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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所料，那一天上午出了事情。
       大约十点，有数十人散布于小学校操场，当时气氛平和。汤金水从人群中走出来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因为现场人影晃来晃去，走动频繁，该年轻人模样衣着一般，举止并不格外醒目。场上人员注意力当时集中于操场东侧旗台下方，汤金水在众人不察中采取迂回方式悄悄靠近目标，环操场绕半个圈，从校区北侧的学校食堂门外穿过，进了教学楼右侧的小便所。他在小便所停留好一阵子，在里边张望，直到旗台下稀稀拉拉那几个人走散，他才从小便所出来，低头快步，迅速走向那只啤酒箱。
       乡民政助理员小王在汤金水接近目标时注意到他。当时小王窝着身子坐在箱旁一条学生板凳上。板凳是就近从低年级教室拿出来的，低年级小学生的板凳又低又窄，成人坐着不舒服。小王站累了才坐到板凳上喝矿泉水，这时忽然看到了汤金水。
       “喂，干什么?”
       汤金水一声干咳，说不干什么。
       他就那么走过去，于众目睽睽之下走到旗台，台前有张学生桌，桌上就是那只啤酒箱。汤金水轻轻一下把箱子抱住。小王坐在一旁没反应过来，只是又问：“是谁?干什么?”
       汤金水还说他不干什么。
       当时旗台边另有三个人，均为坂达村当地村民，都如小王一般坐在学生板凳上，他们认得汤金水。其中一个人站起来喊了一句：“金水别动那个。”另两个跟着赶紧站起来，这时已经来不及了。
       汤金水抱走了啤酒箱。该箱只装着些纸，没有啤酒和玻璃瓶，因而分量很轻，别说汤金水这样的青年男子，三岁小儿有兴趣的话，两臂一合照样抱了就走。汤金水并不走远，近侧板凳上坐着四五个人，不管来自乡里还是本村，此刻都算相关人员，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把啤酒箱劫走，汤金水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近表达他的看法。近处恰有一个合适地点，在旗台后侧，那儿有一只水龙头，是学校孩子们在校搞卫生大扫除时的取水之处。
       汤金水把啤酒箱放在水龙头下，顺手拧开旋钮，水柱白花花喷出来，灌进啤酒箱里。小子还嫌不够，袖子一撸，两手一起伸进箱中，搅拌加上撕扯。后边四个人追过来拽住他的手，制止其严重行为，这时已经迟了。
       林长利从教室里跑出来，挥手大叫：“快，倒倒倒倒!”
       他指挥倒水。林长利是副乡长，当天守在小学校，负坐镇之责，这家伙大意了。指挥官属领导，不是一般工作人员，不必搬张板凳坐在旗台下守候那只啤酒箱，可以叫上几个人躲在后边教室里，抽烟喝茶，谈天说地，时候一到，自有手下人过来汇报情况，询问领导有何指示，情况通常都这样。如果一切正常，没人管你这会儿干什么，一旦出事就不一样了，那几杯茶足以把人噎死。
       啤酒箱给倒扣于地，箱里的东西乱糊糊湿漉漉摊了一堆，是些纸张，分为粉红和橘黄两种颜色，色彩比较喜庆。此刻大部分纸张均已湿透，部分已被扯碎，纸张所表达的意愿已经难以辨认。啤酒箱模样也惨，刚才它郑重其事摆在学生桌上，吸引了操场里外许多目光，此刻它软不拉塌倒扣于地，纸质的箱底箱帮都已湿透，用胶带纸粘在啤酒箱外的一张红纸脱落，一角耷拉在地上。
       这是不能允许的。脱落的红纸上写有“投票箱”字样，旁边一地色纸不是节庆装点彩车的普通纸张，是人们称之为“选票”的那种东西，郑重其事地承载着民意，能够决定某项事务，此刻尽数泡汤，成为烂纸。
       林长利大骂：“他妈的，人在哪里?”
       人们这才发现肇事者已经不见了。大家手忙脚乱关水龙头、搬啤酒箱，倒水验票之际，汤金水掉头跑开，已经不在肇事现场。
       “抓他!缩在哪儿?”
       场上乱哄哄的，有村民指着小学校大门，说人早走了。小王与几位年轻乡干部跑到学校门口，哪里还见得着汤金水一个人影。
       那时小学校外空地上停着两辆车，一辆是乡里的面包车，林长利及几个乡选举办工作人员当天上午就是坐这车来的，此刻车上无人，司机也在学校教室里喝茶。还有一辆猎豹越野车，车身崭新耀眼，是陌生车辆，司机在车里。
       小王跑过去，问车里的师傅是否看见一个年轻人跑过去?司机是中年人，他盯着小王，一声不响。小王又问了一句。对方反应如前，还是没一丝声音。
       车旁有小孩，他们起哄。
       “他是哑九!”有小孩说。
       “他不是!”还有小孩更正，“他会骂人。”
       所谓哑九是本地土话，带贬义，讲人哑巴。当时也顾不得该司机哑九与否，小王追问小孩，见没见人从校门跑出去?小孩一起点头，说他们看到了，汤金水从校门出来，顺那条小路跑了。
       那条小路通向学校后山，学校后山之后是十二岭，十二岭大大小小有十二座山岭，岭上林木茂密，乱石遍山，山涧坑垄，到处石洞。
       这上哪儿去找人?
