿也簌簌地抖了起来。他哇的一声把中午吃的贴饼子熬小鱼全部呕吐了出去。而且，他尿了裤。这使表哥开心、取笑了好几天。
       和赵尚同的谈话使他忆起了这令人呕吐的往事。他的面色很难看。
       赵尚同似乎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他微微一笑，乘胜扫荡他最后的防线。
       当然，饮食男女也是天性。然而一切天性只能在一定的规范中才能得到发挥、发展和满足。放肆和放纵并不是天性的满足而是天性的畸变。比如说，吃饭是天性。你能因此便什么都吃，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吃，胡吃乱吃脏吃偷吃带着细菌吃带着恶臭吃吗？人类的饮食毕竟不是狗吃屎。男女也是一样。人并不是公狗母狗。人的要求并不就是胡乱交尾。胡乱交尾有什么难？赶到畜栏里去就是了。不讲一定的规矩，一定的要求，你连起码的卫生和健康都得不到，还能有幸福和爱情吗？何况还有社会呢！你有多大能耐，胆敢与社会伦理、社会风习、社会舆论针锋相对？只有在社会上立住脚，才能有其他的一切：人们都是这样的，年轻时候觉得社会不合理，要和社会作战。最后，总要和社会和解，个人与社会达到彼此两利。
       互相利用吗？倪吾诚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
       互相利用也比互相损害好。你损害了社会，也损害了他人，也损害了自身。有什么好的？赵尚同的眼睛更亮了。
       这时候一个戴着洁白的馄饨状修女帽的护士来找院长。赵尚同拿起一张处方笺，写了几个拉丁词，龙飞凤舞地签了字，交给护士拿走了。护士临走时向客人——倪吾诚莞尔一笑。她的光灿的笑容收括到巨大、庄严、非人间的洁白的修女帽里。倪吾诚只来得及看到她的清洁细嫩而又滋润的皮肤。那皮肤柔滑光亮如脂。他笑了。他似乎是相当愉快地向院长乡党告辞。他表示感谢赵兄的好意，请放心，一切都会好的，我倪某人决不做对不起人的事。赵尚同挑一挑眉毛，飘然一笑。他与他紧紧握手。眼科医生的手指的清洁与护士的脸蛋的清洁同样地使他惊异。赵兄刚刚缩回手不待倪吾诚出屋便伸手到洗手池上冲洗来苏儿消毒液。倪吾诚感到神往和折服。
       倪吾诚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看到了赵尚同与妻子、孩子一起出游的情景。那是在中央公园（现名中山公园）。他们一家从里到外看来都是和睦的。赵尚同走路的姿势更加“晃悠”得厉害。遇到上坡、下坡、沟坎台阶，赵尚同都彬彬有礼地搀扶着妻子。还常常与妻子耳语，说完了两人笑在一起。倪吾诚跑过去向他们全家问好。临走时赵尚同瞥了倪吾诚一眼。倪吾诚一哆嗦。
       他早晚会杀了我的！倪吾诚想。
       当姜静宜用赵尚同的榜样来劝导、教育、激刺倪吾诚的时候，吾诚便说：他是圣人，我比不了。
       静宜也能熟练地反击这种说法。她说，你应该知道，你学不了圣人，可圣人管得了你。圣人专门管你！然后静宜要发挥，跟人家比，你算狗屁！你喝过几瓶洋墨水？你认几个狗字儿？你懂科学？你别假充人灯啦！跟人家谈学问，你处处露怯，贻笑大方！人家呢？真有学问的人才那样呢，返璞归真，读书深处意气平，胸有成竹，如妇人好女。你当就你认字？我还看过《留侯世家》呢。司马迁就是这样描写张良的，如“妇人好女”。自古以来，满招损，谦受益。真正有大学问大本事成大事业的，有几个像你那样飞扬浮躁，心神不定，活像一只猴子！
       我连寂寞都感不到了，只感到疲劳。疲劳是ｔｉｒｅｄ吗？我的发音又需要硕士院长圣人的纠正吗？
       越争论就越敬佩赵晃悠。姜赵氏娘儿仨曾经一起议论过，赵尚同有什么挑儿没有？
       对母亲，对妻子，对孩子，对乡亲，对事由，对学问，对医院，对病人……没有挑儿，没有挑儿！那么，说话晃悠脑袋算不算是个缺点——挑儿呢？那算什么挑儿，人家说话爱晃悠晃悠吗。那如果他是大官，是委员长或者司令或者道台呢，那样晃悠着脑袋合适吗？那怎么不合适呢？如果当了大官，当了委员长或者道台或者司令，那一讲演一晃悠脑袋就更神气了，更威风了，更漂亮了……那，那，那他没去跟着老蒋抗日，算不算挑儿呢？这么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却是姜赵氏提出来的，日本人的占领使她提心吊胆。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两个女儿。还是静珍来得快，见识高，她慷慨地回答道：“如果咱们中国人个个都跟赵大夫一样，一样的人品，一样的本事，一样的道德学问，一样的正经，中国早就强盛了，哪儿来的小日本鬼子！”母、妹为之叹服。
       静宜常常有点什么事去找“晃悠”，请教方法也请求支持。因为这，在倪萍七岁刚上小学那一年，她竟受到女儿的抗议：“妈，你别老上赵伯伯那里去了，多不好！”
       谁也没弄清倪萍所说的“多不好”的含义。但这句朦朦胧胧的话使静宜与静珍、姜赵氏空前地严肃起来。她们把倪萍叫到跟前，由姜赵氏做了一次慷慨激烈的宣讲：
       傻丫头，不懂的事不要瞎说八道！我们姜家的女子，个个是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姜家虽非名门望族，也从来不含糊！光县志上上了名的贞女就有四个，节妇就有三个，修牌坊的就有一个。说起咱们姜家女人的正经来，咱们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我给你说说，那个那个，按辈分算那是你姥爷的三姑。人家那真是贞女，五岁订的亲，等十一岁的时候，那位郎君得了重病。你姥爷的三姑没等郎君去世自己先跳了井。府上的张举人专门为她写的诗，说吗来？
       静珍拉长声背诵道：
       星光暗淡月弯环，
       不若先郎赴九泉，
       就节不须求活水，
       恐流遗痛到人间。
       这不是嘛，还用说远里吗？你姨不就在你们眼前吗？我这个闺女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志，你问问谁能挑出她半个不字？这些年咱们吗歹人没见过？吗坏没发过？可就没有人说咱们娘儿们这话……
       说得倪萍心酸起来，愧悔无地，哞哞地哭。
       第 二 十 二 章
       虽然立即大骂了，虽然有精明强悍的姐姐的撑腰，虽然姐姐提起了“晃悠”这株大树，这尊神。“热乎”的情报仍然使静宜越想越吃不消。
       呜喝，怎么这人对人就这么坏，这么狠，这么狡诈！养个猫养个狗，那就不用说了，它跟你有多么亲！就是把生在树林子里，祖祖辈辈野惯了的鸟儿养在家里，见天喂它食儿，它也跟着你！从小在庙会上，她就见过黄鸟叼钱的，你手心里放一枚铜钱，黄鸟飞来叼去，送到它的主人那里。人们好奇地问养鸟的人，你怎么训练鸟的呢？怎么它就不飞呢？驯鸟的人回答说，没有啥，就靠一把米呗。
       静宜对于倪吾诚，奉献的可不是一把米。是整个的身，整个的心，整个的自己。结婚十几年，她做过一件对不起倪吾诚的事吗？倪吾诚能有今天，离了她和她家行吗？多少的爱，多少的恩，他就一点儿也不往心里走吗？远里不说，就去年十一月，他做了多么缺阴损德的事！用作废了的图章骗她戏弄她让她丢人现眼。他一连三天不回家在外面寻花问柳寻欢作乐。她和孩子们是粗茶淡饭、忍饥挨饿。他呢他是山珍海味声色犬马。她和孩子们是贫民舍哥儿，寒窑里的花子。他呢他是公子王孙皇宫里的阔少。真是寻欢酒肉臭，家有冻死骨！就这样一个匪类，一个令人发指的无情无义无忠无孝无慈无爱的臭流氓报应了。老天有眼，降灾惩罚，他病得是三魂出窍、气息奄奄，性命危在旦夕，与阎王殿只隔着一层纸！我当时真想不管他，让他臭在那里烂在那里停尸在那里卷上破席扛出去……可再一想，究竟是我的结发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人心都是肉长的，讲的是以心比心，以心换心，讲的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倪吾诚倪吾诚，你总也还是个人，你究竟还生为人形，说着人言人语！我的好心我的善心我的菩萨心我的唾面自干的心你就一点不懂得？我救了你的命！我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点体己给你请医生买药，给你买鸡蛋煮挂面。还是天生的你该吃好的我们娘几个该在一边看着？我的体己钱还为你还了账！你胡作非为丢了事由，堂堂七尺之躯让一无职业二无收入三有老小的一个女人养着你，你就不惭愧吗？你就不知恩吗？你就不知道好吗？你就不知道这是爱吗？你张口爱情闭口情感，你病着臭着烂着哪个花过你的钱跟你又情又爱的娘儿们来看过你一眼？你那些情呀感呀自呀由呀的破鞋烂袜子都哪里去了？说实话这回我自己都没料到我能这么善这么慈这么为你一个不成材的东西牺牲一切，大概我真是前生该着你来生欠着你今生爱着你的吧？我要用这种善心爱心喂一只狼养一只虎，这只狼这只虎也该跟我亲亲的了吧？而你呢，你不算人，你也不如狼虎不如禽兽！你是吃饭砸锅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你日子刚好一点刚找着事由立刻就对我们娘儿几个下毒手！你比蝎子还毒比狐狸还猾！你骗得我好苦……你骗得我又有了身孕！你整天说的那一套“卑鄙龌龊肮脏野蛮下流无耻”云云不是放在你自己头上正合适吗？你不是真正做到了最卑鄙最龌龊、最肮脏最下流、最野蛮最无耻吗？你不是缺了你倪家祖宗八辈儿的阴，把损招子想绝了把黑心事做绝了吗？人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坏，能这么阴，能这么毒，能这么狠呢！我真后悔，我真后悔我这么傻呀！我还以为我的善心能感化你呢！我还以为你从此能走上个正道呢！我还以为你能怜恤你自己怜恤我们呢！这就是我自己找病，这就是我活该倒霉，这就是我倒了血霉呀！这就是我自己活该天诛地灭了！人呀，千万不能怜惜人呀！人呀，你怜惜他，他可不怜惜你呀！人呀，你要是怜惜人的话，不论是至亲骨肉，不论是夫妻父子，你要是动了善心，你就愣是掉了脑袋也不知道怎么掉的呀！
       这些思绪，这些话像泉水一样地在她的心头喷涌。她思前想后，翻来覆去，自己都为自己的善心善行以德报怨所感动。如果换一个地位想想，实在想不出谁能做得比她更好。一个路人，一个陌生人也会为她的善行所感动。而她换来的是更阴狠的毒手。尤其使她堵得喘不过气来的恰恰在于细想起来，倪吾诚又不是真正的流氓、地痞，像她气急了骂的那样。凭良心，倪吾诚对待三亲六友、同事同学、对待外国人、对待下人（伺候过他的人）也还都可以。有的还很不错，他谈不上有多么坏。唯独对于她，唯独对于对待他最好的她，怎么就这么丑恶、这么恶劣呢？
       想来想去只觉得浑身打战。特别是心跳，好像不是一下一下地跳，而是不停止地震颤着中间夹着一跳又一跳，心脏震颤得发酥发麻。骂完了以后，千言万语在心头，却再说不出话来。夜里躺在床上，眼睛都不想闭。半个小时上一次厕所。不知道身体里什么时候贮藏了这么多水，怎么可能排出了这么多水。没喝那么多水呀，哪儿来的水呢？是不是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变成水分排出？
       第二天光剩下了喝水。喝一口，再喝一口。喝一碗，再喝一碗。整整两天，静宜没吃任何东西。每天只是不停地喝、尿，喝水与上厕所，倪吾诚发现了这个情况，吓了一跳，问是怎么了，静宜不答。
       第三天，静宜叫洋车出门，找了“晃悠”大哥。她大哭了一场。
       第四天，静宜静静地对倪吾诚说，你看多不容易呀，众人都为你出力，总算为你找到了新的事由，又体面，又挣钱，又可你的心。咱们不能肉头呀，咱们请一桌席吧，把为你找事出了力的人都请一请。
       那钱……
       钱有，我给你留着呢。再穷也不能白求人，再穷也不能让人白受累呀。
       那……敢情好了！那太好！那最好不过了。
       那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给你置办。你就一心一意上朝阳大学上任去吧。
       多谢了。
       不——客——气。
       于是，这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倪吾诚先生与倪太太在“神仙居”设宴答谢有关的乡亲朋友。
       静宜这一举动使倪吾诚喜出望外。吃席而且是由他做东，这实是他梦寐以求而始终难以实现的事。这既是物质的慷慨享受，又是精神上的慷慨享受。“神仙居”果然成了神仙世界。宅院式的建筑，相连的院落，花盆里的迎春花，院角的翠竹，院里弥漫着的酒香肉香葱香糖香，都令人沉醉。这环境很不错，他满意地对静宜说。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要隔一段时期到饭馆和朋友们一起坐一坐。当然是为吃，吃是很重要的，是生命的需求也是文化。当然了，还有交际。一定要有社交。从小就要学会过一种健康的、文明的、开阔的社交生活。见了生人扭扭捏捏，是中国人特别是女性最丢人的毛病。人是社会的动物嘛。这并不是说求人办事了，就要请人家吃一顿。这不是主要的。社会的人，人的社会，每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就一定要与社会上的人多建立友谊，多联络嘛。说起来我也很惭愧了，还不是没有足够的条件，要不然……
       几天进食饮水不正常，瘦了一圈的静宜听着这她并不陌生的一套，默不作声。只是在他最后说到“惭愧”的时候，她的震颤后终于不再震颤，就像已经挖走了已经空洞了的心，突然又痛苦地震颤了一下。
       客人们陆续到了。头一个便是赵尚同，微笑着，晃悠着头，全身上下清洁得不可思议。由于是请别人吃饭，倪吾诚觉得自己似乎比平时高大了些，以至看到处处压他一头的赵尚同也并未感到多么压抑。相反，他热情地凑上去寒暄。哈哈，赵兄，能来赏光，实在感谢呀，府上都好？医院买卖好吧？哈哈哈，赵兄真是三头六臂，能者多劳……
       然后来了史福岗。倪吾诚更高兴了，热情地讲了一通洋文，史福岗倒都是用中文回答的。然后来了与他有一面之交的矮矮的律师。倪吾诚心一动，莫非他也为我找事由出了力？也可能吧。反正为了朝阳大学的差事，静宜托了许多人。其实用不着找那么多人的。
       客人来齐了。主方除了倪先生、太太还有倪藻。大家入座，互相谦让，最后公推赵尚同坐到了主宾席上。布菜搛菜，举杯祝酒，互相道贺。冷盘过去以后上辣子肉丁，青辣椒油亮如翡翠。焦熘肉片，丰满而又玲珑剔透。干炸丸子焦脆烫口，木须肉的葱花与酱油香气打鼻子撞脸。客人们齐声叫好，说是“神仙居”菜做得不错。然后说到李万春的新戏，说到陈云裳的电影，说到耿小的的新书，说到黄河里发现了美人鱼，美人鱼一跳老高，露出了鱼尾。后来又说到门头沟煤矿有一位塌方中砸死的工头，在家停尸三天，结果第四天凌晨，天还没亮，诈尸了，尸首站了起来追一个小偷，追出家门四十米，小偷吓死了。
       上来了最后一道大菜，两样做。是一条大鲤鱼，一半烧了呈银色，一半做汤如乳汁，极为鲜美，使宴请情绪推上高潮。这时又端来甜点，山东风味的“三不粘”。灿黄如金，光滑如玉。
       倪吾诚咂嘴舐唇，谈笑风生，其神采为数月来所未有。
       赵尚同把筷子一撂，皱了一下眉。
       静宜刷地站了起来，还没说话，先哭了。
       众人正吃得津津有味，都怔了。
       倪吾诚正在喝汤，喝得太香，沉醉了，他在头几秒钟竟没有觉察到餐桌上的风云突变。
       “很对不起，”静宜边哭边说，“今天请各位来本是为了酬谢大家，让大家高高兴兴。可我有几句话不能不说，我请你们主持公道，我请你们原谅我的冒昧。”
       静宜的用语的文雅与外交风度，使倪吾诚大为惊讶。
       “……各位能相信吗？就在给姓倪的他找到了新的差事的时候，就在靠变卖我仅有的私产帮他养好了病的时候，就在我怀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要……跟我离婚……”
       静宜痛哭失声，座上客闻之变色。文雅的话结束了，静宜哭着，倒吸着气，一句一句把她想了多少天多少夜，腹中说了几十遍几百遍的话都说了出来……她控诉了。
       倪吾诚面色苍白，像被几根钉子钉在了那里。他看看静宜，再看看客人，再看看杯盘狼藉的餐桌，定在了那里，完全丧失了反应能力，更不要说自卫或者摆脱困境的对策了。
       这个消息对于倪藻同样是爆炸性的。母亲的哭声话声使他心如刀绞。但他竟然没有哭，因为这一类场面他毕竟是见得太多了，他为之疲倦了。他只是小声劝着：妈，别哭了。
       全场神色最自如的是史福岗。他只是在开始时惊愕地看了一眼哭出声来的姜静宜。然后他目光稍稍往下收了收，看着桌上的菜，看着自己的脚尖，表示沉默，表示不想听取或者干预旁人的私事，这大概也是一种西方的“非礼勿视”吧。也表示他认为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当然懂得并身体力行绅士们的格言，真正的绅士不在于不闹出什么事情，而在于别人乃或自己闹出什么事情的时候不以为意，若无其事。只有最细心的人才能从他的细微动作特别是耳朵梢的震颤上看出，他虽然超然，却仍然在认真地听。
       静宜的哭诉是动人的。任何人听了她的话之后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情她。她的处境是那样艰难，她遭受到的欺骗和背叛是这样无耻。在大串的排山倒海一样的语言当中，表达了绝对真实的委屈，怨懑，不平，愤怒，哀痛。夹杂着哭声，夹杂着一些家乡的粗话，骂人的话。由于真诚和冤枉，连这些粗话和骂人的话也显得那样圣洁、恰当、充满正义正气。倪吾诚惊呆了，他从来不知道姜静宜有这样的本领，能在社交场合发表这样激动人心的演说。许久以后当回想起这一段的时候，他都不禁要认定静宜的口才比他强，临场发挥的能力比他强，姜静宜的讲演本领要比一些死气沉沉的平庸的官僚强许多。也许姜静宜的口才比我国的某些驻外使节还强。也许姜静宜具有某种政治才能，争取同情，打击对手，致敌于死命……而他是一向喜欢用“愚蠢”“白痴”这一类字眼来评价静宜的。中国的“愚蠢的白痴”们蕴藏着的潜能……令人迷惑、令人震惊，也令人跌足长叹。
