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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阴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说，这弦有多长？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看树叶像北方的槐树，但又比北方的槐叶肥大。最奇妙的是，尽管树叶密而多，它们只长在树冠的顶部，像一层薄薄的华盖，于是树叶下面的网状交错的枝条、线条与空隙与天光，完全分明。
       所以说那弦是太长了，穿行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不愿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拨动。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辽阔无边。但我暂时只愿在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属于这条路，这条路也只属于我。
       如果这样一根弦震颤起来了，它的声音，难道能够是和谐的、能够使喜欢鲜花和糖果的好人们觉得入耳吗？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Ｈ市。倪藻四十六岁，满头青丝，谈锋机敏，眼神活跃，动作麻利，走起路来两条并不健壮的腿捯得相当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的特别是眼角和嘴角的细密的皱纹，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目光中那种深含的悲悯，大概会认为他年轻有为，善于调摄，驻颜有术，风华正茂。
       早晨八点十三分，倪藻他们在Ｂ市的机场登上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
       九点刚过，飞机在Ｈ市机场降落。“这么说，我们来到了Ｈ市了？我也许可以找到史福岗教授了吧？”他问担任他们团的向导和翻译的贝蒂小姐。
       “我一定尽力帮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岗。”殷勤的、一丝不苟的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标准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点恼恨自己。为史福岗，他啰嗦什么呢？史福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归根结底，真正曾经是史福岗的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倪藻这次出访，与父亲倪吾诚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国，即使他与父亲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父子二人之间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国外有关方面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岗。一路上他没有忘记史福岗。去Ｈ市看望一下史福岗，这似乎是去还一个愿，似乎是一种寻根究底，似乎是去拨动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达Ｈ市以后先是参观东方书店，然后到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机构与一位体态娇小、面孔庄严、戴着两片巨大的眼镜的女博士会见，然后到港口参观和用饭。用饭的时候由当地最大的报纸的主编陪同，倪藻与他随意地却是全神贯注地讨论了毛泽东在世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地位。报纸主编向倪藻介绍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毛主义”的红卫兵运动对于当时的欧洲青年的重大影响……他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以至午餐以后登上去Ｈ大学的汽车的时候，除去最后的浇白兰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想不起来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对，有一小碗浓汤，有很重的洋葱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紧了。
       下午两点钟开始与Ｈ大学的六位汉学家座谈。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欧洲血统的。另外两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长的那位是汉口的一位著名京剧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风靡大江南北几十年。名武生的弟弟从四十年代出洋留学，后来定居在Ｈ市，现在穿着合身的米黄色西服，打着一条双色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气度与做派与那六位无异，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长及武二郎对他有什么影响。只有他说话的腔调，包含着一种老式的多礼和亲热，使倪藻不时想起他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梨园子弟来。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兴趣，就像他们过去曾经熟识。那人宽肩膀，身材适中，两颊像刀砍过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当中充满畏缩和惶恐，与他那上挑的、眉心连在一起的长眉颇不协调。依倪藻的经验，这样的眉毛应该是争强好胜、显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这样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应该是得意洋洋的。这样的人按理属于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露一手和压别人一头、什么情形下面都不甘寂寞的那种类型。
       这位同胞的整个神态也是自从倪藻在Ｆ市航空港缴验护照入境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与以谦虚为最大美德的东方不同，这里的每个男人与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样的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下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同胞老弟，虽然具有一切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外部征兆，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卑怯，近乎凄凉。
       一进这一间清爽的、一尘不染的、虽然顶棚不高面积也不大却是非常明亮和舒适的会议室，倪藻第一眼便发现了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剧气氛，悲剧气氛下蜷缩着的暴躁、才情或者顽劣，一下子就打动了倪藻。倪藻选择了一个离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
       “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蓝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
       Ｈ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历史学硕士
       赵微土
       他向他点头致意，并奇怪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名字。
       座谈进行得比较表面，主要由健谈而又博学的代表团团长与德方的几位学者进行。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抬头望着窗外的绿树和树枝上跳跃着的两只小鸟。倪藻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种类相同的鸟儿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是不是鸟儿也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怨嗟和快乐呢？
       倪藻他们的代表团长侃侃而谈：
       “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近三十年来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困惑、意外、难以猜测甚至难以理解，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从祖先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参与了许多事变、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都是身临其境的人，就是我们也常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
       团长的话引起了笑声，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头，倪藻想，共同的笑声，这也算是一种沟通吧？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国社会翻了一个个儿，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绝对必要的、伟大的与神圣的。没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国就无法继续生存，无法迈开一步。当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团长继续谈。倪藻觉得他谈得很好。为了振作精神好好听一听团长的谈话，倪藻站起身来，走到透明的恒温咖啡壶边，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赵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被他谢绝。喝黑咖啡，这是他小的时候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
       “……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感到遗憾。”长着多肉的半透明的手指的浑圆的学者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他寻找翻译，扫了一圈，贝蒂小姐不在场。赵微土向他做了一个“您请”的手势，他改用母语说话，赵微土给他当翻译。“我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遗憾。一九六六年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认为中国的红卫兵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反传统、反体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条快速地改造社会的方法……”
       多肉的学者的话使倪藻吃了一惊。这次出国，对于来自右面、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见的种种误解、疑问乃至挑衅，他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超左的论调。只是这位先生的外形与他的观点似乎一下无法令人协调起来。按照公认的标准，这位先生显然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改造社会的任务，从来不是能够快速地完成的。”团长简略地、却是针锋相对地回答。
       再一次响起了共同的笑声。
       赵微土用英语补充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翻译说：“我说，我对他所说的文化革命与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快慰，感到欢欣若狂，要不然，咱们中国就完蛋了……”
       倪藻立即听出来了，赵副教授的中国话不像久居海外的人的那种口音和腔调，倒更像“自己人”。同时，赵的这几句相当口语化的话，反而一下子给一直温文尔雅的座谈增加了一点沉重的气氛。
       天色突然黑了，主人打开了会议室屋顶上的隐灯。倪藻看了看表，还不到五点钟。他又看了看窗户，是天阴了上来。停在树枝上的两只小鸟不见了。
       贝蒂小姐匆匆走进了屋子。她走路的时候带着一种职业妇女的目不斜视的庄重与讲求效率的紧张。其实，贝蒂小姐还很年轻，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但她的穿着、举止、言谈乃至于笑容都带有一种中国式的朴素。倪藻坚信这种朴素是中国式的。学习某一种语言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文化的熏陶，倪藻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相信，把一种语言当作一种文化的轨迹而不是仅仅当作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乃是学好那种语言的首要条件。
       贝蒂小姐径直来到倪藻身边，拉过一个椅子坐下来，悄声告诉倪藻说：“我去掌握有关史福岗的信息。史福岗从中国回来以后，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去年十一月，他已经退休。他经常不在这里，或者到亚洲一些地方旅行，或者到乡下去。据说前不久他和他的太太还在中国，现在呢，人们说他们夫妻二人可能是在马尼拉。史教授在这里退休了，却接受了菲律宾大学的聘书……”
       “您是说，现在在这里，是找不着他或者他——太太了。”“太太”这个词，已经搁置得很久了，倪藻用起来略觉异样。
       窗外似乎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树叶和细枝颤动着，道路上驶过的汽车溅起了些许水花。窗子的隔音性能绝好，人们在室内听不到雨声，因而看起来一切像是一幅画。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这是童年时姨母教给他的谜语。这里鸟不躲人，因为人不伤害鸟。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注意保护鸟呢？甚至公布了法案也不行。有些人硬是要去伤害从不伤害人的鸟。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去伤害别的生灵。而他们自己，又常常被……
       “是的，这里只有他们的空房子。您大概很悲哀，您看不到老朋友了。”贝蒂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看来，不该见他们……”倪藻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动，不知道是解脱还是惆怅。赵微土向他淡淡地一笑。
       座谈结束了，人们准备离去。赵博士走了过来，略略前倾着身子，对倪藻说：“您想见史福岗或者他的太太吗？”
       “是啊，您认识他？”倪藻的眉毛一挑。
       “熟得不得了。”这“不得了”三个字的发音有点夸张，有点像解放前话剧的舞台腔，有点——不，显然不像当今中国大陆的人们说话的语气。“据我的最新消息，史太太已经回来了，她是昨天晚间到的，乘的是西班牙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票要便宜一些。据我所知，情况就是这样。”说着，他向贝蒂小姐点了点头，似乎为自己提供的情况与贝蒂不同而感到歉意。
       “那就太好了，请您帮助倪先生与史太太联络一下，可以吗？”贝蒂小姐高兴地、凑趣地说。
       赵微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电子计算器，按了几个字母，显示盘上出现了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史福岗）家的电话号码。抄起电话听筒，按照这个七位数字的顺序，轻按着电话机上的小小的键盘，键盘发出高低不一的短促的乐声，过了一会儿，赵微土兴高采烈地说：
       “史太太吗？辛苦辛苦……我是谁，哟，您没听出来，准是让飞机的发动机的噪音给吵的，我是小赵……”
       赵微土的整个语调、语气、神气似乎都与他们脚下的这块欧洲国家的土地、与Ｈ市、与他跟“史太太”的所在国籍及“史先生”的纯正欧洲血统无关。电话耳机里清晰地传出了北京味儿很足，而且是老北京味儿（解放前的北京味儿）的史太太的说话声：“小赵呀，你这个机灵鬼从哪儿打听到我回来啦……”霎时间，倪藻完全忘记了此身何地，他只当是在隆福寺东四人民市场旁边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呢。
       “……北京来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是史先生的老朋友……您猜猜……什么？您猜不着，他姓倪，倪藻同志，怎么样？”短促的沉默，对方大概仍然没有反应。这使倪藻有点伤心，他甚至怀疑自己不远万里而来打问他们并且今晚离团独自行动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荒谬和愚蠢了。
       赵微土捂住了送话器，他用与他打电话的腔调全然不同的礼貌的态度问：“史太太问令尊大人是不是叫倪无尘……”
       “是的，他叫倪吾诚。吾人的吾，诚实的诚。”
       “是的是的，”赵微土对电话讲得很兴奋，“就是倪吾诚老先生的儿子，人家大老远的要去看您……不，不吃饭，我们这儿有安排……是的，他八点钟以前要离开您那里，八点半他还有事……好的，我们七点二十分到您那里，在您那里呆四十分钟……招待？您刚回家用什么东西招待我？噢，不是我，是招待倪先生……有没有菲律宾带回来的芒果……那就给碗清茶吧。”
       赵微土笑呵呵地放下了电话。几乎是拉着倪藻的手走出会议室，走进电梯间。“是的，我们的时间有限，近处有一个意大利餐馆……您喜欢吗……好的，您喜欢各种新鲜的经验，这真是一个长处……到了，请。”他们走出电梯间。走到大门口，赵微土推开玻璃大门请倪藻先走，随后他跟出来用一种潇洒的姿势欢快地迈动步子走向路旁的一排汽车。倪藻立刻闻到一股清凉、湿润的气息，树叶似乎正在雨中融化，放出一种嫩生生的芳香。细雨若有若无地触着面孔，好像是一种爽人的抚摩。一阵风吹过来，倪藻还觉得有点冷呢。虽说是夏天，但这里——倪藻出国以前不止一次地看过地图——的纬度与中国最北部的城市黑龙江的漠河差不多，又加上阴雨，倪藻只觉得像是春天。也许更像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呢。
       赵微土来到一辆在雨中闪着光的猩红色的汽车旁边。车顶上覆盖着几片雨中飘落的枫叶。枫叶水淋淋的。他先打开右面靠前的门，请倪藻坐好，然后他麻利地转到左面，打开车门，坐到驾驶的座位上。他发动着车子，喟叹着说：“我有许多话，许多话想与你们说啊……见了面，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车子开到了路上，转过了方向，沙沙地跑起来了。从挡风玻璃上方悬挂着的反光镜上，倪藻看到了赵微土的阴沉的、拉长了的脸。
       “您是……”倪藻试探着问，语调里流露着关切的兴趣。
       “我也许该枪毙，”赵微土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拿起来拂了一下，低声说：“我是一九六七年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本来也是干部……请原谅，也许您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没有什么。我们随便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随便谈。”
       道路右侧出现了一幢孤零零的烟色木房子，标有意大利餐馆和意大利薄饼字样的霓虹灯在薄暮中闪着微光。他们停好了车，走下来，推开门，首先闻到了一股浓热的奶酪干气味，赵微土走向迎面的光亮的柜台，在那里点了饭并且交了钱，这是倪藻出国以后碰到的第一家先交钱后吃饭的饭馆。他们走到一张小桌旁边坐了下来，依稀听到了摇滚乐曲的立体音响，那本来应该是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的歌曲，由于音量被调到了最低程度，变成了一种有气无力、想使劲也使不上的虚弱的哀鸣，好像是一群哑了嗓子的病人在吃力地唱歌，振动不起空气与耳膜，倒使倪藻觉得怪可怜爱。
       “请坐下休息，我去买酒。”赵微土说。倪藻才注意到大厅的一角是一个小小的酒吧，“我去吧。”他站了起来。
       “当然是我了……我们要啤酒，吃意大利饼是讲究要喝啤酒的。您要不要一点有劲儿一点的？”
       “那……就要一点威士忌吧。”
       “好！”赵微土的眼睛亮了一下，“放不放冰块？……不放，您真了不起……”他走了，一会儿，熟练而且麻利地拿来了一升啤酒，一杯威士忌，他还给自己要了一杯伏特加。
       “为了您的健康！”
       “为了您！”
       他们举起杯。
       “哦，我该向您做一点自我介绍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您了……我的哥哥是您的同学。”
       “谁？”
       “赵伟达。”
       “什么？你是赵伟达的弟弟，你是……”倪藻不自主地把“您”换成了“你”。
       “是的，我是伟士。”
       “伟士？您的名片……”
       “……我不是什么伟大的志士，”赵微土苦笑了一下，又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跑出来了，变成了丧家之犬，我把伟大的伟说成了微小的微，士呢，我把上一横捏短，把下一横抻长，就成了土。我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土，微小的灰尘，ＯＫ？”
       “欧洲人也说ＯＫ？”倪藻莞尔一笑。
       “是的。美国人认为是他们在领导世界。我们接受了领导，便ＯＫ长，ＯＫ短起来了。这您就知道了，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革命者，唯独出了我这么一个不肖之子。”他停了停，看了倪藻一眼。倪藻的反应是平静的，他的脸上的含笑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原来在一个外事部门工作，在大学，我学的法文，第二外国语是俄文。六四年‘四清’以后就把我调出来了，下放到祁连山脚下。我心情不好，不满意，对各种事情都想不通。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前后都被揪了出来，说我们全家是特务，是特务窝子……我……跑了。”
       “跑了？”
       “我伪造了护照……噢，您不知道，我跑出来以后，受的那些个苦……多少次，我想自杀……但我的罪孽不是一死能够结束的……但是，我请您去了解，虽然我是跑出来的，也许我是有罪的，伪造证件和叛逃……但是我没有再做损坏祖国的事……我毕竟是被毛泽东培育起来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反共分子包括一些有台湾背景的家伙，以为我一定是对共产党怀着深仇大恨，他们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我与他们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因为这个受到了警方的拘留……”
       倪藻点了点头，又微笑了，他似乎应该说点什么：“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文化大革命，全乱了套了……您还年轻，身体又那么棒，您又得到了博士学位……”
       “那是狗屎一样的臭博士。”赵微土突然涨红了脸。
       浇满了红红的番茄汁并撒满了干酪碎粒的意大利煎饼端上来了，赵微土顾不得吃，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期待地看着倪藻。
       一瞬间，倪藻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十分强大。他知道，赵微土期待着他的言语就好像他代表着最权威的方面。他说：“来日方长，人心自见。现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我只希望你能有机会回去再看看，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论在什么地方，有爱国的心，就一定能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赵微土含着泪再次向他举杯，他整理了一下自己，转了一个话题：“史福岗先生和您的父亲是……”
       “嗯。在我很小的时候……”倪藻向赵微土叙述了自己家与史福岗的一段瓜葛。赵微土迷茫地点着头。当谈起久远的往事的时候，听者和叙述者的脸上都会显出这种迷茫的神色来。
       待到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陆陆续续又来了四五对客人。客人的年纪都已不轻，穿着整洁，一尘不染，说话悄声慢语，走在只上了一层清漆的木质地板上也几乎不发声息。
       “这儿的人吃晚饭都比较晚，一般在晚上九点才是吃饭的高潮。现在，刚刚开始上人。”赵微土解释道。
       倪藻点点头。随着顾客的增多，音响系统播放的摇滚乐曲似乎也略略增加了一点音量，唱歌的人好像突然向他们走近了一点，带着忧伤的笑容。沙哑的、专心致志的、喊叫一样的歌声，狂热地、快乐地抒发着歌者的铅一样的忧郁和痛苦。就在这一瞬间，一根连结着中国和外国，生活和灵魂的迷离的弦突然震颤起来了。倪藻完全没有想到，这精致而做作的空旷的餐厅里，响着的粗野的、应该说是绝望的却又充满着青春的可怜爱的激情的歌声，这刺耳的、夹带着混乱的噪音的击节声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动人的真诚。泪水突然涌上了他的眼睛，他甚至觉得一阵窒息，整个餐厅的幽暗的灯火摇摆旋转了起来。他回想起了儿时荡秋千。
       “我喜欢这个餐馆。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倪藻说。他说这话是为了间接地表示对于赵微土请他到这里吃饭的感谢，也是为了平静一下自己。
       赵微土文雅而忧郁地一笑，“但是，越到这种地方来我越觉得陌生，这音乐，这摆设，这食品，还有语言……但是今天例外，因为有您，倪藻同志！”说到最后，赵微土笑起来了，不知道他是玩笑，还是用表面的玩笑掩盖更深层的激动。
       “也许，我们该走了？”倪藻挪动了一下身子。
       赵微土看了看表，既有些尴尬，又相当老练、潇洒、带几分玩世不恭地一笑，“我还有几句话，请您原谅，”他撩了撩额上的散落下来的头发，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他的样子几乎是傲慢的了，“如果我表白我的爱国心，也许有点滑稽，哈哈……我要对您讲，不要随便相信他们，”他突然低下头、弯下腰、欠起身，抬起了座椅后腿，说到“他们”的时候伸出左手用食指和中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好像是在抨击到这里用餐的顾客，他凑近倪藻，用紧握的两拳支撑着下巴，双眼含着泪说：“他们瞧不起中国人。您不知道，有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过中国，您听了会和他们拼命的……当然，史福岗教授不是这样，他爱中国爱得要命……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能长点出息？什么时候，我们能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再干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蠢事呀！啊，对不起，对不起……”
       倪藻脸红了，心跳了。在国内，他不是没有听到过各种忧国忧民的、慷慨激昂的、有时候又是相当偏颇的话。人们毕竟敢发牢骚了，这也还算是好事。然而，这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里听到的每一句对中国的带有批评意味的话，都使他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他理解地点了点头，心里像火烧一样。
       “我们走吧。”赵微土轻轻站起身来。
       这就是“出国”。它突然使你离开了你的世界，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然而，它没有干枯，因为有别样的湿润，隔断而又相连。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返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却又不能超脱，更加挂牵相连，忧思和热望都像火焰。
       倪藻和赵微土步履轻轻地走出了意大利餐馆，像是怕踏破各自心底泛起的温柔。涂满口红的金发出纳员向他们说谢谢、再见，赵微土回答了，倪藻却因为浸沉在自己的心绪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及至他想到他至少应该用鼻子“嗯哼”一声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了。
       就差那么一瞬间。他苦笑了一下。
       赵微土的猩红色的式样老旧的汽车在雨中行驶了十七分钟。虽说是市郊，路两旁仍然时而有商业霓虹灯闪过。五颜六色的光穿过雨丝投入坐在飞驶着的汽车里的倪藻的眼睑，使倪藻想起在这里看到过的几张抽象派绘画，原来什么也不像的、错综而且极不稳定地晃动着的色彩的点、线和条条也并非没有它的生活依据。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谛听着车轮滚动的沙沙声、细雨忽紧忽松的飒飒声、水花溅起的溅溅声和汽车内燃机工作的突突声。他想起了这种飞速行进的紧迫、乐趣与自豪，又似乎感到了这种紧张运行后面蕴藏着的一种淡淡的自嘲和悲哀。他忽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家，见到这样一位微土先生，而且一见面就倾吐了那么多，然后急急忙忙地去看一位天知道的史太太……为什么人生中有这么多盲目和类似盲目呢？
       小时候，史福岗举着他进北海公园后门。然而，这是早已经逝去的、早已经深埋起来的往事，一段似乎与现在的他毫无相干的往事。跑到异国的Ｈ城来续补这样一段于他已经毫无意义可言的往事，他觉得有点好笑，甚至有点没有意思。他到底要寻找谁？什么？
       煞车发出了一点声响，倪藻的身体向前一倾。手扶着方向盘的赵微土恢复了那种文质彬彬、嘴角上微带自嘲之意的表情，他摊开了右手手掌，说：“到了。”
       倪藻下得车来，一阵带雨的凉风使他一哆嗦。他没有想到经过两个小时的雨以后来到郊外会感到气温降低那么多。在汽车里，他身上还保留着意大利餐馆的橙黄色的温煦。
       他跟随赵微土快步走到一座四层楼房门前的防雨棚顶下面避雨，躲在密密的树叶后面的细腰屈颈的灯盏把花花点点的灯光抛落在他身上。逆光的树黑油油的，在雨中滴着细小的水珠，轻轻摇着身躯，显得优雅、愁闷而又无可奈何。漂亮的铁栅栏门紧紧关闭着。楼上有几个窗户亮着，让人看见美丽的窗帘，还可以依稀看到窗边的攀缘植物。不远处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的前灯不时把这里照亮，又不时把这里弄得更黑。这确实是一个安谧的住所，倪藻想，他又打了一个冷战。
       铁栅栏门左侧有一盏灯光微弱的小灯，灯下面有一排铁牌子，上面写着一些字母，还有一些按钮。赵微土查看了一下，按响了第四个按钮，倪藻吓了一跳，因为传来了一个年老妇女的近在耳边的问话声：
       “是小赵吗？”
       是地道的北京话，有一点鼻音，而且听得见说话者的呼吸。
       “是的是的，我们来了，我和倪先生。”赵微土赶忙回答。
       随后门吱吱地响着，“自动”打开了。
       倪藻这才弄清楚，铁栅栏门侧有受话器和送话器（喇叭），主人通过某种“遥控”设施发出“指令”打开两道门，把客人放进去。这样，就杜绝了例如小偷或者乞丐或者疯人或者一切不速之客进楼的可能。
       而主人如果不愿见客，只消不理会铃声就是了。
       他们刚刚进去，两道门又吱的一声严丝合缝地关闭了。
       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拒人于铁门之外的冷峻。倪藻想。
       赵微土客气地用手势请倪藻走在前面。“要爬到四层……”他说明道。