       十几分钟后，事情到了我这里，是吕忠打的电话。
       “罗教授，你干什么呢?”
       罗教授即本人，为绰号。我一听吕忠口气发急，知道出事了，如我所料。我告诉吕领导我在乡派出所，没干好事，找这里的孙所长采访。
       “采访个鬼。”吕忠说，“坏去了，郑县长大火。”
       所谓“坏去了”不是标准汉语，系本地土话，指事情办砸了，搞坏了。吕忠是乡书记，此地老大。他提到的郑县长叫郑小华，性别女，其职务的准确表述应是常务副县长。我和吕忠两个互称教授领导，那是彼此打趣，我们俩很熟，虽然都管点事，年纪资历比人家女领导都要丰富一点，却只是人家的下属，私下里可以互相拔高夸奖，在人家面前不好妄自尊大。
       吕忠在电话里把小学校投票“坏去了”的情况简略说了一下。他在接到消息后已经打电话报告了郑小华，郑小华还在县里开会，一时脱不开，让吕忠立即找我商量。
       “郑县长怎么指示?”我问。
       吕忠说，领导要求果断处置，控制局面。她发火了，说溪坂乡吕忠以下一帮人，还有指导组罗炳泉以下一帮人都干什么去了?回头她要查。怎么能出这种事?这还了得?听任公然肇事，居然还让肇事者从眼皮底下一跑了之?快抓。
       “我先查你，”吕忠问，“罗教授干什么去了?”
       我说刚才汇报了，我在派出所，没干好事，采访。
       所谓“采访”为玩笑，那个词通常属新闻从业人员专用，我这种人并无资格，但是不妨拿来开开玩笑。这天我找派出所所长“采访”，是了解一个相关案件。
       “那就采访暂停。”吕忠说，“现在怎么办?罗教授有什么招?”
       我说没有，认真学习郑县长指示，照办。
       吕忠抓我的差，因为得劳驾警察，恰我在派出所，他让我直接向孙所长传达领导意见，协调出警抓人。我说这个不行，吕书记亲自协商为妥。
       “你不指导一下?”
       我说吕书记是老手，不必我说。
       他叹气，说知道，抓人简单，闹大了麻烦。可是领导已经发了话。
       我把电话交给派出所所长，让他们自己谈。事情只能这么办，因为我的身份是县民政局副职，奉命带人到溪坂乡指导村级选举，业务范围很有限，无权指导抓人。
       孙所长与吕忠通话时眼望窗外大山。面有难色。
       放下电话后他问我：“罗副，你说这个怎么搞?”
       我明白他的意思，汤金水浇投票箱这件事性质如何确定，能不能只凭这条就抓人，还得考虑法律依据是否充分。但是领导已经发话，他怎么办?这种问题不好回答。想了想，我说这么大的十二岭，人家跑上山了，组织搜山起码得弄几十个警察，有吗?
       他苦笑。乡派出所定编少，他这里警力严重不足。七除八扣，近来该所长能指挥的有生力量，包括他自己在内仅四位警员。前天，一干警奉命押解一嫌犯到县里，被留在那里临时协助工作。昨日，所里唯一女警员请假回县城，因儿子在家被开水烫伤住院。今天是星期六，只剩两个警察坚守于派出所内，孙所长为其中之一，另一名干警则躺在楼上房间里，因感冒发烧正在接受乡卫生院护士的挂瓶服务。
       “按照规定，这种事应由两位干警共同执法。”他说，“让病人把吊瓶针拔了，跟咱们走吗?”