       静宜的话说完了，现在是哀号一样的哭声。跑堂的伙计面色仓皇地跑来看，赵尚同向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退了出去。这种野兽般的号哭声使四座为之垂泪了。倪藻吓得大哭起来。史福岗也为之动容，为之进退维谷，为之不知所措了。听了她的哭声，倪吾诚也哭起来了。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人活在世上要让自己受苦，还要让别人受这么大的痛苦！他抽泣着说：“静宜，我对不起你。各位，我对不起你们。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为了大家的、也包括静宜的幸福。现在她正在怀孕，这个话可以从缓。我还是能做出一番事业的。我自信我的资质还不是很差。将来我有了点出息，静宜，就算咱们分手了，离婚了，我还要帮助你的。如果我将来能挣到大笔的钱，我百分之三十，不，四十，五十，七十，对，我百分之七十都给你……”
       他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看到了赵尚同深陷的含泪的两眼的凶光。
       泪水已经流在了赵尚同的腮上。他看看大家，又看看静宜，他缓缓地起身，晃荡着走了过来，还摸了摸倪藻的头。他走近了倪吾诚，他走到了倪吾诚的身边，他的脸部的肌肉在搐动，他逼视着倪吾诚。
       你要……没容倪吾诚喊出来。
       啪，啪，啪！三声脆响，三个嘴巴。连史福岗也吓得大叫起来：啊，我的上帝！赵尚同扇起嘴巴迅雷不及掩耳，其动作之麻利宛如二十年后乒乓冠军庄则栋之起板左右开弓。还没等周围的人看清，他已经先用手掌掴了倪吾诚的左腮，趁势把手抡到了倪吾诚的脸的右面，反手啪地一抽，又抽到了倪吾诚的右腮，这一反手打得特别重，倪吾诚的脸上出现了带血的指印，不知道是倪吾诚的脸出了血还是赵尚同的手背裂了纹出了血，同时倪吾诚的右面的牙齿也出血了。最后才干干脆脆结结实实地照着左腮一掴。
       倪吾诚从座椅上被掴到了地上。他已经像癞皮狗一样地倒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自己也没闹清是怎么回事，他跪在地上了。
       倪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别——打——人！
       什么是一秒钟？什么是一百万年？
       一秒钟就是那么一下。一百万年却长得令人窒息。那时候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无数后代的后代，都成了尸体。
       都不存在。
       却又分明存在过。每个人存在于他自己的那一段时间里。然后，对于已经不存在的人来说，一秒钟等于一百万年，等于永恒。
       于是不再有呼吸，不再有鼻翼的翕动与滞结于喉头的痰，不再有激动的、快感的、愤怒的、挣扎的、堵塞的气喘吁吁。不再有雨后松林的清新。不再有情人或者仇人身上的汗气。不再有酒足饭饱后的打嗝儿。不再有对于得不到肉骨头的狗的同情。不再有暴怒和饥渴，不再有温存的眼泪和叹息。不再有野性的发泄，不再有流血的鼻孔和牙齿。不再有身上的恶臭，不再有香皂、香水、香粉、香花这种种徒劳的消耗。不再有阴谋、欺骗、负义、抢劫、强奸、侵略、杀戮、伪政权。不再有种种关于真理、逻辑、文明、进化的空谈。不再有徒劳的各种语言、纸张、圣贤、自大狂的伟人。不再为天冷而抖擞，不再留恋任何人和被任何人留恋。不再徒劳地想说服谁感化谁，不再徒劳地盼望得到人们的理解。不再盼望生，盼望快乐幸福，盼望温柔和情爱，不再等待任何人的到来。不再望穿双眼，不再流泪，不再显出焦急、傻气和恐惧。不再怕死，怕腐烂和消亡，不再怕尸体被皮靴踢过来翻过去，不再为自己的罗圈腿、口臭、贫穷、无权势、英文发音太糟糕而自卑。不再躲避讨账者、岳母、前来抓奸的妻子、宪兵队的密探。也不再羡慕那些吃得好、坐汽车、出洋、有权有势有饭店的软床有沙发有时髦美丽风骚体贴的妻子情妇的天之骄子。
       就是说，不、再、痛、苦！
       深夜里，倪吾诚觉得从未有过的兴奋与超脱。三十余年，他企盼与寻求这样一种精神的与肉体的满足，今夜他找到了。他想起了自己的高大的母亲。他想起了故乡的后园子，那高大的梨树和挂满枝头的落地便裂的酥梨。他想起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想起航行在地中海的客轮。想起那始终缥缈又始终亲近的，始终不可即又始终虚位待他前去的他的空屋。
       他去了。他终于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
       几天以后，在著名汉奸管翼贤（此人一九五○年镇反中被我人民政府枪决）主编的《实报》的报屁股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死而复生，人间奇闻”，副题是“信不信由你”。消息说：
       本报讯：本市高等学府学人黎务正因家庭纠纷于日前深夜自杀。黎某投环于平则门脸老槐树上。发现时业已断气多时，遍颈血迹。挣命时黎某将足上鞋子甩出数丈之遥。状甚惨烈。经发现后解下送往巡段。十余小时后始寻到家属前来认领尸体。待家属确认其为黎讲师后突然发现黎先生鼻息尚存，心有余跳，实业已还阳。经救治后死而复生。记者为此走访日籍著名医官山口次郎博士，博士认为黎某人之生还缺乏医学根据固不可信。又讯，黎君自缢，或与某桃色事件有关。情天恨海，道是无情却有情，牡丹花下做鬼不得。悲乎喜乎，恍兮惚兮，或可借报纸一角，聊充读者佐谈笑之资也。
       第 二 十 三 章
       倪吾诚就这样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死而复生，缺乏医学根据地离开了北京。他先到了江苏的一个小城投奔一个同学，混了几个月，没落住脚。后又辗转于山东、河北，最后栖息于胶东半岛。在临海的一个学校当教师、当校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那个滨海城市，倪吾诚俨然学界一人物。离京后的倪吾诚，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更重实惠，重享乐，而轻道义，轻廉耻。虽然，他依旧云山雾罩，恍兮惚兮，有求实利之心却无谋实利之术。在海滨小城，不久便被目为一怪人四不像。他与当地日伪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成了酒肉朋友。一九四五年，日寇覆亡前夕，他竟充任日伪“民众大会”代表，前往南京开会。是时汪兆铭已死，日伪的国民政府主席、汪伪的继承人是陈公博。
       倪藻不无惊异地发现，在这样残忍的状况下离去了父亲以后，这一家的生活获得了某种转机。倪吾诚走后他们搬了家，住到一个小院的两间南房里，房租要便宜许多。迁入新居以后，似乎人人长出了一口气。姥姥、姨、母亲的脸色都比往日要轻松一些。只有姐姐，没有改变她从小喜欢的叹气和摇头的动作。当然，她的精神越来越好。她的“干姊妹”活动得热火朝天。每人买了一本纪念册，互相题字。姐姐的纪念册上题着各式幼小娟秀的毛笔字与钢笔字：
       美丽的倩影，
       温柔的心胸，
       明亮的眸子，
       向着你远大的前程。
       这就是你，
       我的好妹妹——倪萍。
       另一页是：
       莫道世界多荆棘，
       自有友情慰我心。
       还有一页是：
       呱呱呱，呱呱呱，
       你是田里的小青蛙，
       快快乐乐吃害虫，
       长成一个胖娃娃。
       再一页是：
       当蟋蟀在深秋的寒夜哀啼，
       勿忘我，
       我或许就在那个夜晚死去。
       这最后一页的题字使倪藻读之愀然。
       读了姐姐的纪念册，他仿佛觉得，语言比现实更美。语言给现实以慰安。
       姐姐的脾气在平实中包含着古怪。倪藻翻看着红封皮、黑扉页、五颜六色的纸页的纪念册并为之感动的时候，倪萍忽然粗暴地从倪藻手中把纪念册夺走，收入自己的一个小木匣子，再把匣子锁起来，说道：
       “去，去，少看我的纪念册！”
       倪藻很生气。他丝毫没有要求翻看姐姐的纪念册。是倪萍主动把纪念册拿给他的，他深信他们的友爱之情足以使倪萍拿纪念册给他看。倪萍对于他的事从来都是问长问短，关心备至也过问甚细甚至干预很多。倪萍主动地快乐地单纯地拿来纪念册，让他看，让他分享姐姐的小姊妹之间的情谊。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感动，引发了和加强了他对姐姐和姐姐的小姊妹们的美好的感情……而正当他看得津津有味之时，突然莫名其妙地将他推开。
       莫非这也是一种权力的快乐吗？有权逗起你的快乐却又立即予以终止，看着你干馋干着急。
       从翻开纪念册的甜美到被夺走纪念册后的怨毒，两者离得怎么这样近？
       倪吾诚出走以后，静宜曾经为了生计而恐慌。最后，在“晃悠”的帮助下找了一个差事，在一个女子职业学校担任图书仪器管理员。因为静宜怀孕，说好了由静珍和静宜两个人共同担任这一个职务。两个顶一个人，领一份薪。为了获得这个职务，静珍和静宜跑了好几次和平门外琉璃厂，买了两个文凭。她们在一起反复讨论了好多次，认为静珍和静宜这两个名字太旧，不像是有学问的新式知识妇女，怕不易被女子职业学校的董事长和校长所看中。两个人决定改名，为改什么名热烈争论讨论了许多天，有时讨论得兴奋异常，格格的响亮的笑声甚至引来了好奇心重的“热乎”的造访。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动了感情。最后总算选择了两个差强人意的名字。姜静珍更名为姜却之，姜静宜更名为姜迎之，一却一迎，倒也像嫡亲姐妹。
       然后是填写履历表。主要靠“却之”。一连三天，静珍梳妆打扮以后便凝神静气，研墨调笔，练习小楷。边练习边叹息久久不理文墨，颇为荒疏了。“迎之”一旁侍立，颇觉恭敬。倪萍姐弟俩走进屋室也都屏神静气，觉得佩服。“却之”练习写下的一张张小楷，被两个孩子拿去欣赏品味。第四天才正式写履历。果然小楷写得一丝不苟，柔中含刚，立即被校方看中。然后是呈报，然后是托人情，然后是焦急地等待。最后果被录用，一致认为是姜却之先生的书法之功。姜迎之先生第一次主动吩咐倪藻去给姨母买酒买花生豆五香熏豆腐干祝捷。却之也是第一次真心“却之”，说是就要成为新式职业妇女了，岂有喝得醉醺醺之理。
       先是两个或共同或轮流去上班。后来迎之行动渐渐不便，主要是却之去上班。这不仅给家里带来了收入，也带来了希望、生气与新的生活领域。她们还带过两个女学生到家里玩。中学生，在倪藻眼睛里就是很大很大了。两个高中女生一个剪着短发一个梳着辫子，她们教两位姜老师唱流行歌曲。唱了“漂洋过海卖哟杂货”又唱《天涯歌女》，唱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又唱《花好月圆》。四个人唱得你走完调我走调，一起走完调便格格地笑。
       静珍每天早晨的梳妆程序仍然没有改变。仍然是庄严的与悲愤的。也许时间缩短了些？也许自言自语的时候痛骂的话少了些、自吹自得自思自叹的话多了些？也就难说了。
       从学校还来过一个花白头发的女老师。她说话带点口音，却之与迎之论证推理了半天试图证明她们也可以算做同乡。她们留她吃了饭。倪萍对这位老师印象特别好，她一会儿给这位老师端水一会儿给她坐的椅子上加一个椅垫。吃饭的时候老是冲着这个老师笑。也许来客人是太稀罕、太可贵了吧？
       吃饭当中，在学校做事多年的同事向二位生手介绍了担任图书、仪器管理工作的窍门。主要是其中有哪些油水，可以怎样不露形迹地昧下一些物品，或者自用，或者送人——转卖则要非常慎重，因为容易露马脚。却之和迎之频频点头受教，心领神会，感激涕零，承认自己确实没有做事的经验，不懂得做事的道理和学问。听“大姐”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是“人情练达皆学问，世事洞明即文章”啊。有经验的“大姐”介绍完经验发表感想说：我们都是老实人，又胆小，我说的那些，也无非是零零碎碎，小小不言，根本就什么也不算的罢了。真遇到那手腕高强的，石头里头也能榨出油来！咱们中国，不论清朝皇帝袁大总统，也不论蒋委员长汪主席，谁坐江山也是这样。中国能不亡吗？中国不亡，宁有天理乎？
       送走客人，却之迎之姐妹继续讨论体会客人的指导，感到五体投地。但又都说，此人太精太坏，不是好东西，今后倒不用防别人，头一个得先防着她！临睡觉时静宜忽然又想起来，便说了倪萍一顿。来个客人你那么热乎干什么？要来个客人就这么侍候那还怎么得了？又不是你爹又不是你妈你干吗那么孝顺她？说得倪萍极为丧气。
       过了一会儿，倪藻刚刚入睡，又听到了母亲的感慨：你爸爸要说不是个东西。可这一类的坏心眼儿他是一丝没有！他但凡有这位老师的十分之一的心眼，他早发了财了。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活该咱们娘儿几个倒了血霉！
       倪藻梦见了爸爸，轻飘飘地，微笑着。长胳臂长腿显得多余。说话像在他耳边吹气。
       爸爸这个人，又可怜又可恨！你说他上吊的时候，脖子有多疼啊！咯噔一声，立时就死过去了，脖子勒出了一大堆血。哪有这样的，哪有这样的……从那天起，我晚上都不敢出屋。我老觉得有一个人吊在我们的门前。
       倪藻把自己的梦告诉了姐姐。姐姐评论叹息，说起爸爸自缢时的惨状。她说话的那个样儿，就像父亲自杀的时候她在身边。就像她自己上过一次吊似的。
       她又说，如果那一次父亲真的死了，他就会变成吊死鬼。吊死鬼都吐着长长的舌头，因为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是活活地憋死的。他们的舌头因为失去血色而变得发白。白色的舌头，这有多么吓人。这样，吐着长长的白舌头的父亲的魂魄便不能安宁，他将夜夜在他们身边逡巡。他不会原谅妈妈、姨姨和姥姥，他肯定要把她们一个一个地吓死，捉走，捉到地狱里去。捉到地狱以后他们还要打官司，他们还要打离婚。他们要找阎王爷判定谁该下油锅，谁该拦腰锯断，谁该下辈子掏（投）生为一条狗，一只狼，一只猫头鹰。
       谁也不会可怜谁，谁也不会让谁的。不论活着还是死了。
       这就是刚刚过了十岁的倪萍的结论。
       倪萍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发出一种邪热的光，使弟弟觉得害怕，使弟弟想起“你个人着”的仪式。这种仪式在姥姥和姨姨回家乡一趟时便自动取消了。此后也再没恢复过。
       除了唱流行歌曲就是唱戏。迁移到新居以后，他们的隔壁有一位老态龙钟的罗锅老太太。老太太姓白，在旗，每天早晨沏一壶香片茶，慢慢地呷茶，从来不吃早饭。白老太太抽水烟袋，呼噜呼噜呼噜，像一只熟睡的猫，倪藻一直闹不清那呼噜声是从水烟袋容器里发出来的还是从白老太太的胸腔里发出来的。
       白老太太虽然哼哼唧唧地衰老了，但她说她是戏迷也是牌迷。虽然她喉咙嘶哑，声似破锣，唱起什么来一会儿咳嗽一会儿断气，断断续续像发疟子，但她坚持说：您听这个味儿！别的都是假的，味儿是真的。有的人又有脸子又有嗓子，又拜师又票戏，还学会了拉胡琴，说得出各种曲式，他就是学不上这个味儿，他一辈子唱不出味儿来。不信，您听听我这个味儿：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她居然把这两句“西皮流水”完整地唱出来了，确实像是有点什么味儿。但是身子已经很重的静宜提出，过去她们不是这样唱的，她学的戏词儿是：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道边……
       “什么叫大道边呀，大道边哪儿是京戏的词儿，您唱梆子去吧您哪……”白老太太不屑置词一辩。静珍直？她妹妹的袖子，怕是对年高德劭艺精的白老太太有什么不敬。
       于是姐妹俩依依顺顺地学着白老太太的味儿唱起来，唱的是“大街前”，不是“大道边”。
       倪藻完全听不懂“大街前”和“大道边”的含义。他一直以为“大街前”是“大姐钱”，“大道边”是“大刀鞭”。而且，他受不了这词和这调的重复。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唱下去，一天又一天地唱下去，也许是一代又一代地唱下去，让你听了想上吊。他不喜欢苏三，就像不喜欢白老太太。苏三是什么人呢？就是这样一个呼噜呼噜地吹着（他以为是吹着）水烟袋的无所事事的罗锅老太婆吗？
       唱累了白老太太就骂儿媳妇，骂得挺逗趣也挺活泛，头一次听时连倪萍姐弟俩也觉得引人入胜。
       骂完了，老太太想起来问：倪藻他爸爸呢？
       倪藻心怦怦跳起来。他想逃走，他怕妈妈和姨姨趁着白老太太骂儿媳妇的气势有来有往地骂一回父亲。偏偏白老太太紧紧地搂着倪藻，倒像跟他有多么亲热似的，倒像倪藻是她嫡亲重孙子，她刚刚给他买了糖人儿似的。
       然而倪藻完全多虑了，没等静宜说什么，静珍已经回答：“我妹夫在上海，铁路做事，当科长哩。”
       “就是就是，”静宜接着说，“在上海，铁路上，当科长哩……这不是，前些日子还来信呢……他也忙，也不常写信。他有个老娘，一大家子人，负担太重呀！”
       后来倪藻费了好长时间好大劲并且经过亲自询问母亲和姨姨才弄清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刚搬过来不久，人生地不熟，为吗把实话都告诉她？实话告诉她传出去不是让人瞧不起、让人看笑话、受人欺侮吗？但也不能显得咱们家庭的状况太好了，那传出去房东不算计咱们，给咱们长房钱？你要知道，姨姨说，人生一世，难啊！穷了人家瞧不起你，富了人家算计你。这就叫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最后这两句谚语，静珍是用湖广韵类乎“叫板”的腔调念出来的。