       他们在狭窄的、每一阶都很高的楼梯上走着。除了他们两人的脚步声和喘气声，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昏暗的壁灯以外，看不见任何光亮。这些房屋的隔音和遮光性能可真好！倪藻赞叹着，觉得小腿有些酸。每天都不得闲，心总是张着，静不下来。
       爬到了四层，一扇门虚掩着，拉开了一条缝，透露出一点灯光，当然是史太太打开了门等着他们。
       “史太太！”赵微土欢快地叫了一声，推开了门。门厅没有人，两位客人稍稍等了一下，倪藻来得及看到门厅正面墙上挂着的一个小匾，匾的底色赭石，字是古雅的绿色：“致远斋”。匾下面是镶着镜框的一张大字，字是草体，只有一个，辨认了一下才判断出那个字是“愚”字。两侧是对联，裱过的：“守身如执玉”和“积德胜遗金”。
       倪藻眨了眨眼，他是在哪里？什么年月呢？
       这时蹒跚地走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妇人穿着紫红色的中式便服，绣花缎面鞋，满脸笑容，两腮肌肉松弛地耷拉下来，显得和蔼可亲。只是两眉正中有三道深浅不一的纵纹，又使人觉得她未必有很好的脾气。
       史太太适度地欢迎了他们，打量倪藻的眼光似乎包含着几分疑惑。“我父亲要我来看看您。我带来了他的信，还有他捎给您和史福岗伯伯的一点小东西。”面对史太太的疑惑的目光，倪藻觉得需要解释一下。
       “请进吧，请！”史太太点了点头，“真没想到能见到您。我是昨天才回到家的，史先生还留在马尼拉。”
       倪藻走进一个宽敞的、同样昏暗的客厅，他被让坐在一个不新的暗红色沙发上。应答了几句以后，史太太蹒跚地去给客人端茶，倪藻得以安静一下，打量着这间屋子。
       无论如何，他不能想象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房间。“忍为高”，三个大字正对着他，是孔子的第多少多少代玄孙孔令怡写的。齐白石的画似曾相识。小蝌蚪在山溪里畅游。另一幅水墨山水他看不清作者是谁。山水画旁是一个黑色木几，木几上摆着一盆兰花。倪藻的目光移向右面，移向门在的那一面墙。他目瞪口呆，他一惊，他看见了一幅横幅，是拓下来的古字：“难得糊涂”。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跳起来。他站了起来，稍稍走近那横幅。不错，正是这样。难字写作“”，这是郑板桥的手笔。字峭拔有力，下面的几个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板桥识。”也是他早已烂熟于胸，背诵得下来的。当时他不知其意，事后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了。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明白了，忘却是不可能的，是太难了。忘却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慰藉。而早已忘却了的记忆的突然复活，竟给人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那初冬的阳光，那满院子的落叶，那窗玻璃的闪耀，那一溜就上了房的老花猫，那叫卖藕粉的吆喝，那水车的吱吱扭扭声，那残了角的石阶，那穿着西装的父亲，那门上的铁锁，那把难写成“”的郑板桥书法的拓片，那满地的碎玻璃，那他至今无法解释的怨毒仇恨，还有金嗓子周璇唱的愈纯真甘甜就愈凄凉无助的歌！
       茶水似乎不那么新鲜，也不那么热。史太太端来一盘糕点，他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
       史太太说：“我去年回过北京。我妹妹就住在北新桥。为什么把东四和西四的牌楼都拆掉呢？我真心疼。妨碍交通？巴黎的凯旋门也妨碍交通，他们展宽了路面，车辆可以从两边走。你还在Ｈ市呆几天？你能吃得惯这里的饭？你比我还强。你爸爸也老了，当然。你妈妈呢？哦，我听说了。你还有个姐姐吧。当然全记得。我有心脏病。这不是，坐飞机坐得两条腿都肿了，到今天也没消肿……”
       史太太又说：“你有四十多了？噢，你也这么大了。几个孩子？太好了，我为你鼓掌。还是要有儿子，在中国没有儿子不行。住几间房子？那怎么够？最好还是四合院，养花，养鱼，养鸟。夏天招蚊子。这又有什么可笑的？这是咱们老祖宗教给咱们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诀窍。要忍一忍，让一让，退一步，把你放过去，把自己保存住，事情就会慢慢地变化，最后你恶贯满盈了，你完蛋了，但是我还存在着，我的力量积蓄起来了。史先生整天跟我研究这个，他佩服中国，他佩服中国文化，他说这是全世界头一份的、谁也比不了的文化，它有它的道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这些个地方，搞了一段，最后大家都明白了，还是需要中国文化的精神。不用着急，不用怕这怕那、骂这骂那的，反正中国会有自己的办法。”
       史太太又说：“欧洲，欧洲有什么好的？有电冰箱有洗衣机有汽车有彩电有立体音响，这又有什么，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国内的人发牢骚，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苦处呢。可是我们说话自由，说话不自由就只能够把嘴封住……哎哟，我的腿又麻了，哎哟哟……”
       倪藻童年时候常有遐思。比如清晨起来上学，他买上一骨节烤白薯，一边就着冷风吃一边走一边用接长了的棉袄袖子擦稀鼻涕一边想，我是走在路上呢吗？可刚才那么困，捂在被窝里不想起炕。谁起得快，老员外，谁起得慢，小尿罐。这么说也白说。那怎么我现在是走在去上学的道上呢？也许这儿有两个倪藻吧？一个倪藻吃着烤白薯上学去，另一个倪藻还在被窝里睡觉吧？我好像知道那个倪藻困得那个样儿，叫也叫不醒，一眼睛的眵目糊……
       这么想着走着，快到学校了，一顺白墙，一堆人。干什么的？原来是倒毙的一个乞丐……他不愿意看。他怕看。再看就迟到了。不知道是谁给盖上了一片破席，死人的两只脚还露在外边呢，两只鞋都张着大嘴，脚趾弯着，像鸡爪子……忽然，倪藻一阵骇然，他觉得那死去的说不定就是他。他怎么那么有把握自己还活着而死的是别人呢？他怎么知道那个死了的人没有另一个活着的化身呢？也许可以假定死者是又一个倪藻，又一个倪藻死了。又一个倪藻的两只脚趾弯着，身上盖着席片。与又一个倪藻相共存的将是又一个妈妈、又一个爸爸……又一个世界。当又一个倪藻死了以后，又一个妈妈、爸爸、姐姐、姨、姥娘当然跑来了，哭了：“我那儿（弟、甥、孙）呀，你这是怎么啦呀？”她们哭得那么伤心，声音那么大，都快叫这一个他听见了。就是这样吧？当每天一个活着的倪藻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倪藻正在死去的吧……就这样想着，这一个倪藻走进了校门，工友室门口贴着一个帖子：“酸枣面、杏干糖、果丹皮”，都是女生爱吃的玩意儿。他才好过了一点。
       现在呢，在欧洲，在外国，在Ｈ市，在史福岗太太身边，在“得糊涂”的横幅下面，在赵微土的身旁，他忽然发现，旧事并没有消失。旧事不过是存贮在了Ｈ市的史太太家里。旧事也存贮在每个经历过旧事的人的心里。原来，除了现在的他以外，还有又一个他生活在旧事里。原来人们在五十年代告别四十年代，又在六十年代告别五十年代，就像人们离开了上海去了青岛，离开了青岛又去了烟台一样。人们一般以为，空间的旅行是可逆的，而时间的旅行是不可逆的。但是今晚，他获得了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在八十年代，在异域，他发现了一些久已埋葬的过去。
       考古？
       连接。又续上了吗？
       
       第二章
       
       闹了一夜的猫。头天晚上，好像天黑还不久，就传来了那种此起彼伏的、凄厉的、痛苦的、贪婪而又凶恶的猫叫。那叫声与其说是像求偶，不如说是像决斗、像凶杀、像吃人。这叫声使得静珍的手一抖，把一个小瓷酒盅落到地上，跌了个粉碎。
       静珍（现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周姜氏）拿着笤帚疙瘩冲了出去，她向着墙，向着星光中朦胧显现的灰瓦楞子吆喝。她一跳老高，她“呸呸呸呸呸呸呸”啐了一顿，她想象着她已经抓住了那么一只肚皮滚圆、眼放绿光的虎皮猫。那是邪恶和无耻的化身。她的笤帚疙瘩每一下都打在这魔鬼的猫的下腹部，打得猫遍体淋血。她觉得喘出了一口气，缓缓地回到屋里。她的八岁的外甥倪藻和九岁的外甥女倪萍目瞪口呆地看着姨母归来。周姜氏爱怜地看了孩子们一眼，噗地一笑，解释说：“这些天咱们家有些个晦气。都是那死猫带来的。我要把那个晦气打破。有晦气也是我一个人搪着……”倪萍和倪藻似懂非懂地眨着眼。周姜氏说：“罢，罢，不说这些。让我教你们唱歌。”说完，她就清喉咙，又是咳嗽，又是吐痰，又是长出气，又是吭吭。终于，嗓子弄利索了，她一句一句地唱道：
       风儿起，云儿飘飘，
       海“料料吗行子料”……
       第二句词，她记不清了，便唱成了“料料”和“吗行子”（犹言什么东西）了。
       爱奏乐的虫，
       爱唱歌的鸟，
       爱说话的人，
       都一起睡了，
       让我细细地观瞧……
       唱着唱着，只觉得鼻孔奇痒钻心，她打了一个大喷嚏，她打嚏喷就像要挣命一样，全身全脸抖成一团，抖个不住，逗得两个孩子笑了起来。
       两个孩子被妈妈叫走睡觉去了，静珍——周姜氏一面给自己铺被一面突然又背诵起白居易的《长恨歌》：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吗行子吗行子”……
       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
       刚刚躺下便又听到一声从低到高、又从高到低的波浪形猫叫，紧跟着是噗——噗的吹气和掐架的声音。静珍本想再冲出去，无奈一上床便只觉得四肢如铅头如斗，似乎被钉在了三块铺板上，身不由己，一动也动不得窝。汉皇重色思倾国，明明是唐明皇偏说是汉皇，呦——喵——呸！
       也不知道到底是睡了多长时间，一个钟头还是一分钟，都可能。反正在一片猫叫声中又悚然睁开了眼睛。哪里来的这么多猫？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悲一声、闹一声，直如千猫万猫向她扑来，抓向她的脸她的心。恰恰在这个时候，顶棚上又一阵千军万马倒海翻江的轰隆声，却是一群耗子肆虐。这耗子声竟比那猫声还要扰人，只觉得一群老鼠踢蹬在你的脑门子——太阳穴上。耗子搬家，耗子娶亲，都是盛大的喜事。却怎么周姜氏只觉得心儿一阵阵紧缩抽搐，脊椎骨好像被什么冰冷的魔爪抓成一团，解也解不开，展也展不直，变成一疙瘩死筋？猫鼠合鸣之中她苦苦地挣扎，却总也挣不脱，最后不知是谁，不知是谁在她枕边嘿嘿地冷笑了三声，又像是对着她的耳朵吹气，她大叫一声，睁开眼睛，泪流满面，冷汗布满了全身。莫非方才我已经死过一次——下过一次地狱了吗？
       大概是魇住了，翻个身就会好的。她安慰着自己。
       她翻过身去，眼前恍如一个白色的身影闪过。那身影是那样轻盈，孤独，居心莫测。她聚了聚神，又背诵自己的“鼓儿词”。
       打起黄莺儿，
       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她会背诵许多诗词歌赋和戏文。但在家里，亲属们都管她背的这些韵文叫做“鼓儿词”。
       “鼓儿词”中的这首五言绝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静珍的符咒，她念过一遍又一遍。“打起黄莺儿”，只这五个字就让她神魂颠倒、痛不欲生，像发疟子、生肺炎一样，只觉得周身是无限的热、无限的冷、无限的慵懒、无限的空凉。而在痛哭着、苦笑着、微笑着又沉思着念、吟、唱上“打起黄莺儿”十几遍、几十遍以后，在流了许多泪、出了许多汗之后，她似乎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寄托。“啼时惊妾梦”，说了归齐，剪断截说，古往今来，女人的命运不过是常常被惊破的残梦而已！又如何到得了“辽西”呢？
       这一夜她又执著如诵经地把“黄莺儿”打起了不知几多次。终于把猫声鼠声驱散了，然后她听到了风吹树枝和树叶离枝落地的声响，她听到了一声突兀的火车汽笛声，然后是由强渐弱一点一点消失的机轮撞击钢轨的声音。奇怪的是那咣唧咣、咣唧咣的渐行渐弱以至近于消失的声音，但总是不消失。怎么火车有这么长？怎么火车总是开不完呀……她这样想着，渐渐失去了咣唧咣以外的其他感觉。
       周姜氏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她一丝不苟地叠起了自己的被褥，神态严肃，好像即将出发去履行一件重大的使命。她用自己的补了一块锡铁的脸盆打了一大盆温水，把搪瓷洗脸盆放在一个破旧的橙色木盆架上。然后，她一遍又一遍地洗脸。她洗脸的方法是先把一条白里透灰，略有破洞的毛巾浸湿，再把猪胰子使劲打到毛巾上，然后用手蘸着水一次又一次地在毛巾上摩擦，沾了水的毛巾上的肥皂呈现出一片薄薄的泡沫，脸盆里的水却不待洗脸已变得浑浊了。这时，她开始兴奋地、几乎可以说是冲动地用沾满了胰子和水，又光滑又黏稠的毛巾在脸上抹过来蹭过去。这样洗完一次再把毛巾浸在水里搓洗，又开始用湿手拿起猪胰子球往毛巾上抹，抹了擦，擦了洗，洗了再抹，循环反复几次以后，脸盆里的水几乎已经成为黑色的了，而静珍的脸却愈来愈白。看到脸盆里的水越变越脏，静珍有一种满意和欣赏的心情，因为水的变化标志着她洗脸的去污成效。但她仍然不肯罢休，还要再洗一次。
       倪藻早知道，姨母洗脸和梳妆的时候，他决不能去打搅。不管平时姨姨对他怎样溺爱，但她洗脸和梳妆的时候有一种可怕的不惜一切代价，随时准备摧毁一切障碍的神态，使倪藻望而却步。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纳闷，姨母洗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终于，静珍把脸洗完了。这时，她掣出一个方杌子，放在一条白漆已经斑驳脱落的条桌前。方杌子摆得非常端正，与条案的距离也是像经过尺量一样的精确。她坐在杌子上，拉过来一个长方体的梳头匣子。梳头匣子漆成紫红色，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显得发乌，有的地方变成了褐黑色，有的地方还显露出了麻点。她打开盖子，一块矩形镜子角度适宜地斜靠在匣盖上。她拉动左上角的两个小抽屉上的手柄，手柄是铜制的心形小叶。从抽出来的小抽屉里她拿出了梳子、篦子、分簪、扑粉盒、质量低劣的胭脂、唇膏与香粉蜜和一些大小不同的发卡和一个破了洞的发网，小抽屉一拉开便发出一种燠不登的香气。然后，周姜氏打开右面的一扇小门，从显得黑黝黝的匣中之匣里端出来一碟水泡木刨花。然后周姜氏把小抽屉和小门一一关好。她照了一下虽已显出麻点，但由于镜面平滑，仍能准确地映出影像的镜子。她看到了一个黄黄的、长中带方的类似男人的脸。只有眼睛和头发是美好的。眼珠黑亮有神，眼角里流露出那么多幽怨、聪慧、疯狂和早来的憔悴。头发密、黑、亮，而且细。她坚信她的头发比别人的要细一些。她的过高的颧骨和过方的下巴以及过分有力的鼻梁，都是她所不喜欢的。她相信这是“克夫”的面相，她相信这是她终生痛苦不幸的征兆——也许是根源。她端详着自己的面孔，只觉得又厌恶又爱怜，更多的是疲倦。她看到这个熟面孔看得太多，而看到她所希望看的面孔又是太少了啊。
       她开始梳妆。一天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酝酿，在积累，在催促她，她感到一阵紧迫的心跳，她身上开始发热，有一种强烈的要哭、要发昏、要上吊、要闹个天翻地覆的冲动在催着她，于是用一连串冷笑掩盖住了自己。她首先用手心蘸着水把香粉蜜调匀抹到脸上，然后两手轻轻在脸上拍打。她自己觉得并没怎么用力，但脸上发出了细碎的“叭、叭”声，声音越来越大。这声音常常使倪藻感到心痛，他痛苦地觉得姨姨分明是在自打嘴巴。拍打了一顿以后，她拿起了扑粉盒。扑粉盒是硬纸做的圆盒，盒盖外贴着一张“时代女郎”的头像。她费力地打开严丝合缝、扣得紧紧的盒，她拿起毛茸茸的粉红色的粉扑。从门缝挤进室内来的光束里面开始有香粉的微粒浮沉，这样渺小而又无定的存在。静珍带着一种沉醉、虔敬而又无限哀伤的表情用粉扑蘸上粉轻轻在脸上扑打，她感到了粉扑的一种异样的温柔，那样暖又那样柔软，这似乎是命运留给她的唯一温暖而又柔软的东西了。这使她感觉到自己的脸蛋的柔软。虽然她的心早已硬成了石头，竟还有一个软乎乎的脸蛋，她几乎大哭出来。她的眼睛由于含泪而更加美丽、更加憔悴了。她不停地扑着、抚着、打着。劣质的含铅的香粉使她的脸变得煞白。“大白脸！”这是倪藻和姐姐和妈妈和姥姥用以形容和表达非议的一个传神的词。姨姨在干什么？在“大白脸”。于是连倪藻这样的孩子也要做出哭笑不得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大白脸扑完了。开始上胭脂和唇膏。这只是走形式，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胭脂盒里和唇膏筒里是否还有胭脂和唇膏的残留物，因为即使在用完胭脂和唇膏、收起胭脂和唇膏以后静珍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红的因子。
       就在收起唇膏的一刹那静珍的颧骨上的肌肉和皮肤似乎微微地抽搐了那么一下，静珍哼地冷笑了一声。
       周姜氏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的无助、悲惨、绝望和残酷。她又哼地冷笑了一声。想算计我吗，想让我进你的圈套连环计吗，想剥我的皮抽我的筋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吗，你算瞎了你的眼睛！
       她两眼发直，激动起来，“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啐到了镜子上。积蓄已久的仇怨和恶毒，悲哀和愤怒，突然喷涌而出。
       你真是心狠手毒。好哇，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杀人不过头点地。苦苦哀求，就是不留！风急天高猿啸哀！无边落木萧萧下！最是生离死别时！我把你剁成肉泥！杀他个良莠不分，鸡犬不留！一不做，二不休，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死去元知万事空！我容易吗？也可谓书香门第，知书识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又是一年芳草绿。爆竹声中一岁除。恩爱夫妻万事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一生无非是贞节二字。好一个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罢、罢、罢。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万鸟争喧。春心莫与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结草衔环，我来世把你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冤有头、债有主。只怕你凄风苦雨了却残生，孤独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静珍嘟嘟嗫嗫地念着这些不连贯的句子，脸上做出各种强烈的表情，忽而痛苦，忽而悲伤，忽而怜惜，忽而迷醉，忽而冷酷。她的情绪愈来愈激昂，她与镜子里的自己谈得愈来愈火热。她挤眉弄眼、咬牙切齿、浑身发抖、直如鬼神附体一般。她挣扎着，边说边浑身用力，边拼命地往上下左右四面啐唾沫——倪藻知道，如果这时候走到姨姨的身边，必被周姜氏啐一脸唾沫无疑。而他们家的任何人，都知道这个时候避姨姨三分。
       周姜氏咚地拍响了条案，往地上吐出一口黏痰，变成了破口大骂。
       你丧尽天良、衣冠禽兽，欺负我寡妇失业的！你心如蛇蝎、煎炒烹炸、五毒俱全，杀人不眨眼，杀人不见血！你来，你过来！我叫你动手！我叫你占个相应！我叫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叫你使出你祖宗八辈的狗杂碎！你不动手你是婊子养的！你个死养汉老婆，你个骑木驴游四街的娼妇，你个没有人味儿的臭货！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寡廉鲜耻没安好心的下三滥、臭流氓、匪类！我叫你乱箭钻身、大卸八块、出门汽车轧死，天打五雷轰、脖子上长疔、肚脐眼里流脓、吸干你的脑髓，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周姜氏的声音并不太大，她似乎还在清醒地掌握着自己的音量，使其不超出“自言自语”性音响的通常量。但她的表情却是疯狂的、沉醉的、忘我的和完全非理性的。任何人如果走过她的身边，看到她这样子，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怖。
       她终于渐渐安静下来了。混乱的悲戚的与狂躁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过后已经消失得杳无痕迹，只在条案上、梳妆匣上、她身旁的地上以至她自己的衣襟上，留下了她呸呸呸地啐出的口水的湿迹。这时候她把灰里透白的毛巾最后一次浸到已经变冷的污水中。她要再洗一次脸，她要把脸上的已经敷上的一切化妆品全都洗掉。她清醒地知道她的使用化妆品的理由、权利和历史已经终结，化妆品已经与她无缘，方才的施用更像是一种怀旧和送葬的仪式。再洗一次之后，“大白脸”终于恢复了全部蜡黄的本色。
       她开始静静地梳理自己的头发。先用一把黑毛猪鬃刷子蘸上刨花水，再用溶解了树脂树胶的刨花水把头发抹得又湿又亮又黏，然后用梳子（宽齿的那种）先梳一遍，湿头发变成一绺一绺的了。再用红色赛璐珞分簪把头发从正中分开。接着用细齿篦子把头发篦一遍。这时头发看来已顺顺帖帖地贴到了头皮之上。她用一个破网子把头顶网住，向镜子左顾右盼，开始把头发梢卷成一个香蕉形的大纂。卷完，又摸摸索索地找出一个镜子和若干发卡，嘴叼着发卡，一只手拿着镜子从后面找自己的香蕉形发纂，同时侧过来歪过去从眼前的镜子里找脑后的镜子里的自己的香蕉发纂的影像，另一只手从嘴角取下一支再取下一支发卡，别在适当的处所，以求发型的固定。在梳头的过程中她不再自言自语拿腔拿势，但她仍时不时地不自觉地突然一笑，鼻孔里嗯哼一声，或突然的一声长叹。这突发的笑声和长叹与方才的自言自骂与乱啐唾沫一样地令人汗毛倒竖。
       这是周姜氏——静珍每天早晨必修的功课。她这样严肃认真身不由己地进行这一切，除了她生重病、发高烧的时候，没有一天例外。简直像某种宗教的信徒的虔诚的祈祷、像巫婆的附体跳神。一般用一至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她的固定程序的仪式。
       她今年虚岁三十四岁。（以下年龄均为虚岁）她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她的语言不叫“守寡”而叫“守志”。从她下定决心守志以来，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攫住了她，她必须在每天清晨的梳洗过程中完成这独一无二的一套程序。她坚持这一套仪式堪称十余年如一日。
       第三章
       虽然对姐姐周姜氏的这一套“早课”十分熟悉、十分尊重（想不尊重也不行），静宜今天早晨对静珍的梳妆仪式迟迟不结束还是颇感急躁。静宜比静珍小三岁，个头儿稍显矮胖一些，眼睛也小一些，面型与静珍完全不同，她前额凸起，面如鹅卵。如果说静珍的外观使人感到刚毅乃至残酷，使人感到一种时刻进行的阴冷的计算，那么静宜的椭圆形脸盘与一闪一闪的小眼睛则似乎是天真的、无知的，却又是轻举妄动与不可理喻的。她也刚刚经过了一个失眠的夜。因为她的丈夫倪吾诚又是一夜未归。
       这是第三夜了。这一夜使她像经历了炼狱一样。两个月前，她这是一年来第四次搬到西房，与母亲姜赵氏、姐姐周姜氏住到一起，并把两个孩子倪萍与倪藻带到西屋里来，把倪吾诚一个人“孤立”在三间正房里。只是每天三顿饭让孩子端过一些东西给丈夫。而且，根据母亲和姐姐的意见，端过去的食物低于她们其余人吃的水平。说是“要不然，他就更不顾家了！”与此同时，静宜、静珍和她们的母亲姜赵氏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磨尖每一根神经，时刻从西房注视着北房里的动静，注视着倪吾诚在房里的一声一息、一举一动。注意他怎样看报纸、怎样读书、怎样吸烟、怎样踱步、怎样皱着眉走出廊子、怎样出门和归来、特别是来了一些什么客人他又是怎样接待的。为了观察方便她们在窗户纸上捅了一个小洞，完全够放得下一只眼睛。她们轮流通过这个小洞监测倪吾诚，像专家监测一个不可接近的猛兽，像侦缉人员监视一个要犯，像儿童注视一个心爱的奥妙无穷的玩偶的出色表演。她们还做了一个白纱布帘，当她们停止监测时就将白纱布帘放下来，这样，从里从外都不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人工观察洞眼。需要开始监测的时候，只需将白纱帘轻轻掀起。
       静宜一夜无眠，回想着这一次被欺骗、被耍弄、被欺侮的经过。她与丈夫倪吾诚的纠纷已经闹了差不多一年。两个月前她第三次“躲了”丈夫。“躲了”已经成为她与倪吾诚“斗争”的一个特殊手段，一个专用名词。就是说带着孩子进西屋，与母亲、姐姐生活在一起。两个星期以后，丈夫托孩子传话，一定要和她谈一谈。她板着脸、噘着嘴、低着头进了正屋。倪吾诚说了一句“请你多多原谅”，可能还说了一些、或者是说了许多别的，但她都没听清也没记住。因为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比一切语言都强烈、都震撼人心、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事情。丈夫边致歉边探手于自己的衣袋，摸索了一会儿，从中拿出他的象骨雕椭圆篆体图章——静宜虽然低着头，却看见了这一切动作——并亲切慷慨决然地把图章奉送到了静宜手里。
       许多岁月以后倪藻成了语言学家。他知道国外的一种叫做“身体的语言”的说法，指的是用无声的人的表情、手势、姿态、形体动作乃至穿戴打扮表达一定的意思。当年倪吾诚的拿出图章，便是这种“身体的语言”的威力的体现。
       一股暖流立刻温暖了静宜的身心。真是铁石人儿也会感化。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利益的斗争，静宜虽然不懂任何理论，却身体力行着这样一种“唯物”的原理。一年来进行的感情斗争、秉性斗争、生活方式斗争直到如临大敌、如临大难的“反外遇”斗争，归根结底仍然标志在经济——钱上。就拿“反外遇”来说，如果倪吾诚月月拿回足够的联合准备银行的货币，如果倪吾诚拿回金条至少是银元，那么，即使传来倪吾诚与哪个女人胡搞、倪吾诚去了舞厅乃至去了妓院的消息，她内心里可能为之痛心疾首，但她毕竟还能约束自己遵守妇道，她没有道理闹，更没有道理“躲了”他。她的那些至爱亲朋们劝过她，男人的外遇是男人自己的事情。何况倪吾诚是那样时髦维新、风度翩翩。男人有本事搞“外遇”甚至是妻子的光荣、是妻子抓男人辫子以保持优势的重要的机会提供。“可他两个月没往家里拿钱了！”静宜立刻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证明那“外遇有理”“外遇有利”“外遇光荣”的逻辑不适用于丈夫倪吾诚与她（当然，她这个论据是夸大了的。所谓“两个月没给钱”，实际上是一个月给得少了而第二个月变本加厉地更少了一些）。这么一说，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亲朋好友，便都认识到倪吾诚的可恶、倪吾诚的有违天理、倪吾诚的不配（“外遇”）、与不配犹搞（“外遇”）之可耻，便都有些“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了。
       倪吾诚在两个大学担任讲师，两个大学的月薪都靠一枚象骨椭圆篆体图章领取，这枚图章交给静宜就意味着把两处的月薪的领取支配权交给静宜，这是静宜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她曾经幻想过自己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丈夫，那丈夫一发薪就把全部钞票交给她，再由她给丈夫分配一定的花销费用。她不会克扣这样的好丈夫的，她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这样的丈夫打扮漂亮，并且让他有足够的钱花——甚至她可以贴补他，她有自己的来自娘家的收入。每逢想到这里她常常眼含热泪。问题在于一个权字。她渴望获得和行使这样的财权、即钱的权。钱的问题马上变成了权的问题。
       但是没有，她找不到这样的丈夫。她用尽了心机、使出了一切力气和招数，也无法把倪吾诚改变成这样的丈夫。倪吾诚的为人与这样的丈夫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但是今天忽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手心里托着那个小图章。象骨是冷的却热得烫手。这意味着倪吾诚的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乾坤再造。一个荒唐的、荒谬绝伦的、云山雾罩而又花天酒地的不顾家的丈夫，突然在一分钟之内变成了超级良夫，她快乐得晕眩。
       有一分钟静宜的脸是青黄的、紧张的，她确实在认真地判断着这是梦还是事实。一分钟之后她变了一个人。笑容使她面如桃花。她兴奋地喘着气，连忙问丈夫要不要卧两个荷包蛋吃。她打开了话匣子，竟然回忆起在家乡Ｃ县第一中学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相亲”的情景。然后说到胡适，说到鲁迅。然后说到王揖唐和王克敏。然后说到该买水牌子，洋铁壶也该焊了。然后说到河北梆子《大蝴蝶杯》，名伶金刚钻的声音硬是像金刚钻一样地可以刺破天空。然后叫来了倪萍和倪藻。她没有注意到倪吾诚听她谈话时紧皱着眉头，虽然她一贯对倪吾诚的装模作样的皱眉极端敏感又极端痛恨。她没有也可能是顾不得发现倪吾诚对她的话是多么的不感兴趣。直到叫来了孩子，倪吾诚的脸上才显出了笑容。
       她顾不上计较这些，因为图章比笑容更重要。她跑到西屋立刻把这一特大喜讯报告给了姐姐和母亲。一老一少两个寡妇不信，她拿出了图章，她们检验了图章，证明这是确实的。于是发出了一致的称赞，全部忘记了五分钟以前她们三个人还在一起用人类能用的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这图章的主人。然后静宜搬回了北屋，孩子也带到了北屋的另一间房。一切都发生了自然而然的变化，一切都是由衷的。既然丈夫又成了丈夫，妻子便又成了妻子，孩子也就又成了孩子。伟大的“复归”就这样实现了。其实静宜就是这样老实而且天真，她的要求就是这样可怜。
       兴奋起来了，欢乐起来了，也就欢乐了那么一小会儿，她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欢乐了。而且，她的欢乐没有得到倪吾诚的反应——说不定他给出了图章又心疼了呢，说不定他后悔了，舍不得了呢，她这样想。但她仍然感到满足，给钱、顾家、不打吵子、过日子、抚养孩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她要求倪吾诚的一切。然后，她的兴趣是哼哼着唱河北梆子。主要是板眼，主要是腔调，唱起来一定要像哭、像撒泼，不论什么戏都唱出一股勾魂夺魄的激动劲儿来。
       有老身，在二堂，
       用目观看，
       二堂里，跪的是，
       女婵——娟！
       她长年累月地唱着这几句词，唱来唱去，常常变了调，又把调变回来——复归回来，还是这几句词。其实压根儿她就没想过这几句词是什么意思。
       倪吾诚从来不唱戏，不听戏。他唯一会唱的歌是上半阕岳飞的《满江红》，从“怒发冲冠”唱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底下就不会唱了。他喜欢做的事情是用最蹩脚的发音讲英文、法文和拉丁文。每当他讲外文的时候，静宜总觉得比听野猫子叫还可厌和晦气。他的外文使她觉得反胃。而每当静宜唱戏的时候，倪吾诚的嘴也撇得吓人。
       得到图章以后，静宜高兴得从早到晚哼哼戏，这使倪吾诚觉得自己被推入了一个泥潭。终于倪吾诚发了一次怒，严正请求静宜再不要唱跪着的美貌婵娟了。往日，静宜是绝对不会忍受这种管束、绝对要反击的。但也由于“图章”的威力，这次静宜居然只是翻了翻眼，却没有作声。
       终于等到了发薪的日子，头一天晚上倪吾诚没有回家，说是到燕京大学赴什么应酬去了。对于丈夫的夜不归宿，静宜本来是最怀疑、最烦厌、最痛恨的，这次也竟因为第二天是发薪的好日子而她掌握了领薪权而忍耐了下来。第二天静宜一大早起来，梳妆打扮以后就换衣裳，换了几次衣裳，总觉得不理想。她希望到得大学里，她能给人一个不愧为倪吾诚讲师的夫人的印象。她给人的印象越好，人们就越会同情她而谴责倪吾诚的荒唐。而如果她的样子如同一块乡下大缸里的腌了三年的盐腌萝卜，人们就会暗暗支持倪吾诚去搞“外遇”。换了几次衣服，终于勉强穿上了一件并不合身的旗袍。之后，她为鞋子问题大伤脑筋。每当穿鞋就触动了她的痛处——她的脚是裹过的，裹了四个月又放开了。她完全不记得这裹脚的经过。真奇怪，小时候一些发生在裹脚以前和以后的事她都记得，唯独不记得她的脚是怎样被裹起来的。她面对的只是一双拱起的脚背，损伤了骨骼的左右各四个脚趾。那脚趾虽然没有像已经完成的小脚那样弯折到脚心下面，却也瑟缩着如四粒小纽扣，似乎只有脚趾盖而没有脚趾本身。这样的脚穿鞋是困难的。但她还是买了一双小巧玲珑的缎子面鞋。即使穿这样的鞋她也还要在脚趾前大量塞上棉花。穿好鞋，她又戴上一副无框镀金腿平光眼镜。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越照越觉得四不像，但也只好如此，硬着头皮出去闯了。
       她叫了一辆洋车，来到了师范大学。在一种既畏缩又兴奋，在一种渴望实现领钱的权的动力的驱使下，她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义无反顾的劲儿。她走进学校事务处会计股。门口有一位娇小姐模样的人正对着镜子往唇上抹口红。这是一只“花瓶”。静宜想。她从《３６９》画报上看到过这个词。她知道一些大的公司、官府、大学、银行都养着少数这样的人，像花瓶一样地做摆设。同时她本能地觉到一种危险，一种反感，原来就在丈夫任教的学校就有这样的花瓶！难怪男人要往邪路、坏路上走。就像《西游记》上的蜘蛛精一样，到处都会有她们吐出的丝和她们织成的绊脚的毒网。她看了“花瓶”一眼，那脂粉和姿色使她眼花心跳，慌乱中似乎又有几分羡慕。
       静宜走到“花瓶”小姐身边，慌乱地、结结巴巴地述说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没等她说完，“花瓶”就打断了她：“倪先生的月薪早领走了。”
       “花瓶”说话有一种从齿缝里向外挤的酸味儿，使一些绝非齿音的字儿也变成了齿音。
       “你说吗（ｍà）？”一阵火涌上了头脸，静宜说起了家乡方言，一早晨精心打扮所力图塑造的大城市现代女性的形象被破坏了。