       我建议由卫生院护士弄一副担架，抬着该警员随同孙所长前去共同执法，参与搜山及相关抓捕行动。
       “罗副别开玩笑。”
       “总之你得想办法。无论如何，依法办事。”我说。
       他琢磨，想招，苦无良策。
       那时不敢懈怠，只能赶紧先到现场。我搭乘孙所长的警车，一起前往出事的坂达村。这个村离乡集近十公里，有一条村道相通，路况尚可。我们到达时，溪坂乡书记吕忠已经先行赶到。事发之后林长利等人有效保护了小学校操场现场，妥善维持原状，于是吕领导罗教授两位得以一起“采访”了丢弃于旗台下的那只湿啤酒箱，以及摊在箱旁地上的一堆泡汤烂票。
       我说很明显，只能宣布这个点今天选举中止。
       吕忠说都已经停了。还宣布个屁。商量一下其他点怎么办。
       我询问领导是否还有什么交代让咱们学习?吕忠说郑县长没有具体交代，只指示与指导组罗副局长研定。
       这就是我的事了。我说既然领导已经发话，咱们就不再请示，按要求加强指导。今天这件事怎么办?我认为还是四个字，依法办事。选举时间经由选举委员会公告，具有法定效力，没有不可抗因素，未经法定程序，应当依法进行。
       吕忠赞成，说行，接着干。
       我们说的不是小学校这个投票点，是坂达村当天投票的另几个地方。小学校这个点已经无救，汤金水水浸啤酒箱，已投选票均成废纸，选举只能中止。但是当天投票的并非只这一个点。坂达村包括五个自然村，相距或近或远，两个在山里的自然村与大村这边隔有六七公里路。当地组织选举时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确定于每个自然村各设一个投票点，分别进行投票。这是为了方便村民就近参加选举，其中更有一层因素是为了保证投票率达到法定要求，这一条很硬，如果投票人数未达登记选民的半数，选举无效，乡里、村里各方面花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将全部泡汤。所以必须千方百计招呼村民投票，就近设若干投票点是一个办法。今天小学校这个点“坏去了”，其他四个自然村未坏，当地村民跟这边一样，从上午八时开始投票，目前还在进行中。只要没有人跟着往那些票箱里灌水，选民所投的票理论上依然有效。小学校这个点管的自然村人口最多，少了这里的票数，当天坂达村选举已经不可能统计出完整结果，但是让另外那四个自然村的投票进行到底，比今天一起停下，过两天再一起重搞要省劲数倍。
       我得说，当天我在坂达小学现场如此发表指导意见，拿给法制专家推敲可能另有见地，但是当时当地只能如此处置。这方面我有经验，还有学习心得。我自认为比较擅长学习。我们这些基层官员每年写总结时，第一条通常是表彰自己学习认真，我敢说其中一些人纯为套话。以我所见，凡不做事而擅长泡会、泡酒、泡款以及泡妞者，他们的总结里格外少不了表彰自己学习认真。我觉得他们哪怕有心，时间上也确实有困难。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名为教授，业余时间喜欢阅读，涉猎广泛。我承认这种喜好出自习惯，甚至遗传，并非个人多了不起，目前看来除了给自己增添一点自我感觉，其他好处不多。
       场上其他人没有不同意见，大家商量片刻即分头行事。各自然村均继续投票，同时加强若干保障措施，包括责令工作人员紧急搜索，注意各票箱附近是否有水龙头等潜在危险物品，严防再有选票泡汤。
       另一紧迫事项就是追索肇事者。肇事者汤金水出于什么缘故，大家心里很明白。无论理由多大，如此行为已犯规，必须处置。现在此人在逃，领导要求迅速抓捕到案。吕忠问孙所长打算怎么动手?孙作胸有成竹状，说他已经布置下去了。领导这么重视，派出所当然认真对待，他一听到消息，立刻就赶过来亲自了解情况。我断定该所长没打算真干，眼下他的唯一属下还在床上挂吊瓶，他还布置个啥?所以他表现得特别卖力，嘴上特别认真。我很理解他的想法，但是我不说破。
       孙所长在小学校的教室里了解情况，摆出亲自办案架势。他询问汤金水作案后，有谁看他离开?怎么知道他是跑上山去的?乡民政助理小王告诉他是些小孩看见的。
       “我还问了外边的司机。家伙哑九似的，不吭声。”小王说。
       我注意到了，即插嘴询问：“是哪个司机?”
       小王说不是乡里的，是陌生人，坐在驾驶位上，没下车。开的是一辆猎豹新车，很显眼。当时小王觉得奇怪，特地看了一眼车牌，不是本地车，是省城的车牌。
       孙所长跟着追问：“汤金水会不会在越野车上?”
       小王说不可能。他朝车里看过一眼，后座上空荡荡的，丢着个包，没有其他人。如果汤金水跑到那车上，一旁小孩也会说。孩子跟哑九肯定不是一伙。 我认为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赶紧搞清楚，这辆越野车到底怎么回事?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刚好在那个时候停在学校外头?车上陌生人到那里干什么?跟汤金水淋选票有没有关系?
       小王说应当没有关系。陌生人并没有下车，可能是怕乡下小孩拿石块划他的车玩。他要是想干什么，不会就待在车里。
       我断定情况比料想的复杂。这辆车不会无缘无故停在学校门外，车上的陌生司机没有必要特地在那个时候找那个地方把自己关在车里，面对一伙乡下小孩。他一定是在等谁，他等的人即便不是汤金水，当时可能也就在学校的操场上。
       “现场都有些什么人?除了投票的村民、看热闹的小孩，有没有陌生人?有没有其他情况?”我问。
       居然被我不幸料中。几分钟后，小王把张贵生带进教室里来。张贵生一进教室就给大家发烟，拿的是软包中华，很有档次。此人肤色较黑，却收拾得很精神，穿白衬衫，外边套了件西装上衣，还有皮鞋，只差系条领带。
       “各位领导辛苦了。”他说。
       吕忠问张贵生怎么搞得这么打眼儿?难道打算娶小?