       等白老太太走了，姜赵氏也发表感想说，京戏有吗听头，听《女起解》还是得听梆子哟，你听听直隶老派的灵芝草，人家是怎么唱苏三的：
       适才间哪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有文——到——
       得——活哪——命啊——
       咱娘唱得真好，姐妹欷歔叹息。那年灵芝草上咱们乡里搭台上戏……那年爹还在世，咱们还没出阁呢……还说吗呢？还说吗呢？谁想得到你我姐妹落到这步田地。还说吗呢！
       一说起梆子她们就有无限的伤感。她们也有自己的天真的往事。还说吗呢？
       遇到星期天，却之迎之都在家的时候，白老太太便带上她的一位朋友，一位河南籍的小学教员来找静珍和静宜打麻将。这引起了倪萍姐弟极大的兴趣，很快他们就懂得了麻将的规矩和奥妙了，他们有时候站在母亲和姨母的身后，抻着脖子看牌，一看一两个钟头。当然，他们是不出声的，他们守规矩。但他们也常常与牌面的变化同步喜乐。有时候等一张牌等得心跳到了嗓子眼儿上。有时候还默默地祷告：来一张“四饼”，“四饼”！还有一次姐姐拉着弟弟进了里屋，撂下帘子，悄悄地给“财神爷”像磕头，保佑我妈我姨赢一把吧，财神爷，我们永远崇拜您！
       但是十之七八打完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八九十一个小时以后，姨姨和妈妈恋恋不舍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她们的脸色是苍白的，她们的目光是迷茫的、失望的、心痛的。她们虽然还要有气无力地对客人说几句：再坐会儿吧，在这儿吃吧，但她们的脸上的笑容实在比哭容还难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牌成了背啦。姨姨说。她们还讨论研究扭转“背牌”的命运的方法。说是如果牌太背可以出去绕一圈，就能时来运转。这样也做过呢？只要是一连五把不开“和”就说要上厕所，然而，又有几次从厕所里带回赢钱的好运道呢？
       即使在最“幸”最赢的情况下，打完牌的白老太太也还要大摇其头，她说：我这算打的什么温吞牌？现在算什么时运？这年头还有好时运吗？我年轻的时候，我二十三岁那一年，我坐着轿去玩牌，您猜我和了一把什么？您猜不着吧？我和的这一把是清一色、一条龙、门前清、一般高、二将、扣听、捉五魁砍当儿、自摸、提溜、财神、元宝、猫逮耗子、四季花……和了这一把全傻了眼了，这一把就把所有的银子全赢过来了。您说呀，这有多少“番”多少“嘴儿”？我也害怕了，我都吓傻了。二十三岁就和这样的满打满算一百一的牌，您往后可怎么治啊？您猜怎么着？赢的银子我是一个小钱没要，全舍给庙里了！
       大家都听傻了眼，包括孩子。白老太太离去后静珍发狠说，他奶奶的！我也要和这么一把，和完这一把我再也不打牌了！我就不信她真的和过这样的牌，她要和过我为吗不能和？姓白的旗人做得到的事我姓姜的汉人就做不到吗？太公钓鱼那个姜子牙不也姓姜吗？咱们争这口气！
       过一会儿她补充说，我赢了才不给什么尼姑和尚呢，我全把它花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笑了，叹道，真是穷疯了，穷急了眼了。
       姐儿俩在女子职业学校本来混得不错，但夏天出了一件事。一到夏天，日本人对防虎列拉（霍乱）抓得很紧，到处强迫注射预防针。但注射的水平很低，条件很差，不断传来因打预防针而重病，而感染，而锯掉了一条胳臂，乃至而丧命的消息。姜却之本来就怕医药，听到这些消息更是魂不守舍。偏偏她正上班的那一天打针的到学校来了。带着警察，不打不行。姜却之先是哀告求免，不行。打针的把她拉过来就抹袖子。姜却之一看针头，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成了笑柄。
       一九四四年九月，静珍和静宜被女子职业学校辞下来了，紧接着静宜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小女儿，从此她们没有再找事，大概找也找不着。
       哦，这样的日子有多么沉重！对于倪藻来说，甚至于在原来的那个独院里的充满争斗的生活也要更加好一些。那时候充满了争吵，仇恨，残忍，拼命设法让别人听从自己，哭，闹，软的与硬的计谋，永远不死心的幻想。那时候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懂得了盼望和睦，盼望谅解，盼望光明。而搬到这里以后呢，父亲走了以后呢，却只有永远唱不完的苏三，永远和不成的白老太太的理想和！他甚至也盼望过妈妈或者姨姨和一把这样的和！他亲眼看到了她们做这样的努力，来回地码牌，摸牌，换牌，然后归于徒劳。这就是生活吗？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变这样的生活呢？
       一九四四年的春节前夕，来了一位陌生的先生。他见到什么人都鞠躬哈腰点头，见到倪藻倪萍也是赶紧弯腰。他说为了找到他们他费了许多周折。他来自胶东半岛的滨海城市，他带来了倪吾诚先生的信及送给孩子们的节日蛋糕，还有一盒巧克力糖，倪萍和倪藻惊呆了，他们想不到自己的父亲仍然存在着，而且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那花蛋糕上的奶油和巧克力糖上的金纸完全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没带钱来吗？静宜急切地问。
       陌生人淡淡地一笑，摇摇头。
       静宜大失所望地叹了一口气，怀里的小三儿哭起来了。
       信是这样写的：
       萍儿藻儿：
       我在这里很好，不必惦念。现带去过年的礼物，这是一个父亲的良好美丽的祝愿。我时刻不放心的仍然是你们的健康成长。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一切。每天早晨，三顿饭后和晚上临睡前都要刷牙，牙刷要选择合乎卫生标准的。牙刷毛太多太密其实对牙齿无益，切记！要注意营养，不是说每顿饭都吃鱼肉，而是要搭配好。豆类制品对人体既极有益，价格又低廉。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洗澡，为父不在，不能带你们去澡堂，但我时时在盼着你们，一天一定要洗一次澡，最好两次，再有关于Ｏ形腿与八字脚事……
       请代问候你们的母亲、姥姥、姨。祝她们年节快乐，诸事如意，身体健康，ＨａｐｐｙＮｅｗＹｅａｒ！
       看完了信，静宜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静珍边笑边摇头。你说这叫吗行子？你说这叫吗行子？姜赵氏劝女儿道：别气了，就当他死了吧，那回死了不也就死了吗？
       
       续 集
       第一章
       访欧的最后一天上午，倪藻他们在Ｍ市一所大学的东方研究中心做客。东方研究中心的女主任按欧洲人的眼光来看属于小巧玲珑型的，一副大眼睛非常活泼。她说，她主要是研究日语和日本历史、文化的，她的汉语讲得南腔北调。她说，她对中国非常有兴趣，现在，有一位华侨教她练太极拳，她每星期学练两次，每次四十五分钟。她还买了一本关于中国炊艺的书，已经学会了做几样中国菜。
       伟大的中华文明！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对于中国“功夫”（武术）和烹调的称颂！
       她的办公室充溢着松木的芳香。一切桌椅都显出自然的（人造的自然？）木纹，柜子里摆着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些古玩仿制品。
       她自我介绍说，她有四个孩子和一个亲爱的丈夫，每天下班以后，她要亲自料理家务，照料丈夫和孩子。因此，人们称呼她为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ｗｏｍａｎ——奇妙的女人。
       她说，正因为在西欧、而——而且不仅在西欧——婚姻和家庭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似乎是处于解体的过程中，这样，就激发了一种反对的力量和思潮，他们赞成并向往东方的关于家庭伦理的价值观念。
       和倪藻一道的一位中国学者听了喜形于色，他连忙说这一点很重要，他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情况传达给中国人民。
       小巧玲珑的主任的眼睫毛，非常灵敏地眨动着。
       这时端来了一盘酥皮小圆点心。主任说，这是她亲手按照《中国炊艺手册》一书的介绍选料和制作成功的。倪藻他们纷纷品尝，香、酥、甜、咸，味道很好。馅是粉红颜色的，似乎放了奶油与草莓果酱，实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甜点。女主人兴致勃勃地问，像不像？能尝得出中国的风味来吗？大家纷纷称赞，并说在烹调方面，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阻力最小，成效最卓著的。
       于是谈起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历史。女主任说，中国的文化是奇妙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是奇妙的历史，中国的生命力是奇妙的生命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奇妙的知识分子。她说，这种文化的发生、形成、发展和迄今的存在本身便是历史的奇迹，人类的奇迹……
       但是近百年来我们大大地落后了。一位中国同志插嘴说。
       你大概是指经济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女主任说。这当然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们这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后果。有人认为，这种发达的消极面比积极面还多。人们越来越倾心于一种古老的、注重保护自然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对于你们的悠久的历史来说，一百年只是一瞬间。显然，你们能赶上，你们能吸收一切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并且加以改造。比如说印度的佛教。还有马克思。还有俄国的革命。奇妙的是，你们既能吸收也能适应也能改造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西欧也面临美国的强大的影响，好莱坞、可口可乐、摩天大厦、快餐和摇滚乐。这里充满了矛盾冲突。我们同样也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个性。
       尤其使我惊异的是你们的知识分子，女主任转换话题说。一年来我接待过不少来自中国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前，受到了许多打击和迫害。我想，如果是我们这里的一位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许多不公正的、可怕的事情，他多半不会活下来。不自杀也要发疯。不发疯也要从此变成一个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人。有些人过得好好的还要厌世、还要自杀呢。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你们的处境刚刚得到些微的改善，你们已经毫无怨言地投身到国家的发展建设的事业中去了。如果不是亲自与你们接触，我也会怀疑你们的乐观和信心是被迫地违心地做出来的姿态。但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乐观与信念是真诚的，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乐观主义的源泉在哪里呢？
       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
       来自关于社会进步的理想。我们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对于世界，仍然是最富有吸引力的。
       中华民族特有的韧性、耐性、坚忍不拔的精神。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意志力量。
       人们说的大同小异。倪藻没有说话，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说也怪，在国内他已经听够了各种泄气话和牢骚，听够了各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半玩笑半当真的怪话。而恰恰是在离开祖国上万公里以后，在他能以更从容更宏观地观察和思考、能以异国为参照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不惊异——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力量确实是奇妙的。
       而这是很难让戴眼镜的奇妙的女主人了解的。甚至难以让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上一代人曾经是生活在怎样的起点上。他们已经走过了怎样长的一段路。艰难、奇妙、别无选择。
       “中国是神秘的，又是亲切的，”女主任最后说，一一握手话别。
       中午饭后立即赶到了国际航空港，访问云云也不过是匆匆的一瞥，匆匆翻过去的一页。机票上写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起飞。就要回国了，倪藻既对这段旅行生活和欧洲不无留恋，又有一种“终于可以回去了”的轻松感。其实，他们离开北京刚满十三天。
       他没有想到的是赵微土竟然特意从Ｈ市乘飞机赶来送他。赵微土的脸色比那一天要平静得多。他有一小包东西委托倪藻帮他带到北京，转交给他在国内的亲属。
       “我很感谢您那天与我的谈话。我好像不那么难过了。但我有时候仍然想不通，好像是想不通，为什么做一个中国人是这么难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进步要这样难，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呢？少付出一点代价，不行吗？您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里就是有许多人，他们一听到战争，一听到革命，确实是谈虎色变……”
       扬声器里已经传出要求乘坐这一班飞机的旅客前往指定柜台办理乘机手续的通告。女广播员的声音干练而又温柔。
       同团者催促倪藻去办手续。倪藻只来得及对赵微土说：“也许你是太年轻了吧？我说的不只是年龄。”
       他挥手与赵微土告别，与送行的该国接待人员告别。赵微土也向他挥手。他踏上了电动甬道，他离赵微土越来越远了，赵微土忽然想起了什么，喊道：“史太太说，请你一定……”
       人声嘈杂。倪藻只是从口型上看出来，是叫他向父亲问好。
       当然。当然要问好，要说说史福岗在Ｈ市的公寓，说说史太太的生活，特别说说那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他在异国，在那里似乎接上了一段截断已久的胶片。那本来是永远死去了的、永远沉睡的往事。他曾经多么快乐地跨过了和埋葬了那往事，那比生活和人还要强的怨恨和残忍，那比怨恨和残忍还要沉重的无聊与空洞。他忽然又寻觅到了它们的遗迹，这是惆怅的。也许还有一点激动。但他似乎更有把握回答赵微土了。为了改变他童年时代领教够了的生活，这一切的代价，也许并不算太高。
       但当他坐上了飞向北京的班机以后，当他飞行在厚厚的云层上，当他拿起了空中小姐拿给所有的乘客的中国边防站与中国海关制发的“入境申请表”和“海关申请表”的时候，离北京越近，离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越近，他越觉得没意思了。他为自己曾有的激动与惆怅而害羞了。
       当然，也算是一个谈话资料。叫做聊充谈资。否则，他又能与父亲谈点什么呢？
       然而连这谈话资料也已经是不需要的了。倪吾诚正在走向他的生命的尽头。
       刚满七十岁的倪吾诚住院已经五天。不吃东西已经十多天了。发烧，喘不过气来，肠胃出血。大便黑如柏油。他躁动不安，只重复一句话：倪藻什么时候能回国来？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大限的到来。