       “花瓶”不耐烦地拉开一个抽屉，吱的一声又关上。再拉开一个抽屉，咯吱一声又关上。第三次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了一本册子。
       静宜如坐针毡。拉关抽屉的声音刺激着她的神经。她想和这位“花瓶”战斗，一些怒气冲冲的话正从心底涌到她的喉咙。她的胸腔发闷，喉咙发紧。
       “花瓶”找出了一页，矜持地解释说：“我们发薪的日子已经改过了，比原先提前了一个星期。请看，倪先生已经领过薪了。”
       静宜模模糊糊看了一个大方图章，篆字，阴文，弯弯曲曲，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可他的图章给了我了，我是他太太，我十八岁的时候和他结的婚，他只有我一个太太啊……”说着，她把视若珍宝地保管了十几天的椭圆图章递了过去。
       “倪先生早就不用这个图章了。他给我们留的钱银往来的用章是这个……”“花瓶”的声调似乎温柔了些，少了些酸气，多了点同情。她顺手打开另一个抽屉，发出了更加刺耳的吱咯声，找出一个盖满各人的名章的簿子，找出来倪吾诚留的底印。果然，方形，篆刻，阴文，与领薪底账上的章相符。
       “这么说……他这个狠心的骗了我！”静宜立刻声泪俱下了。
       “花瓶”嫣然一笑，眨眨眼。
       屋里一个正俯案打算盘的中年男人转过了头，忧郁地望了她们一眼。那样子就像他常常看到这一类不幸的场面似的。
       一位花白头发，戴着圆圆的老花镜的老者干咳了两声。
       “你们不知道，倪吾诚他不顾家，不顾孩子，我们结婚十年了……连他出国留学也是花的我娘家的钱啊……”静宜哭了起来。向外人、向社会控诉倪吾诚的无德，这并不是第一次，静宜毫不含糊地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倪太太，您息怒……我们这里……”干咳的老头同情地、爱莫能助地示意，这里不是说他们的家务事的地方。
       结婚以来，特别是近一年多以来，静宜和倪吾诚从动口吵架到动手打架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静宜都有一种气炸了的感觉。她愤怒，她冤屈，她耻辱，她浑身上下都有一种即将爆炸的预感。她怎么嫁了这样一个丈夫？一件人事也不做，一点人味儿也没有！而倪吾诚永远用轻蔑的、怜悯的、傲慢至极的眼光看着她。一看到这眼光，她真盼望他出门就撞上汽车啊！倪吾诚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辆疾驶的汽车，“砰”地一声，倪吾诚倒在地上，倒在汽车轮下，汽车的四轮辗轧过倪吾诚的头、胸、腹、四肢。又一声“砰”，是倪吾诚的脑浆崩裂了，吱吱，车轮轧进了胸膛，轧断了肚肠，轧折了胳臂、腿，红血白骨，全暴露在外边……那将是一种多么壮丽、多么痛快淋漓的场面啊，苍天有眼！
       苍天无眼！她又让倪吾诚这个流氓、这个恶棍骗了。骗得好苦！她怎么会那么轻信，拿这种不是人的东西的话当人话相信！自己马上就献上了笑脸，献上了一切，真该打自己的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受骗、上当、丢人、现眼，跑到师范大学的“花瓶”面前出丑，真是缺了八辈子的德，丢了八家的人……她多么想痛打自己一通，躺在地上打滚，一头撞死在师范大学的事务处呀！
       回家一说，母女三个人立刻炸了锅。静宜是边诉边哭，静珍用瘦骨嶙峋的手不住地拍桌子，拍得右手无名指和中指指甲处沁血。静珍破口大骂，而且表示今天晚上只要“那个死小子”回来，“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谁欺负我妹子我一口咬断他的脖颈”“一条命换一条命我拼了”，她的慷慨激越如火如荼的语言甚至使正在诉苦的静宜为之一哆嗦。静珍可是说到做到，什么都做得出的。矮小、威严而又仍然不失活泼活跃的老太太姜赵氏声音不太大，但拿出来了她的成龙配套的恶毒诅咒。让姓倪的小子不得好死，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打血扑拉……“打血扑拉”是一句方言，意似形容一个人临死时的抽搐，骂人而至如此形象生动，鲜血淋漓，可见其怨毒仇恨之深。然后她从头骂到脚，从心术骂到姿势，从皮肤骂到骨髓。皮肤是“长疥、长疔、长牛皮癣、长烂疮”，然后是“一层层的疙瘩，一层层地烂；一层层的血水，一层层的脓，一层层地脱皮”，骂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而且不无根据。因为倪吾诚脖子后面长牛皮癣，这是姜赵氏知道的，所以她的骂着重在皮肤方面。这种骂在姜赵氏的家乡叫做“骂誓”，不是一般的斥骂或侮骂。骂的当中她不断插入“他个死姓倪的着誓的”。“着誓”也是原籍的一句方言，意即一个人被别人骂他的“誓”所击中，别人骂的“誓”即诅咒化成了现实。任何人听到这母女三人骂的说的哭的声音，听到这些话的内容都会吓晕过去的。但因为她们三个人这样一起骂倪吾诚并不是第一次，所以她们的锐利无比的语言相互听起来大大减少了刺激力。以至当倪藻和倪萍放学以后，听到这一片撕肝裂胆的合骂的尾声，他们是既紧张又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的。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子不是个人，不能信他的，一句话也不能信！”姜赵氏最后用一种降低了的调门做总结般地说，“就是要败祸他，损（读ｓｈúｎ，使之晦气、恶心之之意）着他！别以为咱们娘儿们好欺负！你坑咱们，咱们也坑你！你不给咱们好，咱们也不给你好！你不让咱们舒心，咱们也不让你舒心！”
       “败祸”也是一句方言，做及物动词用，即舆论谴责、舆论攻势、败坏一个人的声誉。“败祸他”的主张，姜赵氏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静珍和静宜也不止一次地响应过。但每逢行动当中，静宜总半途便退了回来。她毕竟是倪吾诚的结发妻子，她只有他一个，他也只有她一个，无可更易，无可改变。像命运、像性别和出身、像生和死一样，她只有接受的份儿。正像她的唯一的亲姐姐，静珍——周姜氏，结婚八个月就死了丈夫，正像她的母亲姜赵氏没有儿子，“绝户”头，只剩下她们三个人相依为命。她嫁了一个倪吾诚这样的说好不好、说坏不坏、非驴非马、非人非兽的丈夫，也是她的命。她恨他，她怨他，她想起丈夫来就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她盼着的仍然不是他的毁灭而是他回心转意。她没有忘记第一次相亲时高大、英俊的倪吾诚的身影对她的冲击。她没有忘记在倪萍出生以前，倪吾诚带她到北平来上学的时候，他们一起度过的一些快乐的日子。即使在当时，这快乐的日子也是那样令人觉得生疏，她甚至于觉得那时候进图书馆、上课堂、听鲁迅和胡适的演说的姜静宜并不是静宜自己。而现在，当时就觉得生疏的当时的倪吾诚和姜静宜已经云消雾散、不见踪迹了。这一切都是宿命，似乎早就料到会如此。这一切又如此可恶，使她一想起来只觉得牙根又酸又痒。她真想咬住倪吾诚，咬出血来，咬下肉来！然而不，她与周姜氏不一样，她并不想咬断他的脖颈。咬断他的脖颈，她怎么办？她曾经由衷地诅咒过汽车轧死她的丈夫。但当她独自一人夜间醒来的时候，她又为丈夫可能着她的誓、着她姐姐的、妈妈的誓而吓得战栗。她和妈妈姐姐曾经那样真诚地诅咒过倪吾诚，曾经那样怨毒地骂过誓，她深信这些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会真格地影响倪吾诚的命运。诚则灵，她相信诅咒有一种极可怕的神秘的力量。特别是她的母亲和姐姐这样一老一少两个寡妇的“骂誓”，这样两个女人的祝愿、祈祷、咒语和她们的阴森森的感情和动作，这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确实，倪吾诚随时都可能撞汽车，随时可能长疔疮，随时可能烂一身皮。而那样，她立即就会变成她们家的第三个寡妇。她现在千难万难，千坏万坏，她仍然是她们母女三人中处境最好的一个。她有一个人高马大的丈夫。她有儿子倪藻。当然，还有一个女儿。问题是儿子还太小。如果再过十年，如果倪藻长大成人，她会更加真心和前后一贯地、坚持到底地祝愿——诅咒倪吾诚早日一命呜呼。但是现在不能。她甚至暗暗地有时对她的两大支柱妈妈和姐姐有些反感，她们当真要倪吾诚死吗？怎么不想想倪吾诚死了静宜怎么办呢？
       但倪吾诚没有死。他满面红光，身体健康。也许正是因为静宜骂誓的时候和骂誓以后不那么坚决，心里的仇恨攒得还是不够足也不够决绝，因而使她们的“誓”失去了效力，因而保住了倪吾诚的一条命吧？谁知道？
       倪吾诚又怎么能不满面红光呢？他天天吃馆子，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个该死的家伙哟！
       第四章
       倪吾诚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叫做孟官屯的穷乡僻壤里。那里已经靠近渤海，全是盐碱薄地，又常闹蝗灾，民不聊生。一提到家乡，倪吾诚就想起小时候学会的一段民谣：
       羊蛋，
       上脚搓，
       你是我（读鹅）兄弟，
       我是你哥。
       打壶酒，
       咱俩喝。
       喝醉了，
       打老婆。
       打死老婆，
       怎么过？
       有钱的，
       再说个。
       没钱的，
       背起鼓子，
       唱秧歌。
       这首歌谣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彻骨的力量。倪吾诚有很好的记忆力，却记不起他是跟谁学会了说这首歌谣。他觉得这首歌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似乎是预先镌刻到了他的骨头上的。这首歌谣的先验性使他感到不寒而栗。
       许多许多年以后，这首歌谣传到了倪藻那里。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倪藻把这首歌谣忘却了。那首歌谣和它所代表标志的生活，似乎从此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在经过了许多坎坷以后，在倪藻利用出国访问的闲暇访问了史福岗家以后，他忽然想起了这首内容与他对西欧国家的访问毫不相干的歌谣。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中国的穷乡僻壤的图画。他不寒而栗，难分难舍。
       是的，这是先验的。因为不论是倪吾诚还是倪藻，他们出生在一块“羊蛋上脚搓”“打死老婆”“再说个”的土地上，这是他们事先不知道的。
       如果倪吾诚知道，他还有勇气生下来吗？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旧事。倪吾诚家是这个穷乡僻壤的首户，是一家大地主。他听说过，他的祖父是一个有名的举人，主张变法维新，参加过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公车上书”。他自费刻印过提倡天足的传单，这在当时，大概是十分过激和冒险的革命行动。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祖父是自缢身亡的。家里大人从来没有正面告诉过他祖父的事情，这一切是他从管家、从亲戚那里似懂非懂地听来的。
       倪吾诚还有一个伯父，是一个疯子。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条缕缕，又唱又哭又笑，有几次被绑起来。倪吾诚依稀记得，他直到死，腿上还绑着铁链子。
       倪吾诚的祖母为家庭遭到的不幸深感恐慌。她认定家里是受了邪祟。她与倪吾诚的父亲与叔叔商量该怎么办，她的这两个儿子提不出任何方案。倒是她的儿媳——倪吾诚的母亲敢想敢说，颇有些气魄。这位儿媳建议说，必须举家迁移，以避邪除祟。
       她的大胆的建议被接受了。但是周围的大屯子里没有他们落脚的地方。于是她们选择了离孟官屯六十里地的更加穷困、交通更加不便的陶村。她们花费了许多钱，用三年时间在陶村盖起了一座宅院，包括一个有两亩地的梨园。还有一个粮场、一个磨坊，二十几间规格不等的房。就在光绪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一九○八年），他们迁徙到了陶村。
       与激进的父亲、精神特异的哥哥迥然不同，倪吾诚的父亲倪维德是一个老实巴交、反应迟钝、相当窝囊的人。他左肩高、右肩低，口齿不清，难得说几个完整的句子，而且终生习惯性腹泻而又多尿，一年四季没完没结的鼻涕、哈欠、喷嚏。倪维德从青年时代就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这使倪维德的母亲大为愤怒、懊恼、痛心。但倪维德的妻子即倪吾诚的母亲独具眼光，对丈夫吸鸦片抱相当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她来到倪家以后，隐隐感到了倪家特有的“邪”，那是一种灵气，一种热情，一种躁动，一种痛苦。那是一种诱惑、一种折磨、一种毁灭一切也毁灭自身的毒火。所以有了公公的变法维新和自缢身死。所以有了大伯子的癫狂。她害怕这种邪祟会毁掉倪姓全家。在孟官屯的大宅院里，夜间起风的时候她常常听见一种呜呜的声音，像动物的鸣叫，像冤鬼的哭泣，她认为这就是邪祟，她毛骨悚然。大伯子死后她有好几次做梦梦见了他。作为弟媳，她本来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梦中的大伯子神态安详，没有病。他用一种奇怪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声音颤抖着说：“我抽大烟把病抽好了。”然后他的影像渐渐消失。但这句话，这苍茫颤抖的声音仍然在倪维德的精明强悍的妻子的耳边回响。醒过来以后，她仍然听到那神秘的声音：“我抽大烟把病抽好了！”
       于是发生了顿悟。祖宗有灵，苍天有眼，倪家命不该绝。鸦片原来是救命的烟！请想想，如果倪维德的父亲吸鸦片，他还可能去主张什么变法维新，参加什么公车上书，提倡什么天足大脚吗？他还可能自缢身亡、死于非命吗？吸鸦片的人即使活得不如猪狗，也不会自己结果自己的性命。不愿苟活的人只能是疯子。如果疯大伯早年吸上鸦片，他还会那么痛苦、那么暴跳如雷、那么与世界与家庭与一切人势不两立吗？吸鸦片的人是多么安宁、多么安分、多么安然啊！
       而倪维德吸鸦片，这不正是倪维德的可爱与可靠之处吗？
       倪吾诚的母亲从此殷勤地侍候丈夫吸大烟。她有时还陪丈夫吸两口。但她非常清醒地掌握自己，她绝对不让自己沾上鸦片的“瘾”。
       果然，鸦片拴住了倪维德的心，保护了倪维德不受邪祟的侵袭。他唯唯诺诺，随遇而安，胆小怕事，有大烟抽就行。据说有一次他偶来豪兴，要亲自宰杀一只鸡吃肉。他在众仆役的保护与助威之下抓住鸡，扭动鸡的翅膀和脖子，把磨得飞快的利刃放到了热乎乎的鸡脖子之上。只需将刀柄轻轻一拉就可完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屠宰大业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心慈手软还是由于犯了鸦片瘾，他功亏一篑，把刀子向地上一抛，把鸡放了，回屋躺到炕上捻烟膏去了。
       与此同时，倪维德的身体也愈来愈虚弱了。宣统二年（一九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全家认为是一件大喜事，并且归功于陶村的风水好，他们的迁居胜利了。但到了冬天，倪维德变得气喘吁吁，咳嗽哮喘，痰中带血，从早到晚靠在热炕头上，披着皮袄，却还冻得簌簌发抖。宣统三年正月，倪维德的老母病故。倪维德带病举丧、哭灵、守灵、服孝、出殡、打幡、摔盆、入殓……等到太夫人入土为安以后，倪维德也就卧床吐血不起。这年三月，倪维德耗尽了最后的气血，一命归阴，死的时候皮包着骨，只剩一个架子。
       倪维德的妻子怀胎五个月的时候死了婆母，怀胎七个月时死了丈夫，她痛不欲生，哭了好几个死去活来。丧事办完，这一胎使她觉得异样，觉得恐怖、有点厌恶却又分外珍贵。倪维德体虚性弱，结婚以来很少与妻子同房。身高力大的妻子一心经营家务，力挽倪家的颓势，而夫妻恩爱、男女私情这根弦压根儿在她的灵魂和肉体里就没有震响过。相反，她无师自通地对这根弦不仅冷淡、虚无主义，而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蔑视、烦恶、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心情下怀了孕，然后婆死夫亡，使她充满不幸的预感。另一方面，为倪家传宗接代——要生个儿子——的前景，又给她以神圣悲壮的使命意识。丈夫的死，也使“遗腹子”的意义更加不同寻常。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三个月，倪维德的遗腹子倪吾诚来到人间。这个胎里便蒙受了接连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的孩子成长得十分茁壮。在他身上有他母亲的高大健壮，却没有母亲的精明。他好像既有过人的聪明又比正常人少一个心眼。他七个月长牙，不到一生日就学步走路，一岁半的时候进县城洋楼（这是当地百姓对于该地区唯一的天主教会医院的俗称）种过牛痘。他四岁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五岁上私塾，九岁又上了洋学堂。一进洋学堂他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十岁时一次他被母亲带上走姥姥家，正碰见舅舅的小女儿裹小脚，他立即无师自通地慷慨陈词，发表反对缠足的意见，声泪俱下地控诉缠足的愚昧和野蛮。这得罪了舅舅，也吓坏了母亲。母亲在他身上又看到倪家的邪祟的应验。她又想起了孟官屯旧宅院深夜传来的呜呜声……究竟倪家造了什么孽呢？究竟她的祖上又造了什么孽、以致使她变成了倪家的人呢？
       从此倪吾诚的母亲胆战心惊。她的亲信仆役不断报来倪吾诚的可虑的消息。倪吾诚与佃户们谈天，他说土地应该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是“国父”孙中山的教导，地主吃地租是寄生虫的行为。“哥子说胡话哩！”小汇报打到了母亲那里。
       母亲还发现儿子常常失眠。小小年纪，竟有时在床上半夜半夜地辗转反侧。问他为什么不睡，说是想不清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到倪吾诚十四岁的时候，大年三十，全体倪家人正在祭祖，给祖宗牌位磕头，中途找不到倪吾诚了。寻找了半天，倪吾诚原来跑到梨园观测星星。母亲叫他回去，他抨击说那些迷信活动纯粹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
       母亲觉得大难临头，但又无人可以一起商议。对于倪家的人，有关邪祟入侵倪吾诚的情况是不能泄露出去的。因为倪维德死后，颇有一些倪家的无赖头面人物，处心积虑地觊觎着他们的家产。只是因为有“哥子”吾诚，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与娘家的人商议吧，第一，谈这个话题有与娘家人共谋夫家的嫌疑，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仅次于“养汉”的不道德行为。第二，即使没有那次抗议裹脚事件，她的娘家人对倪吾诚的印象也是不好的。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她娘家觉得倪吾诚是陌路人，非我族类，异己分子。第三，她的娘家哥哥本身就很不正派，不是个好东西。
       但她终于还是与哥哥谈了。哥哥胸有成竹地指示了两条，第一要教外甥抽大烟，第二要给外甥娶媳妇。“无论什么英雄好汉还是妖魔鬼怪，一杆烟枪再加一个媳妇，准保能拢住他的心，收住他的神，要他服服帖帖过日子！”他自信地说。“我还不是一样？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匪类脾气，还不是制过来了？一个媳妇制不住，再讨上两个‘小’嘛……”他补充说。
       倪吾诚的母亲听了这话只想大哭一场。她想起了终于变成了大烟鬼的丈夫倪维德晚年的可怜相。两分像人，八分像鬼。但公公和大伯子的结局更加可怕。同时她这位一辈子没离开过乡下的文盲女性已经直觉到辛亥革命以来、民国以来革命风潮的可怕。而且她也直觉到倪吾诚身上的似乎没头没尾地有些个要“革命”的种子。这种“革命”，比起鸦片烟来，当然要凶险一千倍。吸食鸦片而死，不过是个人身亡，是个人的身家性命的丧失。而“革命”，是祖宗家业庙堂宗室的覆亡，是天塌地陷，是万劫不复的弥天罪愆。
       于是，不满十五岁的倪吾诚，一天下学回来，只见母亲躺在床上喷云吐雾，满室醉人异香，只闻了一下便觉精神百倍，并且引起了那样一种贪欲，一种饥饿感。他连吸几口气，越吸越觉得如醉如痴、遍体酥麻，他激动、快活、满足地流出了眼泪。
       从此，在亲生母亲的教导之下，倪吾诚抽上了大烟。然后是他的一位表哥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教给他手淫。此事一直是倪吾诚心中的一个疑团、一个沉重的死疙瘩。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觉得有十足的理由判定这位表哥的教授与母亲的教授（吸鸦片）具有同样的性质，出自同一个设计与谋划，是精心安排好了的笼罩在他身上的网的两个环结。但他不能相信后者也是通过了他母亲的首肯。这太可怕，太残酷，太无耻，使他一想起来就想呕吐……上帝呀，除了他自己，又有谁能想象他是怎样活过来的呢？
       染上了自戕的恶习的少年倪吾诚在他满十六岁的时候病倒了。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症候——腹泻，但硬是泻到了无止无休，吃什么都泻，什么都吃不下的奄奄一息的程度。躺了一个月之后，他起了炕，忽然发现身材高大的自己变成了罗圈腿。此后一生，他的高大的身躯，俊美的面容始终与他的细而弯的麻秆似的腿不协调地长在一起。特别是他的踝骨，是那样的细脆，使他常常觉得不安全，觉得说不一定下一分钟他绊一跤就会跌断小腿。
       半个多世纪以后，他果然跌断了踝骨。然后他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然后他的下肢萎缩。然后他的躯体萎缩。然后在争取了一辈子幸福、得到了一辈子痛苦以后，他无可奈何地死去了，就像当年无可奈何地生下来一样……
       在两腿变得罗圈的同时在倪吾诚身上也产生和生长了一种决绝的意志的力量。当时他认为那就是最为激烈和伟大的“革命”的意志和力量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痛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阶级。他痛恨表哥、痛恨大舅，也为自己的母亲痛心疾首。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深渊，已经没顶……他如今又罗圈着腿站起来了，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他把这个奇迹归功于他隐约感到了的中国大地上的革命浪潮的萌动。也许更应该归功于死神。少年的倪吾诚已经在病榻上接受了死神的庄重的亲吻。然后死神放开了他。死的威胁使他醒了过来。还有他的母亲。
       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向儿子忏悔。是她狠毒地用鸦片毒害了他们父子两代。使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腹泻不止。我对不起倪家祖先，对不起你爹，对不起孩儿你呀，我有罪呀，我真该抹了脖子呀……母亲流着泪说。天地良心，灯灭我灭，说瞎话舌头上长疔，我为的是倪家，是你家，是你家，是倪家呀……她又说。
       倪吾诚病好以后砸了烟枪烟签烟灯，轰走了又来他家鬼混的表哥。他没有原谅鸦片，没有原谅表哥，却原谅了自己的母亲。他的一场病使母亲老了十年，只有自己一根独苗、一个遗腹子的中道丧夫的母亲呀！她的衰老和她的眼泪使倪吾诚肝肠寸断……就算他是为母亲而死了，那不也只能说明他是该死吗？
       倪吾诚十七岁那年终于说服母亲同意了他到县城里的洋学堂——一所寄宿中学寄宿读书。一辆马拉胶轮大车拉着倪吾诚离开了陶村，离开了孟官屯，离开了那一片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离开了迷茫麻木的一个又一个面孔。倪吾诚下死了决心，他的生活道路从此与陶村、与一个土地主的家业分离了。
       然而他付出了代价。同意他住县城上学的先决条件是先把媳妇“说好”。这里方言不说娶媳妇而说“说”媳妇，不说嫁人而说“寻”（读ｘíｎ）了人，倒也传神。娶媳妇靠的是媒人的说，嫁男人的要义在于寻找一个好人家，所以叫“说”叫“寻”，正确无疑。倪吾诚的本意是拒绝母亲的“说”媳妇的安排，当时他已经朦胧地知道了类似“自由恋爱”的观念。当然，他不敢把这伤风败俗、大逆不道、能把人活活吓死的观念用语言表达出来。他也下不了狠心与母亲决裂。这里不但有爱的枷锁规范着他，也有一种近似先验的边沿和界限的不可逾越性。吸鸦片是可以的，手淫当然更是可以的，干别的坏事——例如强奸一个佃户的幼女——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甚至即使他失手打死了个人，好像也还有救，只要官家不砍他的人头。然而不服从母亲和长辈给他安排的婚事，就连十分向往革命、并且富有激进改革传统的他，也是想也甭想。
       他想用刁难和推托的招数与母亲打迂回战。他先提出了对媒人的要求。媒人要男的不要女的。媒人不要太老的。媒人要有学问，不但要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汉赋唐诗的学问，而且要有声光化电格物致知的学问，还要能懂东洋或西洋的洋文。媳妇是“说”来的，因此要选择媳妇必先选择前去“说”的媒人。母亲答应了。母亲也觉出了大病之后的儿子已不是原来的儿子，儿子脱离她跟她所敬奉的生活轨道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她不能对不起心爱的儿子宝宝，她不能让即将走上新的生活轨道的儿子失去她的爱的恩宠。而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的最高形式，一是给子女留下财产，一是为子女说上媳妇，寻上女婿。倪吾诚对财产毫无兴趣，这是从小就可以看出来的，而且是无可救药的——一恸！但媳妇呢？他总不能不要媳妇。给儿子说个媳妇！这是她的最伟大的母爱。而且，这里有延续血脉、延续香烟、面向永恒的无与伦比的崇高与神圣。
       所以，只要儿子接受说媳妇，别的都依儿子。母亲之所以是母亲，不就是为了儿子吗？如今为了儿子不也就是为了给儿子说媳妇吗？于是，符合条件的媒人找出来了，是吾诚出了五服的叔叔，在孟官屯方圆百里之内颇有点才子名气，至少过年写对子写得颇有名气的倪笑之。
       倪吾诚且退且战，他驳不倒倪笑之做他的媒人的合格性。那么，他就提出来他对婚事的具体要求：一、对方必须是天足（不愧是他爷爷的孙子）。二、对方必须在上学——洋学堂。三、两年之内他不能完婚。四、他要亲自相亲。
       年轻人越抵挡、越挣扎就越进套，越好摆布。不幸的顽强的母亲觉得差不多大功告成。脚的问题，反正吾诚不能婚前脱下对方姑娘的鞋袜用尺去量。上学的问题也并不存在，有钱谁也可以进学堂，临时进学堂也来得及。两年不完婚，你说八年也可以，先定下来，先订下来。定下来订下来你就跑不了了。
       差不多仍然是差一点。相亲？这似乎太离奇，太离谱。倪笑之却大包大揽认为相亲也不成问题。社会潮流日新月异，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一至于斯，母亲也只能慨叹自己的落伍，慨叹世风的日下了！
       笑之叔只用了半月工夫便为吾诚说成了媳妇。应该说很理想，一切符合吾诚的要求。更符合母亲的要求。女方的父亲是乡下的地主，更是知名度与笑之相仿佛的中医。女方的母亲，娘家更是清代名儒赵翰林的后裔。女方是大脚，在县城上学。在县城上洋学堂比吾诚还早一年，因为她的父亲应聘到县城行医，并把家眷带到县里去了。女方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至少不用防大舅子小舅子难缠。相亲，相亲，他被笑之叔带到县城学堂“相”去了。倪吾诚这才知道原来被相亲吓退了的不是母亲，不是媒人，不是女方，而恰恰是自己！一进学堂他就慌了神，站在操场上相距三十步看了一眼，一个娇小天真的女孩子的形象使他面红耳热眼花心跳，几乎晕了过去！他真想揉个烟膏抽个烟泡定定神……
       佳偶择定了。四个月之后就完了婚。婚后才知道对方是“解放脚”。非“天”非人，亦天亦人。母亲从此完成了人生的使命，从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依据。吾诚如命完婚、如愿去县城住宿上学——与妻子静宜同学——之后半年，母亲无疾而终。她死的时候十分清醒。她问儿子：“我要走了。我怎么还不咽气？咽口气还这么不容易吗？”最后她又说了一句：“我走了。”倪吾诚在兹后的岁月之中常常琢磨这个“走”字。彼岸世界啊，你有？还是无呢？
       第五章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文学是火热的。文学是寂寞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是初春！多么艰涩的书稿，多么扰人的喧闹的车马，多么遥远的向往、疑惑和沉醉……终于又短暂地与你聚首，与你幽处。在四面环山的荒寺，在寒风仍然盘旋的地方，在树枝依然干枯却又鼓胀起它的苞蕾的时刻。你幽幽鸟鸣，你风和日丽，你无言的炉火，你仍然成形的灰烬，你早已热透却总是沸腾不起来的壶水，你千回百转、低吟浅唱，你嘶嘶的耳鸣，你静夜的星光，你如死水微澜的旧事，你久已逝去的那么众多的岁月！
       人算得了什么？人的快乐和痛苦算得了什么？人的因为爱，因为恨，因为悲，因为喜，因为卑劣和因为崇高而互相施加的碾轧，互相赠与的苦难算得了什么？想起来，记下来，写出来的这些苍白的文字和灰暗的纸张又算得了什么？真实的和做作的闹嚷又算得了什么？
       荒山。废弃了的梯田。合格的与不合格的鱼鳞坑。成活了的与半死不活的桧柏树苗。成千上万的铁镐铁锨。红的、黄的、绿的草。仍然不肯从枝头抖落的枯叶。缓缓地升腾着水汽的茶杯里的新茶。遍地春风又一年。
       于是在难得邂逅的孤独的温柔体贴的鼓舞下，我继续写倪家的家庭故事。
       倪吾诚要了一个砂锅白肉，一个爆两样，一个炸鹿尾。酒？好吧，就要酒。四两？您喝酒吗？医生不让喝，那就二两。温一温，行。还要什么？您还要什么？不要什么了，好吧，不要什么了。
       砂锅居的伙计弓腰站在那里似乎不想离去。您还要点什么？他的这话里包含着潜台词，他是在责备这二位穿着体面的老少爷儿们叫的菜太寒酸。
       本来想请杜公去吃谭家菜，本来想请杜公去北京饭店吃酒，本来想请杜公至少去东安市场的国强西餐馆吃法式大菜，那是全城唯一的一年四季都卖冰激凌的地方。他把他的这些美好的意图，慷慨好客的意图早早地告诉了杜公。一开始，听到他的即将邀请的通知杜公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怎么好意思叨扰您呢？他的笑容说的是这个。后来这种邀请的未来时表述听得多了，杜公笑得更不好意思了。你何必老是说请客请客却又始终不见请客呢？杜公替倪吾诚觉察出不好意思来了。
       杜公名杜慎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授。他因为老母病笃未能与友朋撤向大后方，留在被日军占领的北京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来，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四十多岁就留起了长长的胡须，人们都不再叫他的名号，而称“杜公”。他的高深的学术造诣使日本人也敬他三分。又由于他曾在日本留学，操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人更是对他有好感，千方百计地争取他。常常传出流言，说是杜公即将出任某某大学的校长、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和其他学界要职。杜公听了，垂下眼帘，微微地一个冷笑，此外并不说什么。
       倪吾诚对杜公的崇拜是真诚的。当然，为了自己的地位、职业、前途，结交杜公这样的名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请吃谭家菜或法式大菜，可以说与这种崇敬与庸俗的利己打算有关，也可以说与任何崇敬或庸俗无关。倪吾诚喜欢请熟悉的或陌生的人吃饭，甚至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倪吾诚也同样喜欢、也许有时是不自觉地更加喜欢被熟悉的或陌生的人请吃饭，同样不管请他的是什么人。他的性格是慷慨好客。他的信条似乎是有吃无类。
       倪吾诚越长越潇洒了。一身瓦灰色西装。裤缝笔挺的裤子遮掩了过细的和弯曲的腿。放光的领带似乎也冲淡了衬衫领子的不洁所带给人们的寒碜印象。高大挺拔的身躯，特别是那挺直的胸脯，略显方形的脸庞，圆圆的小眼镜，明亮的和表情丰富的眼睛，突起的喉结，还有满脸的亲切的笑容，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在四十年代初期日伪占据下的北京难得见到的风姿。所以静宜常常骂他“根本不是中国人”。这也正是他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他没有中国的特别是孟官屯与陶村的成年男人的那种几乎无一例外的拱肩缩颈麻木不仁的呆相。
       他实际也还是相当务实、相当“顾家”的。正是由于这种务实顾家的考虑使他在请杜公吃饭的夙愿终得实现的这个中午，在夙愿实现的一刹那间，突然不由自主地把请饭的规格降低了八度。不是海鲜，也不是西菜，他把杜公拉到了便宜实惠的砂锅居，点了几个同样便宜实惠的菜。这位于北京西城缸瓦市的砂锅居，起初压根儿就是专为穷秀才们、为进京赶考的极少数候补官员和极多数候补孔乙己们开设的。它做来做去，无非是猪身上的肥肉瘦肉、头蹄下水。一贯以物美价廉著称。倪吾诚硬着头皮顶住了跑堂伙计的不依不饶的压力。一时间，杜公只觉得无比尴尬，他觉得被一个热情好客而又无力慷慨的人请吃饭，实在是人为制造的一大痛苦。他害羞，他抱歉，他觉得正是他杜慎行欠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倪吾诚一顿谭家菜海味筵席。他下决心一定在十天之内还情，还请倪吾诚到恩成居去吃一顿。
       倪吾诚的尴尬则不超过一瞬间。他喜欢交际，健谈，有说有笑，开怀畅笑。名为“鹿尾”实为猪大肠的炒菜端上来了，盛酒的锡壶端上来了，锡壶的下半身泡在一碗热水里。杜公说了，不喝酒。倪吾诚给自己斟了温热的一小盅。他呷了两口，又吃了两筷子猪肠。他的两眼大放光芒，他的面孔喜形于色，他的声音也洪亮了许多。“请吃，请用一点，杜公，不要客气！”他优雅地摊开手掌，让着菜，倒像桌面上已经布满了仨盘俩碗，山珍海味。