       他嘿嘿，说选举嘛，老叔交代，注意一点儿形象。
       张贵生大约三十出头，瘦高个，是本届坂达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之一，旗台下被浸湿的那堆作废色纸有黄色和粉红色两种，他的名字就印在那些粉红色的选票上，因姓氏笔画缘故，排于该选票第二。由郑小华常务副县长直接领导的本乡吕忠以下一帮人，以及县指导组罗炳泉以下一帮人一起认真指导
       并操作的这场村级选举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让这位张贵生成为村主任，俗称村长。这位张贵生将成为该村第二任张村长，他的前任叫张茂发，今年七十三岁，主持村政已近四十年。那是他老婆的亲爹，他的岳父大人。
       今天上午八点起，这位候选村长一直在小学校操场上晃来晃去，跟乡亲们打招呼，寒暄并请烟点火。这是一种选举策略，只要不搞过分，不属违规禁止。当事者自然要比无关者敏感，张贵生于百忙中，注意到了场中的所有异常情况，包括汤金水肇事之前潜候于学生小便所的细节。
       “还有一个女的，”他报告说，“长得有样子。”
       果真有一个陌生人，在汤金水肇事的前后于学校操场上活动。这是位女子，大约三十上下，个子娇小，下巴尖尖的，眉眼有点儿像狐狸，穿着一件白色长衬衫，外边套一件黑色短上衣，里边长，外边短，让乡下人看起来很奇怪。这是个外来人，张贵生从没见过她。该女一直待在操场角落，那儿有一排砖砌水泥面的乒乓球台，是小学生上体育课和课间休息的玩耍之处。女子在那边并非无所事事，她很忙，这里看看，那里瞄瞄，不停地啪啦啪啦，那是照相。女子手中的相机是大家伙，前头有个大炮筒，可以伸长缩短。她用那架大炮筒对准场上的人和事，似乎对什么都有兴趣，包括在场地上跑来跑去捉迷藏、尖声叫唤不止的小孩子。
       张贵生给这位女子送了支烟。他猜想她可能是县里、乡里来的什么人物，所以才去拉扯。女子说她不抽烟，问张贵生是来投票的吗?张贵生说他不只是选民，他还是今天的村主任候选人。女的立即有了兴趣，她显然知道些情况，要张贵生站在乒乓球桌旁，给他照了张相，说：“原来是张二世。”张贵生听着奇怪，女子解释，听说这里的老村长是他岳父，所以他是张二世，就像当年秦始皇的儿子叫秦二世。
       “她拍了汤金水浇啤酒箱吗?”我追问。
       拍了。啪啪啪啪，什么都没逃过她的大炮筒。
       “说什么了?”
       说了。女子问张贵生怎么会找一只啤酒箱当选票箱?张贵生说乡下嘛，都这样。啤酒箱到处有，容易找，拿胶带纸粘张红纸写几个字就可以用，不多花钱。女子问张贵生听说过啤酒馆政变没有?张贵生说咱们乡下啤酒箱很多，啤酒馆倒是没有。女子说那就换个讲法，啤酒箱事变。
       我说：“糟糕，这个女的麻烦。”
       吕忠骂：“这他妈哪来的狐狸精?”
       我认为她要是个狐狸精倒好，怕有其他来头。
       此刻当务之急是提出指导意见。我建议在场的孙所长不要急着亲自办案，搜山抓人，恐怕得把汤金水暂时放一放，首先找找这个长得像狐狸的女子，“采访”一下。这人看来不寻常，有些来者不善。一只啤酒箱浇点水泡了汤还能扯上什么政变?两回事嘛，为什么她偏要这么说?这个人混进小学校拍摄汤金水捣乱选举的场面是何用意?她是什么人?什么背景?跟汤金水什么关系?她出现在那个地方是偶然还是事先安排?当天汤金水作案，会不会竟是与之合谋策划?她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往市里省里跑了?
       吕忠不以为然，说罗教授扯玄了吧?
       我认为小心为妙，搞清为好。或者给领导打个电话?
       不用打电话了。那时车喇叭响，有轿车长驱而入，停到学校操场上。
       郑小华副县长到。她没等会议结束就上车直奔这里来了。
       我们把情况一一报告。郑副县长眼睛盯着我看，眼神很特别。
       “罗副你到底想干什么?”她问。
       我说没想干什么，分析可能的复杂情况。
       “你是在指导还是在误导?”她紧追不放。
       这位女领导年纪不大，人很风采，是个急性子。她对我有些看法，颇直言不讳。
       我说：“当然是误导。现在听领导指示。”
       郑副县长下令把乡干部和指导组人员全部派下去，分兵把口，各自负责，谁敢不当回事，掉以轻心，必追究到底。请派出所孙所长安排足够警力，在最快时间里捉捕汤金水归案，表现坚决态度，以防类似事件再出。需要的话马上请求县公安局支援。
       “罗教授还有指导吗?”她故意追问。
       我表示坚决服从领导。
       她竟然再行刺激：“不要嘴巴一套，心里一套。”
       我笑，说郑县长一针见血，但是没那么严重。此刻为领导考虑，觉得还是应当对相关情况做点补充说明：所谓“啤酒馆政变”有出处，那位可疑女子不是随便说的。
       郑小华摇头：“市里文件，还是省里文件的提法?”