       “死”从来是倪吾诚喜欢清谈的一个题目。“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有时这样说。太阳系、地球、人类都有自己的时限。然而无可怀疑的是，在此一太阳系、此一地球、此一人类毁灭的同时，又有新的太阳系、新的地球、新的人类诞生和形成起来。他援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说。这是怎样地高瞻远瞩，怎样地令人超拔舒展呀，他补充赞道。想长生不老的人只能是个人野心家。我从宇宙万物中来，回到宇宙万物中去——最终一个“土馒头”。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在松柏常青、万物岑寂的坟墓里漫游，他常常带孩子在墓地散步。他常常默默地看着一个一个的墓碑，想象着死者的生的与死的烦恼悲痛。和这一切的最终的解脱。
       医院说，没有病床。他没有领导职务，没有高级职称，没有社会头衔，不是代表人物，哪一边也够不着。只能回家躺下不吃不喝地便血。
       倪藻回国以后，辗转托人，总算挤入了一间病房，进房前先在楼道停放了七个小时。医生检查，发现了他的时而窒息，他的内出血，他的不进饮食，他的周身躁动不安的痛苦。情况十分严重。怎么搞的？把病人拖成了这个样子才送医院？
       倪藻只能报以歉甚的苦笑。
       闹不清是病重才住院抑或是住院才病重。一住院——虽然病床的床单极为肮脏。由于是临时加床，床紧靠门口，一开门一关门都给病人造成极大的干扰——一切立即正式的严重化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顿地供氧。氧气瓶漆皮剥落、到处是锈斑麻点，像一枚不祥的导弹，停放在病房门外。病房太小。为了保证一定的湿度，氧气要先经过一个盛水的瓶子。瓶子里时而出现一个又一个微小的气泡，如衰弱无力的沸腾，而后复归于静止平息。这是倪吾诚的生命仅有的、勉强的、不稳定的生灭。
       滴注葡萄糖与生理食盐水。万能的滴注瓶子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支在病床栏杆上的金属架上，它的万能似乎正是它面对病魔和死神的无能的标志。注射止血与调节血压的药剂，发现血压过低的时候使之升压，反之又让它降下来。于是不再躁动了，他闭上了眼睛，呼吸沉重如哀痛的呻吟，脸上或有不可知的与微不足道的表情掠过。经过这些处理以后，每天已可以咽下几勺藕粉。
       我回来了，我去了Ｈ市史福岗的家。史福岗不在，但是史太太在。她问候您。
       啊，啊，好，谢谢。谢谢史太太。
       我已经问过医生了，他们说问题不大，一定会好的。很快就会好的。他们会精心治疗，您不要着急……
       啊，啊，好。谢谢医生。谢谢大夫。
       来看望您来了……
       谢谢……
       没有睁眼睛。本来睁眼睛对于倪吾诚也早已失去了意义。他失去视力已近十年。那是刚到“五·七”干校以后不久，发现了他的严重的白内障与青光眼症。需要做手术。县医院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那时是赤脚医生在占领医疗阵地。倪吾诚突然表示了态度，他声称他坚决热情地支持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准备用他的一双眼球来支持。他的这种热情支持甚至使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和群众专政的“左”派们也目瞪口呆。按照“公安六条”的规定，不得参加文化革命的倪吾诚“左”起来竟能使真正的理直气壮的红“左”派黯然失色。而后他基本上丧失了视力。你又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眼睛如果不交给赤脚医生，就一定能够得救呢？倪吾诚雄辩地反驳埋怨赤脚医生也埋怨他的轻信的亲友。
       几年之后跌跤跌断了右腿的小腿骨——本来他的小腿骨就长得过细。这使他自幼就深感痛惜。半年之后他的小腿骨愈合了，但是两条腿的肌肉已经同时萎缩，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住院一个星期以后，他忽然缓慢地却又是清晰地说：“也许用不着多久了吧？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她曾经说过，人咽一口气，也不容易。这话我至今还记得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间屋子还空着呢。”
       然后就沉沉地睡过去了，医学上叫做昏迷。叫做脑软化。
       又过了四天，经过了多次抢救。终于来到了一个时刻，刺耳的电铃响起，所有的医生跑了过来，人工呼吸，按摩心脏……更像是仪式。一切都不必要了。大家放了心。
       这个高大身材的人死的时候蜷曲成了一团，眼窝、两腮、胸腹深陷。像一个吐完了丝的缩成一团的蚕蛹。却没有蛹的饱满。
       倪藻说，他死了。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
       静宜听说倪吾诚的死讯后说，他死了，为社会除了一害。我恨他。死了我也恨他。我恨死了他。衰老的静宜说起他来仍然面色青白。
       只有倪萍独具慧眼，她认为静宜这样说其实反而反映了某些残存的对倪吾诚的感情。
       倪吾诚和静宜的第三个孩子，倪萍和倪藻的妹妹倪荷至死没有见她的父亲。倪藻曾经谨慎地把父亲病危的信息告知了倪荷。终于，没有见。
       在倪吾诚失明以后的十年里，见一见倪荷的愿望折磨得他几乎发狂。他几次在见到倪藻以后谈起他见倪荷的愿望，他说他只想听一听倪荷的声音，摸一摸倪荷的手，倪荷拒绝叫他爸爸也没有关系。他援引一位外国名人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瞎了，她昼夜思念着儿子，她想摸一摸自己的儿子，但她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她的儿子反而先死了。她要求，哪怕是遗骨，她也要亲手摸一摸……说到这里，倪吾诚呜呜地哭了起来。然后他又讲了已经给倪藻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巴甫洛夫的狗的故事。他愤怒地用控诉的语言说，倪荷对他的态度是对他的虐待，是故意的冷淡，是折磨，是不流血的谋杀。他的哭泣与锐利的语言使倪藻同情，也使倪藻愤慨和厌恶。这一类的话倪藻已经听了几十年，从解放前听到解放后，从童年听到青年、中年，够了！远里不说，解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从倪藻还不过是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是儿子向父亲诉苦、抱怨、求助，而是反过来，父亲向儿子诉苦、抱怨、伸出求援的手。每次见面倪吾诚差不多都要讲自己的不幸，自己的耻辱，自己的痛苦。一想到自己在少年、青年时代听了这样的话是怎样地受不住，怎样地如同得了热病，倪藻不禁也发起狠来。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吗？他竟能对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孩子大发神经、叫苦连天，他竟能把自己的灵魂里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在自立以后反而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打扰过父亲。如果说生活冷淡了倪吾诚，倪吾诚不是更加十倍百倍地糟蹋了、耽误了、背叛了生活吗？他究竟为家为国为社会为他人做过一点什么呢？这样想下去倪藻只能发抖。
       倪荷与父亲的彻底决裂大体上也是这样引起的，虽然倪藻不知道个中细节。在倪萍和倪藻的榜样的带动下，在“新社会人和人的一切关系都是新的善的美的”的信念下边，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少女倪荷曾经非常友好地动情地对待父亲，虽然在她的记忆里几乎就没有过这样一个父亲，而且解放初期父亲就已经与母亲离婚，而她当然是跟随着母亲的。倪荷对待父亲的态度曾经与任何女儿对待自己的生父无异。她买了猪头肉给父亲下酒。她劝父亲少吸几支烟。她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望父亲。然而倪荷的神经终于没有经受得住父亲的唠叨与牢骚。她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与父亲断绝来往，便有可能变成父亲抓住的一根稻草，父亲终生是溺在水里的，他势必要拉住这个那个与他同归于尽。她后来气恼到那种程度，不能原谅到那种程度，使倪藻也为之瞠目。
       只是在最后的一年，倪吾诚没有再提过倪荷的事。他已不抱希望。他似乎自知不起，虽然他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对“病很快就会好了”表示怀疑。在最后的时刻他对一些人一些事的反应只剩下了“谢谢”。他终于不再骂人、不再叫苦连天、不再发牢骚了。
       难道对于这样一个人，死真的是一种安慰，一种解脱吗？
       而且，事实上，他死以后，他的亲属们生活得更轻松、更单纯、更容易一些了。一位亲属在他死后痛哭失声，这是唯一的一个为他哭出声音来的人。她边哭边说：我现在想起他的好处来了。事实就是这样，他只是在死后才被个别人想起了好处。他的“所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员也终于为他的死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单位有了这样一位先是工作人员后是退休人员最后临死前几个月被“落实政策”从“历史反革命”又变成了“离休老同志”的人士，确实是这个单位“倒了血霉”。最后，就在太平间的存放尸体的冷藏柜旁边的平台上，举行了与倪吾诚的遗体的告别仪式。告别是冷漠的、无所谓的。大家只希望这些程序快快结束。
       能带来一点生气的是火葬场来收尸的年轻哥儿们。家属按“规矩”给他们贡献了香烟和白酒，他们嘻嘻哈哈，有一种得道者的超脱的洋洋自得。虽然家属提出了一些哀求，还是没能防止尚未融化的冻硬了的尸体运输途中在灵车上颠颠跳跳碰碰撞撞。尸体直接拉到了火化炉前。那里是极为惨烈的生离死别的关隘。还离得远远的，便开始听到了从那里传出来的这个那个死者家属的疯狂的撕裂人的肝肺的痛哭声。几个同样失声痛哭的人拉着一个哭得最惨并且不住地要向火化炉扑去的妇人。这样的哭声像是为死者，更像是为自己。人生一世，人生一世，又有谁能逃脱以大哭始、以狂哭终的命运呢？又有谁能在回想自己的一生的时候能不大哭一场呢？
       为倪吾诚送葬的队伍是空前平静的。平静得堪称模范。没有眼泪。没有呜咽。当然，更没有号啕。
       没有让别人——任何人为自己的死去而真正痛苦，这大概是倪吾诚一生中做到实处的唯一一件好事。
       然后办手续订下了价格比较低廉的一个骨灰罐。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还有一个细节，死者到死没有混上一只属于自己的手表。
       第二章
       不仅倪藻，甚至包括静宜也相信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埋葬了一切旧有的痛苦。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海滨城市做校长的倪吾诚不久便与进驻了那里的海军基地的美国人交上了朋友。他曾与一个美国人一起去那里的海水浴场游泳，他曾亲眼看到那位美国人被凶恶的黄海鲨鱼叼断了一条腿，那位美国人终因血流过多而死去。在这个时期，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大大激起了爱国心的少年倪藻正在狂喜地欢迎“国军”的到来。
       倪吾诚后来便失去了他的校长的职位，他以一个失业者的身份回到了北平——又改名北平了，回到“家”，好像一个寄住的客人，好像一个体内的异物。这时倪藻的欢呼胜利与欢迎“国军”的热情已经被现实粉碎，到处是贪污横行，物价飞涨，腐败堕落，人们的处境比在日伪统治下面很难说有多少改善。父亲的归来与失业又给这个麻木的、苟活者的家庭带来了纷争火并的潜伏着的巨大危险。但又毕竟给倪萍和倪藻，主要是倪藻带来了某种安慰。倪萍十三岁了，她已经拒绝与父亲一同外出，不论是去什么地方。这种固执使倪吾诚大发雷霆，觉得不可理喻，觉得倪萍不大方、憷窝子。他激动地说：我最不喜欢的是动不动就“俺不”的人。一个女孩子，应该打扮，应该生活，应该愿意穿自己有的最好的衣裳，应该磊落大方，不应该鼠头鼠脑、畏畏缩缩、羞羞答答……这次倪吾诚的“我不喜欢”云云并不需要静宜的反驳痛斥。因为倪萍没等他说完就回了一句：“废话！”再加一句：“讨厌！”倪萍回身就走了，根本不承认这样一个父亲的存在，更不要说什么权威不权威。如果倪吾诚穷追不舍，女儿就会转过脸，死死地看着父亲，用无可讨论的认真的语调说：“您在外边吃喝玩乐够了吧？没有饭吃了吧？所以您回来了。不是听说您又娶了一个了吗？”
       只有倪藻还稍稍保留一点对倪吾诚的常常夹杂着外国语词的空谈的兴趣。倪吾诚带倪藻看过一次针眼，但不是去光明眼科医院。倪吾诚还带倪藻去吃过一次饭馆，是杜公请的客。在饭馆被请吃饭，倪吾诚老练、亲切、彬彬有礼。从选择桌位到看菜谱到向侍者提出什么要求，他都做得恰到好处。而他的心情和容光就更加精彩。他俨然是一个快乐的君王。后来倪藻当面对父亲说，一顿好饭就能改变您的世界观。倪吾诚哈哈大笑，点头称是，并说这符合唯物论。
       倪吾诚与儿子结伴去洗过几次澡。难为那个浴池的老工人。阔别几年，他竟没有忘记嗜浴的倪吾诚。倪先生，您好啊？您发财呀！来壶香片吧？要不，咱们还是高末？
       一直没有找到正式职业、陷于困境的倪吾诚在一九四六年春突然决定去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在此以前他收到了他过去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的信，他们现在都在解放区。此后他又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说，我要去看看。他们反对剥削，反对封建我赞成。他们斗争地主，我也赞成。我就是从地主家庭出来的，我认为对待地主的斗争，怎么残酷也不算过分。特别是那些地主婆娘，就是要狠狠地惩治她们。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散播着各种关于土改的谣言。最可怕的一种是说农民斗地主婆娘时把一只猫放到地主婆的裤裆里。倪吾诚听了以后兴奋地说，对待有些个地主婆娘，就欠用这种办法收拾，他拍手称快。中国这个国家，不这样就翻不过一个个来。大家都劳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更赞成……
       生活已经腐烂到了这种程度，痛苦到了这种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就是那些食利者剥削者的残渣余孽，那些不甘心一切照旧、坐待灭亡的生活在历史的夹缝里的畸零人，也真心企盼着暴风雨，祝愿着断层地震、天塌地陷、火山崩发、江水倒流。这个世界非翻它一个滚不行了，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倪吾诚说走就走了，革命去了。他的“革命”就像一个受潮多年、哑然多年的、早被认为“臭”掉了的炮弹的爆炸。知情人目瞪口呆。
       而真诚地与急剧地革起命来的是倪藻。他如饥似渴地吸收了、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他绝对不能像他的上一代人那样卑劣地生活。他与无孔不入的可怖的旧生活的黑暗殊死决绝。他完全相信战场上、刑场上、监狱里的鲜血，这鲜血便是起死回生的活命水。只有这样的鲜血才能洗涤中国的太多的污垢。这鲜血将拯救千千万万化为石头的奴隶。他自己准备洒出自己的少年的热血。随时准备。革命确实是火炬，是灯塔，是太阳。革命是驱动的最强大的马达。有了革命以后时代是怎样的不同了，生活是怎样的不同了，他自己是怎样地不同了！没有革命还不如死。
       革命的政治热情使他改变了对许多人的认识和态度。到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的时候，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渐趋高大。这里只有一个原因，父亲一九四六年便去了解放区，他当然是好的、伟大的了。虽然倪藻意识深处也不无困惑，因为他记忆中的父亲的形象实在与他追求向往的革命鲜有共同之处。直到许多许多年之后，在倪藻的许多幼稚的幻想和他童年的关于金丝雀与活命水的幻想一道破灭以后，他才明白：革命并不是神话中的活命水，它并不能立即改变一切，并不能立即重新排列人形活动。不是因为革命不够伟大，而是因为革命的路是那样实在、曲折、漫长。即使可以批评革命没能够那么理想，像有些人所希望、有些人所应承的那样，又难道可以不革命吗？
       革命以后的倪藻立即断定姥姥姜赵氏与姨姨周姜氏——静珍——姜却之是丑恶的、没落的、注定了要灭亡的。因为她们是地主。也许她们没有本事成为现实的反革命。但倪藻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获得新生——起死回生的时候对这两个可怜虫和她们所属的阶级一起被摧毁被消灭被埋葬入坟墓爱莫能助。如果她们注定了灭亡，就早一点快一点灭亡吧！她们的一生也是旧社会的无数罪恶之一种罪恶的代表吧？其实即使没有革命她们自身的腐烂也注定了她们不会有更不可耻的结局。说不定更加丑恶可怖。她们的无望与倪藻这一代人的无限光明无限希望不正成为鲜明的对比吗？不是倪萍也被汹涌前进的革命的洪流卷进去了吗？
