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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7月，我开始构思我的第二个长篇小说《后悔录》，这离我发表第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的时间差不多四年。按最初的预期，我打算在一年之类把这个小说完成，但由于构思占去了半年时间，再加上不停地自我否定，小说的进展比较缓慢。光开头我就写了六次，最多的一次有两万多字，但是这六次开头我都放弃了，直到第七次，才觉得找对了路子，那就是找到了后悔的关键词——如果，所以小说一开头便是：“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这个句式到了第七章，被我泛滥地使用，主人公曾广贤不停地“如果”，“如果我不这样，如果我那样，那我就会……”有了这样的句式，不得不迫使我对他的来路进行回望，仿佛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错的，而没选择的爱情或者生活则有可能是对的。看上去他有点耍赖，但对错误的全部承担以及从不在客观上找原因，使他的耍赖变得令人同情，而且还有些可爱和可贵。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痴迷的时代背景。《耳光响亮》从1976年写到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达精神父亲消失后，我们如何成长？而《后悔录》则把时间往两头延伸了，起跑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终点站在90年代后期，跨度为30年。这30年，除了我身在其中，还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巨大。我们碗里的肉越来越多，衣服越来越没有皱纹，住房宽了，交通方便了，哑巴变话痨了……然而，这些内容已有人在我的前面写过，要是把他们写这方面的册子聚集起来，差不多抵得上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藏书。但是，我发现这变化那变化，不如我们的心理变化大，单就情感生活来说，只要我们一比较就会把自己吓一大跳。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谈恋爱的时候除了要跟组织汇报，还得把门敞开，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门上支一截棍子。可是今天，举目看看，摸着胸口问问，我们的情感生活发展到了什么地步？都已经丰富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连“爱情”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改变。我的小说试图去描述这种“情感变迁”，从禁忌到友谊、冲动、忠贞、身体、放浪、如果，一共七章。
       就这样，我把人物和时间一并装在仓库里，不是记忆的仓库，而是铁马东路37号一间具体的仓库。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仓库具有特别的意义，那里曾经储藏过我们需要的食物和布匹，曾经平均分发过我们最需要的物品，像肥皂、牙膏、棉胎什么的，也曾经拿来做过临时的会场，个别特殊的地方还用来吃过“大锅饭”，概括地说“仓库”就是集体时代的象征。慢慢地仓库退出了我们的视线，有的变成了商业场所，有的成为艺术家的寄居地，有的干脆荒废，被人彻底地遗忘……而在我的小说中，仓库开始是曾家的住房，后来变成了会场、办公室，最终成为娱乐场所。
       这个小说耗去我最多的时间是构思，我越来越舍得花时间在构思上，那是因为我见过或体会过太多的失败，就像某个城市的一座高楼，刚刚建成就要拆除，就像我们只用一天的时间来设计人生，却要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这都是没有构思的惨痛。所以我宁可慢，也要对小说进行各项评估，试着更准确、更细腻地表达我的感受。而写作的过程占去了我一年半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家里写的，有的章节拿到了北海和天峨县去写，这么换来换去的，其实是想逃避自己的浮躁，想用行为提醒自己保持安静的创作心态。
       2005年3月6日，我在家乡天峨县完成了小说的初稿，给《收获》杂志的编辑钟红明发了电子邮件。五天之后，她告诉我李小林主编已经看完小说，决定发表在《收获》2005年的第3期上。这个小说从构思到成型，花去了我三年时间，而离我第一个长篇小说的发表中间隔着整整8年。我如此强调时间，是因为对白发渐多的恐惧，是想说明我是一个笨人，不具备几个月写出一个长篇的才能，同时，我还想表达一下“慢工出细活”的观点。写了20年的小说和剧本，我深感创作最终拼的都是毅力和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