       我说自己级别低，文件学习得不多，但是知道该提法教科书里有。事情发生在慕尼黑，德国巴伐利亚州省府，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三年。政变主角是希特勒。
       “你罗炳泉就是让人晕!”她立刻批评。
       我举双手：“检讨，闭嘴。”
       2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坂达村怎么回事。有三百多个村民在一个集日相约出村，翻过西边一座小山包，闯进相邻的达西村地界。这些村民在达西村村外一处工地上围坐，把一旁工棚里的施工设备、用品搬出来满地丢，把道路和施工地段堵个水泄不通，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工地比较特别，正在修建本县的一处大型殡葬设施。所谓“殡葬设施”文质彬彬，很书面化，属官方用语。让老百姓说，这个东西就是火葬场。本县是农业县，农村人口比例很高，农村殡葬以往通行土葬，让死者入土为安。到了上世纪末，本县农村延续了数千年的殡葬方式面临重大改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土地资源日渐紧缺，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经相关立法，全市城乡全面实施殡葬改革，本县严格遵守，从此不许土葬，一律改用火烧。殡改推行之后，建于本县城关附近的旧有火葬场因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待焚尸体拥堵，严重时，死者于场外排队火化，灵车相接达二三十部，挤得水泄不通，死者亲属自早到晚，骂不绝口，政府相关部门苦不堪言，火葬场成为殡改最大瓶颈。当时县里已规划于溪坂乡达西村外小山头附近修建新的大型火葬场，其设施非常先进，可以满足若干年后的死人需要。但是达西村民不愿意，认为村旁一天到晚烧死人实在晦气，祸及子孙。几经周折，百般安抚，最终政府以极大代价换得当地村民同意，火葬场得以动工。哪想却有坂达村民跑到达西闹事来了。
       火葬场并不修在坂达，这个村有什么理由越界闹场?闹事村民说两村相邻，火葬场建在上风处，死人灰会从达西吹到坂达。村里人每天开门，远远看到那支烧人烟囱，太晦气了。最晦气的当然是达西当地村民，但是他们拿了政府的补偿。坂达村民跟着晦气却一分钱没有，坏事摊着了，好处没份，这不公平。
       坂达村民闹场的当天，我奉命随同郑小华副县长前往溪坂乡处理该案。殡葬事务归民政部门管理，但是分工由另一位副局长管，不归我。那天不巧，该副局长到省里开会，一时回不来。郑小华副县长挂钩溪坂乡，负责处置该事项，她点名，要求我代表民政局参加，我无可逃遁。郑小华点名要我并非格外欣赏，她很了解，知道我到民政局工作不久，鼓捣殡葬可算新手，此前却是个乡长，熟悉乡村事务。
       我跟着领导去了达西村，在村祠堂与乡里头头
       会合，一并与坂达村民代表谈判。乡里出面的是吕忠，时为乡长，还不是书记。我在当乡长时，开会常跟他坐一块儿，互相经常“采访”，彼此相熟。那一天见了面顾不得寒暄，直奔主题。
       吕忠主张民政部门立一个名目，承诺给点钱，设法平息坂达村民怨气。郑小华问我意见，我称不好表态，听领导的。她眼睛一瞪就批：“你会推?要你来干什么?”
       我辩称自己没错，当然是听老大的。局里局长是老大，这里郑县长是老大。
       “先要你说。”
       我提出给钱的办法简单，但是后头有麻烦。不说钱从哪儿来，就怕开个头没完没了。火葬场烟囱让人欣赏了要赔钱，灵车上路纸钱遍撒让人欣赏了要不要赔?这黄泉一路多少村子，赔得起吗?
       “那你给个办法。”
       我说此刻郑县长应当盯住吕忠。乡长是干什么用的?大家都干过，我也干过，有些体会。最基本的知道一条，自己的内裤不敢提请领导搓洗。
       吕忠骂：“知道你罗教授算计我。”
       我说的却是实话，出这种事，基层官员哪里跑?自然首当其冲，此刻吕忠是主要责任人。吕忠怎么平息事态?如同郑小华抓他一样，他得使劲抓住下边那一层，这就是村里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吕忠把坂达村两委头头脑脑弄到了达西村，郑小华亲自谈语，要他们分头下去做工作，把村民带回村去。村两委领头的是村委会主任，即村长，那个中年农人姓陈，长得五大三粗，脸很黑，话很土。他说他没有办法，村民不听他的。
       我插了句嘴，问村民不听村长，那么听谁的?
