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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门》是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称之为“玫瑰战争”了。
       有评论家说我操纵的这场“玫瑰战争”有声有色，为女性心理学和女性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亦有评论家说《玫瑰门》的主人公司猗纹是作者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个富有奇特光彩的新人。还有评论家分析了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所呈现出的先锋性。我不能够贸然地全部接受下这些善意的评价，因为这也许是事情的结果，而在写作当初，老实说，我并没有埋藏下这深远的“预谋”。如果读者在书中看见了一些新意，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赋予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人的本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比方《玫瑰门》的女主人公，在异常生存境遇里迸发出的让人猝不及防的能量和悲喜交加的韧性展开深层的挖掘。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获得成功，值得欣慰的是你不曾放弃这种努力。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过，当一个人坐下来写作时，实际上他开始的是对自己的审判。写作本是自我审判之一种。或许这样的说法更适合长篇小说的写作吧？我想补充的是，当你真的能够进入自我审判的心绪当中，你对你笔下人物和世界的追问、理解才能够真地开始。审判是状态，追问和理解是目的，你会在对他们（人物）不断的追问和不断的理解中，在追问和理解之间的拳打脚踢也似的纠缠不清的滚动中获得写作本身的快感。我常想，获得这样的状态是不容易的，大概需要作家既忘掉个人，也忘掉读者。到那时自由便会从你灵魂中奔腾而出，她洋溢你全部的喜怒哀乐，照亮你理应明澄的心。这就是文学劳作过程中孤独、艰辛而又幸福的过程，文学的大半魅力正在于此。
       《玫瑰门》从初次出版到今天，由作家出版社多次再版；1996年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铁凝文集》；后又分别加入李锐主编的“涨潮丛书”和林建法、王尧主编的“新经典文库”。今天《长篇小说选刊》“旧事重提”，将《玫瑰门》再次发表，使读者再次与这部小说谋面。借此机会我要感谢读者，感谢我的同行和刊物、出版社对《玫瑰门》不断的惦记和厚爱。我想，能够让一部小说长久地洋溢着心灵自由的激情，长久地释放出沉着的光泽，应该是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不反对的事；衡量一部小说的生命力的，也并不仅仅依靠小说叙述的新事件。凡已发生了的就都成了旧的，而旧事汉中永远暗含着有待文学发掘的秘密新人，比如近代史上中国人历经的战争和无数的灾难……其中人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人的生活细想起来是两个视角，仅此就可以派生出多少新的可能性啊。我不以为我的小说已经具备心灵自由的激情和沉着的光泽，耗费一生光阴，也未必有此境界。
       生活是越来越繁复多样了，这大舞台上的表演在不断翻新着花色。文学应该有能力去表现生活中的各种表演，而作家却理当忌讳去表演生活。急于表演的意识当然也有可能会使作家的新作发光的，一种“贼”光吧，宛如浮在仿古瓷器上厚腻的釉，还成就了一种态度，便是对读者和文学本身的轻慢。
       我是这样想的，并愿意以此告诫自己。
       200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