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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不少评论家说你是文坛上的独行客。你的创作，无论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都有自我的见解和探求。营造温情是你小说总体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你赢得众多读者的重要因素。然而读者和批评家对你的温情表达却有很大争议，关键在于你的温情是否有些过了。这太过温情的笔触遮蔽了人生某些残酷的世相，阻遏了你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更深一层的探究和揭示。而你则坚持认为，温情表达过多而造成了你的作品的某种局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温情本身，而是你表达温情时力量过弱所致。《伪满洲国》这部历史题材小说，同样是浸透着温情的作品。小说出版后，读者好评如潮，你自己也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一部小说。历史书上所谈的就是历史和对历史的评价，而用小说表现历史就要像你的小说这样，靠形象来说话。可能是因为《伪满洲国》所叙述的故事太悲惨太凝重了，迄今我读到的几篇评论，都把注意力放到小说的历史政治意义上去了。而我却深深震撼于你所赋予的人物的人性意义。这部小说写的是你出生前几十年甚至更久远的人和事，这单靠对当下的体验是难以完成的。请谈谈你对想像力的理解。此外，你的创作日趋朴素，《伪满洲国》的语言感觉更是如此。小说开头“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非常有意味，给整个作品定下了叙述的调子和感觉。这样的口语化叙述方式，平实而质朴，写作中你是怎样保持叙述语调的一致的？
       我的很多作品意象是苍凉的，情调是忧伤的。在这种苍凉和忧伤之中，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应该让人欣喜的。我一再强调过，我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是没有错的，只不过表达温情时有时“火候”掌握得不好，我想年龄的增长会弥补这一缺憾。
       关于想像力，我非常想表达这样一种观念，即作家可以分成多种类型，有的作家是写自身的生活经历，其中也有一些写得非常精彩，成为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我觉得仅仅靠叙述所见所闻写不出好作品，因为作家是要靠想像来完成艺术创造的。一部作品如果单单靠史实、靠完全真实的历史即完全真实的人物事件构筑而成，那会是非常匠气的，也没有光彩。就我的创作而言，我很庆幸我所处的社会环境给我提供了想像的空间。我常想，假如我经历过那个时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再回首往事去写它，我未必会有激情，未必会有那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离我很远，而又发生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你追忆起来便有了非常遥远又非常亲切的感觉。譬如在《伪满洲国》的写作中，我一进入这想像空间，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好像有一座大房子矗立在这儿，很多人都陆陆续续搬进来了，除了溥仪等个别人之外，大都是我想像中的人物，他们活灵活现，与我朝夕相处。作家的想像力是要靠写作来锻炼的，在以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我就着力进行想像力的锻炼，在《伪满洲国》的写作过程中，我又发自内心地、很痛快地锻炼了一回。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评述历史总是后人们做的事情。就像现在发生的“历史”，我们不能做出完整、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需要后人来做一样。我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也这样看，这就是我很庆幸我是历史后人的原因。在创作的准备过程中，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我首先觉得这一段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比如说，当时日本人在伪满境内有平顶山大屠杀，有惨无人道的731细菌部队，还有在边境一带滥抓劳工修筑伪满洲国要塞等等。我认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值得书写的。但是我的着眼点还不完全是这些，作为小说来表达它们，我觉得还得靠我作品中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我在动笔之前，迫切地想知道伪满时期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风俗等等，我花了较大力气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它们丰富了我对那样一个远逝时代的联想。我的基本态度是，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在保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的同时，对我作品中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赋予以人性的意义。
       在写作时我还有一个想法：伪满那一段历史仅仅靠一个“皇帝”，几个日本人，以及历史书上记载的一些人，无论如何是不完整的。而在众多的小人物身上，却更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痕迹。从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身上，你能看到普遍的不满。他们中有这些不满，也有爱情生长，也有婚姻，也有亲情，也有那些尔虞我诈的东西。我想应该从他们身上来看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在作品中往往特意让小人物来说历史。比如看日本人平顶山大屠杀资料的时候，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基本上都被杀掉了，逃出来的很少，大概只有几个人。所以我在描写这一惨案的时候，设计只有一个小孩逃出来了。我绝对不想把这一残酷世相整个地写出来，我只写它的一个片断，把人物放进去来体现这个事件。因为我觉得单纯去写事件没有意义，事件只有人去经历了，它才会有意义。于是我写了吉来的姑姑，她从新京嫁到平顶山，怀了孩子还没有生下就遭遇上大屠杀，真是很惨的。但我又觉得，在那样的时代，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人的命运是不能由自己做主的，他（她）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到意外的变故。像吉来的姑姑，她喜气洋洋地嫁过去，想生一个孩子，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中秋节的时候还在供月，等等，一切都那么安乐、平和，但你就是不知道生活中还有这种惨案，随时就发生了。我就这样让人物在幸福平和的生活当中，突然遭遇到这种变故。于是这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通过吉来姑姑的命运体现出来了。
       人的故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小说家应该努力和探求的方向，如果仅仅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层面去写人物，这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非常地“一统化”了。作品中三个人物是我塑造得较为满意的。胡二是土匪，可他更是一个敢爱敢恨值得信赖的一个人；中村正保的遭遇令我这个作者也对他抱以同情，这日本人在你脑海中就不会浮现出寻常的鬼子兵的形象；而王金堂坚韧的生命力，我也为他所震动，写到东北光复后他历经屈辱和磨难与老伴重逢的一节时，我自己也十分激动，眼睛竟有些潮湿，仿佛真的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似的。我想这是三个个性丰满的人物，因而如今忆起他们仍是历历在目。
       其实我一直信奉用朴素的文字来表达传神的生活这一原则的。我喜欢朴素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的真正诗意是浸润在朴素的生活中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朴素的事物，而且往往容易被这些朴素的事物所感动。表达朴素的事物和感情，自然要用朴素的语言才能契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想我朴素的语言状态，还与我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有关。我觉得古典小说的语言非常讲究，它不罗嗦，简约而有韵味，很雅。现代小说语言应该向古典小说语言学习，去追求这种朴素而雅致的东西。就《伪满洲国》的创作而言，我确实在语言上下了一番功夫。首先我想，这样篇幅巨大的一部长篇，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合它的叙述方式，就是说，要从容不迫地去写，用平静的语调来叙述，不要很激情地来表达这种比较悲惨的故事，而要从平静中看出激情，看出这大的悲哀来。我采用这种慢慢悠悠的叙述方式，还有一个好处，读者读这些遥远而纷繁的故事不会感到吃力。至于小说的开头，现在的这句话，读起来的确很平易，很流畅，可当初写开头时我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写了一张撕了一页，写了一张撕了一页，整整写了一天，直到写成现在这个模样，才算找准了小说的调子。之后就很顺了，每天写两三千字。如何保持小说的调子？我的办法是，今天开始写作之前，回头把昨天写的内容再看一看，找出感觉，接上“气”，力避昨天是一个调子，到了今天又变成另一个调子。就这样通篇下来，我觉得文气还是一贯的，是娓娓道来的。所以对整部作品的语言感觉我比较满意。
       （本文是珠海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学者、迟子建小说研究专家方守金先生与迟子建所作的一次访谈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