       哈哈，我很高兴。杜公赏光，小子何德！这是我的ｈｏｎｏｒ（英语，光荣）！荣幸之至。按照法国人的说法，这叫做，叫这个（底下是一串含糊不清的发音）……我在学法语，是的，我在学法语……你没有见到那位年轻的欧洲汉学家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吗？中文名字叫什么——史福岗，很可爱的。他本来学符号逻辑，后来又学心理分析，最后被中华文化之乎者也给征服了。外国人吃了咱们的迷魂药，喝了咱们的迷魂汤就更醒不过来了。政治，他说过他不管政治。中国有政治却没有社交。更没有爱情。几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不允许有爱情。当然康德也没有爱情，他生活在一个小城里，连每天散步的路线都是固定的与不可改变的，这就是铁一样的德国学人。我本来要请史福岗先生一起来吃午饭的。他到天津去了，他和一位天津——女学生在谈恋爱。这就是洋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爱情。而中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勾心斗角，哪里都有人勇于抓奸，为抓奸可以几夜不睡。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就说过……他说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李尔王。当科学的各门各类发达起来以后，哲学就破产了。这正像李尔王把他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孩子，最后，自己什么也没剩下。不知道是不是罗素说的，他说哲学就是一只瞎了眼的猫在一间黑屋子里捉老鼠——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俗话“瞎猫碰死耗子”，因为大概是罗素说了，那只老鼠并没有在那间黑屋子里。这样，不论是瞎猫还是二目如电的猫，不论多么能干也抓不到想抓的耗子。当然，天道有常，也就是天道无常。至少，应该热情，应该大方，女孩子就应该打扮自己。在国外，如果你称赞一个女子长得漂亮，她会十分感谢你。在中国，如果你称赞一个女子美丽，她会打你一个嘴巴，骂你一声“流氓地痞”！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二句出自项羽《垓下歌》。）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希望在下一代。然而我的大男孩子的右脚的二拇趾压迫着中趾。当然，我还年轻，我要做学问，我要做一番事业。少壮不努力，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寸光阴一寸金！用法语说，就是……杜公，该你赐教一二了，我说得太多了，你说是不是，尊意何如呢？
       一开始，杜慎行听着挺不错。倪吾诚讲得热情爽快，潇洒开阔，自由奔放，既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气概，又有明察纤毫、实话实说的精细。说起什么都兴致勃勃，颇天真，还真有点赤子之心。你看他两口酒三口菜下肚以后，是何等的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那样子简直像是突然做了皇帝！小伙子精神头、个头都不错。只是进砂锅居时样儿有点寒酸。也赖自己俗气。看他吃起来是多么快乐，待起客来是多么真诚慷慨，谈起话来是多么豪爽，北方男儿，确实呢！但听下去，他就变得困惑了。杜慎行是一个一板一眼、读书、做学问、做人都十分认真的人，他与别人谈话，听别人说话都是认真的，是真正的洗耳恭听。但倪吾诚究竟是要说什么呢？中心何在呢？目的何在呢？从半年前就邀他，热情得要命，就为了滔滔不绝而又不知所云地给他讲上一通东拉西扯的闲话吗？你说他没有学问吧，他旁征博引，不无根据，懂几种外文，有些思想见解虽属皮毛，倒也犀利。你说他有学问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东一钅郎头，西一棒槌，难道这是做学问的人的谈话法吗？他现在问“杜公”的见解了，又是问的对哪个问题哪个话题的见解呢？杜慎行困惑了。
       其实倪吾诚的询问只是出于社交的礼貌。他的思想正像他的说话，机敏，犀利，开阔，散漫，飘忽不定，如风如雨，如雾如烟，自己也觉得难于把握。从他上了高中，老师们对他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例如国文老师曾经给他的一篇作文打了一百五十分。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例如历史老师与生理卫生老师就在一起讨论过，需要不需要找倪吾诚的家长谈一谈，严肃地建议其家长带倪吾诚去洋楼（教会医院）的神经科（当时还不懂神经科与精神科的区别）看病。
       倪吾诚见杜公未能回答他的提问，他非常礼貌与友好地一笑，接过话头，继续海阔天空地扯了下去。他讲了几句佛学，讲了游几个寺庙的情况，忽然感慨地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会用概念，也不讲逻辑。比如我上次去卧佛寺，在西直门我问一位卖大麦仁粥的小贩去卧佛寺怎么走，他东南西北地乱说了一通，越说我越糊涂。其实，把概念用好了，很容易讲清楚。首先要有西山的概念，其次要有香山的概念，第三有了卧佛寺的概念……”
       “然而，现在最大的概念是什么呢？”杜公总算插了一句嘴。他有点悲哀。
       倪吾诚翻翻眼睛，颓然垂下了头。他知道杜公在这里指的是战争，是战火中的欧洲与太平洋，是北京被日本人占领的现实。他哑口无言，思绪如乱麻。他的脸上忽然出现了那种如果母亲在世，一定会从而感到安心的孟官屯——陶村人的标准的茫然麻木的神情。
       “你还年轻，正是有为之人，有为之时，却非有为之世。然而世界总是要变化的，国家总是要变化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生如泛舟海上，要把定舵呀……”
       倪吾诚面红耳赤，也许是因为酒力。二两酒他已喝完，他本来并不是善饮之人。从杜公的几句话里，他隐隐感到也许杜公知道了他和几个汉奸来来往往？也许杜公知道他到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王揖唐的府上投过一次名片？然而那只是为求职，而他求的只是学府教书之职，绝无卖身投靠、出卖民族利益之意。而且他也帮助过献身抗日事业的乡亲啊。也许杜公知道了他偶一为之的花天酒地？不，与某些人比较，他确是小巫见大巫，然而，古板如杜公者……
       “刚才吾诚兄说到中西学术交流，这个，你们计划出版的学术杂志我是很有兴趣的……”杜公想换一个能恢复倪吾诚的活跃劲儿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候砂锅白肉端上来了。倪吾诚有经验地用调羹舀了一匙汤，放在嘴边吹了吹，徐徐地将汤倒到了口里。幸亏还吹了吹，就这样汤入了口仍然烫得舌面与口腔发疼发木。过了一秒钟以后，他尝到了那砂锅里的白肉片汤的令人销魂的鲜美，也感到舌面已经木然。一股令人神清气爽焕然一新的汤汁开始缓缓地咽进了他的喉咙，美妙的感觉从口而喉而食道而胃而肚子，传遍整个消化系统，开始向周身放射。他甚至意识到了许多天以来缺乏营养更缺乏美食的他，自幼缺乏科学营养和健身食品的他，具有一种至饥至渴的消化力。就在这一羹匙肉汤咽下去后三秒钟，在他用吹的方法正在为第二匙肉汤降温的同时，一种真正的保持、兴奋和愉悦生命的营养素，伴随着罕有的满足感、舒适感和更新感正从腹部向周身放射。快哉，他心花怒放地笑了。
       于是他对世界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朋友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想想我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刷牙，什么叫牙刷，当然也不知道牙粉牙膏。可我们家还是乡里的首户呢！一直十岁了，对不起，杜公，现在本来不该说这个，但我们不能不正视那真实的过去，我们都是那样来的，唉，没法说。对不起，请原谅，Ｓｏｒｒｙ，我直到十岁了没有用过手纸，大便以后在土墙上蹭蹭……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孕育，正在苦斗，正在变化，正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文明已经有四五千年。史福岗博士对我说，这是至今仍然活着的，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当然，正因为是这样，它藏污纳垢，有许多肮脏的东西……”
       倪吾诚说得相当动情。激动之后，他的口音又变成了孟官屯——陶村的土腔土调，不再像初进砂锅居时的腔调那样文雅，洋气。他的话显然也集中一些，言之有物一些了。杜慎行不知道这是他的话里有话的忠告发挥了一点影响，还是出自砂锅白肉汤的威力。
       吃完砂锅居，送走了杜公，倪吾诚站在缸瓦市大街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就像脑髓脑血筋脉骨骼都被抽空了一般。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和喜欢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他都无一言以对。为什么刚刚离开砂锅居，人生便如此虚空了呢？
       然后一个可怕的“家”字出现在他的空洞无物的脑壳里，然后出现了静宜的可悲的、可怜的、可恼的脸孔。家，家，家，他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他不是有意的，他绝无事先的谋划。就连给了静宜一个已经失效的作废了的“戳子”也不是有意的。他不喜欢说谎，也不善于说谎，更没有卑劣到用那样丑恶龌龊的手段去骗自己的妻，去骗倪藻和倪萍的妈妈。他是多么爱自己的两个孩子哟！一想到这两个名字他眼泪就流出来了。
       什么，要车不要？嗯？不要不要，不要洋车。这个洋车夫有多么衰老了啊，人拉人，年老的衰弱的人拉着车，坐车的是年轻的满面红光的人。人拉车就像牛马拉车，人就像牛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城市啊！
       他回掉了衣衫褴褛的洋车夫，拐进了丰盛胡同。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大广告和小广告，广告下面靠墙坐着一个女乞丐，她敞着怀，露出来龟甲一样的黑皴，使他无法相信那是人的皮肤。更令他心惊的是女乞丐带着四个孩子，男男女女。越穷越生，越苦越生。生来受穷，生来受苦。更多的人受穷，更多的人受苦！“我的四个孩子没有饭吃呀，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给一口吃吧！”
       他给了乞丐一点点钱。乞丐的脸上显出了笑容。一瞬间倪吾诚忽然羡慕起乞丐来了。当个乞丐绝对不会像他遇到那么多麻烦。如果一个人每天为吃饭而操心，却从而不需要为别的操心，那毋宁说是幸福。我就不回家了吧，我干脆也当乞丐，跪在这里行乞吧。在历史上和理论上，乞丐都是一种高雅、古朴的职业。
       那倪萍和倪藻呢？难道他们也要过这种小叫花子的日子吗？他不能。孩子出生以后，孩子的每一声哭都牵动着他的心，孩子的眼泪竟能勾起他这个高大的男子的眼泪。一声婴儿的啼哭使他回忆起一生中一切温柔动情的事物。倪萍和倪藻相差不过一岁，他们并排睡下以后，倪吾诚运用自己新学到的极其有限的关于神经反射的知识，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个实验。他轻轻划了一个孩子的脚心，孩子的脚趾与全脚立刻出现一个拳拢的反应，与他在书上看到的一样。他想再划一次，静宜像一只疯了的野兽一样冲过来推开了他。静宜口出恶言、眼放凶光，好像他是在企图谋杀孩子。别动孩子！静宜说。你安的什么心？我安什么心了？我能安什么心，我是孩子的爹！没见过这样的爹，孩子睡着了，不让孩子睡觉，鼓捣孩子。我不是鼓捣，不是不让睡觉。什么？试验？静宜要和他拼了——你竟敢拿我的孩子做试验？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类……
       多么粗野的辱骂，然后来了静珍和岳母，三位一体地向他扑来，要把他撕碎……爱孩子的力量，保护孩子的力量，母兽的力量确实是一种伟大的、可畏的力量。人本来就是野兽。我们就像野兽一样地生活，我不怨你，静宜。可你怎么连我爱孩子也不相信了啊？我一辈子连鸡都没有杀过，难道会对自己的孩子……
       然而他与静宜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常常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去。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静宜是何等地痛恨他哟，恨得可称得上咬牙切齿。全是狗屁！终于她红着眼宣告了。钱呢钱呢钱呢！没有钱不全是狗屁吗？早晚各刷一次牙，费牙粉，费牙刷，费水，也费漱口盂子，还费牙呢！钱呢钱呢钱呢？我先问问你，康德他活着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吃饭，那钱呢钱呢钱呢？
       啊，静宜，我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最不喜欢的，我最不高兴的，你让我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钱”字啊！难道生活里就没有别的字了？难道你我夫妻一场、订婚、换帖、彩礼、嫁妆、吹吹打打、拜天地、洞房花烛……就再没有别的话说了吗？我到北京以后给你写信，那时我是从茅盾、巴金的小说里学到了爱字的。结婚好几年了，我第一回怯生生地在信上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挂牵，也许那总应该算是爱的萌芽吧，可你回答我的“爱”的，仍然是“钱呢钱呢钱呢”！
       少废话！你“不喜欢”，你“不高兴”，你“不愉快”，你说的还真酸真甜呀，你说的可真匀和！你充的哪一门子的人灯？你把钱全弄走了，我的陪送（即嫁妆），我娘家的产业，全用到你身上了！你去欧洲留学，花的是谁的钱？你说你说你说！如今，你撂下我们娘儿仨喝西北风你不管，你是灯红酒绿，花天酒地，文明高雅，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我呢，拉扯着孩子，还有寡母寡姐，吃上顿没有下顿，拆东墙补西墙，临做饭了揭不开锅，你知道吗？你想过吗？你有良心吗？你有人味儿吗？你还教训我们要刷两遍牙呢，你还教训我们挺着胸走道呢！告诉你，吃不饱，直不起腰来！自己大把大把地花着钱，可是不许吃不上饭的我们娘儿仨说钱，这是什么道理？
       ……怎么那么恶，那么凶，那么能言善辩啊。真是深仇大恨，恨不得扒了皮吃我的肉啊。每一句话都像刀，十句话就足以杀死一个大活人啊！再加上她的姐姐和母亲呢，一下子三个人冲过来，又敢动口又敢动手呢。尤其是那个静珍，从十九岁守志的周姜氏，我实在是怕她。我相信她是真敢杀人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可开交，令人发疯。最后倪吾诚灵机一动，无师自通地想起了孟官屯——陶村一带男人对付女人的杀手锏来了，他大喝一声：我要脱裤子了！边说边做状。这一招还真灵，三个女人立刻落荒而逃，追也追不回来了。他笑了，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野蛮丑陋的快意哟……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然后是一夜的咒骂，三个人的女声合唱。高高低低，紧紧慢慢，硬是能够骂到天明，自己不睡，也不让孩子睡，更不要说不让倪吾诚睡了。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常常想起家乡女人的骂人的情景。那种骂的亢奋，骂的躁狂，骂的恶毒与骂的淋漓尽致，那种骂人的智慧骂人的激情骂人的专注与骂人的快感，是外国人无法想象的。中国的女人尽管经历了种种不幸、摧残和压抑，居然还能一代一代地活下来，嫁夫生养，传宗接代，也许就是靠这一骂才调节了身心？“咒骂心理学”，这实是一个博士论文的绝妙选题啊。
       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的积淀着几千年的野蛮、残酷、愚蠢和污垢的家……而他，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偏偏充满活力、热爱生活、向往文明、渴望爱情、追求幸福……
       而现在又有了图章的事，一场怎样的风暴在等待着他哟！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玩弄手段，他不是一个狡猾的诡计多端的人。如果他狡猾而且诡计多端，那敢情好了，那他在一切方面都会混得比现在强许多。那天他完全是无意识的，他只不过是无聊中摸索自己的衣袋，他碰到了那颗椭圆象骨名章，他把它拿了出来。他只不过是想玩弄一下那个名章罢了，他把那象骨图章拿了出来，搁置在掌心上，静宜的眼睛立刻燃烧起来了。她低头闷闷不乐坐在那里， 但瞬间就发生了奇迹。他说了什么？他是不是顺水推舟就把图章送了过去并做出了甜蜜的许诺呢？啊，我的上帝，只有上帝能够惩罚我，而他惩罚我已经够多。我的生命，我的一生，我的原来的老家与现在的家便是惩罚的产物，惩罚的体现。我当时是真的想和静宜和解，和周姜氏与姜赵氏和解，与我的国家我的故乡我自己和解啊。不和解又怎么样呢？钱花完了，舞跳完了，咖啡厅和舞场都进不去了。欧洲朋友也到天津去了。他追求了一阵子的密斯刘终于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密斯刘砰地关上了门，他被关在门外了。新的薪水更高的大学教授的职衔并没有弄到手。那位鼓吹抗日、鼓吹共产、鼓吹民族独立与阶级斗争的左翼亲共友人，也离开北京城寻找他的八路军游击队去了。只有他倪吾诚一无所有一无所依一无所往。他只有回家。只有叫孩子把孩子的母亲叫过来表示他的歉意。他相信一切都能够解决。他早就对别人也对自己说过，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又怎么能立即摧毁静宜被他的象骨图章引发出来的巨大的兴奋和欢乐呢？结婚十年了，有几次静宜有过这样的兴奋和欢乐，他要说，有过这样的爱情之火呢？他怎么能忍心、怎么敢立即把这欢乐的火焰扑灭呢？如果说他将错就错地就象骨图章做出了虚假的承诺，那虚假也不是来自他自身，不是来自他的心计，而是来自他也无可奈何的命运啊！
       倪吾诚在大街小胡同里踽踽独行，不知所止，像一个白昼的梦游者。街里胡同里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治安强化、和平反共救国、中日满亲善合作的标语和膏药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加黄条旗（是为汪精卫伪政府“国旗”，黄条上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字样。）他视而不见。李香兰、李丽华、白云的歌曲他听而不闻。卖水萝卜的悠长的吆喝使他茫然。他默默地走过吹吹打打卖茶叶的“铜管乐队”像走过几块石头。公共厕所里贴满专治花柳病的广告，路旁的阴沟散发出浓于厕所的恶臭。这一切他都司空见惯，这一切永远使他觉得陌生。好像这并不是他的生存环境。好像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又走过了几个街口。倪吾诚这才发现自己越走离家越近了，这使他的心猛跳起来。是的，他必须回家，但他实在怕回家。能拖延一下也好。
       他不由得走进了他熟悉的一个浴池。直到相熟的伙计笑着来取挂他脱下的衣服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原来今天清晨已经来这家浴池洗过澡了。昨天晚上他在一个不洁的地方，所以他一早就来洗了澡。我还……要再洗一洗……休息一下。他嗫嗫嚅嚅地向澡堂子的伙计解释。都像您老这样照顾我们，我们敢情发财了，伙计笑呵呵地说。您来壶香片还是龙井？要不要来两串糖葫芦？好啦您哪。
       倪吾诚爱好洗澡几乎可以说是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他直到二十岁或更晚一点以后，直到上了大学、懂了西学、留了欧洲之后，在他接触到一些洋人以后，他才知道中国人是多么地不讲卫生。在乡下，有人一辈子不洗澡。有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有人一个月洗一次澡这就算是卫生自爱的先锋了。更晚一点，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了中国人对于人的身体、人的肉身的无比贬抑的心理重压。所谓肉体凡胎。所谓臭皮囊。所谓一身臭肉。所谓人欲横流的罪恶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征伐。简直想不出有这样的愚蠢来作践自身。而这种作践、这种对人身、对人的肉体的蔑视、敌视、压制和自惭形秽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洗澡的设备和习惯，使身体常常处于一种令自我羞愧的状态。所以他要洗澡。至少一星期他要洗一次澡，也够可怜的了！有条件他一天一次。他要脱个赤条条一丝不挂！他要爱惜自己的可怜的、受尽委屈的却仍然是洋溢着生的渴望的身体。他要一遍又一遍地在热水里泡，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遍打胰子，一遍又一遍地冲，一遍又一遍地搓，一遍又一遍地洗。他总是生怕自己没有洗干净。他希望他获得确证，可以确认自己是清洁无瑕的。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感到自己是和史福岗等一样的人，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感到自己的身体是文明的。一腔崭新的学问见识，一股热烈的追求向往，一肚子的愤懑、不合时宜、不同政见，如今能付诸实施的，唯有此常常洗澡而已。
       虽说是早晨已经洗过一次，这当天的第二次澡倪吾诚仍然洗得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一种肉体的快慰、宽松和自由使他暂时忘记了人生的烦恼。特别是当搓澡的堂倌最后用一个柳条编的斗子从池子里舀出了热水，砰的一下子从他的颈背上浇下来时，热的刺激、和一斗子水的重力刺激，使他全身一抖，更觉得无限的得意。从池子边走出来，熟识的伙计递来了漱口水、手巾把、新换了水的壶茶，他一一享用。又要来了梳子、剪刀。梳理过头发，便进一步修整早晨刚刚剪过的手指甲与脚趾甲。
       倪吾诚与相熟的伙计攀谈。老家哪里的？水田还是旱田？这个事由做了多少年啦？进项怎么样？成家了没有？有信来吧？乡下日子好过吗？自己做饭还是搭伙吃呢？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倪吾诚最外行最不善谈的。但是今天他谈了很多，而且听着伙计的回答显出了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以至伙计认为这位爷今天的精神分外的足。而倪吾诚呢，用这种闲谈岔开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也用这种闲谈表达了他对待下层劳动人的同情与平等精神。早在家乡，他就愿意与佃户仆人亲切交谈。回想他自己，从完成学业到社会上做事以来，没有一个上司对他满意，也没有一个他手下的人对他不满意。甚至在他已经开不出工钱来以后，他用过的人也不愿意走。他倪吾诚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也许是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呢。
       然后是小小的一觉。赤裸裸的他只盖着两条柔软的浴巾。直接接触到哪怕并不清新的空气的皮肤感到润滑的快慰。这似乎满足了他的天真的习性。小憩中他竟然梦到了自己的家乡，梦到了后园子的梨树。他爬树，爬得那么高，却原来他是一个爬树的能手，赛过灵巧的猴子。他看到了场院，麦垛，大牲口，门楼，瓦楞和村口的圈门。那是谁呢？似乎在树端坐着一个人。是树端吗？也许是云端？也许是天上的一个坐席？闭目垂帘，状如观音，好大的个子。娘娘娘！那是亲爱的母亲。娘，你吃梨，我给你够梨去，这是酥梨，掉到地下就摔成稀巴烂。娘说，我不吃。可你为吗不吃呢？这是什么，好疼！我说不让你上树你非上树，你怎么那么不着调（听话之意）。瞧，扎了刺，这是毛毛虫，娘给你吹吹。
       羊蛋，上脚搓，
       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哥，
       说个媳妇乐不乐？
       醒来时他眼角上挂满了泪水。
       第六章
       无论情况怎样，倪藻总是感觉到一种难以表述的美好与温柔。
       早晨醒来睁开眼，他觉得有一点冷。啊嚏，打了一个喷嚏。快穿衣服，别冻着，妈妈边说边递过来了夹袄。夹袄袖子接过一次，仍然嫌短了。秋分都过了，怎么能不冷？妈妈说。那就是说，秋天了。为什么要有秋天呢？树叶都掉在地上。然后就没了。冬天，呜呜地刮着大风。
       为什么会有带来冬天的秋天呢？老是夏天多好。夏天又太热了，刚躺下枕头就湿透了汗水，夏天如果不热有多好。人如果不生病、不发烧、不吵架也不死有多好。刚上学半年他就懂得了死这个字，一想到总有一天妈妈、姨姨、姥姥都要死去，他自己也要死去的时候，他是多么悲伤！他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好孩子。
       他是一个好孩子。老师是这样说的，同学是这样说的。爸爸是这样说的，妈妈是这样说的，姨姨姥姥是这样说的，邻居和客人们也是这样说的。他起床的时候妈妈给他递衣服，一面给他衣服一面口口声声地叫着“好孩子！”一个孩子如果听到全世界都叫你好孩子，他怎么可能不好呢？
       好孩子，吃什么呢？吃什么，有什么可吃的呢？小小的煤球炉已经生起来了，他已经闻到了带着刺鼻的恶臭味的烟。是猫屎味。姥姥说，那个（谁知道是哪个）“死猫”老是在煤堆上拉屎，而且把煤球踩碎蹬碎踢碎了。倪藻喜欢猫，养了几只猫都死了，他相信是因为他们家没有钱买肝给猫吃。他喂窝头，猫不爱吃，猫过来闻一闻，悲惨地叫一声，不吃，走了，愈来愈瘦，瘦成了皮包骨，瘦成了骨架，就死了。他真替这猫伤心。如果我有了钱我一定给猫买肝吃。
       后来妈妈用白面做了稀糊糊——也可以叫做糨子（糊），还给他撒了一撮红糖。姐姐那碗就没有红糖，这是对他的特殊优待。他饿了，饿极了，喝得非常香，喝完了一碗还要喝第二碗，最后连挂在锅边上的“糨子”也用右手的食指抹着蹭着吃了。于是妈妈发现了：倪藻这孩子爱吃糨子。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倪藻本人也知道了，他爱吃糨子。
       只有爸爸不以为然，当他听说倪藻爱吃糨子的时候，他把眉头皱起了一个疙瘩，他说：“瞎说，糨子有什么好吃。”他不能承认倪藻爱吃糨子的事实，更不能承认这种说法。
       爸爸就是那样讨厌，那样傲慢，只相信他自己，专门破坏旁人的兴致和信条。
       他喝完了搁红糖的糨子就和喝完了不搁红糖的糨子的姐姐一起上学去了。
       虽然学校是那样的破烂，但倪藻有生命以来还没有见过更辉煌完整的东西，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好学校，是他所住的胡同里的许多更穷更脏的孩子想上而考不上的一个学校。才二年级，一进学校便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来上学的。他听过不少穷孩子不能读书的故事，他深深地为这些穷孩子而悲伤。于是他觉得自己上学实在是无比的福气。
       上国语课，老师让孩子们用“因为……所以”造句。别的同学都造得非常简单，而且听起来千篇一律。然而他造得很长，表达的意思很多。老师惊喜地说，你简直是做了一篇文。老师示范地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造句，全班都承认他造得好。他知道他身后坐着的一位极其用功的大个子女生会嫉妒得噘起嘴来。那个女生总想赶过他，又几乎从没有一次不正好落在他的后面，这使他有点难过，又有点得意。
       上午还有一节说话课，他在说话课上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姨姨教给他的，是说萤火虫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亲妈死了爸爸娶了后妈，后妈对他很不好。有一天他拿着一毛钱去买醋，把钱丢了，醋也没买回来。后妈逼他去找钱。他找了一夜，掉到山沟里摔死了。于是他变成了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到处找他的一毛钱。
       这个故事可真惨，亲妈和钱，这都是最重要的。讲故事讲得那个嫉妒他的女生都哭了，老师都红了眼圈。他更感到了妈的珍贵。
       然而姨姨也是珍贵的。她是他的家庭教师。是她教给了他讲出那催人泪下的萤火虫的故事。是她还给他讲过孔融让梨，司马光打破水缸，还有一个买栗子的故事。说是一个小孩去买栗子，掌柜的说你抓一把吧，他不抓，最后掌柜的给他抓了一把。后来他妈问他，你怎么不抓呀？小孩回答说，掌柜的手大，我的手小。瞧他有多机灵！这可真是亲切的好故事。如果真能像故事那样多得到几个栗子吃就好了。可又上哪里找这宽厚的掌柜的呢？倪藻和妈妈要过钱去买花生米，钱送出去了，也确实是掌柜的给抓的而不是他倪藻的小手抓的。掌柜的手大又怎么样呢？花生米给得那么少，可以数得出个儿来。他的心都揪到一堆了。他机灵地、逗人怜爱地说，掌柜的您多给点吧，简直像是乞讨。那天真无邪而又可怜无助的声音感动得连自己都要哭了。然而掌柜的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更不要说会多给他一粒花生豆了。
       然而姨姨毕竟给他讲了一个亲切的故事，告诉他聪明永远是有益的。而他就聪明。聪明也还得有人教，那就是姨。他的每一篇作业，都是姨先看过，再拿到学校去的。他的学习成绩怎么能不名列第一呢？
       姥姥，甚至连不认字的姥姥也帮助过他做过作业。那是他第一次做大字作业。姨帮助他置办了砚台、墨、墨盒。有了墨盒，也有了墨。但他不会用毛笔，怎么也抓不住毛笔。偏偏妈和姨不在。他一个红模子还没描出来，已经满手满脸都是墨了。不知怎么的，连舌头都黑了。他急哭了。爱哭的孩子。
       后来是姥姥帮他捏住了笔。姥姥把住他的手，描了第一个红模子。头一画描得还不错，他真佩服姥姥。他真感谢姥姥。但第二画不知笔怎么自己滑了一下，于是出来了一根岔，好像扎了一根刺或者自己长出了一根刺一样。他和姥姥都慌了神，越描越成了个黑疙瘩了。
       姥姥不会写字。姥姥不认得什么字。但是姥姥会背千家诗和唐诗。还有：
       尺素鲛绡劳惠赠，
       为君哪得不伤悲？
       倪藻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是《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赠帕题诗”。前两句是：
       眼空蓄泪泪空垂，
       暗洒闲抛知向谁？
       他早就模模糊糊地把这四句诗背下来了，不知其意，但知其音其调，就像上私塾的孩子背“子曰学而时习之……”姥姥念这几句诗的时候是感情深沉的。
       姨姨会背更多的诗。姨姨还会背新诗，胡适，俞平伯，刘大白，徐志摩……姨给倪萍和倪藻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虽然用的是孟官屯——陶村口音。
       姨特别喜欢孩子，姨精心关注着有关孩子的一切。全家只有姨会说家乡的童谣：
       鼓鼓头子鸡，
       瞎嘎嘎，
       老娘要吃（个）鲜黄瓜。
       鲜黄瓜有毛儿，
       要吃鲜桃儿。
       鲜桃有嘴儿，
       要吃油饼儿。
       油饼喷香，
       要吃面汤。
       面汤稀烂，
       要吃鸡蛋。
       鸡蛋腥气，
       要吃公鸡……
       真是妙不可言。倪藻总觉得全家都是一些温柔的、慈爱的、妙不可言的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从小就生活在绝无争议的无限的温柔和慈爱里。
       而且他知道他是全家的希望。当妈妈哭天抹泪的时候，总有人劝她，可你有这么好的孩子！当姨姨长吁短叹的时候，也有人劝，就指着你的外甥吧……
       然而姐姐对一切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当倪藻说等我长大了我要挣钱养活姥姥、妈妈和姨……的时候，姐姐总是说，上哪儿挣钱去？当倪藻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发明一样东西能让所有的穷人都从里面找到好吃的时候，姐姐说，瞎说，没有的事。当倪藻说咱们家多好呀的时候，姐姐说，听说，爸爸要不要咱们了，爸爸要给咱们娶一个后妈。后妈，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后妈比魔鬼还可怕，倪藻早就知道了。他们班有一个姓孔的同学，他老是那么可怜，手上耳上脚上都长疮，眼睛经常是哭肿了的，作业也完不成……他没有亲妈，有后妈。
       这个秋天的下午，倪藻告诉了姐姐课堂上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今儿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修身”。白老师教的，啊？就是那个个儿特别矮，从来都是板着脸，瞪着眼，胆小的能让她吓哭了的。倪藻继续说，不是最后一节课是修身吗，这课的课文是《中日满亲善合作》。你猜怎么了，白老师刚念这个题目底下就乱成了一团，连平常最老实的学生也闹上了。有的出怪声。有的做鬼脸。有的突然吆喝了一句“臭豆腐——酱豆腐”。有的弄得铅笔盒劈里啪啦乱响。还有的就骂起来了“好孙子啦！”“你孙子！”可真热闹啊，比白塔寺还热闹。我也闹了，我为什么闹，我也不爱上这个课。我们这么闹，白老师管也不管，她站在讲台桌后边，笑嘻嘻地瞅着我们，好像还挺高兴的呢。我们就来劲了。后来就上了椅子。后来就上了桌子。你说有这样上课的吗？可白老师不管，光笑。也不能说不管，同学上桌子厮打起来的时候，她喊了几句“下来下来下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就这样，下课铃响了，她笑嘻嘻地说：“下课！”同学们就“噢”地哄叫一声，都笑了。