       一九四九年倪吾诚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平的。他穿着统一发的灰色干部棉衣。他享受着供给制“中灶”待遇。他的身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一种短训班性质的“革命大学”的研究人员。但他的革命性立即受到了倪藻的苦恼的怀疑。因为第一，他去了解放区，他胜利了，但他不是共产党员。第二，不久他就离开了革命大学，应聘到一个不怎么革命的私立大学做讲师去了。
       一九五○年完全在倪藻的努力与调解下实现了倪吾诚与姜静宜的自愿协议离婚。单为这倪藻也想称颂革命一生一世。没有革命绝对不可能设想这个不幸的、可怕的婚姻的正常终结。一九四九年，倪藻曾经以为革命能使他的父母和解，看来革命还没有这样的无所不能的力量，这略有遗憾。但当父亲与他谈起离婚的愿望的时候他支持了父亲。他坚信崭新的社会将会建立起崭新的、友爱的、文明的人与人的关系，而父母的正常的文明的离异便是这种崭新关系的一部分。
       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前倪吾诚迫切要求、具体安排先是与静宜、与孩子们一起合影，然后与静宜合影。合影时是那样亲切温柔。世界上只见过这样的结婚照，却没见过这样的“离婚照”。在这两张照片上倪吾诚的形象是一个慈父，是一个贤夫，是一个至仁至爱的耶稣。他伸开自己的手臂拥搂着妻子儿女，双目含泪，似乎生怕这幸福的家庭的失却。照照片的过程甚至使静宜产生了错觉——也许他改变了离婚的念头？说到底，静宜仍是不愿意离婚的啊。
       领了离婚证以后，从街道办事处走出来，走在胡同里，倪吾诚哭成了泪人儿。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他一再重复。他的声音哽咽，他的喉结滚动，他边哭边说整个改变了腔调。那个狂狷的、自负的、视静宜如草芥的倪吾诚已经被一个多愁善感、善良软弱的倪吾诚所代替。结果倒是静宜显得冷静得多，她尽量用新名词安慰（！）倪吾诚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谁让我们生活在那样的旧社会呢……我祝你今后前途远大、生活幸福。
       然后是倪吾诚的第二次婚姻。结婚以后一个星期便是大争吵……大争吵的程度很难说比与静宜的争吵更温和。新的妻子坚持说倪吾诚欺骗了她，什么教授，什么老革命，什么前一次婚姻已经了结清楚……原来倪吾诚竟伟大到这种程度，新婚后三天便拿出与静宜与孩子的离婚合影给新婚的妻子欣赏，并抒发自己的善良的人道主义……
       在那个私立大学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在解放后的大学授课的能力。他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逻辑。他压根儿连自己的工具书与资料书也没有。但他又不乏机智和一星半点的创见，他不会也不肯接受现成的哲学模式、照本宣科。他讲的课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抓不住论点，抓不住中心，抓不住思路和逻辑，使学生听了不知所云的。虽然他对学生的态度极好，而且不论课堂内外，他时时流露着、抒发着对马列理论、革命理论的由衷的赞美的热情。
       院系调整以后他变成了无课可授的大学讲师。说是搞研究，他塌不下心来，钻不进去。他羡慕红火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像老处女羡慕着爱情。他的兴趣剩了两条，一个是吃饭馆，一个是游泳。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开业不久时，为了吃上一顿俄式西餐，他怀里揣着一坛茅台酒，骑车十公里，瑟缩着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他的样子更像一个叫花子。
       而一到夏天，他就变成了游泳狂。解放后开辟了、修建了许多游泳场所，毛泽东主席又身体力行地提倡游泳。倪吾诚的癖好能从洗浴发展到游泳，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他每天都花费两个三个四个小时去游泳。他游的姿势不好，没有速度，但十分老练稳健。他下一次水可以连续游两三个小时、几公里不上岸。一到夏天他就晒成了一条瘦瘦的黑鳗。
       四十五岁以后，他开始学跳水。他颤颤巍巍地走到三米高的跳台上，俯视游泳池的水面，一站就是五分钟。在他身后排队等候跳水的顽皮少年等得不耐烦了便冷嘲热讽起来。快呀，别害怕呀！您老这是何苦，要是踒了腰可不是闹玩的。哟，这位老爷子还那儿运气呢！
       他终于百分之百地平拍着离开了跳台，啪的一声，实实着着地打在了水上，水花四溅，遍体通红，四周一片哄笑。
       那究竟是跳水、还是自杀呢？
       如果游泳以后口袋里还有钱够喝啤酒两杯，一碟爆两样，哪怕只是一碟麻婆豆腐，他的情绪就会迅速高涨起来。我才四十多岁，我的潜力百分之九十五还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搞事业并不晚。我准备研究黑格尔、老子、孙中山、王国维和鲁迅。我要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思想去总结消化古今中外一切哲人的思想遗产。而且要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我还可以搞翻译，我可以著述，我可以……许多资质相当鲁钝的人现在不也在著书立说吗？这不但是事业，也是一种很好的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表了著述译述，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等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我给你们一人买一辆新自行车……
       许多次倪藻都真诚地相信了父亲对自己的潜力的估计。而眼看着一个人为自己的潜力的沉睡而痛苦，或者如影片《徐秋影案件》中徐秋影所说，“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蒙受着永世不得发芽的痛苦”，这本身就足以令人跌足痛惜。倪藻动情地用各种美好的新社会的语言鼓励父亲，安慰父亲。要进取，要艰苦奋斗，要爱惜时间。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不要患得患失。要克服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和夸夸其谈的个人英雄主义。要目标始终如一，要刻苦地劳动，一分汗水一分成绩，天才即勤奋，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可我不是圣人。我早就对你说过，两个大问题压迫着我，妨碍着我的潜力的发挥。第一，我的婚姻和家庭。第二，我的社会地位。我已经早就过了不惑之年，我得不到尊重和理解。
       倪藻生气了，他与父亲辩论起来，一个有出息的人会这样吗？毛主席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你怎么永远没完没了地强调客观呢？您读过没读过安徒生的一个童话呢？说是有一个坟墓，有一个墓碑。墓碑上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诗的一行。还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伟大的将领，但他一直没有得到统帅军旅的机会。这里埋葬着一位发明家，但所有发明的构想还只存在在他自己的头脑里……
       倪吾诚也悲愤起来。在《阿Ｑ正传》这篇小说中，地位最低的人是小尼姑。连小Ｄ也打不过的阿Ｑ，却可以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皮，小尼姑只能哭着骂一声“杀千刀的阿Ｑ”。可我呢，我现在的地位还不如小尼姑。我是次小尼姑。那些败在小Ｄ和王胡手下、见了赵太爷就发抖的阿Ｑ们，却都可以随便摸我的头皮。我呢，连一句“杀千刀”的都不敢骂。这就是说，我周围的几个资质鲁钝、既没有真才实学、又没有革命的真诚性的阿Ｑ们，他们看准了我的头皮好摸。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落后分子，一个老油条，一个包袱。他们甚至于批评我无所事事，一味游泳……这样下去，我准备辞职，弄一个小煤球炉，做家庭主妇。不对，我不是“妇”，我是家庭主“男”。
       这样的争论使倪藻喘不过气来。幸亏倪藻是那样欢乐地拥抱着欢乐的新生活，才没有在“次小尼姑”“家庭主男”这种独特令人发指的词儿的刺激下失眠太久。
       在快要结束一次争论的时候，在倪吾诚快要与儿子告别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倪吾诚来找儿子，因为儿子忙而父亲闲），倪吾诚又多半能把情绪扭转过来。他会说，我对前途是乐观的。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种困难和牢骚，毕竟只是暂时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这一切困难都会烟消云散。
       这最后的表示态度实在不像是虚伪的。一方面是对具体处境的无比怨毒的牢骚，一方面是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的对党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始终如一的歌颂。倪藻无法理解这二者是怎样统一在父亲身上的。倪藻同样找不到任何父亲虚伪地歌颂的必要与可能。这里没有任何作假的动机！入党？提升？捞好处？这一切算计都与倪吾诚无关。
       一九五四年倪吾诚宣布要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文章。倪藻对此颇为怀疑，父亲难道是马列主义的？简直是笑话，是对马列主义的嘲笑。两周以后，写完了。寄给一个大报，又两周以后，报社寄来了校样。倪吾诚欢欣若狂，见人就拿出报社寄来的校样，见人就宣布他的文章即将在某大报上发表，见人就宣布这是他的事业的一个转机，他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见人就发出邀请，他在得到稿费以后将要请各位朋友吃饭。他并且征求意见，你们愿意在同和居还是萃华楼？烤鸭店还是海味店？一连许多天，步履轻盈，笑容可掬，慷慨大方……羽化而登仙。
       在改了两次校样，在不知通知了朋友们也通知了孩子他的文章明后天就要发表出来多少次以后，报社通知他，那篇文章不用了。
       他面如死灰，几乎被打倒在地上。他骑自行车骑了一个半小时去找早已独立生活工作的倪藻，说话时牙齿格格地响。接着他就腹泻起来，不能自持……然后他大骂报社，声言报社玩弄了他与凌辱了他，声言报社有人剽窃他的文章的论点。一个星期以后，他老了。
       一九五五年，他在肃反运动中被“揪出来”了。罪名是汉奸与国际间谍嫌疑。后者指的是他与史福岗等外国人的交往。被批斗期间，他老老实实，无一句怨言。他承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言行几与汉奸为伍。在浴血抗战的老同志面前，他承认自己是民族的败类。他表示愿意接受“祖国的裁判”。说这个话的时候右手比划着，戳动着上衣的第二个扣子，含义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在该处接受一粒枪子儿。
       批斗了一阵子，也没斗出个三七二十一，便不了了之。运动结束了，宣布倪吾诚的问题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于是倪吾诚激动悲愤起来了，他见人便讲司马迁受宫刑的故事，“凌辱”，这个过去喜欢用的词儿又挂在嘴上了。同时，不论在会上会下，公事场合私人场合，他声明说，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受到了“凌辱”就动摇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对于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后面的这几句话，还有他经常不忘记说的类似的话保佑他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有几位同事，他认为是欺侮小尼姑的阿Ｑ、小Ｄ之类的角色，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揪被斗被划为“分子”了，他甚至抱着几近“左派”的快意的情绪。认为“反右”斗得必要，好。经过组织批斗而使自己的威信空前提高的一位政治工作干部在运动后期与倪吾诚谈过一次话。谈话者说，你还是要求革命的嘛……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
       倪吾诚常常援引这次谈话，边说边笑，颇欣赏其幽默。又自嘲说，这实乃是最大侮辱。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中他几次踊跃报名去参加劳动。他口头上对劳动的光荣伟大美好抒发备至。他引用巴甫洛夫的话说，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我更爱体力劳动。他又援引斯宾诺莎的例子，斯宾诺莎是著名的荷兰哲学家，但一生以研磨镜片为生。他赞美体力劳动很真诚，但干起活来一塌糊涂。下乡的时候他常常因病请假。有时候在地头上连吸五支烟不下田。遇到人家侧目看他，他便拉长声音，似是意在模仿老革命又模仿得一点也不像地叫一声同——志，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可是您只会休息，不会工作。侧目而视的同志沉下脸说。那当然也是……缺点，倪吾诚大笑起来。但他又有一次发烧三十九度去稻田薅草，干了二十分钟便跌倒在水田里，满身泥水，害得好几个人来救助他、照料他。有人愤怒地指出他这是有意破坏，给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的光辉创举抹黑。而从此，一开什么谈心会他便举自己跌入水田的例子，说是从中可以阐发辩证唯物论的规律，人的体温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自己的劣根性，“从幼儿园开始补课”（这是他创造的一个提法，比流行的“从头学起”之类更生动）的必要性。然后就是与带队人的争吵，因为带队的人批评他不该去农家喝酒吃狗肉。他激动地问道，是什么人对农民喝酒吃狗肉感到如此格格不入呢？
       一九六○年食品供应的困难使倪吾诚失魂落魄。他躺在床上不起，呻吟，声言自己要饿死了。见到每样能入口的东西他都瞪起大眼睛来。一九六一年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在高价的高级饭馆吃饭。他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当晚得了十二指肠溃疡。腹外科手术后他又老了许多。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倪吾诚素日眼中的几个“阿Ｑ”宣布根据“公安六条”规定，倪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不得参加革命。他急火攻心，犯了青光眼，眼底压高上去了。但他到处讲，他认为这才是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他早就盼望着、要求着、准备着这样一次大革命了。这是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一次革命。就是要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不敢绝对，正是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他表示了对文化革命的领导人的敬意。其中当然包括“敬爱的”江青“同志”。他毕恭毕敬地颇有情感地、小心翼翼地吐出了这个名字。当他提到他拥护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旧”的时候，他激动得使声带的震动发生了变异，发出了一种相当奇特的有感染力的含泪的声音。显然他准备与“四旧”决一死战，他是“四旧”的永不妥协的敌人。他说只有毛泽东共产党才可能发出这样伟大的号召，向万恶的“四旧”宣战。我也是“四旧”，我身上浸透了“四旧”的东西，陷入“四旧”，为之痛不欲生却又不能自拔。“四旧”害死人！“四旧”使中国陷入变“修”变色，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如果破“四旧”时需要把我破除或者肉体消灭，我举双手赞成！求仁得仁，死而无憾，誓死捍卫，坚决拥护，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的发言使警惕地注视着倾听着的红卫兵、“金棍子”与前“阿Ｑ”们目瞪口呆。对于“公安六条”中规定的各种“分子”们，他们本来最善于听一句批一句听一句批十句批个体无完肤的。而对于倪吾诚的激动人心的“革命”发言他们竟不知怎样批才好。最后为首的一个专政组长之类的角色只能勉强说了几句门面话，承认倪吾诚你的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今天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主要还是认罪和改造的问题，是别人革你的命的问题而不是你革命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散会。如果不立即散会，或许倪吾诚会讲出新的一段更加崇高激越的革命话来。