       他一声不吭。
       吕忠替这位陈村长打气，让他放心，乡里保证会支持他工作。不料该村长突然上火，没头没脑当众发牢骚说：“哄谁哩?我只说了一句账目要公布，大水窟要公布。没说其他的。”
       吕忠说：“现在不谈别的，先解决这个。”
       我没听明白，什么大水窟什么账目，不知所云，能够断定的只是他们话中别有缘故。其时顾不得多问前因后果，我注意到一个情况：这里坐了半屋子人，有一个该到的没到，就是坂达村的村支书。我即询问，得知这位缺席者叫张茂发，是老资格村书记，也曾长期担任过村主任。这人未到现场，是因为病了，他已经七十岁，身体不好，前些天闹肚子闹大了，送到县医院，现在还在住院。
       我把吕忠拉到一边，问这个张茂发怎么回事?吕忠感叹说老伙子是尊大神，缺了真是不行。所谓“老伙子”为本地土语，讲的就是老人家，或老家伙。我问吕忠。有这么个老伙子还不赶紧去请?吕忠说早请了，人家不来。躺在医院里的病人，硬抬过来，不小心弄死了，谁给他埋?我说这情况你得告诉郑县长。
       于是报告了郑小华。郑副县长是急性子，当即决定请神。坂达村民正在闹事，乡长吕忠必须留在现场主持处置，请神的光荣任务交给现场一位副乡长。她还特别指定，要罗炳泉一起上，共同负责。
       我当即摇头：“这个不必，我干不了。”
       “你怎么搞?凡事先推?”
       我承认自己有毛病，不会搞，会推。如果推不掉，非去不可，当然坚决服从。
       这就匆匆上阵。郑小华考虑我是县直部门领导，与这边乡里村里的恩恩怨怨没有牵扯，可能反容易劝导，所以要我上。我去了县医院，在住院病房见到了张茂发，初次见面，印象很深。老伙子真是挺老态，身材干瘪瘦小，身高大约一米六上下，体重不超过五十公斤。躺在病床上，盖着被子，看上去就那么一束，小木棒一般，似乎随手一抓可以扔到窗子外头去。他正在输液，一只手臂伸出被子，皮肤黝黑，干枯。看起来身体恢复得不好，说话有气无力。
       “我七十了。”他喘气，“我要死了咋办?”
       我说：“死了拉去烧，不必排队，这个我管得着。”
       他生气：“你怎么说话!”
       我称自己讲实话。我已经让医院安排好了，给他派救护车，配护士，一路走一路挂瓶治病，保证他生命安全。他这个村书记很了不起，省长下来怕都不带护士，没有这么高的待遇，可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民政部门极其关心。所以还希望他多配合，协助解决火葬场工地问题。
       他说他治病。不管。
       我说村民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包括对他。他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有病，难道真的不行了?指靠不了，该换了?
       我是故意激他。事前我“采访”过医生，知道老人身体状况不佳，但是已无大碍。请神不出，主要可能是卖一点儿老，端一点儿架子。我告诉他自己在乡村工作多年，类似情况心里有数。我知道是什么事让他感觉不满，这个不要紧，我可以帮助。
       “你这个领导可以。”他说，“你的话我爱听。”
       他却没有向我提什么要求，只说事情吕乡长都清楚，他怎么不来?
       我解释不是吕忠不来，他是被郑县长留在现场。我在病房里给吕忠挂手机，让吕忠跟张茂发说。俩人通过我的手机叽里咕噜讲了几句，没有当众谈及什么要紧事项。张茂发提出让吕乡长派一辆车来，他不用救护车，要小车，车顶有窗子的那种。吕忠满口答应。半小时后车到了，是一部崭新的别克，溪坂乡集上一位开织布厂的小老板刚买的车，被吕乡长临时征用。
       我们坐着那辆轿车回到溪坂乡，直接去了达西村。我问张茂发要不要先去见见县乡领导?他说先办事，于是就把车开到工地上。张茂发让司机打开轿车车顶的天窗，他在车里站起来，把身子从天窗伸出去。老伙子个头不高，探出车外的差不多就是一个脑袋，就这一点儿东西，足够了。
       “都看见没有?是我!”
       那一刻我大吃一惊，老伙子变了个人，不再是病榻之上将死之人有气无力，他大声咳嗽，大声吼叫，声音出人意料地洪亮。我们这里有一句土话叫“人如秤锤声如雷”，说的就是张茂发这种人，身材短小好比一粒秤锤，也就是秤砣，嘴巴一张却打雷似的。吼声震天。这个人从轿车天窗里探出一个脑袋，眼观四面，大声呼唤，对坐在路边地头的村民逐个点名，凡被他叫到的，无论老小，无不应声而起。
       “我还在，没死。”他下令，“都给我回去。”
       一小时后人走光了，火葬场工地恢复平静。
       我把张茂发又送回医院。他躺在床上喘气，看着我，眼睛灼灼有光。
       “你都看见了。”他说。
       我告诉他不只我看见，县乡领导一定也都看得很明白。但是我想劝告一句，人年纪大了，身体要紧，其他的放就放了，不必紧紧抓着。
       “那不行。”他摇头，“你不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早都“采访”过了，只是不想多说，他的事毕竟不归我管。
       此后一晃三年，我没再见过老伙子张茂发。
       上星期六晚间九点，我在县城回头客酒家与熟人喝酒，正彼此传阅学习某手机新段子之际，有电话到，要我立刻到县政府大楼开会。我很吃惊，因为时候已晚。对方不说究竟，只讲来了就知道。我赶到政府大楼，见到了郑小华，她在她的办公室里。
       “村级换届事情是你管的?”她问。
       我说民政部门是村级换届工作指导部门之一。本局这一块工作由局长直接分管，我的业务主要是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等等。
       
       “已经定了。”她说，“你带两个人，明天一早到溪坂乡，加强指导。”
       我说怎么了，火葬场又有事?