       倪藻说得很得意，但姐姐担忧地说，再别说了，别让日本教官知道了。你知道吗？现在是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不管在哪里，要是有人说日本人不好，日本人就会知道，就会把你们抓起来。我觉得白老师现在很危险。姐姐严肃地说。
       姐姐怎么会知道这些，想到这些呢？姐姐常常那么忧郁。为大人的事而忧郁。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当然。姐姐比他大一岁，这就注定了什么事情都比他懂得多，想得也多。夜晚，有时是倪藻已经睡了一觉了，通过小小的后窗会传来胡同里的单调而凄婉的笛声。笛声哆嗦着，像哭，又哭不出来。倪藻知道，这是算命的盲老人，在他的小孙女的牵引之下，吹笛招揽生意。他同情这个盲老人，他便说，咱们也算个命吧。不等妈妈说话，姐姐便说，你知道个什么。那瞎子，说不定是卖大烟、卖白面儿的，假装算命。要不，算命就算命吧，干吗这么夜深人静，大家伙儿都钻了被窝睡下以后，他才出来做事呢？人家睡了以后，还怎么算命呢？其实那笛子是暗号，是告诉买主，他带了什么私货，带了多少，多少钱一两。愿意买的，就会吱扭吱扭打开大门，把瞎子让进去……说得倪藻毛骨悚然。特别是听到瞎子凄婉的笛声以后，再听到深夜显得特别清晰锐利的吱吱的开门声，倪藻吓得后脊背沟里冒凉气。
       还有拍花子的呢，倪萍对弟弟说。大白天，你走到一个小胡同里，僻僻静静，四周没有一个人，这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向你那么一笑——还笑呢。再向你把手轻轻一招，不好！你就只能跟着他走，想不跟着他走也办不到。然后他就把你带走了，你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了。他把你卖到远方做奴隶去了。这还是最幸运的，要不他就把你宰了，用小孩的心、肝或者脑子做药，做好了药，装到小葫芦里。你不信吗？西四北大街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叫六儿的孩子，就是这么着让拍花子的给拍走了。
       有的是老师讲的。有的是姥姥姨姨妈妈讲的。倪萍爱听这些，也记得住这些。她和妈妈姨姨姥姥有自己的女性的语言。然后再由她讲给弟弟。
       倪萍的脸模子显得丰满。其实她一点也不比弟弟胖。她说话的时候有点笑嘻嘻，但两只眼睛不依不饶地盯着别人，过分热情地非让别人信她的话不可。
       姐姐说，咱们要有一个好一点的爸爸多好啊！倪藻翻翻眼，不知道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爸爸是坏还是好，他没有评论。他有爱、有怨、有希望和失望、有疑问，但他并不认为就是爸爸不好。他常常看到胡同里的小孩子和班上的同学的爸爸们。未老先衰的，红烂着一只眼的，打躬作揖的，见人傻笑的，大多是一副倒霉相。有这样的爸爸，又有什么好的呢？有一个坐小汽车的爸爸，是他们班穿戴最崭新的张钟晨的家长。他捐给学校一车煤。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提起他来就像提起神仙。倪藻最敬爱的级任老师（级任老师，犹今之班主任。）每晚给张钟晨补习功课两小时。他们的级任老师多好啊，全市的小学教师来旁听他的课。然而在那堂公开课上，张钟晨念下一段课文、回答出一个问题来了吗？爸爸捐煤也不行。爸爸坐小汽车也不行。级任老师补习也不行。在这堂课上对答如流、使旁听者惊叹，为老师增光，为学校和班级增光的是谁呢？是张钟晨吗？去吧，边儿也沾不上。那是他，全班最小最矮的倪藻啊！
       只有一个同学的爸爸他是有特殊的好感的。那个同学是混血儿，叫朱希礼。小黄毛，小洋毛，小杂种，他一来就受到全班同学的欺侮。然而，倪藻喜欢这个同学。他到朱希礼家去过一次。朱希礼的妈妈是俄国人，爸爸慈祥而且庄严，跟朱希礼的母亲说话的时候是那样亲切和蔼。真叫倪藻羡慕啊！
       姐姐谈到静珍姨姨的时候还说，如果姨父不死，姨姨的生活就会好些。真的吗？倪藻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姨姨。姨姨正在牙疼，一只手捂着腮帮子，流口水。姨姨常常牙疼，有时疼得整夜呻吟，有时半边脸肿老高。但她决不肯进医院。她怕医生尤其怕西医，怕吃药，提到打针就魂飞天外，叫做“晕针”。更不必说拔牙了。听到倪藻的问话，姨姨放声大笑起来。姨姨说，我的傻外甥，那个短命鬼若是不死，我怎么会到北京来，怎么会跟你们家住在一起、怎么会见天守着你做作业呢？
       倪萍后来知道了。她埋怨弟弟不该问姨这样的问题。姐弟二人吵起来了。妈妈说算了算了，问就问吧，她早就不怕问了，她无所谓，她不会伤心也不会掉泪的。
       倪藻的脑子里没有这么多忧郁的东西。上学——优等的成绩，回家——充盈的钟爱，玩——这就是童年。
       于是，在不可摧毁的童年的快乐里，在秋分以后这一个明朗的日子，在下课以后，在明媚的秋天的太阳的照耀之下，倪藻在自己的家门口和住家近的几个男孩子一起玩“逮人”。为了确定先由谁来“逮”，手心手背，单奔儿倒霉，他们叽叽喳喳叫着出手。追、跑、笑、胜利、失败、闪开、得救、遇险、“被捕”……都玩得很高兴。笑声和喊声响彻了整个胡同。
       倪藻，劲不大，跑得也不快，但他反应快，躲闪灵活。有几次快要抓住他了，他一扭身，一低头，从对方腋下钻过去了。不过就这样他也被人“粘年糕”了两次（即被逮人的人手触着，算输了），两次时间都不长，他又抓住了别人，做了替身。
       正在他玩得痛快淋漓之时，他听到了母亲的招呼。母亲把他叫到门口，俯下身来，对着他的耳朵说：“你就在这儿玩，先不进来。你留着点神，你看着点两头，往远处看。要是你爸爸来了，你别理他，赶紧回家告诉我。”母亲的嘴里的热气喷到了他的耳朵上，这增加了秘密和严重的气氛。
       倪藻怔了一下神。又要出什么事呢？反正不是好事。一只孤零零的乌鸦，正在头上飞。
       倪藻回到正在玩逮人游戏的集团里，却失去了方才的机敏与灵活。他立即被人不费吹灰之力地逮着了。他费了半天劲逮不着一个人。儿童游戏的有机整体马上受到了损害。笑声停了，速度也放慢下来，大家不满地看着倪藻。
       “不跟倪藻玩了，他不好好玩！”“不好好玩”，这是孩子对孩子的相当严重的指控。
       “那我也不玩了。”一个跟倪藻有点搞“小宗派”的孩子说。
       “我该上街打醋去了。”
       “不玩啦不玩啦不玩啦……”一个活跃亲密的集体迅速土崩瓦解，还没来得及让大家反应过来。
       剩下倪藻茫然地站在门口。姐姐呢？姐姐不在家。他听见一声声脚步从远而近，从近而远，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到这一端。他看到的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不是爸爸。但脚步都是那样沉重、拖沓、疲惫，就像他们都已经走了几天几夜。一个卖冰糖葫芦的中年人嘻嘻笑着向他走来，他该不是拍花子的吧？如果真是拍花子的，他又到哪里躲去呢？不是一瞬间便可以给你竖起三面高墙吗？
       果然，在夕阳开始变得柔和起来，门楼和槐树的影子变得大起来以后，他看到了已经三天没有回家的父亲的高大的身影。他想跑，两腿却像受了魔法，怎么也抬不起来。
       第七章
       图章事件给姜静宜的打击是致命的。如果说过去的争吵——不论外表上激烈到多么可怕的程度——还带有恨铁不成钢、争取倪吾诚回心转意、战胜倪吾诚的心猿意马、来他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渺茫的期待的性质，那么图章事件之后，便是绝望，便是愤怒，便是咬牙的痛恨，切齿的报复心。
       十几年了，谁想到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回首往事，一团漆黑，一切由人摆布，就像自己不是个人一样。上着中学，说是要嫁人。那相亲的一瞥有多么慌乱，多么甜蜜，又多么羞愧！那高大的身影一下子就征服了她，她费了老大的劲才把一个糊涂的穿着竹布褂、黑裙子的女学生的不正经的心，邪恶有罪见不得人的心压下去。那颗心受到男人的吸引了，那个男人将要是自己的丈夫，将要主宰自己的一生。可怕、神秘、无可奈何、一团漆黑。
       然而如果嫁了人，我一定是一个好妻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怕嫁块木头，也要守着这块木头过一辈子。丈夫，这就是天，这就是命。王宝钏在寒窑里等待丈夫的归来等待了十八年，这一点我也做得到，我也可以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等到长得和我一般大。还可以等更长一些。如果丈夫死了呢？那就一辈子不再嫁人，眼睛眨也不眨。姐姐不已经这样做了吗？看我们老姜家，祖上不是达官贵人，却也代代读书识礼，我们的门风就是这样，我们的家风就是这样，我们的乡风就是这样！
       而且我简朴，虽然依稀听见爹和娘说给我五十亩地作陪送……我怕的，怕的只是出嫁以后在婆家受气罢了。除了这一条，我姜静宜出嫁时对未来的信心十足。
       轰轰烈烈，吹吹打打地嫁给了倪家。由于倪吾诚的坚持，结婚的时候静宜身上没有披红挂绿，头上没有插首饰插花，手腕上也没有金银玉石的镯子。她穿的仍然是竹布褂和黑裙子，一身学生服。她对穿这种素色衣服结婚觉得遗憾和压抑。但为了倪吾诚，她愿意委屈自己。
       结了婚不久就退了学，这是理所当然，静宜甚至觉得这是自己的福气。哪有有夫之妇还挤在女生宿舍之理？再说，已经念了几年书，能写信、算账、读小说了，早就够用了。三角、几何云云，压根儿也就学不进去，婚后退学，解除了她的这方面的负担。不好吗？
       然而婆婆不好伺候。高高大大，腰板挺直，静宜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垂着病态的青黄色的眼皮，不苟言笑，使静宜觉得永远是那么陌生。哪像在娘家那么活泼和随便呢？酸溜溜的，说话不要那么大声，这是婆婆对静宜的第一个训诫。奇怪呀，说话不是为了给人听到吗？声音大了别人才听得清楚嘛。走道的时候脚步要轻一点，训诫又来了。难道在自己家里也要像小偷一样地踮起脚来走路吗？你们这是什么规矩呢？哦，怎么吃饭的时候筷子、调羹、碗碟碰得那么响？老太太又垂下眼睑发话了。
       这位老太太的姿势、语言和拿捏得匀匀称称的做派叫静宜气得发昏。哪儿来的臭架子？明明家道已经没落、已经朝不保夕，却还自以为是皇宫里的老太后呢！倪家原来是这样的人。而他们姜家靠的是本事。静宜的父亲是中医，医术精良，赚了钱，从原来的小康变成了家乡的首富。静宜的母亲赵氏来头则比倪家还要大。只是因为她没有弟兄，父母没有儿子，家业的发展才受到了挫折。否则，姜家比倪家阔多了。姜家哪有这么多臭毛病？
       她心里这样想，但当面一声不敢吭，只能忍气吞声。只能谨言慎行，从早到晚约束着自己，真是受气的小媳妇呀！
       婚后倪吾诚照样在县城上学，有时回来歇几天，几天和静宜一同住，几天被母亲叫去，伺候母亲一起度夜。这是乡间的规矩，静宜没的可说，但想起来总觉得令人发指。静宜见到吾诚，脸红红的，一句囫囵话说不出。同床共枕，说点家长里短，吾诚根本不予置理。而吾诚说的话，静宜费了老大力气也听不懂，哪儿来的那么多书上的新名词呢？还有英文呢，静宜听到吾诚的英文就发慌，就觉得气短心跳，头晕胃痉挛。我嫁的是个什么人呢，他怎么和常人不一样？打老早静宜心中便出现了这疑团。
       然后是婆母的去世，阿弥陀佛！倪吾诚坚决不要产业，而要去欧洲留学。他们低价折卖了房地产，钱不够，又加上静宜娘家的资助。倪吾诚出洋了，静宜回娘家住去了。
       静宜回娘家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于是静宜和寡母寡姐一起，经历了一番保家卫产的疾风暴雨。先是父亲的一个族侄，名叫姜元寿的，拿着静宜父亲生前的亲笔信件，前来争家产的继承权。原来静宜父亲生前，确有过将姜元寿过继为子的打算，此事也做了些酝酿。但新寡归来的静珍马上看到了此事蕴含着的危险，极力反对。她通过自己的至亲好友和心腹用人，很快搜集到了姜元寿吸毒嫖妓、聚赌滋事的材料，再动员起母亲，向已患慢性病的父亲进攻。父亲只好罢了过继一子的打算。此时姜元寿带着狐朋狗友找上门来，形势对这三个女人十分险恶，已经有一些亲戚族人仆役向姜元寿表示靠拢效忠了。这时候显示了静珍周姜氏的女强人气度。她是带着一把菜刀出家门迎战姜元寿的，一见姜元寿就把菜刀放到大门前的石狮子上，说是你要进门先用这把菜刀把我砍了！反正我是无家无业，无夫无子，你要砍了我，就算成全了我，让死鬼周家早一点给我立贞节牌坊。元寿大哥，我算谢谢你了，来生结草衔环，我报你的大恩大德！可你若是不砍，你这个胆敢欺侮我们寡母寡女的狼心狗肺的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你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面对面吓退了姜元寿以后是经官过堂。在周姜氏策划下，由老太太（其实当时不过四十多岁）姜赵氏向法院控告姜元寿讹诈威胁、图谋霸占。过堂期间姜赵氏换上一身又一身值钱的衣裳，戴上首饰耳环，威风凛凛，仪态堂堂，首先从气度上就把姜元寿压了下去。相形之下，姜元寿獐头鼠目，驴耳猴腮，猥琐低贱，一看就是市井泼皮无赖。公堂上，周姜氏身着素服，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姜元寿的过去与现在，用心与手段，严重性与危险性。义正词严，字字如铅弹，有血有泪。人们感到，姜元寿争产的事事关重大，如果姜元寿得手，就会是家破人亡，社会瓦解，山河变色，人头落地，实在非同小可。不用说，母女三人大胜，法院正式判决，姜元寿不但不是此家继承人，不是儿子，而且同意姜赵氏老太太的要求，与姜元寿脱离一切亲戚关系。
       紧接着又是与邻居争房基事件。家里要在门口盖一间小门房，邻居却说侵犯了他们的一线地。双方争吵起来，邻居一个泼皮躺到姜家挖开的地基沟内，工匠师傅无法施工下去。又是静珍一马当先，拿起铁锹铲起一铲沙石就往那位耍赖的邻居身上扔，高呼砸死他我偿命……静珍又胜了。
       战斗中三位女性同仇敌忾，结为一体。静珍能拼善战，视死如归。姜赵氏信心百倍，稳如泰山。静宜目瞪口呆，对姐姐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甚至与母亲说，姐夫的早死实是姜家的大幸。如若姐夫健在，静珍再生上一男两女，真正成了周家的人，她们可怎么应付得了这种艰苦征战的局面呢？
       而静珍在这些“战斗”中，发挥了潜能，发泄了恶气，排遣了丈夫的早死带来的欲绝的哀伤。她完全能够守志活下去了。
       几个回合过去，三位女性的江山坐定。动摇的亲友仆役佃户，连忙再次归顺效忠，对老太太、大姐、二姐比原来还要拥戴几分。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静宜长出一口气，再不在倪家受“老乞婆”的气了。她把她受的气全与妈妈姐姐说了，说完，娘儿仨同仇敌忾地骂了一气，并为静宜的婆母、倪吾诚的母亲起了一个“老乞婆”的代号以示轻蔑。就这样，静宜告别了自己的童稚时期，她感觉这才刚刚上了人生的启蒙课。
       旅欧两年，倪吾诚回来了，却不肯回家乡。大概是出洋镀金的增值效果吧，倪吾诚一到北平便同时被三个大学争聘，并获得了讲师学衔。民国二十二年初，他回乡镇把静宜接到了北平。度过了一段差强人意、不受干扰的日子。在倪吾诚和姜静宜的共同生活史中，这段日子就够得上说是空前绝后的美好的了。
       倪吾诚竭力把静宜带到城市知识界——而且是留过洋、镀过金的摩登知识界的生活中去。他带着静宜去听蔡元培、胡适之、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讲演。他带着静宜出席有教授名流外国人参加的宴会。他带着静宜逛北海，划小船，吃饭馆，看电影。一方面是久别两年之后，一方面是静宜初到大城市，一个新的世界在她眼前打开，而她童心未泯，兴奋喜悦异常，最后一方面是倪吾诚少年得志，意气与月薪同步风发。天时地利人和，八字走对了这么一会会儿。
       不久，世界又显出了它那阴差阳错、矛盾重重的缺陷本色。城市生活的新鲜，不过是一时而已。在城市知识界的生活中，静宜只觉得失魂落魄，无处安生。听学者名流的讲演，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再加上南方口音和文词，还不如听和尚念经顺耳。来京一个月，静宜就怀上了孕，一有反应她就吓得要死，越吓反应就越强烈。怀孕三个月后，大的反应没有了，只是困得要命。有一次丈夫请一位名人吃饭，吃酒说话，洋文洋词，又无人理她，她竟在饭桌上冲了一下盹，头一低，几乎撞到菜盘子，嘴角上流出了口水。本来她就不爱在外边吃饭，一听一个菜的价钱够她吃一个月的，她的心都疼得哆嗦。她在饭桌上的失态引起了窃笑，回家后一顿好吵。无知愚昧麻木白痴，倪吾诚说的每一句话都缺八辈的德。横行霸道拍马溜须装洋蒜放狗屁，这就是静宜的回敬。两年来与母、姐共同战斗，现在的静宜已不是以前的静宜了。
       这年年底，生下了倪萍。倪吾诚请医生请护士新法科学接生，忙活了一阵，对孩子还真疼，对静宜却忽冷忽热，忽然殷勤照顾，忽然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好像姜静宜并不存在。一天倪吾诚情绪很好，又逗孩子又讲杜威和实验主义，他说他一生尊敬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他母亲——“老乞婆”？静宜心里想。现在，他还要加一句话，他还爱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小女儿。
       我呢？我是你什么人？静宜问。真是石破天惊，风云色变。静宜结婚四年，头一次为自己争地位了。倪吾诚又惊又喜又愧，慷慨激昂，痛切陈词。他说他需要爱情，需要过文明的幸福的现代生活。他说中国已经落后了二百年，他们的过去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婚姻都是非人性的、野蛮的、愚蠢的，甚至是龌龊的。倪吾诚常常使用陶官屯——孟村一带从来无人使用过的“龌龊”一词，使姜静宜十分反感。你才龌龊呢！她插话说。但倪吾诚正在激动中，根本没听见这话或是听见了也没听懂。他继续说，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样生活下去不如变猪变狗变一条虫。他一边说一边在室内踱来踱去，挥动手势，拿腔作调，好像演戏或者布道。倪吾诚说，她为他生了孩子，他永远感谢她。他相信他们的下一代将会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因为他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者。至于他和她，我的妻子，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爱情也没有任何的文明。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全都过去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我们才二十几岁，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步走。我是一个去过欧洲的人，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没有几年就会当教授，当校长。我在欧洲学会了游泳跳舞骑马喝咖啡。我所爱的我所希望爱的我所幻想我所做梦的是现代女性。而你差得太远。但是没关系，我亲爱的萍儿的母亲，事在人为，命运由自己决定，西谚说：天助自助者。又说，生活就是钢琴，你怎么弹，就奏出怎样的调子。虽然你不完全是天足，连这我也能容忍。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决不伤害任何人，何况是我的亲爱的孩子的母亲。长这么大了我没宰过一只鸡，连踩死一个蚂蚁我都要为它脱帽，因为蚂蚁并没有妨碍过我。最要紧的是你要学习。你当不了讲师不要紧，至少要会说密斯和密斯脱。你一定要挺着胸走路，女人只有挺着胸才好看。女人而不挺胸不如死了好。羞羞答答，半推半就，这就是虚伪，这就是蒙昧状态，这就是自甘落后、不求进取。中国如此落后衰弱，和国民不肯挺胸绝对有关。见到生人要礼貌，要微微一笑，把头轻轻一点，就像我这样一点。要跳舞喝咖啡吃冰激凌。首先要喝牛奶。月子里我给你订了牛奶你不喝，说腥气，说上火，说喝了打饱食嗝。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
       你这是扯的哪一家的邪哟！着三不着两，信口开河，就像说梦话。你怎么不醒醒，睁睁眼睛？我是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进了你们家的。我们就应该相敬如宾，白头到老！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该有多少恩呢？如今又有了孩子，照你的话说，是第二代。你却说什么做梦也要个现代女性。呸！你勾画的那个影，只有去窑子里找去！我是正经人家、知书知礼的人家的闺女！我怎么能做那种卖弄风情的狐狸精？你也太狂了，太云山雾沼了，你总该睁开眼睛四下里瞭一瞭。人家都野蛮，人家都龌龊，人家都白痴。连我们的爹妈祖宗全都白痴，就你一个人文明！就你一个人文明！我看就你一个人做梦！张口欧洲，闭口外国，少放你的洋屁！密斯密斯脱我早就会说，我还会说古德拜、三块油喂你妈吃，我就是不说！我是中国人，又不到他英国去，说他那英文做什么？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去欧洲去了两年，不过才两年而已，这不是回来了吗？哪至于忘了自家姓甚名谁，忘了祖宗牌位供在哪里？姓倪的我告诉你，我听出你话里的话来了，你没安好心，你少发坏！你是我夫我是你妻，这孩子是你亲骨肉，你愿意也是这样，你不愿意也是这样。你没有一点爱情了。没有一点爱情孩子哪里来的？你想想你去欧洲留学用了谁的钱？你刚才的一番话简直像禽兽！
       静宜越说越气。结果——还能够有什么结果呢？
       这样的争论一直贯穿静宜与倪吾诚的全部生活，贯穿每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每一个黑夜和白天。尽管此后他们的生活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发生了许多分分合合、起起落落。其中包括倪吾诚事业、社会和收入上的受挫，卢沟桥事变与北平沦陷、更名北京，第二个孩子倪藻的出世，静宜不辞而别一手将着一个孩子回家乡，三个女性一同杀回北京，倪吾诚的家庭生活矛盾更加复杂化和紧张化……不管有多少变化，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在一起，甚至哪怕是整整一年她和倪吾诚谁也不见谁，甚至哪怕是在睡下之后的梦里，这样的争论，使姜静宜无法理解而又气得发疯的争论，从来不能停止。有时候姜静宜睡得很好，一觉到天明，孩子没有闹，她一夜中间没有醒过。但她醒来时仍然累得喘不过气，她觉得她是哭着喊着闹着发着抖跳着脚与倪吾诚争论——争吵——相骂了一夜才醒过来的。
       这是缺了几辈的德，这是什么样的罪孽，这是寻了一个吗行子哟！她知道的、她听说过的、她见过的好男人多得很，坏男人也多得很。但没有一个和倪吾诚相近，没有一个像倪吾诚这样难于理解。
       不断地有朋友，有同事来找倪吾诚，商量一点弄钱的法子。有一笔款子可以用个什么正经八百的名义领下来，用出去，每个人可以落不小的实惠。有个什么东西可以转转手，倪吾诚只要点一下头就行，点一下头就有他的大洋二百块。连静宜听了也跃跃欲试，要是静宜，这样的钱早弄到手上千块了。可是倪吾诚连听都不听，他与来客讲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讲罗素的瞎猫。讲休谟。讲柏格森。直讲得人家退避三舍。
       他是迂腐吗？他是清高吗？他是不义之财，一文莫取吗？他却花天酒地，爱好享受。自己的一次茶围，可以够他们娘儿几个吃一个月！他还跟别人借钱呢！还到处赊欠呢！甚至于还需要茹苦含辛、节衣缩食地拉扯着两个孩子的静宜为他还账呢！
       花天酒地就花天酒地吧，就当孩子没有爸爸好了，就当我也是守寡好了，现在的滋味还不如守寡。但他又那样地恋着孩子，恋着家。他甚至于不止一次向静宜说过一些抱歉和忏悔的话。这样的话说多了也就不值钱。然而他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连静宜也不能不感动。他给孩子洗澡。他给孩子剪手指甲脚趾甲。他剪指甲比静宜还耐心细心，静宜给婴儿的倪藻剪指甲的时候剪破过倪藻的娇嫩的手指，流出了一丝丝血。静宜是多么着急又多么后悔呀。而吾诚剪指甲从来没出过事故。他给孩子喂洋营养品。有好吃的他常常先让孩子吃，自己在一边看着。他对静宜说，老母鸡都是这样的。老母鸡带着一群雏鸡来到了田野上，老母鸡发现了一条虫，但是它不吃，它咕咕地叫来了小鸡，把虫给小鸡吃了，它感到最大的满足。
       静宜听年长的女人们说过，男人有外遇并不稀奇。除非是穷得丁当响的光棍，一个中上社会地位的男人，娶个小老婆也是常事。叫做一妻一妾，齐人之美。主要看他疼不疼孩子。疼孩子就是好人，善人，正经人。疼孩子就恋家，恋家就顾家，顾家就是好人。这个逻辑颠扑不破，无可怀疑。疼孩子的男人就是一时有了外遇，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回心转意，老老实实地与你过一辈子。
       然而倪吾诚不能与你老老实实地过一辈子。不老不实地也不会和你过一辈子。过一个月、一个星期都难。他像个猴子，像孙悟空，一天七十二变。你看他回家好好的，对孩子疼疼的，什么都答应得顺顺的。一出家门可能就多少天不回来，大人死活，孩子死活，他问也不问。有多少次静宜气极了，曾经想过把这两个孩子弄死啊！让倪吾诚回来看看吧，两个孩子都死了！这样一定能够打击他。
       只这样一想静宜就哭得几乎昏倒过去。对于她，这两个孩子不是比对于倪吾诚还重要得没法比吗？这两个孩子是倪吾诚的生活不能缺少的一个部分。是的，她也承认。然而，这两个孩子便是她姜静宜生活的全部。是她过去一切苦处的代价，是她今天活着辛苦着挣扎着的唯一的推动力，也是她明天的全部希望。
       正因为姜静宜从来没有真正认为倪吾诚是一个坏人，所以不论她与他吵得多么凶，打得多么狠，双方曾经怎样地咬牙切齿，恨不得与对方同归于尽，实际上她并没有泯灭过对倪吾诚的希望。也许，这就是爱情？可怜的姜静宜啊，除了这样的“爱情”，你又到哪里去寻找、去体味、去知晓别样的爱情呢？
       然而图章事件使她目瞪口呆。她知道倪吾诚没有正形，不着调，说话办事动不动就走板，不负责任，大话连篇，不着边际，东一钅郎头西一棒槌，既是装疯卖傻也是真疯真傻。她知道倪吾诚目空一切，目中无人，把她姜静宜视如蝼蚁，视如光会咕容（蠕动）的无感觉无感情无思想的蚯蚓。她知道他不顾家，对她毫无情义，但是他摆脱不了这个家，也得不到另外的一个家。他要是只求随便搞几个女人，也许他早就可以飘飘然优哉游哉了。缺德的是他还要什么真正的爱情！这样他就只能是自找罪受、自找苦吃、永世没有顺心的时辰！完全是受了邪祟洋祟，却不想想自己：要钱没钱，要势没势，要在社会上混的本事和生活的本事没本事，连掉了的扣子都不会钉。那你真有学问也好，又是一肚子说有有点说没全没的学问。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四不像。想起这些，姜静宜固然也愤怒，也伤心，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倪吾诚会用那么卑劣的手段处心积虑地赚她，算计她，耍弄她，欺骗他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只剩下了愤怒，只剩下了报复的欲望，我就是要你这个倪吾诚栽在我手里，我就是要你这个去过欧洲的“外国六儿”（此词出处不详）栽在我这个半大脚手里。天塌下来地接着，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我姐姐那么苦，那么孤单，她照样天不怕地不怕地活着。每天下午还有二两酒就五香花生豆呢！没有你狼心狗肺的倪吾诚，我一个人不也把两个孩子——好孩子拉扯起来了吗！
       于是她立即按照与母亲、姐姐商定的方针，开始了对倪吾诚的“败祸”。她原来就认识几个倪吾诚的同事和朋友，她搜寻了倪吾诚的全部用品，又找出了几张名片，她也还有自己的乡亲，这些都是她败祸倪吾诚的对象。她换了小褂和衬裙，穿起唯一的一件七成新的旗袍，戴上假金丝平光眼镜，换上一双小号坤鞋并在鞋顶部塞上一大团棉花，带着完成一件庄严使命的兴奋和复仇的急迫，开始了她的逐一访问。看来愤怒是能够帮助人发挥潜能和创造奇迹的。她闯入那么多身份、年龄、地位、教养都不同的人物的公事房与家宅寓所，叙述自己的冤屈，控诉倪吾诚的荒唐卑劣，请求同情，请求仲裁，请求一切与倪吾诚有银钱往来的人士，今后再不要借与赠与倪吾诚一文钱，如有需要偿还、发放、馈赠给倪吾诚什么钱的，请交给我。她谈得合情合理，被逼无奈，令人同情，令人慨叹。她的态度温柔大方，谈吐文雅，进退合度。当然，她用一些文词的时候有用词不当之处。她恭维那位督办家庭幸福，她本来要说您真幸运，却说成您真侥幸。后来自己也觉察出词没用对。她控诉倪吾诚的时候有些话也太夸张，说什么他这个爸爸没给孩子花过一文钱，听着不甚可信。她当初也没想说得这么过分，但愈说愈气便控制不住了。但整个说来她不但合乎礼仪而且神采奕奕，双目有神，连眼球也变得乌黑、灵活、富有光泽。她看得出她拜访的对象大多对她印象良好，他们脸上已经显出了这样的表情：有这样好的太太还胡闹，太不应该了！
       这也是命，也是倪家无德，老乞婆无德，倪吾诚缺德。姜静宜自知自己虽然说不上有多大学问多深教养，但她不乏机敏和活力，甚至也不是不知道交际和礼节。但那只是在和不相干的人交往之中。在生人面前，她努力奋斗，努力给人家以聪明、大方、讲礼讲理、文明可亲的印象。但是她不能容忍倪吾诚的一厢情愿的揉捏。倪吾诚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教导她、管理她。他不配把自己的意志加于她身，令她按吾诚的意愿重生再造。她一看到倪吾诚那副视人如草芥的目光，那个狂妄地噘起来的下唇和下巴，那一双皱起来的眉头，还有那一副腔调，她就怒火中烧。在她的身上，立刻就是粗野代替了未尝不能的温柔，仇恨代替了未尝没有的情意，麻木代替了素日不乏的灵活，疙里疙瘩代替了心清气爽的流畅。一见倪吾诚，连眼神都变得呆滞如死鱼。古语说得好，女为悦己者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女就一定要为蔑己者而毁容，女为冷淡自己者而丑。既然我得不到你的悦，容也是白容，干脆我损（读ｓｈúｎ）着你，堵着你，恶心你，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故意的。她也曾经希望自己在吾诚面前聪明些、文明些、温柔些、可爱些。然而一切都适得其反。所以说是命。
       第八章
       败祸了整整两天，两个晚上倪吾诚都没有回家。静宜把倪吾诚住的正房的两扇门关起，用一条锁链锁了个严实。再不让倪吾诚进家门，她下决心对自己说。
       两天的败祸再加一条严实的锁链，姜静宜的内心似乎变得平静了一些。第三天早晨起得很早，起来就去生煤球炉子。接连两天都是娘和姐姐做家务，今天她该多做一些了。
       她生火老舍不得搁劈柴。
       凡是顺利生着的火她都心疼劈柴放多了。再少放一根或者两根绝对没有问题。她心疼得要命。下次生火一定少放劈柴。却生不着，费了时间又费了劈柴。如何在“生着”与“不浪费”之间找到一个最合适的量呢？
       今天便又是这样。生而不着。用手扇。拿来扇子扇。用嘴吹。从火炉的腹部的肚脐眼（捅进通条擞灰用的）里临时加插进一根劈柴，都没有管用。带着猫屎味的黄烟熏红了眼睛。她流泪了。
       有家有业娶妻生子的倪吾诚，硬是没生过一次火，不知煤球炉为何物。老天有眼，这样的人怎么不饿死？
       于是，把已经烧红了一点点的烫得要死的几粒煤球掏出来，再把纸与劈柴的残骸清理一下。再生一次，重新放柴与纸。
       然后生着了，天已大亮。给孩子打糨子，给倪藻那碗糨子里放红糖。然后看着姐弟二人上学。多好的两个孩子。现在用不着接送他们上学了。直到小学二年级，倪藻下学的时候她都去接。去早了，就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操场，眼看着教室，她似乎听到了集体朗读课文当中的倪藻的声音。
       孩子走了，姐姐梳妆完了，然后与母亲一起进行三个人的例行磋商。那小子又没回来。甭理他，今天一定会回来的。回来也不让他进屋。回来以后啐他，当面啐他……
       更重要的问题，晌午吃什么呢？玉米面还有一口，白面还有二斤来的，舍不得吃。绿豆还有一把。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了。
       姜家的钱收不上来。三个女人一道进京前卖了一批房子、地，怕物价涨，买了些金银首饰放在家里，这几年坐吃山空所剩有限了。剩下的地产委托给最忠厚的庄户头张知恩和李连甲。每年入冬他们进京来给主母报账，带点冬菜、杂豆、腐乳、粉肠子，也交一点钱，可以说是象征性的了。闹日本又闹八路，乡里生活不得安宁，收不上租来。
       现在，距离得到那象征性的钱，也还有个把月。倪吾诚又不给。怎么办呢？
       卖打鼓的。把那双鞋卖了，我早就说那双鞋穿不着，不如卖了。干脆把那个夏布褂子也卖了算了。唉呀，真是瞎说瞎闹，秋分都过了，天一天比一天凉，谁还穿夏布，我看把咱娘那个用不着的皮袄卖了算了。
       两个女儿又算计娘的貉皮皮袄。娘不乐意了。虽然姜赵氏老太太随着家道的衰微已无当年大战姜元寿时的威风，但她仍然不能容忍女儿的无礼。卖皮袄的事只能由娘自己说，岂有由小辈嘴里吐出之理？不孝。
       姜赵氏绷起了面孔。静宜自知失言，赶紧往回找补。便说倪藻这孩子如何懂事，倪藻夜儿个还说将来挣了钱给姥姥花，给姨花。果然老太太的面孔稍微活泛了一点。刚刚洗掉了大白脸的黄脸的静珍也凄然一笑。
       老太太叹了口气，有这个心就行呀。老太太又补充了一句牢骚，眼珠子都指望不上，还指望什么眼眶子！
       静宜与静珍面面相觑。眼珠子是说她们俩吗？娘不满意她们俩吗？静珍可是为了家两肋插刀，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就是说静宜？静宜不是一切都听她们俩的吗？
       我是说的那个死小子。老太太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她也不愿意影响三个人的团结，便解释了一句。
       静宜便释然。她提出个建议，以后既不要提名道姓，也不必再说是死小子。就叫“老孙”。因为他七十二变，安生不下来，像孙猴子。这个建议受到一致赞成。以后议论有关倪吾诚的事，就说“老孙”如何如何，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多好！
       静宜笑了，一起骂起“老孙”来，她感到了一点轻松。
       然而午饭吃什么呢？钱呢？
       有人拉门铃。谁呀？门是虚掩着的。
       开门，请问贵姓，您找谁？来人白白净净，穿着讲究，绸子裤褂，眼睛秀美，说话清晰而又柔和。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有名的昆曲小生，他的照片静宜在《实报》上看到过的。
       请进。糟糕：正房门是锁着的。进西房去拿钥匙。姐姐问，哪儿来的客（读ｑｉě）？没顾上回答。
       对不住。开门。请坐。说是要给客人沏茶去，静宜拿起了吾诚的一位日本朋友送的东洋漆木茶盒。一副就要把茶盒打开的样子。但是她知道，茶盒里早就没有茶叶了。她与客人商议，我给你沏茶去吧？