       一九七八年以后，大女儿倪萍嘲笑已经基本上双目失明的倪吾诚在文化革命初期的极左言论，说他真是个小丑。倪吾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我拥护破“四旧”，真的，今天仍然希望能真正做到破“四旧”。我感到遗憾的恰恰是我们并没能真正把“四旧”破除掉。
       说公平话，倪吾诚的“要求进步”不仅在于他的惊人的革命言论。他也还是花了许多力气读马列的书。其中他读的最认真的是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与《哲学笔记》。他几次读《资本论》，似乎始终没有钻进去。但对列宁的哲学著作，他是认真研读，认真吟味，通篇通篇地画红线、画勾画圈、加眉批、加惊叹号，自觉热情无尽，快乐无穷。而且只要他读了一点，自以为体会了一点，高兴了一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有时为这专门花四分钱去打公用电话，告诉他的为数不多的友人他读马列有了新收获。见到孩子乃至偶尔一来、多年未见的乡亲也是不问寒暖，但谈马列。有一次给正在紧张地开会的倪藻打电话，说是我今天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再次读了列宁对于“物理唯心主义”的批判，而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的问题。孔夫子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他今天再一次“闻道”了，他很高兴，他希望本周以内和倪藻一起去康乐餐馆吃一次“赛螃蟹”。然后他大骂他心目中的王胡、小Ｄ一类人物，他们居然著书立说大谈马列主义，这些人从前都是宣传程朱理学、贝克莱主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嘛，以他们的品质、他们的低能——他们连游泳都不会嘛，他们懂什么马列主义？
       父亲的“次小尼姑”“家庭主男”什么什么的牢骚已经常常使倪藻的神经觉得支应吃力，父亲的具体内容很少但热情很高的理论发挥也渐渐使他不耐烦起来。父亲对倪藻一直是很好的，倪藻已经几乎是唯一肯听他发牢骚、谈理论的人了。身体健康的时候，倪吾诚一次又一次去找倪藻，甚至使倪藻觉得不胜其负担。于是倪藻不能不实行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不能不常常拒绝父亲的邀请，有时候父亲来找他他也只能把父亲晾在一边，最后发展到下逐客令。否则，他的工作、学习、生活、休息都将受到无尽无休、得寸进尺的干扰。
       在倪吾诚的晚年，他几乎每天都等待着倪藻来看他。但倪藻太忙了，他有时候一个多月，有时候两个多月才来一次。来的时候倪藻是带着歉意的，他想好好地问候一下父亲的起居，也想谈谈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当然，倪藻早已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而且已经经历了一番沧桑。但见面以后倪吾诚根本不给儿子以说话乃至问安的机会。倪吾诚好像生怕失去这个与儿子说话的机会，急切地混乱地东一鎯头西一棒槌地说这说那。他说他就像《天方夜谭》里渔夫故事中的魔鬼，魔鬼被装到瓶子里沉入海底去了。在最初五万年，魔鬼想谁要把我救出来我就把全世界的金子都赠送给他。五万年寂寥地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搭救他。第二个五万年开始了，瓶子里的魔鬼想，如果有人救了我，我就把全世界的宝石送给他。又五万年寂寥地逝去了，仍然没有人搭理他。于是爱变成了怨和恨，希望变成了绝望的愤怒。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经过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实验所证明了的。装在瓶子里的魔鬼在痛苦地白白地无望地等待了十万年以后，他决定，谁把我救出来我就把谁吃掉！
       最后的一句话他讲得激昂慷慨。他接着说，冷淡和让别人白白地等待，是感情的虐杀，这是人类最严重的一种罪行，是不人道的……倪藻听了这话最初是心怦怦然，后来是由怦怦然转向木木然。之后，倪吾诚急急忙忙地谈休谟和费尔巴哈，谈马赫主义的荒谬性，然后谈到他的祖父在家乡提倡天足的勇敢反传统精神，然后谈知识就是力量，然后谈他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坐过飞机，他希望能有机会坐坐飞机，然后谈吸烟的害处，然后谈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然后谈他需要一个助手，由他口述，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然后问倪藻是否给他带来了好一些的烟，现在净给他吸丙级烟，这太恶劣了。然后谈少年时代上厕所从未用过卫生纸……
       到了倪藻该告辞的时间了。倪藻看出了对于他的告辞父亲是怎样的依依不舍。父亲与他，几乎变成了一种“单相思”的关系，这使他不安。但他实在无法再对父亲表示更多的关心、希望和温情，连听父亲的话都需要他付出极大的抑制力。他每次的到来都只能使他下次来以前更加犹豫，更加不想来，更加不想充当晚年溺入绝望的汪洋的父亲的偶尔抓到的一根稻草。
       倪吾诚的晚年倒是赶上了很好的政治气候。先是承认了他一九四六年去解放区的革命经历，否认了他的既往有汉奸问题或国际间谍嫌疑，进而承认了他的“离职休养老干部”的光荣身份，每月照发百分之百的工资而不再是只发百分之七十。接着由于他的一再要求给他派来了助手。助手每天来半天，由他口授，写学术文章。助手来了个把星期，实在抓不住他的口授的重点与逻辑，实在不知所云，便不再来。为了贯彻对待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政策，便又换了一位十分耐心和随和的助手，助手来了一些时候，受到非常礼貌的接待，他也非常足够地礼貌地对待倪吾诚及其家属，然而，著述始终未能完成。
       有一次倪吾诚相当清晰地感叹地说起一件事。那时倪吾诚还在“五·七”干校，那时倪吾诚的眼睛还没有因为支持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受损。他说和他编在一个“连队”劳动的一位女同志，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常常对他谈论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女同志回忆着延安的生活说：“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倪吾诚说他听了女同志的话沉思良久，他问自己：你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最后他的结论是：
       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
       可怜吗？倪藻却觉得骇人听闻。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他失去了双目的视力，他失去了双腿的功能，他白白地浪费了失去了那么多日月年华，他如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却在说什么他的黄金时代尚未开始，倒像明天或者后天，明年或者后年他能大放光芒似的……这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这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劝慰。因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轻佻，是脑袋掉了不知道怎么掉了的混账！
       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父亲辞世几年以后，倪藻想起父亲谈起父亲的时候仍能感到那莫名的震颤。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既留过洋又去过解放区的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Ｑ？假洋鬼子？罗亭？奥勃洛摩夫？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这样想下去，倪藻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深山峡谷中，行驶着一辆哞哞地喘息着的长途客运汽车。汽车里坐着倪藻和他的姨母姜却之。解放以后她的户口上的名字一直是姜却之。两个人满面风尘，形容憔悴。倪藻是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波及受挫以后来到辽阔的大西北的。他特地到北京接了姨母到西北去，帮他料理一下家务。他们已经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了，还要坐三天长途汽车。火车上他们坐的是硬席。姜却之有几次瞌睡得从座位上出溜到地板上，有一次整个人倒在了地板上。倪藻困到了极点，便横穿座位躺到了硬座下面的地板上。地板肮脏至极，鼻涕黏痰、瓜子皮鸡蛋壳以及各种垃圾，都有。但他仍然香甜地睡着了。
       与火车上的艰难困苦相比，昼行夜睡的汽车旅行生活倒显得舒服多了。这是他们旅行的最后一天了，汽车走在深山密林之中，草地峡谷之旁，一路上雪峰、云杉、羊群、木屋、湖泊、涧泉、马匹、牧人……都令人心旷神怡。“忒痛快了！太豁亮了！别提多好了，我是太高兴了，别提多自在了。实在是没承望姨老了老了还能出这么远的门，还能到你那里……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惦记？还有什么活头？还怎么活？没承望就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来了信，看我这一辈子苦命傻命最后还真有个好命呢……”却之激动地一次又一次地说。她又说：“多远的地方！多高的山！多清的湖呀！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呀！这次我也下了决心了，我再不留恋家乡了。乡下也好，北京也好，还有我的吗呀？走吧，走吧，走得愈远愈好，过去的事忘得愈干净愈好。从打我出世，哪儿碰见过一件好事？这回算是碰见了，我跟着我外甥来他个远走高飞，天之涯兮海之角。这西北边疆，就是我老婆子的终老之地了……”她说得兴奋得眉飞色舞起来。这眉飞色舞的神情还恍如当年梳妆、吟诗、打嚏喷的周姜氏。
       倪藻静静地笑着，说不上这笑是苦还是甜。已经几十年了，倪藻与姨姨的关系是冷漠的。儿时姨姨关心过他、宠爱过他、教导过他。但当四十年代后期他走向革命以后，他就相当自觉地对姥姥和姨姨抱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了。她们是两个没落的地主分子，倪藻毫不费力、毫不犹豫地给她们划定了成分。她们害怕革命，对解放的临近充满恐惧，这本身便是地主的阶级本性。解放以后通过学习倪藻更是坚定不移地认真批判了这两位分子。他想起她们的凶恶、她们的剥削、她们对革命的本能的敌视，他把对她们的批判写进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思想总结里。他在小组生活会上谈这两个地主分子的面目的丑恶，谈得十分激烈真诚。不仅是他，包括倪萍，包括姜迎之也明显地采取与她们拉开距离的方针了。
       于是剩下了姜赵氏与姜却之相依为命。她们几乎失去了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一九四七年，她们终于最终地卖掉了在家乡的一切不动产，在北京买了几间小房。解放以后，她们就靠租出去四间破烂房子收取房租过活。无疑，她们始终是寄生虫。她们一直摆弄着一个日益老化、立也立不稳、似乎吹个气就会散架的煤球炉子。她们一直坚持着蒸窝头吃。姜赵氏蒸窝头时总喜欢放许多碱，这样蒸出的窝头颜色发绿，比较松软，但又特别显得“糠”，吃在口里像吞了一口填装枕头用的荞麦皮。蒸馒头时有时也用碱用得把馒头的颜色变得与窝头无异。
       在倪萍结婚并在五十年代中期生下孩子以后，姜却之曾经充任过她的姨外孙的保姆，这样，她的生活就又比姜赵氏高了一些。越穷就越怕别人沾了自己的光，在那段时期，姜赵氏与姜却之与姜迎之各自分开生火做饭。在这个家或曰近亲集团里，曾经有好几个小煤球炉子并存，蔚为奇观。
       姜赵氏的那个炉子上的饭食一直是最差的。但她一直为解放后的平安无事而庆幸不已。五十年代全国第一次普选的时候选民榜上公布了姜赵氏，当然，也公布了姜却之的名字。为此倪藻还与居民委员会联系过。站稳阶级立场的他说明了他的姥姥和姨的阶级成分。但看来政府不准备追究她们一九四七年以前依靠收取地租生活的历史。甚至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号称要在城市划成分，仍然没有触动她们。
       姜赵氏越来越显老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她已经超过八十岁了。她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她买了一些劣等染料来染自己的头皮。染出来的样子非常好笑。她多次回答旁人的询问，她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了。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到胡同口去打二分钱的醋，打上醋以后慢慢地走回来。走过了家门口自己还没觉着。还走，快走到拐弯的那棵老槐树底下啦，我这才纳闷，我这是拿着醋碗到哪里去呢？我是做吗呢？我上老槐树这儿来干吗呢？想啊，想啊，喝，这才想明白。唉，我这不是傻了吗？我打了醋上这儿来干吗呢？这就再回过身来往回走。走哇走哇，这回倒是找着家门了，没走过了站。等回到家一看，一碗醋早泼没了，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块儿洒的。你说说，我这个样儿了还活个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怕死，一点也不怕死。我怕的是我不死。哪有老成我这个样儿，还不死的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文化革命开始了。破“四旧”的红卫兵进入了姜赵氏与姜却之的幽暗肮脏酸味扑鼻的小屋。姜赵氏的反应好像是她已经等了很久，从解放那年她就等着这一天了。其实这里的人们对她的阶级成分并不熟悉，也未曾感兴趣。然而红卫兵一进屋她就跪在地上给红卫兵磕头，她的落尽了头发又染黑了头皮的光头撞在地上咣咣地响，这在家乡叫做“磕响头”，在旧社会与姜元寿为家产打官司的时候，她见官就磕过响头。可能解放以来她一直想磕响头还没磕过呢。
       她一面磕头一面说：“红卫兵爷爷，我是地主，我早就该死了，我叫吗行子来着……”她抬头问却之，却之告诉她叫“死有余辜”，于是她磕着响头不停地说自己是“死有余辜”。
       红卫兵认为她的认罪态度还好。但有一个戴眼镜的比旁人精明一些的红卫兵姑娘指出她把红卫兵称做“爷爷”实际是对红卫兵的侮辱，这实际上是骂人。毛主席的红卫兵怎么能成为地主老婆子的爷爷呢？难道你胆敢说红卫兵是老地主吗？这一质问吓得姜赵氏尿了裤子。其他红卫兵没听太懂她的这种精明的分析，又看到姜赵氏那种又老又脏又臭的样子，不想在这里多逗留。他们考虑如何给这个老不死的地主分子以正义的惩处。抄走财物？实在没的可抄。给两个嘴巴，那么干枯空洞的面庞，估计连听响都听不着，打她并不会引起空气的清脆的震动。最后还是那位“眼镜”点子多。她看到了屋里有一个瓦盆，瓦盆里有脏水——实际上是姜赵氏的洗脚水。姜赵氏由于是缠足，老年后整天长鸡眼长脚垫，所以她有时一天洗两三次脚。“眼镜”下命令姜赵氏把洗脚水喝下去。可能是鉴于水较多而愈活愈抽抽的姜赵氏块头太小，估计她一个人难以完成喝掉满盆洗脚水的任务，于是她把眼镜的光芒对准了姜却之。
       姜却之确实是不愧吃过熊心豹子胆的。她说：“我不是地主！解放以前我就是北京女子职业学校的图书仪器管理员！我有文凭！我……”
       这样姜却之就没有喝洗脚水。姜赵氏喝了一些洒了一身之后，就算是过了文化革命的关。姜赵氏一再表示红卫兵真好，真和气，上头不是说了嘛，那是天兵天将啊！
       三天以后姜赵氏拉开了肚子，然后卧床不起。娘，你肚子疼吗？却之问。不疼。你哪儿不好受呀？不，我没不好受，我好受。我挺好。
       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姜赵氏要求静珍挪一挪她的身子，最后的时刻她只知道静珍却不知道却之，她不敢面对着贴在正墙上的语录与画像而死去。