       她说这回是村选举。坂达村选举村委会，挺麻烦，弄不好要出事。上级领导特别交代，不能掉以轻心。决定让我去，除了因为村民自治组织选举属民政工作范围，也因为我参与过殡仪馆工地事件处理，对当地情况有些了解。
       我当即推举本局局长亲自出马。我说这项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局长直接管，比较有把握，我还有待学习。没等我把话说完，女县长就不高兴了，指着办公室大门让我走人，说就这样定了，没用的话少说，快走。
       于是我就到了溪坂，与张茂发再次相逢于坂达村。很巧，居然又是相见于病床。上一次是在医院，这一次在张茂发自己家中。时隔三年，躺在床上的老伙子比当年更显干瘪老态，但是嗓音依旧洪亮。他一眼认出我来，哈哈大笑。
       “罗副，咱们说好了，我不排队。”
       他重提旧事，说自己有一天死了，上火葬场时不必排队，县民政局罗炳泉副局长曾经亲口答应过。这老人记性真不错。老人还特加补充，说别看他躺在床上，其实还行。眼下他努力撑住，事情还没做完，一定要再活几年。
       我知道他需要为某一个人再活几年，这人还年轻，此刻在他的病房里外跑来跑去，就是张贵生，其女婿，现任村委副主任，拟任“张二世”。这件事挺麻烦，用郑小华副县长的说法，弄不好要出大事。所谓“大事”是什么概念?蚊子叮了，臭虫咬了，那都不算。本市有一个地方，两位村级候选人争挑重担，都花了不少钱，其中一位选上村主任，另一个落败。后者不服，于是再花一笔钱，买了一个杀手和一颗子弹，把前者打死在村道旁，末了自己和杀手双双被依法处死。
       我在张茂发的家里初识“张二世”时做了一点儿观察，以判断该年轻人是否已经做好足够准备，不惜挨一枪。我感到很不满意。
       张茂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很出息，高中毕业去当兵，上军校，当军官，后来转业在市工商局工作。据说这个儿子相貌性情都跟父亲很像，他要来当个张茂发第二，估计差不到哪去，可惜人家是公务员，国家干部，哪可能回头来当村长。张茂发的大女儿嫁到外村，张贵生是小女婿，达西村人，本姓王，入赘上门后才改姓张。张贵生跟张茂发的小女儿是同学，长得文弱，生性也比较软，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上门来到张家。当年张茂发动用很多关系。让小女婿去乡农机站当临时工，成天跟着农机人员东村走西村跑，帮工打杂。年轻人干了几年，不见有什么长进，张茂发决定不让他在乡里混日子，回村跟老伙子吧：年轻人心里其实并不愿意，但是不敢违背岳父，乖乖地就回家来了。
       张茂发自家有个产业，主营饲料。时下这一带乡村，单纯种地的农家过日子可以，致富却难，要在乡村里当个头，没有经济实力通常不行。坂达村是生猪饲养大村，张茂发经营饲料，生财有道，他把小女婿叫回来，却不是让他接手卖饲料，是来接当村领导。张贵生一向文弱，不像张茂发那般精明强干，怎么管得了一村老小?张茂发并不担心，他认定什么事都是做了才会。于是就做了，小女婿回来后先安排为支委，隔年村委选举安排了副主任，三年后也就是眼下，安排为村长。
       这就有疑问了，村级事务毕竟不是张家内政，凭什么张茂发可以如此做主?原因是人家在这里说了算。张茂发在坂达村管事已经长达近四十年，当过村主任，也当过村支书，无论当什么都是老大，如村民土话形容，张老大一向“唤头声”，本村除他能发号施令，其他人都不太管用。四十年间，曾有若干人物对张老大的权威提出挑战，均未得逞。几年前我见过的那位陈姓村主任是其中一个，最终也悻悻下台。该陈姓主任与张茂发不和，努力想管些事，争取一点“话语权”，老伙子打压得他在村里说什么都不算，村民大闹殡仪馆工地，他不管，也没法管，我才奉命去医院请大神。事后我曾劝告张茂发年纪大了，身体要紧，其他的放就放了，不必紧紧抓着。他根本不听。我自知这种劝告要是能起作用，人间早成天堂，不必有劳本县民政局考虑增修火葬场。类似情况到处都有，上至高级别官员，下至草芥一村之长，层次不一，景象相同，古今中外，大家多见。人对权力的热爱从猴子那时就产生了，你不能指望自己变回去，改从蚯蚓那里开始进化。这是我通过虚心学习得到的个人体会。