       客人说，我是来送票的。后天晚上公演《游园惊梦》，请倪先生和倪太太赏光。上次在一次应酬上，我见到了倪先生，倪先生说，他一定要看鄙人演的戏，见笑了。我答应了给先生亲自送票来。说着拿出了票，是红票——坐包厢的。
       静宜不知如何是好。昆曲？她知道这里没有什么人喜欢昆曲。说倪吾诚喜欢昆曲，更是无稽之谈。这票多少钱一张呢？她眉头一皱，说了一句，我们生活很困难。
       客人告辞，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
       客人走了以后静宜与母亲、姐姐热烈地讨论开了。怎么办？怎么让进来一个戏子？什么人家才和戏子交往？戏子里哪有正经人？卖艺也卖色，卖色必卖身。不但坤角如此，男角也是一样。男角怎么卖身？真是傻话，怎么什么都不懂得？昆曲有什么看头，瘟头瘟脑，像是喘不过气儿来，哪如（读ｙù）咱们家乡的梆子？哪如小香水和金刚钻？一张红票得要你十块大洋！天下哪有戏子白给票、送票上门的好事？倪——坏——老孙（一笑）办事就是这么荒唐可笑，想起来一出（戏）就是一出。妹子，你怎么说的？
       于是静宜一遍又一遍地叙述她接待客人的经过。在整个谈话气氛的影响下，她不由得添油加醋强调了自己态度如何严肃，如何已经把话撂给昆曲小生了。她们家没钱，老孙说话不算话，留下这张红票也是白留。
       哪那么多废话？再来客人，只一句话，老孙不在家。说完这句话就关上门，完了。
       这才又转入正题，午饭吃什么？老孙回来怎么办？
       接待昆曲戏子受到了启发，把那个东洋茶盒当出去。不值钱？怎么也够几斤大饼。静珍说，这事由她去办。老孙回来，也是由静珍陪着去质问，非闹他个水落石出不可。
       照此办理了。静珍拿着东洋美术茶盒出去，拿着二斤杂面，一两烧酒，一包花生豆回来了。
       静宜嘟嘟囔囔。平常喝酒可以，今天连饭都吃不上了，怎么还灌黄汤子？
       静珍立刻拉下了脸。我可以不吃饭。这杂面条我一根儿也不吃。酒不能不喝。我要喝酒。实话说吧，妹子，别说你管不了我喝酒，娘也管不了。就算爹从土里走出来不让我喝酒，我也不听他的。刀架在脖子上，可以。酒，还得喝。你不是说没有饭吃吗？妹子，实话说吧，没有饭吃我也得喝这一两臭酒。
       哟，不就是随口说一句嘛，怎么说话像吃了枪药，准是头天黑下没做好梦。
       哼哼，静珍冷笑起来，面目无比狰狞。不瞒你说，妹子，枪药我吃过，小刀子我也能咽下去。好梦孬梦咱们该做哪一个就做哪一个。剪断截说吧，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你也太无情无义了。我上哪里做好梦去？我要有妹子的八字妹子的运妹子的福星高照，我也不喝酒！
       扯那些个干什么？我是为你好！
       少管我！少为我好！甭管他亲的疏的湿的干的……说为我好的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怎么一句话也不让说了？怎么说上一句话就像土匪？
       土匪？你算说对了。土匪算什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姐姐要是眨一眨眼，姐姐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别打了，别打了，亲手足，亲骨肉，你们要再打，我这个老绝户头更没有活头了……老娘无奈，出来劝解，伤感地落下了泪。姐妹二人也受到这伤感情绪的感染，红了眼圈。
       中午，五口三代正踢里秃噜吃着热汤杂面，院门一推，进来一位中年妇人。格格格一阵笑声，随着妇人一同进入院内。妇人脑后盘着一个小纂，手里托着一大碗饺子，还在院子里就满脸堆笑地吆喝起来：
       “我说婶子！我说大妹子二妹子！你们尝尝我做的茴香饺子好不好！过去都是立夏前后吃茴香，这回倒好，秋分以后也吃上茴香了。韭菜黄瓜两头鲜呀。茴香不也一样吗？也是刚下来的时候鲜，快断的时候鲜呀！我心里说，快给婶子她们端过去！又是老街坊，又是新街坊。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又说是，亲不亲，家乡的人哩！”她声音洪亮憨厚，边说边笑，是比姜赵氏一家更浓烈也更地道的乡音。
       她是她们的乡亲，在乡下，住在一个村。近来，她和丈夫一家也举家迁到了北京，说也巧，就住在她们的隔壁。搬来以后，她一直很主动地与乡亲联络感情。静珍给她起的代号叫“热乎”。
       饺子似乎来得正是时候。倪藻更是喜出望外，喜形于色。于是静宜也喜形于色了。于是洋溢着喜气，老少三辈都说了道谢的话。
       只是“热乎”腾碗放饺子的时候东张西望，盯着他们的杂面汤和屋里的陈设只管看个不住。这使娘儿仨不由得交换了一个眼色。端着空碗，由静珍陪着走到院里以后，“热乎”又用眼神迅速地巡视了一周。她看到了正房的链和锁，目光停留了两秒钟。她问：“哟，他大兄弟不在家呀？”静珍没有理她。
       “不是好东西！”静珍一回屋就指出了这一点。“官不打送礼的。”静宜引用了家乡的名言。孩子们吃得真香。大人们也都尝了几个，在吃着“热乎”的饺子的时候，没有进行对“热乎”送饺子此举的进一步分析。
       饭吃完，忙完家务，孩子上学，姐姐温酒，静宜和母亲各自躺下打盹。迷糊瞌睡之中，只听得静珍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喝酒，一会儿叹气，一会儿自言自语。自言自语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把打盹的母女吵了起来。
       “这又是闹腾吗呀？”静宜问。
       “今天‘热乎’进咱们家，所为何来？”静珍的脸上透出严重和神秘的神色。
       “管她为吗，官不打送礼的。反正茴香饺子里没下毒药！”
       “哼哼，”静珍一声冷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古话叫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坑。也许是薄冰。深渊就是有水的深坑。你站在深坑之旁，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防着谁背后推你一把！”
       静宜对姐姐的论述表示叹服。但她仍然不无困惑地说：“可‘热乎’跟咱们远无冤，近无仇，乡里乡亲，邻里邻舍，早请安，晚问好，她跟咱们是真热乎呀！”
       “哼哼，她话里有诈，眼里有鬼，肚子里有文章。她来送饺子？她是探子！你不看她那对儿贼眼？看了东，看了西，还跟我打听‘老孙’回家了没有。你管呢？我没搭理她。”
       “是我老糊涂了，”姜赵氏拍了一下大腿，想起了一些什么。“那天我去‘短鼻子’那里买肉，只看见‘热乎’也在那里，她正和‘短鼻子’嘁嘁喳喳地说话，见了我就不言语了。‘短鼻子’还看了我一眼。”
       “她准是败祸我们去了，我们不能受这个气。”静珍喝下了最后一口酒，脸涨得通红。“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一想就后怕。寡妇失业的，绝对不能让人欺侮。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像人一样厉害像人一样恶。人在人的面前，绝对不能示弱。他只要欺侮你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从此就没了完了。她就会吃了你吞了你不吐皮也不吐核！”
       说得是！说得是！母亲与妹妹完全赞成。
       静珍缓缓地放下酒具，走到屋门口，掀开帘子，向母亲和姊妹微微一笑。
       在这充满了亲子、姊妹深情的一笑以后，静珍稳稳当当、一步千钧地下了台阶，绕过了石榴树，走到了与“热乎”相邻的墙下。她又淡淡地一笑，长吸了一口气。
       对于姐姐的这套动作神色步骤，静宜当然不陌生。但她仍然感到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泰山压顶的力量。果然，没等她思忖明白，已见姐姐双脚凌空跳起：
       “好你个狼心狗肺的探子，你个死养汉老婆！”
       一声宣战的怒吼。紧接着便是潮水喷涌般的破口大骂。骂的语言生动活泼，花样翻新，形象具体，壮怀激烈。简直像一连串炸弹起爆。
       一边骂着一边向静宜招手。静宜一开始觉得姐姐有点冒失。但姐姐的激烈情绪迅速传染给了她。她也感到热血要沸腾了。她坐不住了，她按捺不住参战的斗志了。终于，她也跳了几下，骂了几句。
       骂了两分钟，姊妹两人相视一笑。前一刹那还是同仇敌忾，气吞山河，立刻二人就能做鬼脸般地一笑，静宜自己也觉得有趣，简直神奇。
       就在姊妹俩要收兵的当儿，忽听到墙那边传来“热乎”的嘟囔声。好像是“热乎”说了一句：“这是吗行子哟！”
       这就引起了新的轰炸，骂得更深更烈更狠。新的轰炸持续了三分钟，终于，隔墙那面鸦雀无声，敌方火力已被打哑了。
       静珍出了一脑门子汗，嗓子也嘶哑了。她打了一盆温水洗了脸，又让妹妹拾她的剩水洗了洗。静珍的样子像一个得胜的将军，虽然有些疲劳，脸上仍然带着得意的笑容。她自言自语地分析解释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先骂一顿出出气！”停顿了一下，她又补充说：“我又没说是骂谁。咱们又没点出名儿来，谁心虚谁有鬼就是骂谁。身正不怕影儿斜，无病不怕喝凉水。咱们这么骂，坏人跑不出去，好人也屈枉不了。”解释完了，停顿了又一会儿，自己小声笑起来。
       这一个下午静珍变得相当愉快。她自己在屋里溜达了一小会儿。然后她拿起话本小说《孟丽君》。看样子她读得十分入神。一边读还一边哼哼小曲，有腔有调，有滋有味。
       姜赵氏看着自己的大女儿沉浸在读书乐中，心疼而又满意。她向静宜伸了伸大拇指，悄声说：“看咱姜家娘儿们，真不赖呆，可说是坚贞节烈，一步一个脚印。看这世道，只怕今后这样的女子越来越难找了呢！”
       静宜自觉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她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断定，说话倪吾诚就会回来。回来了到底怎么办呢？她又去问姐姐，姐姐忙于读书，只是轻轻一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和娘呢！”她转过头去继续念书去了。
       幸好倪藻今天放学早，岔开了静宜的紧张的心。倪藻出门玩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叫过正在玩“逮着玩”的倪藻，嘱咐他注意他爸爸是否到来。安排了这么一个放哨的以后，她好像稍稍放心了些。
       然后她去熬绿豆汤。
       第九章
       倪吾诚终于摇摇晃晃地从澡堂子里走出来了。然后，他轻车熟路地走进了名为“永存”的当铺，当掉了自己的瑞士手表。“永存当”是他的密友，是他生活里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依靠。没钱的时候去当，有了钱再取，真是再合理也没有、再方便也没有了。
       这只瑞士表已经当过三次。除了当的钱每次比上一次都略少一点，一切顺顺当当。他甚至愉快起来了，嘴里轻轻吹着口哨，又有钱了！口袋里没钱的日子是何等恓恓惶惶！口袋里没钱的时候一米八的个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米四！
       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当铺，到对面一个药店买了一瓶麦精鱼肝油。他要给两个孩子加加营养。他们显然发育不良，缺钙，缺蛋白，缺脂肪，缺维他命Ａ、Ｂ、Ｃ、Ｄ，他设想着倪萍和倪藻吃了鱼肝油以后变得结实起来、粗壮起来的情景，觉得可喜。
       直到买完鱼肝油，离开了当铺的时候，倪吾诚忽然意识到在他从当铺里往外走的时候，当铺的物件架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使他蓦然心动、使他有所不安。是什么呢？他想不出来了。这也是他的悲哀，他常常想自己的事，影响了对外部世界的注意。对外部事物的反应，他往往要晚一拍。
       拐过角去，是一家儿童玩具文具店。他进店选择了一回，不是太贵，就是太低劣、太俗。中国的儿童没有玩具，男孩子只能拨拉着自己的小鸡巴玩，真令人悲哀！他总算找到了一本色彩鲜艳的名古屋出产的“活动变人形”。像是一本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这样，排列组合，可以组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所以叫做“活动变人形”。倪吾诚看了一下日文说明，知道这种玩具可以培养儿童的想像力，还可以使学龄前的儿童得到一种“我也有书读”的满足，他由衷地佩服东洋人的先进和智慧。
       也许这书买得太晚了？倪藻已经是一年级，不，不，瞧我这个记性，打秋后他就是二年级学生了。那他姐姐呢，不用说，就是三年级了。而这“活动变人形”，照名古屋的日文说明，是给幼稚园（即今幼儿园）或者连幼稚园还没上过的孩子“读”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国还没有幼稚教育啊……而且，他倪吾诚也还要认真读一读这本“活动变人形”呢。他已经三十多了，然而，他多么想补一补童年的课、幼稚教育的课，像西洋或者东洋的一些享受到文明生活和教育的孩子一样地生活一下啊！
       手里拿着五彩绚丽的日本玩具“读物”，衣袋里装着麦精鱼肝油的褐色瓶子，倪吾诚拐进了自己住的胡同。刚一进胡同他就看见了儿子，儿子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站在古老的、似乎已经死了一半的大槐树下。
       “倪藻！”他喊道。他不喊“藻儿”，也不许给孩子起乳名，他要正正经经唤他的名字，要让他从小知道自己的人格的独立，姓名的独立。这一点倒被静宜和她的母、姊接受了。谁说他的文明一概被顶回来打回来了呢，至少在叫名字这一点上，他的文明方式不就胜利地付诸实施了吗？他苦笑了。
       他叫着倪藻加快了脚步，然而，在离倪藻还有十几步的地方，他停住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多么瘦小瑟缩的身体，多么呆板、恐惧、茫然、麻木的面孔！噢，我的天啊，这是倪藻？这是我的最亲爱最聪明、寄托着我自己的无限期望和幻想的儿子？瞧那接了一次袖子的夹袄的又脏又破的可怜样儿！瞧那细瘦的、麻秆一样的胳臂和脏乎乎的小手！瞧那伸不太直的腿，难道这么小就罗圈了吗？维他命Ｄ缺乏造成的佝偻病太可怕了。尤其是那呆滞和惊恐的眼神……他为什么不叫“爸爸”？他为什么不像小兔子小麻雀小山羊一样跑过来、搂我、亲我、把我手里的花花绿绿的好看的玩具读物接过去？他为什么不对我喊、笑、闹、要，要吃的、要喝的、要穿的、要玩的，他难道不懂得如何行使一个受宠爱的孩子对于父母拥有的权利吗？我宁愿自己下地狱，我但求我的孩子们能生活在天堂！
       孩子的神情使他也变得迟疑了，好像有一道屏幕隔在他们中间。灿烂的夕阳照着他们父子俩，父子俩在地上留下了拖得很长的影子。槐树的阴处就有点阴森了。倪吾诚觉得正有一股凉意从世界的各个隙缝处钻出来，又不知不觉地钻入到他们的身体里去了。
       他走近了，他站在伸手便可以摸到儿子的地方。他的右手送出了“活动变人形”，左手掏出了装鱼肝油的式样讲究的褐色玻璃瓶。这样的玻璃瓶，在当时的北京，也算是时髦而又华贵了。
       然而孩子的目光却益发不安而且呆木。这样的目光使倪吾诚骇然，他几乎大叫一声失手把瓶子摔到地上。从这目光里他看到孟官屯——陶村的白花花的碱地、衣不蔽体的生存、用脚搓羊的快乐、鸦片烟和被拉完屎的屁股蹭得发亮的土墙。从这目光里他好像看到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那些见到地主的佃户和见到官老爷的地主，那些被砍头示众的犯人和被摘除睾丸的老公，那些永远挺不直的腰和永远闭不上的嘴。最使他不寒而栗的，从倪藻的眼神里，他看到了静宜，看到了抽鸦片的少年的自己。他一直寄一切希望于下一代，莫非下一代早已经继承了他们这一代和上溯无数代的负担？他的“乐观主义”的希望究竟寄托在哪里？
       倪藻突然转身就跑，不见了。
       倪吾诚心怦怦地跳。不好。凶多吉少。他拾起摔在地上的鱼肝油瓶，两眼发黑。
       他皱了皱眉。他的眉一直是皱着的，都无法再皱深一步了。唉。他想起欧洲，欧洲的孩子，青年，女人……即使战争席卷了那里，法西斯主义正在吞噬一切，然而那里毕竟有热烈的活人。
       他摇摇头。他走上有点歪侧的青石台阶。皮鞋踩在青石上，溅起的是尘土。漆皮剥落、露出了衰颓的裂缝的门，被夕阳染上了橙色。他这是第一次打量自家租的这个院子的门。这是哪里？这是哪个人的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一切都是糊涂。门上原来有菱形的紫红漆方块，每个方块上写着一个字，字迹已经模糊，是对联。“忠孝传家”，末尾的“久”字完全剥蚀。“诗书”“世长”，中间的“继”字也已脱落无遗。
       瞧，还没进门，就压过来了。倪吾诚看到的是荒漠的山。
       他迈过门槛，走进院去。迎面是一个影壁墙，影壁墙上也写着字，两个大字：戬穀。戬穀是什么意思及其出处，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给倪吾诚讲过，然而他记不住。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胡琴的声音，单调、重复、迷茫。
       他拐进了垂花门，院里一片寂静。难道她们三个人都不在家？不，他隔着窗纸，依稀看到了西屋的人影。
       他穿过一对大荷花缸。除去一夏天接了一些雨水以外，荷花缸里空空如也，荷花缸内壁是泥，外壁是泥留下的涴痕。
       廊上摆着两盆石榴，两盆夹竹桃，都不是开花季节。它们惊慌失措地看着倪吾诚的归来，簌簌地微微发抖。
       他走上正房的台阶。他是近视眼，戴上眼镜视力仍不甚好。所以他是上了台阶以后才发现铁链和锁的。
       他来了气，他知道风暴已不可避免。他不再诚惶诚恐，不再为孩子为自己为故乡也为许多别的而伤感。“倪藻，拿钥匙来！”他大喝一声，声音颤抖，显得既凶恶又底虚。
       倪藻趴在窗纸的小洞那里看着父亲。父亲的大喝使他胆战心惊。
       静宜叫着姐姐。倪吾诚现在有一副凶相，静宜认为那是“流氓”相。她一个人不敢走近跟前，她需要姐姐的后盾。
       而静珍的兴趣好像还在孟丽君与皇甫长华、皇甫少华（均为小说《孟丽君》中的人物）那里。静宜央告她，她心不在焉，不以为然地说：“理他呢？甭理他。”
       静宜忽然明白了，姐姐的勇蛮肃杀激烈，已经在不久前跳着脚骂隔壁的“热乎”的时候用完了。她现在挺舒服。她现在不想发火，没有多少火可发。她自在着呢。
       苦也！三个人研究的对策全用不上了！倪藻的报信也毫无意义了。
       开——门！又是一声威吓的断喝。
       静珍这才放下书本，一探头，一缩脖，轻松地一笑。
       静宜如坐针毡。倪藻心突突地跳。姜赵氏涨红着脸。不知道倪萍怎么进的屋。她进入了院子和西屋，像老鼠一样没有被人察觉。大概是刚刚做完值日回来吧？正赶上看到这个场面，她悲伤地哭了。
       开门！开门！开门！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声尖利刺耳的胡琴。“设坛台，借东风……”嚎了一嗓子便没了声音。接上来的是胡同里的一声拖拖拉拉的吆喝——有洋瓶子我买！这所有的声音似乎都带有一种挑战的意味。
       这时倪吾诚紧紧抓住了铁链，他拉了几下，拉不开，只觉无名怒火万丈，就像那锁链锁住的是他，是他的灵魂和肉体。他像一个发了疯的野兽，紧抓住铁链，拉着，晃着，两扇门已经随着他的力气而震动，发出吱吱的声音了，这使他受到鼓舞。他一憋气，再一下——砰、啪啦啦，两扇门从与门框相联结的合叶处被扯断了，门离开门框，重重地倒在地上。接着发出了木板断裂的咔嚓声和玻璃的破碎声。
       倪吾诚踉踉跄跄，几乎跌倒在门上。他怀着厌恶的心情迈过那两扇门，像迈过两具死尸。他走进屋里，深蹙着眉头坐到了小桌前的一把木椅上。
       在西屋，静宜大惊失色。姜赵氏勃然大怒，她几乎要出面进行干预了。静珍止住了她，往正房倒了门的地方看了看，从鼻孔里笑出了声息。
       在这一瞬间，倪藻的感觉是：我爸爸真棒！在倪藻的心目中，门与锁正像墙与火一样，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而我爸爸丁当乓一嘎悠，啪，门倒了，简直是神力移山倒海。并不是每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爸爸都具备这种勇气和神力的。班上的同学们在一起，常吹自己的爸爸。这回倪藻可有的吹了。下次遇到要好的同学，他要把父亲的勇武与神力告诉他们。也许他们听了都不相信呢！
       倪吾诚进入自己的房室，像进入冰窖。
       难道他进入的是一个死的世界？狂怒以后，院里一点声气都没有。她们到底要干什么呢？从此不让我回家了？阿弥陀佛！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桌上的茶杯里残留着许多天前的茶根。地也许多天没扫过了。床上有一层尘土。死寂的感觉使他发抖。他哆嗦着手指抽出一支“大婴孩”香烟，划了许多根火柴，弄得一屋子硫磺味才点着了烟。又传来京胡和清唱的声音。又突然没了。有一声鸟叫，一只小麻雀沿着斜线从推倒的门前与窗前飞上天空。后面紧跟着另一只与它相亲相爱的麻雀。它们是幸福的。它们没有理会不幸的人。它们向着晚霞飞去了，它们对独自坐在黑洞洞的大窝里的倪吾诚连瞥一下也不曾。
       倪吾诚觉得浑身上下都板得慌。他脱下了西服上身，挂在衣裳架上。他披上了一个小棉袄，转移坐到室中唯一最“高级”的家具上。那是一把藤躺椅，还摆着一个小褥子做椅垫。当倪吾诚觉得疲劳或者分外孤独的时候，他喜欢坐在上面吸烟、喝茶、遐想，咀嚼品味自己的不幸的生活与乐观的信念。这可能是回家以后唯一的奢侈与享受了。
       他想喝茶。刚坐下又站了起来。室内找了一圈，又半圈，没有找到他所心爱的那个东洋茶盒。那是朋友送的礼物。他猛然一惊，这才把一切联结起来。原来那在当铺的货架上垂头丧气地呆着、使他蓦然心动、但他一直到买完了鱼肝油才意识到这心动，而又想不清为什么心动的，正是他的东洋茶盒！她们把他的东洋茶盒当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愚蠢！这不是一件可以当得出价钱的东西，也许她们当的钱只够买二十个油饼……然而那是一位朋友的礼物。他也不是说一点也没想着家，这不是当了表，准备给她们一点钱吗？
       何等荒唐！堂堂一个大学讲师，却要当手表养家！而她们赶在前面去了同一家当铺。当铺的伙计怎么没说什么呢？他应该认识他们一家的呀！
       于是他取消了喝茶的欲望，他搬动了一下藤躺椅。坐下去，用脊背对着翻倒了的门，他继续吸着烟草粒装得极不均匀的“大婴孩”。纸烟有一种苦臭的霉味。他抬抬眼皮，看到了迎面墙上高悬的一条横幅：难得糊涂。小字是：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是拓的郑板桥的字，他买了不太久。他努力体会这种糊涂哲学的精髓。在心情好的时候，他觉得这种糊涂哲学有理，有用，妙，能安稳人。一次一次地诵读和体味，他确实有一种心平气和、万事无可无不可的平静感。他佩服这种精妙而又通俗的概括。既可以自慰超脱，却仍然流露着嘲讽。与郑板桥相比，他承认自己是太浅薄浮躁了啊。
       然而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现在，这四个字他完全看不进去。抬起头，抬起眼皮，从躺椅上仰视“难得糊涂”，他本来想借郑板桥来抚平自己的糟透了的心境。谁知他越看越格格不入。越看越生气。好一个难得糊涂！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糊里糊涂地结婚，糊里糊涂地生子，糊里糊涂地爱，糊里糊涂地恨，糊里糊涂地害人，糊里糊涂地被害……这叫什么人生，什么哲学，什么文化，什么历史！为什么我要这样糊里糊涂地来，糊里糊涂地过，糊里糊涂地走？早知这样糊涂，又何必投生为人，糊里糊涂地走这一遭！
       糊里糊涂地坐了一会儿，倪吾诚觉得肚子里有点疙疙瘩瘩。当时吃得那样舒服的砂锅白肉，现在好像有点不那么令人舒服了。而且砂锅居用的料每况愈下。老人们说，现在砂锅居的白肉，比前清时候卖进京赶考的秀才们的时候，差远了。他抬起左手，看看腕子，才知道已经没有表。于是他起身上厕所。
       就在他刚刚离开这间倒了门的房间去如厕的同时，静宜一溜烟一样地溜进了屋。她巡视了一下四周，看看倪吾诚的回来带来了点什么变化。她看见了挂在衣裳架上的西服上衣。她立即走过去，取下来，敏捷地把衣服外面三个兜、内面一个兜搜抄了一遍。除去半盒“大婴孩”以外，她把几张纸头、一个信封、一沓子钱，全部彻底干净地揣将起来。再把衣服原地挂好，走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半分钟内闪电般完成的。倪藻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是他的幻觉？他转头看看，妈妈就在自己身边，神态专注、庄严。姨姨的样子兴致勃勃，胸有成竹。倪萍面色苍白，好像得了大病。
       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希望爸爸晚一点回来又纳闷为什么还不回来。爸爸难道掉到厕所的茅坑里去了？淘茅房的又有好多天没有来了，因为家里上次没有给他们“酒钱”，人家别的家都给了的。又过了好几分钟。爸爸从厕所里走了出来。高大的身影走进黑洞洞的屋子里，像是一个影子在晃动。
       倪吾诚进了屋，为厕所的龌龊深感不快。
       他百无聊赖，想读一些书。便随手抄了一本过期许久的《３６９》画报。画报封面是“北京名媛黎芝凤小姐”的照片，印得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在一个应酬上见过这位“名媛”，身段眉眼还可以，就是不大方，一派小家子气。而且显得衰弱。也是中国独有的观念，居然视病态为美，视压抑抑郁与被摧残为美。所以喜欢缠足。喜欢盆景中的“病梅”。喜欢肺痨三期的林黛玉与精神分裂的杜丽娘。什么时候中国的女孩子能有一副运动员的体魄与气派呢？
       再翻下去，一篇文章欢呼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一篇文章讲放屁。一套漫画讲胖太太和瘦先生各有外遇……
       倪吾诚又抬手看没有表的腕子。他相信到了一个约会的时间。是什么约会呢？他在家里是想不起来的。一进家他的脑细胞就失去了活力。在白痴的环境中他也变成了白痴。只要一走出胡同口，自然会知道这一晚上该去什么地方。本想和解的。和解不了。
       他把披着的小棉袄随手往床上一扔。穿好西服上身，还拍了拍衣袋，想不起还有什么可以在家里留恋的或者需要在家里办的了。于是他又看了“难得糊涂”一眼，迈过躺在地上的门板，走到院子里。
       他低着头走近了西屋，他柔声叫了一声：“倪藻。”
       倪藻刚要说什么，妈妈向他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别理他。”倪藻欲起又止了。
       倪吾诚等了一会儿，他失望了。忽然这时门响了，跑出来一个孩子，不是倪藻，是倪萍。是他刚才连叫也没有想起叫的倪萍。
       倪萍是自己跑出来的。她面色苍白，满脸泪痕，眼睛却是火热的。“爸爸，”她叫了一声，“你别走了！你为什么又要走呢？爸爸，你在咱们家吧，你这是上哪儿去呢？你怎么老不回家……你是想不要我们了吗？”
       倪萍对家里人说话完全是乡下口音，虽然她和同学和外人都是说纯正的北京话。倪吾诚曾经要求她说北京话，她不听。大概是她觉得和家里人说北京话别扭。倪吾诚又有什么办法呢？倪吾诚自己也说不好国语——北京话，但又不甘心说孟官屯——陶村一带的土语方言，于是他独创了一种南腔北调的“外国六儿”（静宜语）的话。
       倪萍的眼神和音调都有那么点傻气。她说话的措词和内容也使倪吾诚不寒而栗。为什么在她幼小纯洁的心灵里和语言里，要出现那样一些可悲的信号呢？说我不要他们了，显然这出自静宜的灌输。真是犯罪啊！
       “爸爸，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什么不要我们？爸爸，你不要再娶一个坏女人呀……”倪萍说着说着，咧着嘴哇哇地大哭起来。
       倪吾诚浑身一颤，噢，他最害怕的事发生了。那就是他们这一代的负担和痛苦会传递到下一代身上。倪萍才只有九岁，九岁的女孩儿应该只知道鲜花和洋娃娃……
       倪吾诚落了泪。他拉着倪萍的手，抚摩着倪萍的头发。他蹲下自己的高大的身躯，与倪萍脸对着脸说话。他的声音是温柔的，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千方百计地安慰倪萍。不，我不走。倪萍，我怎么能不要你和你的弟弟呢。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我绝对不能伤害你。我绝对不能让你失望，让你流泪！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吗，他不能给女儿带来钢琴，他不能给女儿带来鲜花，他连一个像样的洋娃娃也没给女儿买过。他给他小小年纪的女儿，愚傻的女儿，说话带乡下味儿的女儿带来的是不应该掉的眼泪！即使是该死，让做父母的死吧！即使是千刀万剐，让我千刀万剐吧，不要伤害我的儿女，不要！一切罪孽都是我的，不是孩子们的！
       他向女儿保证，十分钟，不，五分钟就回来。他只是出去买一点茶叶，再买一点饼干。“我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还有以后，我一定不走。”倪吾诚以宣誓的激情向倪萍说。
       倪吾诚走了，倪萍失魂落魄地缓缓回到了西屋。静宜眼圈也红了，她观察着这一切，她叹息说：“从小看大，萍儿这个孩子真仁义啊！”姜赵氏和静珍连连点头欷歔不已。
       然后静宜与母亲、姐姐一起检视方才突击搜查中缴获的“战利品”。她不让孩子们参与，免得污染孩子们的心灵。让孩子们一边去做功课。静珍出门盛来一碗绿豆汤，太热，她不住地向碗里吹气。
       钱，点了点，放起来。静宜喜形于色，什么人什么打扮，活该！至少一个月不必为吃饭发愁。等不上一个月李连甲、张知恩他们就该送钱来了。也可以把那个茶盒赎回来了，为几斤杂面条当一个茶盒，太不值了。一片纸头，看不清。另一片纸头，当票，表的，活该。把当票放到一边。然后是一封信。姜静宜立刻产生了警惕。倪吾诚的大少爷脾气是，看完信顺手一扔的。为什么这封信要装在西服口袋里？
       打开信封。首先掉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的照片，妖媚俗恶，静宜的每一个细胞都胀怒了。她打开信，连笔字，写得很潦草，前边说了些莫名其妙的事，念不成句。
       静珍把热绿豆汤放到一边，把信接了过来。她的读写能力，都比妹妹强。她立刻找到了要害段落，像鹰一眼就看到了旷野上的猎物。
       “……倪先生，你不是让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吗？你看此人如何？她的外号叫小玲珑……她最爱笑，如果你能讨得她的欢喜，她一定会笑的。笑得直不起腰来，笑得倒在你的怀里……”
       呸！静珍一嘴的唾沫，啐在屋里的地上。
       三个女人的眼睛里都喷着火。
       就在这个时候，倪吾诚气急败坏、两眼喷火地冲进院里来了，他的样子像火牛阵里的火牛，完全是不惜拼命的架势。“姜静宜，你给我滚出来！”他喝道。
       迅雷不及掩耳。还没等姜静宜出屋——静宜也正处于爆炸的边缘，她期待着一场爆发而不满足于寂静的搏战，她已经起了身——静珍用左脚踢开门，用右手抄起一碗热绿豆汤照准倪吾诚的面部就砸了过去。就像那碗绿豆汤是她早已准备好的武器。就像能掐会算，她是为了投掷御敌、而不是为了饮用才把那碗绿豆汤端进屋里。
       静宜跟着绿豆汤弹射了出去。
       倪吾诚躲闪了一下，绿豆汤碗砸中他的左肩。刷！热汤溅在他的脸上脖子上，大部分流在身上。咣当，碗落到地上摔成两半。被热汤烫疼了的倪吾诚大叫起来。模糊中他看到了静宜的身影，伸手给了静宜一个嘴巴，而静宜一头也撞到他的胸上，把他撞了个趔趄。静珍手里抄着一个凳子向倪吾诚冲。一见她，倪吾诚不由得向后退，他知道他的这位大姨子是敢往死处下手的。老太太姜赵氏也冲了出来，一面破口大骂一面大呼：“快叫巡警去！快把这个匪类给我抓起来！”老太太一贯重视依靠官府的力量，不管政权本身的旗号与性质。而倪萍和倪藻，也已吓得又哭又叫起来。
       第十章
       一场恶战结束了。倪吾诚又从这个小院落里消失了。姜静宜一直在嘤嘤地哭泣，把眼睛都哭肿了。她怨恨命运。她怨恨丈夫。她怨恨竟有那样的坏种，给有妇之夫介绍“小玲珑”那样的“女朋友”。母亲和姐姐都视她的哭泣为正常，只稍稍劝了一下“不用跟那行子生气”，没再管她。倪萍陪着母亲抹泪，她最怕见到自己的亲人哭，她不知为什么认为一个人如果老哭就会伤气伤身体，最后会哭死。她相信、她同情、她认定她妈妈确实是世间最不幸的女人，她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最不幸的家庭里。“妈，你别哭啦，妈，你别……”不等她说完，她又看到了妈妈的无告的咧开的嘴，这嘴的姿势把她的心都撕碎了，于是她也以同样的姿势和动作把嘴咧开了。
       倪藻也陪着母亲坐了一会儿。他也想哭，但是既然姐姐已经哭了，他觉得如果自己再哭就太不好意思了，他朦胧地觉得那就会太过分了。而且他隐隐地感到了一种厌烦。哭啊闹啊吵啊打啊，爸爸和妈妈，姥姥和姨姨，他们将要白白地哭了又哭，闹了又闹，吵了又吵，打了又打了。噢，这真可怕。也真可怜。上一代人是多么不幸，而懂得上一代人的不幸的下一代人才真正幸运。瞧妈妈哭的这个样子，她有多可怜！
       他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去安慰妈妈。他知道该怎么安慰妈妈，他从记事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他应该说：妈，你别哭了，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好好地孝顺你，让你过好日子。如果他这样说了，妈妈就会破涕为笑的。
       他这样说是真诚的。妈妈为他做了一切。给他做饭，做好了端到他手里。他如果说不好吃，妈妈就一脸的苦相，就像在他面前做了什么错事。
       而且妈妈从来没有任何享受，她也不知道有什么享受。爸爸带倪藻去吃过西餐，那是半年以前的事。在西单商场附近，爸爸和他坐在高背椅的一端。高高椅背的座位像是火车上的座椅。椅背把桌与桌分开了，客人们各自有自己的空间。他们的对面坐着一个女人，他无论如何记不起这个女人长得是什么样子。他还太小，他不懂得怎样端详、怎样判断一个人的长相。但他仿佛看到了这个女人上唇上的黄色的绒毛，看到了那涂了口红的鲜明好看的唇。他还看到了那女人说话时唇与齿的运动，她的声音是轻柔的，与妈妈姨姨姥姥说话的腔调大不相同。那个女人说话时鼻孔一张一翕，这也很有趣，她的鼻翼好像很轻很薄，好像是青色的半透明的。爸爸管她叫做“密斯刘”。她和爸爸说话都非常快，你一句我一句接得很简短也很紧凑。女人常常笑出声来，笑的声音是清脆的，但是显得有点虚假，似乎人们不该是这样笑的。
       他们吃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吃过也不知其名的东西。他都很喜欢，只有最后是一种叫做“咖啡”的黑水，太像药水了，他喝不下。