       除了姜却之，没有别人料理她的死。姜迎之避这个老地主的成分唯恐不及。姜却之说，火葬的时候母亲身上还穿着一件貉皮袍子。这袍子已经穿了五十年，是唯一的一件从家乡带出来至今还有的、而且还能值几个钱的东西。有人建议应该把这件衣服扒下来再送死者去火葬，姜却之苦笑着说，我怎么能那样！
       倪吾诚在一些年以后才听到姜赵氏喝洗脚水的故事。当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倪吾诚说，对待姜赵氏这样的地主分子，就应该这样。他完全赞成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正像他赞成当年土改中的一切或有或没有的过火行为。倪吾诚也是前后一贯的。
       在听说姥姥已经去世以后倪藻产生了把姨姨接来的念头。经过一系列的人生挫折，经过文化革命的无例外的“大洗礼”，他已经不把自己和姨姨的关系看得那么严肃险恶、势不两立了。而且，他家里也确实需要个人。他的孩子没人照顾。等坐到汽车上，听到姨姨这样兴奋地抒发心曲的时候，他也同情、他也感到有些欣慰了。毕竟她是他姨，是他的第一位文学教师。当年静珍给他改过作文，给他介绍过冰心和庐隐的著作。姜却之一路上给他讲了姥姥的死况，他也觉得怃然。
       过去的事，您就啥也不用想了。我既然把您接了来，咱们就同甘共苦，一起生活……倪藻安慰着姨。
       却之的行李极少。她说她再没有任何挂牵，房子已经缴公，娘也死了，她一心跟着外甥。
       唯一的纪念物是“周家小子”的颜色已经发黄了的照片。“周家小子”是姜却之对亡夫的称呼，到一九六七年，他已经死了三十五六年。静珍掏出这个照片给倪藻看，“你看像不像我孙子？”
       这使倪藻心情沉重起来。这使他想起了沉重的往事，那梦魇一样让人只要一想就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残酷和阴暗的往事。本来以为解放以后这样的事就彻底埋葬了。这种心情甚至使倪藻怀疑起自己接姨姨来是否明智了。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鬼魂，旧社会的鬼魂，历史的鬼魂接到自家来？如果没有那些政治运动和意外的挫折，全身心拥抱光明的新生活的倪藻甚至是不屑用眼角的余光瞥一下命定了该进入坟墓的姨姨的啊。
       于是倪藻又觉得可叹了。
       到了边疆小城却之就说头晕，她老是躺在床上不起来。这使倪藻有些不快。他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说起了一个笑话，说是从前有一个懒婆娘，她丈夫要出门了，对她的生活不放心，就做了一个大饼挂在婆娘的脖子上。丈夫出门回来以后，发现婆娘已经饿死了，但饼并没有吃完，还剩了许多。怎么回事呢，婆娘只把挂在前胸、一张嘴就够得着的那一部分饼吃了。挂于左、右肩及后背的更多的饼，却因婆娘懒得用手把它们拉过来，便没有吃，便饥饿而死了。
       倪藻还讲了一个到边疆后跟少数民族学的关于懒婆娘的笑话。说是有一家一天夜里进去一个贼，贼是偷锅的，被主人听到了动静，贼端着铁锅在前头跑，主人喊着捉贼在后面追，最后贼害了怕，把锅往地下一放，自己跑掉了。主人过来端锅，发现锅已裂成几瓣了，他奇怪这锅怎么这样不结实。等回到家，却发现灶上的四耳铁锅安然无恙。你猜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家的婆娘懒，从不刷锅，结了一层实实在在的嘎巴。贼偷了半天，偷走的其实是锅嘎巴，怎能落地不碎呢？
       讲得大家都笑。其实开始讲时倪藻似乎并无别的用意，但看到姨母的不自然的笑容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刻薄了。姨母必定会认为他这是借古喻今，影射攻击她的懒。这使倪藻倒后悔起来了。
       当天夜里姜却之断断续续地呻吟。问是怎么了，答是头疼。便说大概是水土不服，感冒了，明儿早上给你买点阿司匹林去。第二天买来了镇痛片，服药时姜却之拿玻璃水杯的手摇荡得厉害，她说：“我头疼得像要裂开。”姨母本来就身体不好，常常头疼头晕，也常常呻吟，也常常接连几天卧床不起。家里人还一贯认为她又懒又奸又什么都敢干，对她的卧床不起常常半信半疑，疑的是她可能是心情不好或生气或故意和谁作对才这样躺倒罢工的。因此倪藻这次也不以为意，姜却之吃了镇痛片后就睡下了。
       这一天是妻子到公社支援夏收的第三天，孩子又闹又磨，非要看电影《小兵张嘎》不可。家里没有人，倪藻被孩子磨得烦闷。《小兵张嘎》从六十年代初期看，已经看了五遍了。姨姨一直在昏睡，吃晚饭时叫她也叫不醒，吃完晚饭在孩子的又哭又闹的压力下带他看了第六次倒霉的张嘎小兵。回来以后问候一下姨，姨仍然不答应，鼾声倒是均匀。倪藻又累又乏又烦，便与孩子一起睡下。大约睡了一个小时，倪藻忽然醒了，此事不好，莫非姨母是昏迷了？睡觉能睡这么长吗？可别出了事。
       倪藻深夜跑到外屋，发现姨母的呼吸更加粗重，两颊通红，叫也叫不醒。大事不好！夜已深了，找谁去？最后硬着头皮敲起了已经入睡多时的一个赶马车的少数民族邻居，说了许多好话，又把孩子托付给另一个少数民族邻居家，半夜把静珍送到医院。睡眼惺忪的值班大夫诊断是脑溢血，抽脊髓检验果然有大量的血的成分。据说抽脊髓化验是很痛苦的。倪藻看到了姨母在被抽脊髓时的无言地抽搐。医生神态紧张，倪藻心怦怦然。抢救了三天，包括鼻饲、滴注、输氧、注射止血的仙鹤草素。倪藻由于家里没人，没有昼夜陪住，只是每隔几个小时来看望一次。第四天上午来时同室病人说病人曾喃喃欲语，但当时倪藻不在身边，无人与之搭话。倪藻叫了姨姨半天，没有叫应。他想说的已无其他，只想让姨放心地去死，姨可以相信他会负责好好料理后事。姜却之生前曾经流露最怕火葬，这虽是落后，倪藻仍然准备满足她的土葬的要求。等下午再来时，静珍——周姜氏——姜却之已断气四十五分钟，已经停尸太平间了。
       买棺材倒还顺利。死前和刚断气时没能给死者换衣服，结果在死后数小时才由倪藻与医院的内科主任给姜却之换了衣服。一位帮助料理丧事的热心的当地土著说，这换衣服应该找女人来做，文化革命初期没有少挨斗争的内科主任愤怒地说：“难道还讲这一套吗？现在尸体已经变硬了。等你找到愿意管这种事的女人，死者的胳膊也弯不过来了！”
       换衣服的时候倪藻发现姨姨的身材变得那样瘦小。姨姨的头发却还是黑而密的。算了半天，姨姨临终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五十九岁。死后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两腮显得瘪进去了。倪藻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一个人这样度过一生。如果有上帝，上帝就是一切事物中最残酷无情的了。
       来吊唁的竟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农民。他们长髯长袍，与倪藻相处得很好。他们听了倪藻关于姨姨的不幸身世的叙述，含泪捋髯叹息。他们听说她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这里，不足五天便死去的情形，慈祥地笑了。他们说，按照我们的古老的说法，这说明，我们这里才是死者自己的土地。她匆匆忙忙辛辛苦苦地赶了来，总算安息在自己的土地上了。一辈子她都没接触到自己的土地，死后却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长眠了。闹了个六够，姨姨原来是西北边疆的人。闹了个六够，姨姨倒真是在西北边疆扎下了根。
       此后倪藻多次在睡梦里与姨姨相见。姨姨脸上擦着白粉，满脸泪痕。他问，您不是死了吗？姨姨微笑着娴静地回答：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辽西”固然不是现在的西部边疆，总有一个“西”字。他们是到西部来了。那也算是一种谶语，一种征兆吧？
       后来倪藻一家迁回了北京。后来当地的一位农民后生给倪藻写过信，说是他曾到墓地去为姜静珍的亡灵烧过纸。这位后生曾经帮助过为姜却之挖墓穴。他建议倪藻留一个标志，否则在墓群中姨母的坟墓将会湮没。倪藻没有留什么标志。总要湮没的。谁又能不湮没呢？连贞节牌坊也没有用了。革命了，新社会了，凝结了无数血泪和恐怖的贞节牌坊，只配得到幸福的后人的嘲笑。不再会有任何人对这些牌坊的来历感兴趣的。后人对于先人，又怎么可能理解呢？谁说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太慢了呢？
       倪吾诚听到姜却之的死讯的时候评论说，少了一个魔鬼。他还使用了一些不雅的不怀好意的语词。
       恨比死还强。
       第四章
       至少其他一些人物的命运，主要还是靠我们的读者自己去想象吧。姜迎之也许可以说是幸运的，一解放她就参加了工作，她避免了与母亲、姐姐一道灭亡。倪萍在四九年前后也投入了革命的洪流，然后过自己的并不轻松更毫无浪漫色彩的日子。赵尚同医生，解放以后是按“资本家”对待的，改造了一段，五十年代初期便死去了。杜公三十多年来一直挨整，一九七七年他的处境刚刚好了一些，不幸患病辞世。临死前一个星期，下来一个文件，彻底为杜公平反，并给以相当高的评价和相当高的待遇。他迁入了高级医院的高级病房，并受到“特级护理”。他在特级护理下安然辞世。如果杜公能长寿一些就好了。杜公死后不久，有一位日本友人到他家里看望他的家属。日本人在杜公遗像前含泪鞠躬。然后他自我介绍说，他曾在战时在北京协助日本侵略者工作，他曾经为取得“合作”而对杜公威胁利诱，然而杜公大义凛然，拒绝了他。
       倪荷是解放以后才上小学的。她不会说家乡的方言，而是一口的北京话。她没有跟姨姨学说过家乡的童谣。父亲也好，姥姥和姨也好，始终没在她的生活里取得过位置。他们对于她是太陌生，太格格不入了。而后她自觉地为保卫自己而拒他们于千里之外。
       她有一副好嗓子。那是一生出来就给人留下印象的。她一落地，一哭便与众不同，她的哭声像清脆嘹亮的小号。她会唱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她常常参加业余的演唱活动。她善于模仿各个歌唱名家的唱法。她唱《宝贝》活像刘淑芳，她唱电视剧《血疑》主题歌《谢谢你》活像日本歌星山口百惠，她唱获金奖电影《回首往事》的主题歌《回首往事》（或译《我们就是这样》）活像美国歌星巴尔巴拉·斯特莉萨恩德……但倪藻永远忘不了的还是她童年的时候惟妙惟肖地模仿着郭兰英的发声方法唱的《妇女自由歌》。她在一九五○年北京“少年之家”的开幕式上演唱了这支歌，她受到了北京市市长的接见。
       ……黑咕隆咚苦井万丈深，
       ……看不见那太阳，看不见天，
       ……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
       ……谁来搭救咱。
       这是一首那样兴奋、那样强烈又那样沉重的歌。一个七岁的孩子会唱出这样的歌，会传达出这样悲怆的深沉，也许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威严狂暴的革命的必然与力量。也还有一种永远的酸楚。
       后来倪荷学的理工，她的功课学得很不错。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标准的工科大学生。现在两个人都当了副教授了。倪吾诚一辈子想混个副教授的职衔终于没有成功。在新的历史时期，倪荷的丈夫数次出国考察进修，带回了先进的图纸、工艺规程、各种资料，也带回了四大件、八大件的家用电器。现在，两口子为培养第二代花尽了心力。他们的儿子天资聪颖，小学和初中时期前后跳过两次级，从小脑子里就灌满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之类的口号。小儿子做功课的时候两口子都在旁边陪着，随时督促，随时辅导。临近期终考试的时候，便陪到深夜。他们并受到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广告的启发，儿子学习一紧张，便给孩子买蜂王精哺喂。解放以后，慢慢地不再把肺结核视作对人们的健康的主要威胁，也不再把鱼肝油视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强力滋补剂了。现在时兴的是蜂乳、花粉、维生素Ｅ。现在时兴的病，写入小说和电视剧的是白血病。现在时兴的是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抱负寄托给下一代，人还不到四十已经是为下一代活着了。一代传给一代，有一个永远光辉又永远包含着对自身的遗憾的希望。
       让我们再顾盼一下“热乎”吧。倪吾诚一九四三年出走，姜静宜等搬走以后，“热乎”也搬了家，巧的是或者不巧的是，她们又差不多是近邻。解放以后“热乎”的丈夫当了一个商店的经理，不久“三反”“五反”的时候就成了成分不好、贪污受贿的“老虎”。批斗完了以后开除公职。倪藻常常看到这位“死老虎”弓腰驼背地灰溜溜地在胡同里溜达。他走路时双目下垂，从不看任何人，不与任何人交际。但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他们的一个长着非常美丽的大眼睛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大人物。从此一到星期日常常有一辆威风的吉姆车停在这个小胡同里，停在“热乎”家门前。不久还在她家安了电话。电话线孤零零指示着崇高的地位。电话与小汽车，都是第一次停泊在这条小胡同里。“热乎”还当真热了一阵子呢。
       好景不常，到一九五七年，长着美丽的大眼睛的女儿政治上找了麻烦。后来汽车也不再来了。后来电话也拆除了。据说为这事“热乎”夫妻与女儿大吵大闹了一场。是女儿坚持与贵婿离了婚。后来……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后不久，这位眼睛美丽的女儿因挨小将的打而自缢。
       解放后“热乎”与姜氏母女仍有来往，没有再发生过跳脚骂街的事，新社会还是文明得多。
       最后让我们再说一个很可能已被读者忘记掉的人。那就是密斯刘。倪吾诚于一九四二年曾带着倪藻与之共吃西餐，在西单商场。倪吾诚与她调笑，她用很好听的声音说：胡——扯——她名叫刘莉芬，确实长得非常漂亮。连静宜——迎之谈起她来也对她的容貌赞美异常。她曾对倪吾诚一见倾心，倪吾诚也真的想追求她。后来她明白了他们的关系是没有希望的。后来倪吾诚的一切让她伤心而又愤怒。她很快便与倪吾诚断绝了来往。她后来在学术上小有成就，不知道她解放后的生活路程如何。反正现在还健在，还有风度，还能令人产生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她现在是南方一个大学的教授。前不久还应邀到英国和法国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人生几十年，这时间足够编织出一个个风味不同的令人欷歔的故事。
       第五章
       我的朋友！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你。我们是在戈壁滩上的“五七干校”里相识的。那是个休假日，多数“五七战士”进城休假去了，我值班。我正在食堂为自己和另一个值班“战士”擀面条，你来了，然后你说到我的名字，你夸我面擀得好，还问我面皮大而擀面杖小，怎么样继续擀下去？我教授给你，你表示佩服不已。于是我知道你我是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个区、同一条街的人。
       你宽肩膀，长腿，目光透着聪明，说话机智风趣，喜欢交际。只是你的嘴唇太薄了，你说话又快，你的嘴唇的翕动给我以异样的感觉。我们从此成了朋友，我常常为你的快人快语和家乡话而大笑。把打嘴巴说成“耳茄子”，把吝啬鬼说成“钱穿在肋条上”，把没有可取之处说成“没情况儿”，我都是跟你学的。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对时弊的抨击，对各种“左”的政策的抨击深得吾心。我为在寂寞的年月有你这样一个友人而觉得并不那么寂寞了。
       林彪事件以后我们的干校渐趋解体。到一九七三年以后我们就分手各奔前程了，忙起来就难得见面。庄子早就说过，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十多年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见面与交谈的机会，那天我们一边谈叙一边喝着汾酒，桌上的酒菜琳琅满目。充分显示了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你显老得厉害，秃顶，哑声，脸上布满纹道，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斑点。该不是老人斑吧？你仍然谈你想给这个人给那个人以“耳茄子”，你说十余年来你已经换了两个省份三个城市七个工作岗位，文化厅、电影厂、展览馆、师范专科学校、行政公署、作家协会、剧院，“越换越没情况儿”。中国能有什么情况儿？你愤愤地说，俨然在中国之外，俨然是中国的审判者。酒越喝越多，你越强调你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什么他妈的这个那个的，人活一辈子就看机缘。懂吗？老王，你信不信，就看机缘，给我机缘，我照样能当厅长、部长，我没本事？我看我本事太大了。什么，写作？我才不写那玩意儿呢，你套我的我套你的，你捧我的我捧你的，你知道文艺界那个黑暗！什么？搞外事？搞外事有多危险你知道吗，那叫吃不了兜着走。而且搞外事得学外文。谁学那个去？一会儿都学俄文。一会儿都学英文。什么事儿都是起哄，赶浪头！什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他妈的热大发了，不让我发热，这帮儿孙子……我的潜力就白白地烂在我身上啊！