       后来他们三个人在西单大街上走。他个小腿短，他得跑起来才能追上他们，这使他觉得吃力。而且天也凉了，四月就是这样，爸爸带他出来的时候他一直觉得热，一走道就出汗。而天黑以后，风立刻凉起来。他的腿刚才在西餐馆是热的，一走到街上就变凉了。
       这时候爸爸和那个女人说话。爸爸说，你看，咱们俩带着一个孩子，多像是……他没听明白爸爸说他们是像什么。他只记得那位密斯刘有滋有味地说：胡扯！胡与扯两个字都拉长了声音，声音都拐了弯，挺好听的。后来又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些什么。他顾不得听了，因为街上的灯光使奔跑着的他觉得晕眩。只要一到开灯时分他就想家，想妈妈。如果现在在家里，在妈妈身边，与姐姐比说绕口令，听姨姨说歌谣，那有多好。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了，但似乎又听到几次那拉长了声的好听的“胡扯”的声音。胡扯真是一句好听的话。
       回家以后两条腿冻得像冰。妈妈用自己的温暖的手掌给他焐腿。他说了这一切，妈妈骂着，骂什么他没听见，他困了。但他确信并且记得，他的爸爸吃过那么好的西餐，也许常吃，他也吃过了，而妈妈从来没吃过，也没想吃。这令人难过。
       这使他觉得妈妈比爸爸好一千倍。
       而且爸爸老说他。他说话，爸爸爱指出他哪个词用得不恰当。他和同学一起玩，爸爸会指出他的什么什么态度不对。甚至吃一次饭爸爸也老说什么不要吧唧嘴，不要把两只胳臂肘都放到桌上了什么什么的。而当别人夸他聪明的时候，爸爸总是要说些贬低他的话。小孩子，谈不到……什么什么的。爸爸不常和他在一起，而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显出讨厌来。
       而妈妈从来不说他。妈妈只是为他，供给他，哄他。除了说别忘了你妈多么多么不容易，长大了要孝顺妈妈呀的话之外，妈妈从来不纠正他。
       他当然觉得妈妈亲。他弄不清爸爸。他不想接受姐姐的判断，姐姐的关于爸爸和妈妈的关系的说法，和她关于“拍花子”的说法差不多，不容否定，却又未必可靠。而且像“爸爸不要我们了，另娶一个后妈”之类的话，他根本拒绝接受。他本能地觉得不能用这种话去说爸爸。爸爸也许确实是一个讨厌的爸爸，但不是坏人。坏人在他心目中是另一副样子。
       但是今天的事使他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过不去。站在门口，注视着爸爸的到来，这已经使他心惊肉跳。他往这边看看，又往那边看看，他才明白，他是多么地盼望爸爸回来，他原来是期待着也需要着爸爸的归来。但是他站在那里不是为了见到爸爸的时候飞跑过去，不是为了接受爸爸的礼物和亲吻，而是为了站岗（？）和报信……所以他就不能像对待爸爸那样来对待爸爸了。这使他觉得悲哀，觉得别扭，觉得不自然，像是扎进了一根刺。
       然后发生的一切使他目瞪口呆，使他害怕心跳。父亲上厕所去时的那闪电般的行动，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真是可怕极了。甚至比一碗热绿豆汤抛掷过去还可怕。一碗绿豆汤叭地一扔，就像班上的同学喊“着镖！”倒还有点好玩呢。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影响了他。所以今夜妈妈哭泣姐姐陪哭的时候他未能按惯例和真诚用将来的孝顺和好日子来有力地安慰妈妈。他只说了一句：“别哭了！”他心里悲哀地自言自语，多么可怕的大人啊，多么可怕的大人的生活。大人的生活怎么是这样的呢？学校、老师、书上说的可不是这样呀！
       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听到了“别哭了”三个字当中的烦意。她倒是不哭了，开始诉说起来，诉说二十多年来自己所受的苦。诉说从嫁到倪家以后自己所受的苦。诉说孩子的爸是怎样地恼人、恨人、把娘儿几个丢在一边自己花天酒地。诉说她怎样生下了倪萍，一年以后又生下了倪藻。生产一周以后就和倪吾诚怄气，一个人带孩子，千辛万苦。
       姜赵氏说：“我带你们，也是大大的不易呀……所以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倪藻很感动。也很疲劳。后来他早早地睡了。睡下以后还听见妈妈在跟他讲述这些。妈妈是怕我长大了不孝顺吗？哪能呢，只有最坏最坏的人才不孝顺自己的母亲，何况是一位挣扎着呼号着拉巴着的母亲。然而，没完没了的诉说就像两柄锤子一样敲击着他的后脑。这没完没了的诉说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与贬低了母爱的感染力。我困了，我想睡觉，为什么不让我睡觉啊，啊，这一切都太……太不应该了啊……妈妈、姨、姥姥、爸爸，还有姐姐，他们都对他那么好，他们都那么好。但他们生活得又都那样不好。真烦闷，真烦闷，这一切都应该改变的啊。
       是的，倪藻八岁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这模糊而又坚决的思想：必须改变这一切了，是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等一等，停一停。在写到四十年代也许说不上多么遥远但显得十分古旧与过时了的往事，写到白白的愚蠢和痛苦，写到那难以置信的宿命的沉重的时候我造访了你。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喜欢这首诗的那位青年已经自杀身死。他就是在这里改造的，“运动”使他丢失了正在热恋的女友。说起来，地下斗争的时候，他还是我的上级呢。后来不久，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春节他孤独地回到城里，又孤独地回到山里，谁也没有发现什么。又过了一个多月，他回城里休假去了，他自缢身亡在原单位的六楼图书馆里。从此原单位加强了门卫，所有的“右派”，都不能随便进去了。后来连左派也很难进去了。
       五十年代后期，在一种强大的政治潮流下面，这个城市的最有权力的人们选定了这个因为遥远、偏僻和大锅饭，被公社和大队和农民遗忘了的角落。于是这个常常被人遗忘的小山沟开始了它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最闹热的一段历史。像突然通了电。一辆小汽车又一辆小汽车的视察。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的决策。各式各样的应运而生的平面图、规划图、地形图、基建设计图。一辆大卡车又一辆大卡车的面粉、蔬菜、工具、帐篷、树苗、农药、马、驴、骡、犯了各种错误的人。于是这里开始了亘古未有的火热的生活，这里变成了这个大城市的领导机关的造林、副食生产和改造人的劳动基地。欢呼这崭新的环境崭新的方式而又赎罪心切的人们干活的热情使周围的农民也为之瞠目。大田、造林、园艺、蔬菜、饲养、烧窑、基建……热气腾腾，全面展开。汗水硬是一次又一次地浇湿了地面。然后到了晚上在尚未启用后来也终于没有启用的厕所开检讨会。深挖细找自己的“犯罪”根源。在食堂加班编篓，一面干活一面齐唱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的时候互投以会意的目光，似乎从这句歌词里的刺心的狠揭猛批之中感到了疯狂的快意。然后就是互相帮助了，互相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思想动机萌芽。互相怒斥的吼声有时超过了被左派批判的时候。然后是新年联欢，纵情高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纵情高唱“同甘苦、共呼吸，团结起来最亲密”。纵情高唱自编的表达改造的欢欣与劳动的喜悦，表达用汗水洗涤自己的龌龊的灵魂的令人战栗的伟大进程的歌曲。还有表现这种内容的舞蹈呢，歌声乐声锣鼓声脚踏声震动了屋宇，这同样也是火红的青春啊！
       然后到了六○年便没有吃的了。火红开始变成苍白，苍白变成浮肿。于是没有经过小汽车的视察和连夜的研究，没有画各种图表，没有一个对这里的今后命运的明确安排，也没有拉走费了那么大的劲拉来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人们开始后撤，先走了一半人，然后全走了。然后交给了一个新闻单位，说是做战备的纸库和印刷厂，也是劳动锻炼使干部坚守革命化的基地。然后按照政策把已经栽了大批名贵品种果树苗的山地退还给公社。然后所有的费尽千辛万苦发了疯一样拼死拼活才栽植成活的红香蕉、金元帅、艾尔巴特、大久保、红玉、国光……一株一株，不，不是一株一株而是一片一片、一山一山地干枯死光。然后农民们在草莓园上开挖煤矿，农家矿工紧挨着遗留下来的宫殿一样的房子盖起自己的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是安电灯，修路。然后是煤矿破坏了水源，这里永无可能再来那么多人了。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又有几个当年在这里活跃异常的逆境中的风云人物黯然自裁……
       然后日月推移，寒暑迭替，草木枯荣，人事代谢。到了公元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个当年欣逢其盛的人，一个躲避城市的嚣杂躲到山中旧庙的作者，在自思自叹如痴如醉地写着四十年代倪吾诚的无聊故事中途，心血来潮，重新出现在曾经那样喧闹过而如今静谧异常（小煤矿的工人也是有气无力地支应着）的山沟里来了。
       他竟迷了路。按照一群小孩的指引，他走错了。直到到达山顶的页拉石（做石板和石笔）矿，才迷途知返折了回来。他找不到作为这条沟的标志的两块巨石。但他终于看到了这一批奇怪的房子。
       阳光照得每一间空房子温暖明亮。用拆除古建筑物拆下来的城砖、巨石、圆柱盖在小山沟里的气派的房子本身便是一个误会。温暖而又明亮的空房令人依依。这批文人干部还真能干活，二十八年过去了，房屋如新。房顶的青灰刷过的瓦，这收尾的活不是我们都干过吗？
       然后走遍了每个台阶每个地点，忆起了许多人和许多事。也还有不少的勾心斗角。为了证明自己改造好了，先去证明别人没有好好地改造。而我们奉为神明的领导人，这里的“主任”，却在听取大家的政治思想汇报的时候睡着了，流出了亮晶晶的长长的口水。还有那些女同志，一位明眸皓齿的女干部称颂着运动的深刻性，与倪吾诚后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称颂用词相同。穿上一个大围裙，挑着两大铁桶热腾腾的流体饲料喂猪。猪吼如雷，这位女同志浑身散发着酸败的麸皮与白菜疙瘩的似香似臭的浓味。然后饲料不够，号召每人每天利用业余时间打猪草二十五斤。说是猪吃百草。说是吃草的猪的肉最鲜美。总而言之没有粮食也要照样养猪和吃回锅肉。于是每天午饭后满山遍野的人。于是饿狂了的猪拱倒了猪圈爬山越岭。饥饿把猪改造成了山羊、麋鹿。现在的猪圈，还遗有倒塌的缺口。谁又能记得，哪些是当年的饿猪拱开的，哪些又是岁月和风雨拱倒了的呢？
       不管怎么说，名贵果树的全部死亡令人悲痛！当时还都以为今后这里到处是蜜桃与苹果，白梨与黄杏，樱桃与草莓呢。高山变成花果山，平川便是米粮川。这样感人的口号当时叫得多么响亮。还有这样唱的歌儿呢！不但自己栽的果树没有留下来，连过去农民种的山楂红果核桃柿子也在其后的运动中被运动掉了。直到最近，才又想起果木。另来。
       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缺水的地方，又怎么能成为新式的果园？
       没有了，没有了。那个一度那样地活泼过、热烈过、发狂过、痛苦过、幻想过、希望过、追求过、拥抱过、爱过、恨过、死过、浪费过大量的生命、青春和金钱的地方如今是完全安静了。只有等待发芽的树。只有已经钻出了地皮的草。只有装满了空洞的阳光的空洞洞的房子。只有破烂了的竹板房和猪圈继续在那里破烂。还有那么不协调的黑色的煤矿，几个农家矿工的平静安详的脸孔。
       还有附近山坡的油松呢，那就是我栽的，我们栽的！二十七八年前，连阴雨的夏天，我们从西山八大处那边的苗圃把小小的松苗起出来，包在蒲包里运回，连蒲包一起栽到早已挖好的鱼鳞坑里。那令人雨天也不得歇息，令人累断腰、腿和臂膀的小小的油松苗啊，你已经一人多高了，你已经长出了挂满青翠针叶的新枝。这也就不错了，二十八年，对于一株松树，不过是童年的刚刚开始。鲜嫩的针叶似乎在轻轻地摇摆，似乎是欲言又止，你总该认识你当年的主人了吧？你总算给予了安慰，和那理解一切、记住一切也宽厚地忘记一切的忧郁的摆拂了。
       最后，找到了那两块大石头。在现在公路的下方。这里有许多许多大石头。也许是这两块？这两块是多么大啊！不，不怎么像呢。要不不是这里？这里的又太小了。从车上下来，慢慢地走着找，找着走。汽车缓缓地在后面跟随。这不是变“修”了吗？也许只是变老了？反正人生这样的经历只配、也只有时间享受一遭。
       二郎神担来的一担石啊，原来你被遗忘在这里。汽车改道以后，石头不再引人注目地矗立在路边，而是落在路下了。过去是天然的路，其实就是一条沟，沟就是路，人们沿着沟跋涉。下大雨的时候就危险了，波涛汹涌，滚滚而下，浊流冲刷，如雷鸣，如千军万马。据说山洪冲走过人。等到听见水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而现在的正式修建的、虽然也已经变得坎坷不平的公路是依傍着山坡的。于是两块巨石似乎翩翩降落了。特别是右面那块大石，还真有造型，用当时劳动中的粗话叫做“做相”。第一个字包含着粗鲁的含义，那些劳动改造的倒霉鬼们经常用这两个字互相贬低，互相嘲笑，借以获得一种只有自轻自贱的人才能享受得到的轻松与喜悦。甚至也是解脱。不知道这是不是庄周的哲学加阿Ｑ主义。
       右边的巨石状如天然磨盘，中间还有一个方孔纹络，据说就是二郎神插扁担的地方。原来二郎神也是爱劳动的人，他担着两块巨石赶日头可真辛苦！左边一块石头的形状就太不规则了，像三角？像一牙西瓜？像一块烤熟了以后又被人捏了一下的白薯？是不是修路的时候它受了一些新的损害呢？是不是它就是文学中表现了过来又表现了过去的“伤痕”呢？还是压根儿这么个德性呢？这么个德性怎么还配叫二郎神看中呢？
       这就是位置的重要了。左边的一块石头千好万好好就好在它与那巨大的磨盘状的石头并列在一起。
       二郎神并没有赶上太阳。夸父追日也没有成功。石头落在这里，抛在这里。二郎神到哪里去了呢？他累出了毛病而终于去世了吗？他从此削发出家了吗？一个没有实现自己的追求的神，一个空有壮志和奋斗却没有结果的神，他的“做相”大概是一副晦气相吧？
       所有的痛苦、热情、疯狂和傻气最终都凝聚成了石头，凝聚成了山。石无言，山也无言，于是它们守候着永恒。时间自己是不爱说话的。你好，我亲爱的读者。
       第 十 一 章
       经过了一下午的两次战斗，周姜氏在晚饭后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温柔、惆怅和安宁的感觉。妹子的啰啰嗦嗦的念叨她是早已听惯了的，因此并不能扰乱她的安宁的心境。她一会儿躺在自己的铺板上，一会儿坐起，一会儿吸一支劣质香烟。烟的呛味引起了从老到小的一致谴责，她也舍不得一次把一支烟吸完，便中途把烟在她常坐的一个板凳上蹭灭。她的这个板凳，由于经常充当香烟的灭火器，被烧出了许多黑斑。为此母亲和妹妹都与她吵过，她置若罔闻，似乎对这样灭烟手段有某种癖好。
       灭完烟，她找出自己的短短的小烟袋锅。小烟袋锅经常在板凳的另一条腿上磕，磕得那条腿上出现了许多圆与半圆的戳记，有时候她还挺爱看这种紧套连环式的神秘的图案。母亲与妹妹曾经对她抽烟袋锅的姿态与形象提出异议，认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又是在北京城里，抽这样的烟袋锅，实在是出洋相。静珍解释说，这样省呀！这是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呢，老是抽纸烟也烦得慌。再说抽纸烟太方便了，你只费划一根洋火的工夫。倒不如弄个烟袋，这就连带着得置备一个烟荷包，就是装烟、捻烟，抽两口灭了还得重划火柴。烟是省了，洋火可费了。还得擦烟嘴，拧下烟袋锅擦烟锅。静珍喜欢裁下一条纸来，把纸搓成一条捻子，用这条捻子通烟袋油子。捅出来的烟袋油子红黑锃亮。静珍喜欢把鼻子凑过去闻一闻。听说烟袋油子有剧毒，又说是大凉性的。那种刺鼻的味儿拿脑浆子。
       静珍收起半根纸烟拿起烟袋，却发现烟荷包早已空了。这不要紧，她又找出一个空火柴盒。火柴盒里收着她吸剩的所有烟屁股。她在黑灯影里打开火柴盒，喜出望外。原来这次火柴盒里不仅有烟屁股，而且有半支被水浸湿了，涨破了卷纸又晾干了的烟。她把半支烟的烟草放入烟锅，捻了捻，按了按，吸了吸，吹了吹，划起一根洋火。她欣赏着可爱地跳跃着的光明而又脆弱的小小的光焰，点着了烟。她带着一种嗞嗞咂咂的响声，起劲地吸了几口烟，从鼻孔里把烟缓缓释放出来，从嘴里掏出烟袋嘴，用袖口擦了擦烟嘴上的口水，叫了一声：“娘！”
       姜赵氏答应了一声，把身体转了过来。
       周姜氏见娘过来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只是想和娘没话搭拉话罢了。吃过晚饭，抽起烟，妹妹正在“教子”，她不和娘说说话，闲着也是闲着。
       “家里……没来信……好些日子了。”她说。
       她指的是家乡。如今她已不在家乡了，家乡再无令她留恋的人和物，但提起家乡总觉得是实的，是她们的。而北京呢，总像是虚的，是人家的。
       “可不是。打从春天来的那一次信，就再没有信儿了。”姜赵氏回答。她咕咕哝哝，抱怨庄户头子张知恩和李连甲不尽心。
       “也不知道水月庵的那个老尼姑死了没有。”周姜氏似乎是自言自语。
       姜赵氏吓了一跳。没想到静珍到如今还惦记着水月庵。在十九岁死了丈夫的那一阵子，静珍似乎考虑过去水月庵出家的事。她没怎么张扬，闹得不凶，但是她认真地去水月庵打听了关于出家的种种规矩。她最后终于没有出家。她非常爱自己的头发。她的头发浓、密、黑、细，好得稀罕，而当尼姑要把头发剃光，变成个秃子。带发修行行不行呢？她问过别人。娘说，十个尼姑九个花。带发修行更是邪行。娘不怎么识字，但是娘知道《红楼梦》。娘举出了妙玉的例子，那样的带发修行，还不如别出家。
       也许比头发更重要的是保卫财产的争斗。一斗，就能把精神提起来。从打与姜元寿打起官司，静珍就再也没提起过水月庵的事。
       今天她也只不过是无心顺口一提罢了。水月庵似乎对静珍具有某种吸引力。佛殿里的香火味道静珍也喜欢。那味道使人想到来世，想到神佛，想到人间种种苦难的结束。想到一种超乎日常生活的神秘。她也喜欢香灰，有时候新燃过的香灰还保留着一骨节一骨节的香的形状。想起水月庵似乎能点缀一下她在北京的单调无聊的生活。想起水月庵也能使她觉得平静，好像得到了一种安慰和休息。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她还有一个亲人，有一个老家，她还另有一块领地，她总可以最后栖息在那里。
       所以说完水月庵后，静珍笑了笑，咳嗽了一下，清清嗓子，用吟诗的声音吟诵道：“镜花水月俱为空，漂泊残梦何时醒？亦有亦无皆一念，须悲须喜尽相同。”这是她自己做的诗。小时候她跟一位先生学过做诗，读过《诗韵合璧》。然后紧接着诗兴的便是务实的讨论：“娘，我看指着地是越来越不行了，干脆咱们娘儿俩回一趟家，仨呀俩的把那点地卖了吧。”
       姜赵氏没有言语，她内心很矛盾。如果把地卖了，她还算什么“财主”呢？她对得起姜家的祖先吗？那不是让姜元寿言中了吗？姜元寿就说，姜赵氏母女打算把姜家的财产倒给外姓人。姜元寿说，只有他才是姜家的血脉。当然，他这个“血脉”也是既不能闯荡，也不能守业的。如果他取得了继子的地位，也许早把财产折腾光了。但那样的话姜家族里族外的人骂的是姜元寿。如果她和女儿回去卖地去呢？她和女儿就会被千夫所指。尤其是姓倪的女婿这样不争气，这是四乡闻名的。嚼舌头的人甚至会说她姜赵氏卖了姜家的祖传产业贴补了姓倪的疯子，这可是太丢人了啊！
       静珍知道娘的这些心思。她有同感。她和娘同病相怜，她们都有一个女人最大的缺陷、缺憾、短处——没有儿。这使她们娘儿俩抬不起头来。这使她们娘儿俩不能不生活得更警惕，不能不磨利自己的爪子和牙齿。
       她也并不想和娘进行认真的讨论。娘沉着脸。这个矮小的开始有点驼背的老太婆只有在沉下脸时还保存着昔日的威严。静珍与娘常常进行关于老家、关于财产、关于各自的和共同的生活出路的讨论。卖地呀，不卖呀，回老家认真过继一个年幼一些管得了控制得住的儿子呀，继续和“二姑娘”（静宜）一起呆在北京呀，呆在北京但搬出去单独过日子呀，单独过日子但是不搬走，就是说仍然与静宜住在一个院落，但经济上完全分开、各自独立呀……所有这些方案都提出过，细致入微地研究讨论衡量过。比如说到单独过日子，连买什么样的煤球炉什么样的笊篱什么样的水汆儿都讨论和争论过了。这样的探讨进行了不知多少次。各种意见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又自相矛盾自我否定转移变化了多少次。讨论的时候也很热烈，激烈，激动。拍掌心，拍大腿，站起来又坐下，指着自己的和对方的鼻子，哈哈大笑或者谈着谈着鼻酸泪落互相劝慰，点头称是越谈越开心或者话不投机还没进入实质性讨论便先相互埋怨争吵起来。但所有的这些讨论以后，都和从来没讨论过一样。显然生活是按照自己的安排来行事的，她们的讨论根本不起作用。
       不过这次静珍谈到水月庵以后又谈起卖地的事。她谈得比较轻松，比较恬静。她只不过是说说罢了。娘不乐意，就不说了。晚饭以后她身上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有一种感伤。她并不想认真地讨论生计。
       “这几年，家乡的枣越来越不行了。拿到北京来的，净是着了虫子的。怎么所有的枣树都着了虫呢？”
       “冬菜也黏黏糊糊的。有一股子面肥（面酵）的酸性味儿。这也是年头赶的吗？”
       “肠子里没有肉，全是团粉（淀粉）。连绿豆的味儿也变了。什么味儿都变了……”
       静珍似是在与娘说话，又似在自言自语。
       姜赵氏与她搭讪，说起了她当年在娘家——赵家的事，未嫁前的事儿。静珍却不想听了，她站起来，一面低头自言自语，一边来回踱着步子。
       谁也不知道她念念有词地自语了些什么。她自己也未必知道。
       过了快一小时了，她开始低声唱起来：
       ……一阵歌声，多轻巧，
       唱的都是幽雅的，
       美丽的歌调。
       鸟，小心一点飞，
       不要把花飞毁。
       现在，桃花正开，
       李花也正开，
       园里园外，
       万紫千红一起开。
       桃花红，红艳艳，
       李花白，白淡淡。
       谁也不能采，
       蜂也来，蝶也来，
       现在——桃花正开。
       唱完“桃花正开”，她突然“哞”地痛哭失声。
       她的失声痛哭只进行了四秒半钟。因为她一哭立即受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大声呵斥：哭吗（ｍà）！犯什么病！少出洋相！少装神弄鬼的！母亲和妹妹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自己掌握不住的突然痛哭，有时候是突然憋气，两眼发直，喘不过气来。这时她们就要给以棒喝，给以痛斥，按静珍自己的要求还可以给她一个嘴巴，她一个激灵就会从这种白日梦魇中醒将过来。姜静珍自己也为这突然的无法控制的情绪失常所苦，一再恳求母、妹相帮（实际上她们没有胆量给她一个嘴巴，但痛斥从来都极为默契，而且足够粗暴有力）。
       她被妈妈与妹妹的痛斥所惊醒。她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向母、妹嘿嘿干笑了几声，算是表达对她们及时相救的感激，也表达了自己的羞愧。母亲与妹妹的声援正是时候，她的眼泪还没有来得及掉下来，就又抽回去了。
       包括倪萍倪藻对于姨姨的这种“洋相”也早已见怪不怪。他们觉得哭笑不得。姨真是怪。真逗。
       经过这么一出（戏）以后，静珍自觉惭然。便不再原地溜达，不再吟唱。她老老实实坐回铺板上，磨磨蹭蹭再次抽起烟来。脸上显出了安详谦逊的微笑。
       “娘，你说这是吗事情呀，我现在想起少华来，总觉得他是我儿子。”安静了好一阵子，她忽然又冒出了一句。
       “你这是胡诌个吗呀！”娘咕哝了一句。
       少华是静珍的丈夫的“字”，他的正名是周翰如。静珍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小脸蛋油红似白，个儿也不高，说话挺腼腆的。他好像还在依恋着她，依偎着她，不愿意到坟墓去。坟墓那边太荒凉，没个照应。春天风又大，吹得呼呼地响。夏天打雷打闪，把人吓杀。冬天落满了雪。姐，我闷得慌，我不去了，我不愿意住到那里……她仿佛听见少华的声音。她回过头，果然。少华还只是个孩子，依偎在她的膝头，用脸蹭着她的裤腿。她真想把他抱起……果真，他只是个小小的孩子，单薄，羸弱，天真，开裆裤，露出的小屁股蛋子。她吓了一跳，怎么她的丈夫变成了穿开裆裤的小儿了呢？她又觉得爱怜得不行。
       但她无法把自己的这种幻念告诉别人，她无法把自己对死去的丈夫的怀恋告诉别人。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他从来没有让我生过气。他眉清目秀，油红似白，连满口的牙齿也那样洁白，像画上的人物。他好像羞羞答答，老是管静珍叫“姐”，其实他与静珍同岁，比静珍还大两个多月。他说过他是五月单五的生日，端午节，爱吃粽子。然而看起来她确实像姐，而少华像弟弟。我的亲爱的弟弟哟，你如今在哪里？
       你在棺材里？那半闭上了的眼睛，那发青的手臂，最可怕的还是半张着的收缩着的口，露出了下牙的齿龈，可真痛苦。静珍发疯一样地向棺材冲去，四个身强力壮的女人架住她的胳臂抱住她的腰。
       然而静珍仍然不能相信。她只知道少华发了烧，少华嗓子疼，嗓子哑，叫了半天“姐”却叫不出声来。她只知道请来了先生，先生还是自己的娘家父亲的弟子。后来人们说先生的药方开错了，热病却又开了补药。但她不相信这仅仅是一剂药的结果，不相信一剂药能判处他们两个人死刑。
       只能是先天的罪孽，只能是无数个前生积累下的恶果报应，她甚至恍惚意识到了她在前生杀过人，投过毒，放过火，活剥人皮……
       但这一切又多么不可能！少华那么个好孩子俊小子怎么能死？不，他没有死。少华还好好地活着呢！倒是她姜静珍死了，是她娘姜赵氏死了，是她妹子姜静宜死了，是她妹夫倪吾诚死了，是她的邻居、乡亲、佃户……全都死了，统统死了。他们才是鬼，他们说着鬼话穿着鬼衣住着鬼房吃着鬼食做着鬼事，他们构成了鬼的生活鬼的世界鬼的家庭，过着鬼的日子。所以他们无法再见周少华了。恰恰是少华没有死，一定！他生活在光明温暖的阳间。是少华埋葬了她，少华哭了，她好像听到了少华哭着叫“姐”！是她自己裸露着下齿的齿龈。她躺在棺材里闭目无应。她埋在一抔黄土下面。她进入了鬼的世界。而少华呢？少华当然是续弦了，少华是男人，周姜氏死了，就会有周张氏周李氏周王氏。她们可能比她俊俏。她不俊俏，所以她更感激少华对她的恩爱。少华会娶一个更俊俏的新夫人。她不嫉妒，她为少华欣慰。只是再不会有人像她那样疼少华了，不论是多么俊俏，多么风流，多么令少华目摇神迷。而她，她只想替少华死一千次，替少华做一切下贱的事。她愿意为少华和别人拼命一千次。比如少华遇到了截道儿的（强盗），少华是不能还手的，但是她能，她愿意一次又一次为少华喷溅自己的一腔子血。比如少华有仇人，她愿意用自己的鲜血溅瞎那仇人的眼睛。她才三十四岁，她还可以每日每夜每晨每昏伺候少华，给他捶背，给他端汤，给他穿衣叠被，给他倒尿盆子。少华，你再让姐伺候你一次吧！
       于是乎这里有了冰冷坚硬的墙，无法通过，却仍然隐约可见。像孩子，像我的儿，像当了官，像坐着轿。静珍在丈夫死后不久做过一个梦，梦见丈夫做了大官，八抬大轿来接她。醒后她叫醒了娘，娘没言语。她却总觉得梦里有点深意。这样的梦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是少华在给她托梦。也许她只要像王宝钏一样地苦熬下去，苦等下去，终于能在自己的寒窑里等到丈夫的衣锦荣归？就是丈夫又娶上一个代战公主也不要紧。也许那只是唱本鼓儿词上诌的？她不相信有哪个女人有王宝钏那样的福气。苦等十八年要什么紧？等十八年就能等回自己的亲爱的丈夫，这真是幸福！她可以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即使等到咽气的那一天，毕竟她还在等。而她现在能等些什么呢？
       贞节牌坊？那当然是最大的荣耀。但她并没有想过贞节牌坊，那太远，太高，太伟大辉煌，她还够不着。与虚荣比较，毋宁说她更爱实惠。丈夫的死注定了她的“守志”（守寡）的命运，这既不需要选择也不需要讨论。她娘她妹从来没问过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因为以后的日子已经分明。婆家的人更没有人问过她，公、婆去世以后她已经被婆家的人遗忘。少华去世以后她已经把自己遗忘。所有的乡亲都用同情和尊敬的目光鼓励着她守志，而她的守志根本不需要同情、尊重和鼓励。
       只有一个人考虑过谈到过她的再嫁的可能性。姐姐应该改嫁，说这个话的是倪吾诚。当她和母亲刚刚到达北京的时候。倪吾诚当然是和静宜说而不是直接对她说的。妹子把话传给了她，吞吞吐吐。用不着吞吞吐吐，因为这话她听了就和没有听见一样。她没有接受，没有理睬，没有予以考虑，连私下的刹那的犹豫或波动也没有。她之守志正如她之是女人，她之生于姜家嫁于周家，她是姜赵氏的女儿与倪姜氏（现在很少这样用了）的姐姐，她的父亲与丈夫差不多同时一命归西。这一切都无法考虑、无须鼓励或劝阻，也说不上接受或者不接受，愿意还是不愿意。这都是命。她私下里很满意自己的这种态度和心情。
       她听了妹妹的传话没脸红，没发火，没哭，连她素日不高兴时的鼻子一哼冷笑一声也没有。只是从此她更厌恶倪吾诚，轻视倪吾诚，视倪吾诚为异兽、为疯子——要不怎么能说出那种没用没趣没人性的话来？
       就在前不久她又梦见过周少华。少华笑嘻嘻地盘腿坐在炕褥子上，那褥子还是锦缎做的呢。她怦然心动，又快乐又悲伤又害怕。姐，我没有死。少华嘴动了动，好像说了这么几个字，却没有声音，你真的没有死？她是那样的狂喜得战栗而又恐惧得战栗，这是梦，是梦，梦梦梦……这是梦啊！她呼天抢地、欲哭无泪，为什么这是梦啊？为什么人死后还有这样残忍的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少华笑了，少华摸着了她的脸，她的脸摸到了少华的手。我没有死。吐字清晰，但也有点嘶哑。原来少华没有死！原来他的死才是梦！原来他坐着、他笑，他摸她的脸不是梦！
       醒来后泪水杀得脸生疼。直到泪水自己干了，她还弄不清究竟那是不是梦。因为这一切都比她的生活更真实也更确定。
       抽了两烟袋烟，又拾起了因为抗议而中途捻灭了的劣质纸烟。臭烘烘的烟她终于吸完了。她开始默念唐诗：
       梦为远别啼难唤，
       书被催成墨未浓。
       吗行子吗行子……
       又忘了，只剩下了“吗行子”。这时，不识字的母亲却拉长声音吟起了《千家诗》：
       云淡风轻近午天
       依花傍柳过前川……
       然后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她和母亲一人一句，一会儿合吟，一会儿轮换。千家诗她们都是被口授背诵下来的，至今有些字她们不知道怎么讲，音也可能念不准。那诗的内容词句也与娘儿俩眼下的心情无涉。但在这种常常反复进行的多有错讹的吟诵活动中，她们似乎寄托了自己的许多情感，单是那种摇头晃脑的姿势，抑扬顿挫的声调，恰到好处的韵脚，一唱三叹的拖腔和古色古香的气氛，就使她们得到了某种满足。就连正在入睡的倪藻，也深深受到了她们的母女二重吟的感动。
       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姨姨和姥姥啊！倪藻想，而且，云淡风轻是一派多么好的景象！
       第 十 二 章
       半夜，西北方向的天空响起了几声寂寞的轻雷，雷声没有得到任何应和，便尴尬地消失了。然后是二十分钟岑寂无声。然后缓缓地落下了淅沥淅沥的雨。有几滴雨被风吹得潲在了窗户纸上，发出沙沙声，古老而又苍凉。雨慢慢密了，全院子都在飒飒地响。风声如同呜咽，憋闷闷的。这样的雨最毁房。这样再下一个钟点，房顶就会漏。还不如倾盆大雨，大雨落在房檐上立即形成水流，顺着瓦楞哗啦啦流下。而现在的雨呢，丝丝入扣，一点不糟蹋，全渗到顶子里头去啦。
       静珍半夜醒来，听着这细雨阴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担心漏雨，担心房塌，担心着不知什么的坍陷覆灭，但她毕竟太累了，她翻过身，咳嗽了几下，往地上吐了一口不知是痰还是唾液的东西，便又生硬吃力地睡了。
       姜赵氏、静宜、倪藻都睡得很实。淅淅沥沥的雨声正好催人入睡。对于她们，这一天算是够丰富也够疲累的了。
       在这两间相通的西厢房里，真正辗转反侧的人只有一个，她就是倪萍。倪萍比倪藻只大一岁，但不知道是由于这一年之长，还是由于她是女性，或是由于她从小听过更多的劝善惩恶、报应循环的人生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她都牢牢地记下来了，她显得比倪藻大得多，懂事得多。她完全知道自己的父母不和的严重性和悲剧性。她完全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家庭处境的岌岌可危。她扩而大之，多少体会到了整个社会和人生的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命运无常。一种灾变、报应、仇恨、惩罚的阴影可以说是从小就笼罩着她的心灵。“天打五雷轰”，这是她的姥姥姜赵氏最爱骂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于倪萍的幼小的心灵，有一种特别生动具体的威力和一种象征的概括性。她似乎亲眼看到了一个作恶的人，在东、南、西、北、上五个方向的雷霆的夹击下抽搐、挣扎、粉身碎骨，化为齑粉。
       如果说倪藻的家庭教师、他的童年的“朋友”是他的姨姨静珍，那么，倪萍的家庭教师、“朋友”便是姥姥姜赵氏。从小，姥姥这个词就唤起了倪萍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踏实感。姥姥带她去白塔寺、护国寺逛庙会。每月的四号五号，十四、十五，二十四、二十五白塔寺有庙会，六号七号，十六、十七，二十六、二十七护国寺有庙会。只有她和姥姥才有这么大的共同兴趣去看庙会。卖耗子药的，卖布头的，卖老太太头上戴的黑绒帽和红丝绒花的，卖刺绣花样子的，那种种花样翻新的吆喝简直像是声乐大赛。她们还一起听过庙会上艺名“大妖怪”的民间艺人唱戏，看过卖大力丸的耍把式的人张筋斗竖直溜。一看到这些人耍把式，姥姥就给外孙女讲自己幼时亲眼看到的义和团“大师兄”的故事。说是一杆扎枪扎到了大师兄的肚子上，大师兄肚皮一挺，大叫一声“开！”把扎枪的钢头都顶弯了，肚皮上却连个白印都没留下。“逞了本事啦”（真有本领），姥姥用家乡的土话称赞说。对于这样的故事，倪萍是基本的，有时候是唯一的听众。
       姥姥还喜欢讲自己小时候怎样裹脚，怎样扎耳朵眼，怎样开脸上轿出嫁。倪萍，只有倪萍会静静地听，觉得有意思，觉得没办法，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什么事又都发生不了，新鲜不了，什么事儿都可能消失，赶上什么就是什么。