       我想起了你，我的朋友。我佩服你的节操，佩服你的渊博，佩服你那我行我素的性格。由于你爸爸当过国民党的次长，从年轻时候你就被迫而又自觉地办什么事都靠边站。一九五八年，你成了白旗，成了白专典型。但真到了要劲儿的时候，比如说要翻译毛主席的诗词了，那些个大大小小的官都毕恭毕敬地去请你，不请你硬是不行，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不信试试！人们过去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就更加承认你的价值。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的时候你能叼着一颗香烟在大家纷纷表态时坐在沙发上睡着，你能流出四尺长的口水并打起鼾来，这本身就镇了！盖了！狂了！那些贬低你中伤你的小人也没敢利用这事收拾你，谁让你是张屠夫！
       为什么，为什么至今你仍然是酒气熏天呢？一个月倒有半个多月醉。为这个全家与你打架，甚至于你的独生女打了你一个耳茄子！唉！也许你已经习惯了，用自轻自贱来表达特有的狂傲！当情况不同了以后你却改不过来了吗？你再也不能珍重自己的才能，感受历史的使命，正正经经地勤勤恳恳地做事情了吗？这可以叫做性格的惰性吧。看到你自己在糟践自己，看到你的那么多潜力沉睡在你的强壮如牛的身体里，你的朋友亲人是何等痛心！
       还有你，我的朋友，我的年轻时候的好友。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抵足而眠的日子。不会忘记我们一起讨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安东诺夫、潘诺娃……后来又讨论罗曼罗兰的情景。你当然没有忘记我们各自写了第一篇小说后互相阅读、共同讨论的情景。你当然没有忘记你参加了我的婚礼，临走时我往你的上衣口袋里塞了许多醉枣。而在后来我“出了事情”以后，你怀着怎样的依恋和痛惜来看望我、陪伴我、安慰我、照顾我……
       但后来社会政治的风云终于把你也吓坏了，你的亲人也对你发出了警告，你下决心与我划清界限了。在我去新疆前夕我本想向你告别的，你却复信说，还是不见面的好。你还说，你（我）聪明，不会不理解……
       没有什么不理解。只是没有想到而已。我可怜我自己又失去了一位朋友，更怜惜你……
       后来的种种，我更理解了你，再不要为这暗淡的回忆而痛苦。让我们一起读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往事如烟。你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呢！也许你早就可以当部长。一辈子勤勤恳恳的芝麻官。连为孩子办喜事的房子也弄不上。永远那么小心，永远那么老实，永远那么正经。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再也不说罗曼罗兰了，到了八十年代便更不想说。都说你是罕见的好人。啊，你是那样善良又那样软弱，你老等待着，等待着，谁来给你做主？干一杯茅台吧。什么时候能再度回到青年时代那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日子！
       我想起了你们，我的国外和国内的朋友。那是久雨后的一个晴天。黄昏。差不多是访问Ｂ城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没有安排什么项目。你说，让我们去看看游乐场，一家英国的公司与本国一家公司合办的。我们欣然同意了。汽车转了好多个弯，经过了铁桥和荒漠的河滩，经过了丑陋的并排的烟囱和贮料罐，来到了郊区的一个空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小工艺品等待着你去碰运气，因为那些可爱的玩具、挂钟、摆设都是不卖的，而是要靠转轮盘、打枪、差不多是用赌博的方法去赢取。我们在滚石乐团大吵大闹的棚顶餐厅吃了啤酒、烫手的小鸡、泥肠。没有餐具，下手吃完了，用一种浸着芳香的薄荷油的纸擦手。滚石乐团的独唱演员是一位壮实的、个子不高的金发姑娘。我猜她不过十几岁，一定从小就爱吃乳酪。乐团休息时是一位坐轮椅的残疾汉子拉着手风琴唱古老的波罗的海与易北河的民歌，声音如冲锋陷阵的呐喊。
       我想起中国的庙会。我想起解放前北平的什刹海。这种搭起棚子来的餐厅多像什刹海。入夜便点起炫目的煤气灯。到处飘散着莲荷的清香与鱼水的腥气。那时的“仿膳”餐厅就搭在什刹海的湖面上。在那里可以吃到荷叶粥和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和号称栗子面、并非栗子面做的小窝头。史福岗和倪吾诚全家大概多次在那里用过饭的吧？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了。
       玩什么？开汽车？互相碰撞如受到拳击。“飞鸟”，把人倒挂得高高的，一挂几分钟，够刺激也够吓人。莲花转椅，看着都眼花。我选择了旋转秋千。
       只有你，我的同胞同事同乡拒绝了。当然，你即使出差去拉萨也绝对不肯坐飞机。你还好意地劝过我呢，不要坐飞机，免得出事。
       马达开动了。我们坐在秋千上慢慢旋转起来。越转越快，越转越高。终于，我们连同维系着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的不朽的钢绳差不多与地面平行了，距地面至少有三十米了。地平线飞到了我们的头上。山、河、地上的设备像久卧的老人突然坐起，突然站立，突然竖直。灯光滚滚，彩灯成线成河，天旋地转。你害怕，你欢呼，你想大叫却终又变了颜色。就在这个时候旋转的速度慢下来了，我们渐渐垂下来了，地平线渐渐降下了，山河渐渐卧到自己应该存在的地方，你也恢复了自然的微笑，松了一口气，又快了，又升起了，又晕了，又叫了。又慢了，又垂落了，又轻松了……如此往复许多次……终于，你下来了，你还在地上，你没有长出翅膀，你没有能够飞翔，你还是和原来一样。飞荡与垂落相联结，正像生与死相伴随。只是，你体验了温习了这永远的热情。这热烈的痛苦的冲击毕竟把天空荡得摇滚翻覆，以及一再的垂落，终于还是没有飞的重力的威严，终于破碎了的心的梦……原有的位置。又加速，又抛起，又竖直和飞快地旋转。又平息，又下垂，又恢复了位置。一次又一次地飞起，一次又一次地落下。我们怎样结语？是说我们终于飞起，终于实现了人类的永远的热情和愿望，终于唤起了山河和大地吗？还是说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御风而飞翔的梦终于是徒劳，终于还得停下，下到地面来呢？
       
       一九八五年夏天，笔者在一个海滨疗养地碰见了老友倪藻。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健康。这两年，似乎混得相当有情况儿。他约我一起去游泳。他游蛙式、侧泳和仰泳，游得缓慢，平稳，自如。开始时我在前，他在后，为了与他一道游，我时时要放慢速度等他。游了四十分钟以后我感到体力不支，建议往回游。他却说，真对不起，我今天非要往远里游游不可，也许是最后一次游这么远了吧？老王，你先回去吧。我觉得他有点不够意思，又不能把他硬拽回去。我陪他又游了十分钟，终于挺不住了，便抛开他独自往回游。身旁一个人没有，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浪花，无际的水，刷刷的划水的声音，咕咕的吐气的气泡的声音，天与海都是灰色的，晃眼的，令人晕眩的。我突然害起怕来，回转过身来找他，只见他愈游愈快，愈游愈远，正向大海的纵深处，可能是太平洋的纵深处游去。没有办法了，即使呼救他也听不见了。我只好躺下来，随着海浪摇荡着，努力调整和镇静自己。最后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结束了我的这次并不愉快的畅游。
       我躺在岸边沙滩上休息，听着排山倒海的、无比热烈又无比盲目的涛声，赞叹着海的伟大，痛惜着海的力量，海的喘息，海的沸腾的变幻的终无所用。然后我去换衣处洗了淡水澡，换了衣服，回到岸边，仍然见不到倪藻的影子。我真的害怕了，我想向有关部门告急求救。直到暮色昏黄的时候，倪藻才从遥远的水平线上现出他那一个小黑点似的形影。我向他招手，呼喊，跳跃，他没有任何反应。又过了二十分钟，他终于回到了岸上。他回到岸上以后，既不显得疲劳，也不显得畅快。既没有做出满不在乎、游刃有余、一条好汉的样子，也没有吹嘘自己碰到了什么惊险或是自己游泳的技术多么好。这使我相形见绌，不好意思叙述自己的两个小时海上畅游时的所见所想所感。我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游这么远呢？”
       “我是想，越远越好，”他笑了一下，说。
       我还以为你要自杀呢。我开玩笑。
       他没有回答。
       他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现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反对随地吐痰的“运动”，这实在很好。我父亲死而有知，他会感到欣慰。倪藻问道：老王，你说，要解决一个不随地吐痰的任务，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答不上来。
       他说，我认为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做到全国城乡基本消灭随地吐痰。
       是不是太保守了呢？
       他淡淡地一笑。
       晚上他拉我到一个老字号的西餐馆分店去吃饭。他说，在他的父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Ｔ城的这个西餐店便开业了。海滨分店是季节性的，一半是露天座位，另一半桌椅放置在装有珠连式玻璃饰灯的室内。室内外低声放送着悠扬的电子琴乐曲。在那里吃饭的，多一半是外国游客。他们都保养、打扮得可以。那里的炸大虾做得很好，颜色红得可爱，我还以为他们掺了番茄酱，服务员坚持说就是虾的原色。水果冰激凌（叫做什么“三得”的）十分精美，像一朵朵鲜花。仅仅放冷食的银罩托盘，也叫人赞叹不已。
       饭后我们一起参加了舞会。想不到倪藻竟跳得这样潇洒和熟练。他跳舞的时候，有许多双中国的与外国的，男性的与女性的眼睛注视着他。
       在倪藻跳舞的时候我沉浸于自己的小说构思。我想写一部小说，也许不叫小说，应该叫历史。我想写写我见到过的跳舞的历史。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武汉发生过一次大丑闻。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小姐们陪美国军官跳舞，突然停电了，据说停电后发生了集体强奸案，国民党所有的报纸都登了，还叫嚷要彻查。也是四八年，上海的舞女还有一次革命行动，游行示威请愿，捣毁了市政厅。我小时候总听人家说舞女是不正经的女人，但到了一九四八年，舞女也革命了。
       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这本书里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在延安只应该挽起手臂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记不清了。是不是王实味攻击过延安的跳舞？
       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前一半，交谊舞在全国推广。那时我做团的工作，我们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共用一个办公楼，楼前是水门汀地。每个星期六晚上，工会都组织舞会。青年人自由地跳交谊舞，这是解放了的中国的新气象，是解放以后人们能够更幸福更文明更开放地生活的表征之一。那时候最常放的曲子是《步步高》，跳狐步舞的，节奏感很强。还有一个舞曲我也很喜欢，是苏联的，叫做《大学生之歌》，配有温柔的男高音独唱。我喜爱那青春的旋转，那信任一切的舒展，那新生活的醉人。
       五十年代后期就没有什么舞会了，至少没有什么开放型的舞会了。也许还有极少数的精华，才能有跳舞的机会。
       往后更甭说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冬季，交谊舞忽然恢复了，风靡全国。然后据说出现了种种不好的风气，不轨不雅的事情。跳舞跳出了小流氓，崇洋媚外，有失国格，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
       到一九七九年春夏，忽然又都不跳了。
       八十年代开始以后跳舞一直是起起落落。也怪，关于跳舞问题，并没有什么决议、决定、指令、计划、法令、条例、红头或一般文件。但跳舞一直成了气候的显示计。
       陈建功的小说里描写过一种有组织的舞会。青年学生跳舞，退休工人巡边。巡边员用低沉的声音警告年轻人：注意舞姿！注意保持距离！
       连各公园也发愁。一九七八与一九七九年一度有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净园时间他们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
       据说举办舞会要冒一定的风险。你办舞会，忽然来了一卡车“小爷”，小青年冲击会场，不，应该说是冲击舞场，还怎么维护风气与秩序？
       一九八四年，各地舞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而且都是公开售票的。也出现了一些大胆地肯定“迪斯科”的报纸文章。但“迪斯科”还较少公开地与大规模地跳。不久，例如《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就登载了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的通告。
       后来据说又有一种解释，说是营业性舞会原指有专人伴舞的舞会。
       这些心理、举措、风习的状况变迁，不是值得一写吗？
       当然，倪藻与我参加的这次舞会是无干扰的。倪藻说，他的父亲倪吾诚是最喜欢也很善于跳舞的。然而，他一生大概没有得到几次跳舞的机会。而现在呢，灯光是彩色的，明明灭灭，但还不像广东一些高级宾馆的迷灯那样刺激。地板很光滑。男男女女穿着和举止都令人充满对未来的信心。
       这一晚伴舞的曲子有《波希米亚姑娘》《绿色的鹦鹉》和《去年夏天》。
       我特别喜欢你，去年夏天。
       创作谈
       故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词
       王 蒙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埋藏着一个童年和故乡，一个沉重的童年和故乡。
       故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词儿。我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是北方一个贫瘠垢农村的人。这说明故乡何处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用“为什么”来讨论的合乎逻辑推理的问题。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就是先验的威严。故乡一词里包含着我的悲哀，屈辱，茫然与亲切，热烈，高度的我还要说是蚀骨的认同。
       故乡是我的发生图，我个人的无极与太极，是我的最初的势与能，最本初的元素，来自冥冥的第一推动力，是其后各种变化与生成的契机。我与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
       越是年长，我越是希望能够与朋友共同重温我的故乡与初始，我的原由与来由，我的最早（被？）设置的格式、定义、路径和密码，我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破译。
       而我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故乡性和初始化，还由于，我已经隐隐感到，随着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城市化首都化国际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随着与时俱进与一日千里；我的过去，我的故乡，我的初始将会淹没，我的故乡我的初始状态由于乏善可陈而将被漠视、轻蔑和忘却，我的童年的痛苦与心思，可怜的不开化的与傻气的种种经验和遗憾将被抹杀，我的此后的一切，将无法从根子上加以解释和回味。而我与他人与读者包括至爱亲朋的交流，将留下一堵厚墙，留下一大段一大块空白。
       幸好，我写下了《活动变人形》，唯一的关于故乡和童年的长篇小说。我留下了这个文本，这个记得最深，曾经认为最无意义最不好意思，终于写下来了的文本。它译成了英、俄、日、意、韩、德等文字。它在１９８９年在苏联一次就发行了十万册，比在中国当时发行的还多。直到２００５年，它还在韩国出了新版，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