       姥姥常常给倪萍讲故事。她最爱听的一个是《鞭打芦花》，一个是《乌盆记》。而倪藻爱听的故事是另一类，《司马光打破水缸》《孔融让梨》与《曹冲称象》。姜赵氏也会有声有色地讲曹植七步为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倒是姐儿俩都爱听。而且听完两个人都联系实际，说是等他们俩长大了，一定团结友爱相亲如幼年时，决不能做出那种兄弟相煎的黑心事。姜赵氏带倪萍去听过一出梆子戏，唱的是《鞭打芦花》。听着这出戏倪萍哭得呜呜的。她为那受到虐待的孝子痛哭，为无能为力的孝子的老父痛哭，也为受到“母在一儿单，母去众儿寒”的胸怀的感召而痛悔不已的继母而痛哭。其实他们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却有这样的不仁不义的纠纷和痛苦呢？倪萍哭起来流的鼻涕比眼泪多得多。
       倪萍就是这样，她同情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操心，为每一个人揪心。她曾经不止一次地问她亲爱的姥姥，姥姥，您还能活多久？您什么时候死？有时候姥姥犯困打盹，刚睡着就被倪萍推醒了。姥姥呀，您突然不说话了，我跟您说话您也听不见了，您的嘴也没闭上，流着几滴口水，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您死了呢。
       终于姥姥也耐不住了。死丫头你这是说吗呀！你这不是咒我吗？我哪点对不起你了，你咒我早死啊？你才好模好样地找寻死呢！
       倪萍惦记姨姨。姨姨梳妆打扮时的样儿，喝酒翻眼时的样儿，抽烟吐痰时的样儿和自言自叹时的样儿都叫倪萍忧心。姨会疯的，疯了就得送疯人院，用铁链子锁在床上。姨老那么翻白眼，翻着翻着眼球就会爆裂出来。姨喝的那种酒，会把肠子肚子都烧烂，姨抽的烟已经把肺熏黑了。倪萍对弟弟说。倪萍也不知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想的这些。
       倪萍对弟弟的爱护关心也有意思。倪藻每拿回一次考试优秀的成绩单、家长通知书回来，倪萍就担惊受怕一回。你考好了，考得不好的人呢？他们多恨你！你这么个小个子，考了第一，谁能服气？你不怕下学以后他们憋在小胡同揍你！别看书，别看书了，从小功课太好了不好，累干了脑子！你怎么会回回考这么好呢？是不是老师特别向着你？那样的话，别的同学，别的家长会说些个什么？现在考得好又有什么用呢？宪兵队里关押着的，带到刑场枪毙了的，都是功课好的呢！
       无穷的，无微不至的忧虑和关切。天真如倪藻者，听到“干了脑子”“枪毙”这类的话也受不了了。特别是关于老师向着他的说法，等于怀疑他的学习成绩，更使他觉得受到了莫大污辱。他与姐姐吵了起来，讨厌！讨厌鬼！我考好了你难受怎么的？我就考得好，就好，就好，气死你！而只要是姐弟纠纷，静宜就会站在儿子一边说女儿，女儿真觉得伤心委屈极了。
       倪萍还担心爸爸会打死妈妈。遗弃妈妈与打死妈妈，她不知道这两样哪一样更可怕。如果爸爸和妈妈总是这样互相为敌，总有一天爸爸会一拳打在妈妈胸口上，妈妈就会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后脑就会摔破，就会流脑浆子，就会打血扑拉，就会死去。这些死的形象，死的语言是她不知不觉地从家里人的“骂誓”当中学到的，学到了她就信以为真。
       当然她也能娱乐自己，她越来越有自己的小小的趣味和世界。这一天下午她下学回家回来得很晚，并不是因为值日，而是因为她和五个最要好的女生一道去景山拜干姊妹去了。按照生辰年月，她是三个人的四妹和两个人的四姐。咱们永远同心，永不变心，小女孩子们说。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倪萍还加上了这么一句，加得小姐妹们翻眼看她，因为那是男人们的话，是刘备关羽张飞结拜桃园时的话。她们在结拜之后互换了礼物。她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副抓子儿玩的桃核送给了干姊妹。她也从姊妹们那里得到了书签、烟盒里的京戏脸谱彩画、红姑娘果，还有一件是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陈燕燕的照片。
       祝祷也是倪萍跟姥姥学的。有时姥姥会无缘无故地跪在地上向北方磕几个头，嘴里念念有词。倪萍问这是干什么，说是求老天爷保佑，神佛保佑，菩萨保佑。诚则灵，姥姥引经据典地说，但存一念至诚，金石为开。不跪下也可以祝祷，对老天爷、神佛、门神爷、财神爷，全都要诚。
       所以在结拜干姊妹的时候她诚心诚意地为陈燕燕祝祷，为自己的心连心的干姊妹祝祷。保佑大姐的算术考得好一些，更好一些。保佑二姐的得了痨病的妈妈早日恢复健康。保佑三姐能长得胖一点。她祝祷五妹不再结巴。她祝祷六妹能找到丢失了的那块紫红色的橡皮。
       我自己呢？她问，她祝祷，她想跪下来冲北磕响头，她想哭着叫着祝祷全家亲人的和睦和解，祝祷爸爸的回心转意，祝祷妈妈她们也都能对爸爸好一点。神佛天爷啊，显一显你们的威力吧，不是诚则灵吗，我倪萍诚着呢！显示一次你们的灵验吧！让我的家我的亲人和睦起来！只要你们显示出这威力和灵验，我愿意一辈子行善、吃素，哪怕是出家削发为尼也行啊，你们能不理睬我的这么一点点愿望吗？
       从景山各自回家。结拜和善良的祝祷使她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她想，包括在景山自尽身亡的崇祯皇帝的亡灵也会保佑她的家的。她知道崇祯皇帝自尽的故事，姥姥给她讲过“费贞娥刺虎”，说是李闯王破了京城，占了皇宫，宫女费贞娥被李闯王的大将绰号“一只虎”的掳去，费贞娥用剪刀猛刺“一只虎”的咽喉，然后自尽。姨姨还给两个孩子背诵了《刺虎歌》。这个故事对倪藻无所谓，听听奇闻而已。倪萍却严肃得多，听完了她就一直想，如果她处于费贞娥的地位，她有勇气去刺虎和自刎吗？这个问题苦恼着她。她的灵魂受到了震动。她觉得做一个人实在太难。她甚至从而怨恨起命运来，为什么我就是个女的，不能像弟弟那样是个男的呢？
       这样她就知道了崇祯。她相信人死以后就有一种威严的力量。何况是一个皇帝呢？当她走过那株枯死了的大槐树的时候，她充满了对这位皇帝的敬意。
       她是哼着从“二姐”那里学到的流行歌曲《花好月圆》回家的。回家的时候正赶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正看到姨姨的一碗热绿豆汤怎样向父亲泼去。她看到了父亲那狂怒的却又是胆怯的野兽般的表情。她看到了姨姨那冲锋陷阵、决一死战的英勇。她看到了母亲的那种兴奋、狂躁、仇恨和空虚。她也看到了姥姥的老当益壮、同仇敌忾的泼劲儿。她惊呆了，她吓瘫了，她的心怦怦地跳。她打战，上下牙格格地响，手心脚心冰凉。原来愤怒和仇恨的火焰有这样的威势，这样的热度，这样容易把人们点燃。原来每一个人，她的亲人，她认为都是最亲爱最贴近的人的心头都贮藏着那么多恶毒和怨恨，原来他们互相冲突起来都是这样不管不顾，要活要死，如醉如痴。真可怕，真吓死人！哪里有什么和睦，哪里有什么花好月圆，哪里有什么善良的祝祷善良的心愿！原来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老天爷呢？神佛呢？菩萨呢？祖先与皇帝的在天之灵呢？他们都不管。莫非她和她的干姊妹们，还有她的亲爱的弟弟，将来也都要变成这样的人吗？不！不！
       那是一种真正强烈的灵魂的震动，那是一种大的痛苦和大的清醒，过早地降临到这个九岁的女孩子心里。当然，从“观点”上，她完全站在妈妈、姥姥、姨姨一边，而对爸爸，她完全采取批判和谴责的态度。但她又总是关心爸爸，不放心爸爸，她模模糊糊地认识到，爸爸是走上了一条罪恶的邪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便是他自身的毁灭和全家的灭亡。她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她的姨姨守志是好的，是大好事，而她的爸爸在外边花天酒地是大恶，是万恶之首。但她一看到爸爸，她立刻直觉到爸爸是个可怜的人。他回到家里是这么孤独，没有人要听他说话，也没有人要与他说话。他的家里的三个女人再加两个孩子是一伙，是抱成一团，亲了又亲的。而爸爸呢，一个傻大个子，穿一身不伦不类的西服，多可怜！爸爸不常在家，在家的时候爸爸总是找着孩子说话，还给孩子买玩具买食品，买这买那。但是她和弟弟常常有意无意地躲着爸爸。她们知道妈妈好，爸爸不好。爸爸说的话也不好听。当爸爸激昂慷慨而又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给倪萍讲挺起胸来、挺起腰板来的重要的时候，她的反感不下于妈妈。一个女孩子挺着胸走路成了什么样子？无怪乎姥姥和妈妈都说爸爸不是好人。爸爸给她们买的东西也大多不是她们所需要的。她知道，她们需要的是钱，是衣裳，是白面和玉米面，而不是那种中看不中吃也不中用的什么玩具。但是爸爸买来的玩具似乎又带来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她们够不着的，有点诱人又十分陌生的世界。两年以前，她过七岁的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过她一套商务印书馆出产的高级玩具。那是一套木偶人，其中一个最漂亮的是白雪公主，另外七个小矮子。
       白雪公主的形象十分辉煌。倪萍常常想象当她入睡以后白雪公主与她的七个侍从会活起来。她有时候想象她倪萍也会加入白雪公主和她的仆人的行列。她长得不好看，她也没有好的衣服穿，但是，白雪公主会说，她心眼挺好，她愿意每个人都和善、幸福、快活。白雪公主还会给她换一身闪闪发光的新衣服呢，白雪公主会向她的脸孔吹一口仙气，一口清香和顺沁人心脾的仙气，然后，倪萍还是倪萍，然而已经是一个漂亮而又高贵的倪萍了，她知道了，原来倪萍也可以变得高雅而且优美……
       谢谢爸爸，他带来了这些幻想。他又粉碎了她的一切幻想。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走上坏的路。但是她需要爸爸。就像她不能没有妈妈，没有姥姥，没有姨，没有弟弟一样，她不能没有爸爸，她不能没有爸爸呀！
       而且爸爸那么傻。在这天傍晚的战斗过去以后，她始终放心不下。妈妈忙于教子。弟弟急于做功课和睡觉。姨姨自思自叹、自言自语。姥姥和姨姨一次又一次地计划着自己的生活。爸爸呢？难道再没有一个人想到那倒霉的爸爸吗？推倒了房门的北屋就这样大敞四开地丢在了那里。临睡前关紧了院门，插上了门插关儿，又顶上了门闩。那么爸爸回来怎么进来呢？爸爸不回来又到哪里去呢？如果小绺（就是小偷，这是跟姥姥学的叫法）半夜跳墙进来，把北屋里爸爸的东西偷走怎么办呢？难道堂堂一个爸爸竟连点值得偷的物品都没留下吗？
       倪萍睡不着。每到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她就听到近在耳边的低语，声音是那样近又那样低，像是一个无形的幽灵挨得你近近的，真怕人。那就是爸爸的声音。怎么？爸爸进这屋来了吗？倪萍猛地坐了起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又要睡着了，又听见了院里的脚步声——趿拉、趿拉，是爸爸还是小绺？而且黑暗中她看到了爸爸愚傻的、不可救药的与不可理解的笑容，爸爸在向她滔滔不绝地讲话，挥着手，像发表演说，看到手势和嘴动，却听不到声音。吱扭，爸爸开门去了。不是没有门吗？
       砰！她惊醒了，她又坐了起来，她敢肯定这绝不是幻觉，分明是一个人跳到了院子里。妈，妈，她叫着，她推着妈，叫不醒也推不醒。她只好躺下来，由于害怕把头缩在肮脏的被子里。
       然后是淅淅沥沥的无孔不入的雨。嗒、嗒、嗒嗒。是房檐上的水滴落在石阶上。噗、噗、噗噗。是雨水滴落在树叶上。稀溜、稀溜、稀溜。是落在地上的雨形成了小细流。沙、沙、沙沙。雨被风吹得扫来扫去。百无聊赖。百般无奈。愁肠百结。没有法子可想。
       钻到被子里面的头脸气闷得很，空气污浊。姨姨吸的劣质烟草的气味还没有散尽。倪萍的头开始晕眩，意识逐渐模糊，眼前一片云雾。
       这时候她忽然听到一声吼叫，声音不大，凄厉异常，好像是野兽死前的吼声。倪萍忽然明白了，爸爸死了！
       简直像是来自上天的启示。倪萍急急忙忙连衣服都没顾得穿。时间紧迫，她也没顾得上叫醒家里的人。她跳下床，穿上鞋，跌跌撞撞地走出门，一脚踩到水坑里，鞋子湿了，雨洒在头上脸上身上，她打着寒战。她跑到了没有门的北屋，她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亮了一下，不像电闪，不像灯火，不像星光天光。反正她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爸爸，口吐白沫，满脸满手是血。
       她啊的一声惊叫起来，转身往回跑，从台阶上直跌到院子里，她跌了一身水和泥。她乱叫着回到了西屋，静宜她们被她的惨叫声惊醒了。
       爸爸——死了。昏厥以前，她总算说出了这句话。
       第 十 三 章
       我怎么到了这里来了？
       我怎么把这里忘记了呢？
       这儿有我的向阳的房间，太阳光隔窗照亮了陈旧寒碜的陈设，室内弥漫着一种烤红薯的麦芽糖与酒曲混合的香味。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气味。这就是我的命、我的魂、我自己啊！是冬天放在地窖里、出过“汗”、变得甜香如蜜的故乡的红薯。我怎么会忘记了进这间房屋吃红薯呢？那红薯等了我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子！它还热着呢。它还香着呢。它还等着呢。
       还有我的床，我的炕，我的乡下的两头方、中间圆的长而硬的枕头。多么疲倦，多么酸懒，早就该到这床上炕上睡一觉了，多么需要大睡一场啊！自己的铺位，自己的枕席，自己的安身落脚之处，它们都在等着自己，而我怎么会忘记了回来安息？而我怎么会离别了它们这么久！
       倪吾诚，回来！倪吾诚，回来！倪吾诚，回来！
       好像是金属的簧片，好像是一块阴暗的三角钢，好像是一匹绷紧了的绸缎，颤抖了，波动了，嗡嗡地发声了。
       倪吾诚笑着回答，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
       妈——这声音在四野回旋。
       看到的已经在身边的房舍和床铺却渐渐地隐去了。面前是精巧的木楼梯，楼梯栏杆曲线如瓶，楼梯上亮着明明暗暗的彩色的灯光，不时有稀奇古怪的阴影从他面前飞旋而过，然后是一只翠绿的鹦鹉：一连串动听的英语法语德语。
       银铃一样的笑声。这是欧洲，天堂一样的欧洲啊，音乐，教堂，雕像，喷水泉，凯旋门，梵阿铃（小提琴），吉他，Ｏｈ，ｍｙｄａｒｌｉｎｇ！
       狐步舞和咖啡。金发飘荡和高耸的胸。染红了的指甲和嘴唇。天仙一样的吐字和笑容。袅袅婷婷。多么高贵的大衣，多么潇洒挺拔的大腿。彼美人兮，在海之滨。又是楼梯。为什么连楼梯都上不去了呢？抬腿呀，抬腿呀，有石膏像和铜像，骑士和淑女，哥特式建筑和大花岗岩，草坪和喷泉，半裸着的男女在晒太阳。仍然抬不起腿来，使了半天劲，欲飞无翅。一盘红薯。在海滨，在帆船上，戴着法兰西式软帽，斜叼着烟的妓女向他招手，真想投入她的怀抱。原来楼梯上铺着的都是枕头，柔软的、洁白的、鸭绒制作的大方枕头。踩在枕头上就像踩在海浪上。飘飘悠悠，飘飘悠悠。就像一朵云彩。他抱起了枕头，又一个枕头。他抱起了白云，又一朵白云。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那不就是他的来处吗？那才是他的家，他怎么把它忘记了？竟忘了自己的归宿。只剩下了一间空屋子。他走了之后，便只剩下了空屋子。那里没有一点声音。他订了那房间，那房间只属于他，却被他遗忘得干干净净，可现在怎么又想起来了呢？他不在，那房间该多么寂寞，多么缺少照料。他不放心，他牵肠挂肚。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活的屋子，使得屋子失去了人，人失去了屋子，这可真可怕！哭声。爸爸，爸爸！快帮我把枕头搬开。不能再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房子，我的铺位，我的起源和归宿，爸爸！
       爸爸，爸爸！倪萍和倪藻的压抑着惊恐和痛苦的低声呼叫终于叫回了倪吾诚的魂魄。一缕幽魂，飘飘摇摇，无靠无依。他想睁开眼。
       一片漆黑。如褐色的浪潮，推过来又涌过去。世界旋转如飞蓬，头痛如爆，口干如焚，到处是催人呕吐的臭味。爸爸！这不是萍儿和藻儿吗？他亲自给倪藻起的名字，倪藻，就是“你早”，就是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就是欧罗巴的文明……
       “别……”他的嘴唇终于发了声，马上打了一个嗝儿，恶心得几乎把肠子和肚子吐出来。
       血水和血雨退去了，他看到了两个亲爱的与可怜的孩子。为什么大人的罪孽、祖宗的罪孽，死人的和就要死了的人的罪孽要糟害无罪的孩子呢？他流泪了。
       “他爸，”这是静宜的声音，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和气地对他说过话了。“你歇息吧，不要着急。大夫就来，我已经请大夫去了……说下大天来，我们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呀！”静宜呜咽了。
       你为什么呜咽？你倪萍和倪藻的母亲！啊，啊。倪吾诚又闭上了眼，于是又飘动起来了。空屋。空屋，下午时分的因明亮而更显空洞，更加无处躲藏的空屋。那么陈旧而又那么空荡。你就永远地沉寂在遥远的地方吗？
       他睡了。
       静宜吓坏了。凌晨被倪萍叫起来，她跑到北屋，拉开电灯。看到斜躺在地上、面色青白、牙关紧闭的倪吾诚。满室都是恶臭的酒味，她知道倪吾诚又喝了酒，这本来只能增加她的痛恨的，但倪吾诚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她魂飞天外。倪吾诚闭着一只眼，睁着半只眼。睁着的半只眼里只有暗淡无光的眼白。倪吾诚的嘴角上流满了白沫。只有中风而死的人口角上才会流这么多白沫。静宜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婆母的死。她先去摸倪吾诚的头、脸，冰凉！她试一试鼻息，没有了！大祸临头！静宜只觉得天昏地暗。幸亏还有儿子……有儿子也完了，一切指靠，一切希望，一切“战斗”的目标全完了，全空了……不，还有气，虽然微弱，终于还是摸到了倪吾诚的些微气息，还是活的，还是个活人！
       叫是叫不应的，推着他就像推一具死尸。别推了！把他抬起来。但是她和两个孩子的力气是太小了，她们无论如何抬不动身躯高大的倪吾诚。娘！姐！静宜大喊大叫，变了声。救人如救火，快帮我把吾诚抬到床上去！
       静珍当然拒绝！混说八道，让我去抱一个男人，让我一个守志十年的寡妇去抱自己的妹夫，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怎么这么说话呀，还有人心眼子不，他这不是快死了吗？我还快死了呢，我早就快死了，你知道吗？我宁可死也不干下三滥的事你知道吗？少华死的时候你管吗啦？少华死了你不甘心，你也想让吾诚死？你个死不要脸的……
       别打了别打了，快想办法。姜赵氏平息了女儿的恼怒争吵。你们打破脑袋打出小人来又有什么用？不是救人要紧嘛！于是静珍当机立断，披上衣服就走，她去叫邻居“热乎”家的门去了。
       这也是陶村——孟官屯一带的性格。随时爆发战争，随时忘却战争并从事友好合作。随时再爆发战争，停火，友好。静珍去叫“热乎”家的黑漆门时，根本没有考虑头一天下午的不点名的痛骂——这也是不点名的好处，容易转弯。她没有丝毫犹疑。
       被吵起的“热乎”也没有丝毫犹疑。她们本来就是乡亲，近邻。“热乎”又是好事者，对于倪家出了事来找她十分兴奋。她怀着的是感激静珍的信任的心情。她立即叫醒自己的丈夫——一位规规矩矩的账房先生，他在前门外劝业场一家大绸布店供职。账房先生带着自己的一个十七岁的儿子和“热乎”一起，由静珍引领着浩浩荡荡地来到倪家院落。匆匆走上台阶。“哎哟我的妈呀，这扇门是怎么啦。”“热乎”进北屋时天真地惊呼。账房先生阴沉地瞪了她一眼。静宜和静珍根本没顾得理她。没想到账房先生和儿子有这么大力气，没用别人帮忙他们爷俩就把倪吾诚抬离了肮脏的地面。他们甚至奇怪这么高大的人怎么会这么轻。太瘦了，太瘦了啊！
       然后姜赵氏与静珍与“热乎”回避，静宜在账房先生与他的儿子的帮助下为倪吾诚脱掉了外衣，给倪吾诚盖上了一条沉重的厚棉被。“去请医生！”账房先生提醒说。静宜马上揣好昨天用闪电速度从倪吾诚的西服上衣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又带上一个备用的存贮多年的金戒指往外跑。静珍止住了她：“你得看护着他！我给你请大夫去！”静宜不由得感谢起姐姐来，亲就是亲，一切都指着姐姐了。
       盖着棉被的倪吾诚脸渐渐变红了。他发出了类似呻吟的声音。摸摸他的头，像火烧一样烫人。让孩子轻轻叫几声，没有反应。静宜又淘洗了一条热毛巾，为吾诚擦去了脸上的口沫和污物。不争气的丈夫，仇人一样的丈夫，却又是唯一的和不能没有的丈夫啊！
       后来倪吾诚睁了眼，哼了一声，又睡下了。后来医生来了，医生是他们的乡亲，光明眼科医院的院长赵尚同。由于是乡亲，非眼科病也要先找他。他叫醒了倪吾诚，拿出听诊器，静宜觉得敬畏异常。听了好久，神态严肃的赵尚同诊断说是肺炎。他打开了携带的药箱，拿出了一些白的药片和药粉，并在装药的纸袋上写上拉丁文药名。他还写了封信，让静宜去请就住在附近的一位内科大夫。
       在静宜她们的精心照顾下，在孩子们的天真的企盼、千丝万缕的牵连之中，倪吾诚渐渐恢复了自身的意识。刚刚发生的事完全像噩梦，这噩梦已经沉在一潭黑水之下了。
       那天晚上，在一碗滚热的绿豆汤泼来之后，他仓皇逃窜，来到寂寞的灰色的小胡同里。真真奇怪，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当晚的重要约会。一天前没有想起来，半天前没有想起来，一个小时前，十分钟以前也没有想起来，他似乎已经把那事忘得死死的了，他似乎已经决心不想起那事。而恰恰是在一场野蛮的恶战之后，他想起来了，他们等着他去呢。
       那是他最喜爱的三个学生。两个学生都推着光头，更带有一种献身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青年人的纯真。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其颖悟令倪吾诚惊诧。三个学生不知为什么信赖他，他知道自己的课讲得并不好。对于他讲的内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然后他讲了尼采，讲了杜威，讲了弗洛伊德，讲了马克思，讲了墨索里尼。居然说墨索里尼是一位哲学家。他只觉得一塌糊涂。但是那三个可爱的年轻人还是和他讨论，哲学有什么用？没有用，他回答说。没有用为什么要讲哲学？我不知道。中国正在受难。我知道。欧洲正在燃烧。我知道。我们怎么办呢？您打算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您什么都不知道。您是大学讲师，您去过欧洲，您讲课的时候常常提到国家、社会、世界、进步、文明、科学……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走向进步科学和文明呢？
       还是不知道。那么您知道不知道日本军队正在中国，在太平洋进行战争呢？您知道不知道我们生活在宪兵队占领军的刺刀下面？您知道不知道德苏战争？您知道不知道“汪主席”、蒋委员长还有八路军的朱德、毛泽东呢？
       我不是政治家。然而您是中国人。年轻人的言语十分激烈，逼迫得倪吾诚无法逃遁。所有的这些问题，比这些更多得多也更严重得多的问题都在倪吾诚的头脑中、心目中存在着。但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记住这一切问题又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忘在一边。他早已经习惯于带着问题带着苦恼而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了。
       但是三个年轻人的热情和姿态使他大受鼓舞。我很高兴。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你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希望。我是中国人，我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和我个人，我都负有责任！我却没有负起任何责任来！我胆怯，我犹豫，我不敢负责！我随波逐流，不知伊于胡底！这太可怕！这虽生犹死！是时候了，我要以与你们的谈话为转变的契机！我要总结，我要反省，我要和你们一起做出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决定！你们知道吗，我听过德国的教育家斯普朗格的讲演，他是白发红颜，精神矍铄……我相信人类的光明前途，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译的《天演论》文笔有多么好！与茹毛饮血的时代相比较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相信未来，我相信中华民族立国精神之再造。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知道汪精卫、王揖唐、周佛海吗？汪精卫少年时候刺杀清摄政王被捕后做的诗你们知道吗？我知道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吗？我知道延安吗？我知道东京、柏林、罗马轴心国吗？我知道俄国吗？俄国也强大了，因为有斯大林。德国强大因为有希特勒。但是两国正在打仗。而美国有罗斯福，英国有丘吉尔。我不懂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强有力的国民领袖。不管什么样的领袖中国必须欧化，只有欧化才有出路，才有人生。政治不是我擅长的。日本也是欧化以后才强大起来的……
       他太兴奋了，快乐得像个孩子，滔滔不绝。只要能讨论一些与他个人的现实生活不相关的问题他就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如鱼得水，而只要谈一点实际的事，与他的生活事业行动有关的事，他就觉得千头万绪，焦头烂额，心绪如麻，垂头丧气。他和心爱的学生高谈阔论，却没有和他的学生们认真地或深入地进行什么讨论。他说得太多了，完全剥夺了年轻人说话的可能。他发现了自己的失礼与失算，竟失去了听一听青年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机会。于是他热情相约，他要在三天后的傍晚请这三位同学到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下次我不说话，我听你们的。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好的，我们一定准时在“东来顺”见面。不守时刻是中国人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恶习之一。
       然后他把这次谈话和这个约会忘到了九霄云外。在“被窃”、恶战、绿豆汤迎面倾来之后，他想起来了，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半钟头。而且，他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了，他身上连一件能送到当铺去的东西也没有了。他怎么可以和三个穷学生去“东来顺”吃涮羊肉？
       他欺骗了三个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纯真、年轻人的热情是最可贵的最美好的，也是最易受到欺骗和蹂躏的。在他的心目中，他一贯的认识是，蹂躏青年人的情感是最凶险最卑劣最残酷的恶行。凡是犯有这种恶行的人，应该杀掉！而他恰恰犯了这样的大罪！
       他这时的感觉就像一个误杀了人的人。后悔莫及。他沉浸在自己的痛悔和痛苦里。他咀嚼着自己的痛悔痛苦，以自己的痛悔和痛苦证明自己犯罪并非有意，以自己的痛悔和痛苦回答良心的谴责和安慰自己。大错已经铸成，既然无法挽救也就不必挽救了。既然无药可医也就无须去尝试那药的苦。我的情况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无须为救药而烦恼。所以我不烦恼。所以我永远乐观。死人一样、死狗一样的乐观。
       他长出了一口气。而且无论如何和这些青年人的讨论是困难的。他不想讨论对日本占领者的态度问题。他无法回答。他不想投靠占领军。他不想去重庆并对重庆不抱太大的希望。他更不敢想像山沟沟里的小小的延安。他害怕哪怕是最微小的受苦。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是志士。他想喊出来！
       这时他悲愤地想到，原来每一个错误，每一次失约，每一个打击，每一个挫折，总之每一回灾难，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必要性。这至少使他的心肠更冷、更硬，更不必去做出选择，更不必考虑明天。把心一横，我不能有益于国家民族，还不能有益于自己吗？我不能有益于自己，还不能糟践自己、毁坏自己吗？我不能得到友谊、爱情和尊敬，还不能得到轻蔑、误解和仇恨吗？就让我的孩子，就让那三个最可爱的学生也轻视我讨厌我疏远我好了！真是天才的、超天才的逻辑！真是超逻辑的逻辑！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反而“解脱”了。
       于是他摇摇晃晃，几乎是轻松愉快地来到了小胡同拐弯处的一个“酒缸”。酒缸是一家小酒店，酒店里摆着几个装散酒的大缸，故而得名。在这里喝酒的，多半是一些“引车卖浆”的体力劳动者。倪吾诚进入这个环境，嗯嗯一笑，似乎自己脱掉一层皮，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天无绝人之路也！
       “四两白干，一碟炸豆腐。”他对小伙计说。
       小伙计盯着他看了一眼，眼睛里似有含义。没有像对别的顾客那样笑嘻嘻。
       “四两白干，一碟炸豆腐。”他又重复了一遍。那时候的两还是十六进位（十六两等于一市斤）的小两，当然。
       小伙计仍然面有难色。
       “听不见吗？”他皱起了眉头。
       “上两个月您欠的钱……”
       “还你还你，今天就算账，多给你点小费……我什么时候赖过账，我在你这儿喝酒又不是第一次！”他畅快地边笑边说。但他的笑容显得苦。他虽然笑出来了，脸上的肌肉却放松不下来，浑身的神经松弛不下来。他是绷紧了肌肉和神经而笑的。让人看着觉得难以忍受。
       “是，倪先生。”小伙计放了心。老掌柜的也凑过来说话了。唉，怎样的短见和刁奸！原来小伙计对我进行神经战的时候老家伙在一旁听着呢，说不定他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怎么对付我呢！人心如此，即使拿破仑与俾斯麦来中国主政，又能如何？
       酒来了，菜也来了。灰白色的碟子，边缘上点缀着两道深蓝色的圆线，使碟子显得更加单调、寒碜、永无出头之日。酒杯口缺了一点瓷，似乎还裂了一道纹，由于光线暗，倪吾诚视力又不佳，不敢断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享受，这就是我们的福气……再看看，被炉火煤烟熏得发黑的墙上还贴着日本占领当局贴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口号呢：
       我们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我们要确保农产，减低物价。
       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
       我们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
       我们要……我们要什么呢？我要……我要什么呢？全都那么可恶！
       咕嘟嘟，一口气下去了二两多。好像许多小针卡在喉咙里，他的脸憋红了。稍沉了一会儿，倪吾诚压下了大咳其嗽的意图以后，开始有一股暖意从心头泛起。“买卖好吧？主顾多吧？”他主动地与老掌柜攀谈起来了。
       四两酒居然三口就喝完了，他终于呛得咳嗽起来了。但是他的神志却似乎特别清醒，他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把自己、把社会、把国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是一个受苦的国家。受苦的年头。受苦的命。他相信国家是有希望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虽然他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毕竟中国有许多比我强的人。我知道他们比我强，但我做不到了……但是现在必须受苦，只有走完黑暗才有破晓，才有光明。而他是那么样地希望幸福，希望高尚和文明，他是那么样地不甘心受苦。真是寂寞而又渺小卑微！呀！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可为什么人应该甘心受苦呢？为什么倪吾诚就该受苦？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他还有几个三十多岁呢？
       “应该把这个酒缸修饰得漂亮一些。”他对掌柜的说，“地应该铲一铲，刷一刷。桌椅至少应该再油漆一下，活了的椅子腿应该钉死。这个灯也不行。人们来喝酒，不仅是喝酒，首先是一种休息。人是有权利休息的。休息和工作，都是重要的。也许休息比工作更重要。休息是一种舒适，而工作……”
       掌柜的打断了他的话：“钱呢？新主顾不来，老主顾赊账，一欠就是几个月。实话跟您说吧，我们现在是赔着本卖酒。应该这应该那，弄得好一点，我还愿意开大饭店呢。钱呢？”
       掌柜的应答是不礼貌的。钱呢钱呢的调子使他想起他最不喜欢的那种腔调。而关于赊账的话更使他感到了现实的无法躲藏的威胁。
       “再来四两……”
       “您？”
       “我说再来四两就是再来四两，少跟我啰嗦！”他突然瞪起了眼。
       再赊账他也还是高于这儿的掌柜的与小伙计的体面人。当他发怒以后，掌柜的又端来了四两。
       他就这样喝了半斤。然后瞪着眼耍赖，然后硬着头皮离开了酒缸，然后在大街上转。然后头晕眼花两腿绊蒜。然后回家，门已闩住，进不去院子。然后爬墙跳墙……底下的事就全不记得了。
       两天以后，衰弱欲绝的倪吾诚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高烧之中，他仍然不时惦念起那似真似梦的他的被遗忘了的空房子。使他不理解的是，在他神智完全清楚的同时，他又像是忽然记起了一件事，在那间莫须有的空房子里，是不是还遗留着他的一件旧箱子呢？皮箱？木箱、柳条包？他说不清。然而那分明存在的箱子坠着他的心。无论如何我要去一趟，要把那箱子取回来。又何必取出来呢？那屋子，那箱子不都等着我的归去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