       现在轮到张二世了。毕竟岳父是岳父，女婿是女婿，张老大可以“唤头声”，张贵生行吗?这里有一个故事：张贵生被扶上台之初，有一天村级头头脑脑开会，新任副主任张贵生依例应当说话，事前他写了两张纸。轮到他时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讲稿，念了两句忽然怯场，居然当众丢下稿纸，起身从村部后门跑出去，中途逃会。张茂发喊了两句没叫住，即指派场上一位支委带人出去找。该支委辈分高，是张贵生的妻舅爷，他在村部后边的小山上找到张贵生，年轻人抱膝坐在地上打哆嗦，死活不愿回会场。妻舅爷好说歹说，最后暴力解决，把年轻人拖回去，没再要他念稿，让他坐在会场直到会议结束。
       张茂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正襟危坐，纹丝不乱。会议结束前，他指着墙上的村务墙报栏，命人当众进行调整。那片墙报栏上贴有本村两委等头面人物彩色相片，张贵生照片居最后一位，现在被调到张茂发的照片之后，居全村第二。
       “都看见了?”张茂发问。
       都看见了，只有张贵生自己没看见。他垂着眼睑，连头都不敢抬。
       张贵生此刻成为“张二世”候选。时间过去数年，情况大有不同，他已经不再需要让妻舅爷从后山拖回会场，已经知道穿件西装，独自东家走走，西家串串，给乡亲们递支烟，让他们为自己投一张票。张老大接受县指导组罗炳泉“采访”时说，他这小女婿打小聪明，学习认真，进步很快。当村长嫩一点不怕，有老伙子。老伙子还没死，活着，还当书记，帮小女婿撑几年，坂达村就完成新老交替，顺利交接。
       果如张茂发讲得这么轻快，我来干什么?此刻情况实不容乐观，真是弄不好要出大事。张茂发在这里掌控近四十载，虽然风烛残年，毕竟余威犹在。他的女婿张贵生不一样，新人初起，尚无建树，不能服众。村里已经有人出来公开挑战，与张贵生竞选，这人叫汤金山，他有个弟弟叫汤金水。
       上星期六晚间，县领导郑小华突然想念我，于九点时分把我从酒桌上叫到政府大楼，隔天匆匆派下乡指导，与这位汤金山有关。说弄不好要出大事，并不是已经发现汤氏兄弟暗藏炸药，或者买枪买人，预备行刺对手，打造重大恶性事件，只因为有许多迹象表明这里可能出现意外，张贵生很可能上不去，汤金山将取而代之。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加强指导。
       按照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属村民自治组织，由村民依法自主选举产生。村民愿选汤金山，或者张贵生，那是村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别人管不着，也没有必要多管。坂达村不过是我县溪坂乡一个村庄，区区两千余人口，坂达村选村长充其量就是一个村级事务，不管村民们愿意选谁。哪怕他们打算沐猴而冠，
       选一只猴子当他们村长，那也只关系一个村，就一县而言实不算大事。如今农村基层选举，上级领导看中的候选人没上，村民另选他人，这种事时有发生，并不因此就塌了天。发现类似情况，只能加强关注，注意引导，不能强力干涉。为什么坂达村不一样，要如此兴师动众，县领导亲自过问，派罗教授前来指导?
       这就是郑小华副县长讲的那个缘故：“上级领导有交代。”
       在溪坂乡里，坂达村地位相当特殊。该村村民两千余，主要有三个姓，分别为张、汤、陈，张姓人口最多，占村民近一半。这个村背山面江，地理环境较好，交通条件不错，村子富庶，宗族房派关系也比较复杂。多年来，在张茂发牢牢掌控之下，该村经济比周边好，村民人均收入比邻村高，特别是村庄建设十分突出，修桥铺路盖学校建新村，基础设施居溪坂乡第一。
       这不尽是张茂发能干，还有一个人物很要紧，这人叫做张盛，本村人，现任本市副市长。张副市长极富亲情，官大并未忘本，对家乡父老很关照，多年来坂达村修桥铺路、盖学校建新村，无不得到他的帮助。据我“采访”，这位领导起自贫寒，早年家境困难，读初中时父丧母病，曾几乎辍学，能渡过难关，宏图一展，全靠他的长兄自我牺牲，全力支持。这位张盛副市长原名张茂盛，他的长兄就是张茂发，两人间有十数岁年龄之差，所谓长兄如父，如此过来，两兄弟感情实不一般。坂达村选举当天，张贵生走来走去，身着西装，有如市人代会期间坐在台上的市长候选人们着“正装”，乡书记吕忠开玩笑问他难道打算娶小?张贵生回答说是选村长，老叔交代他注意形象。张贵生嘴里的老叔是谁?就是张盛副市长。
       因此坂达村的选举与他村有别，备受关注。别的地方选出一只猴子，那叫做胡闹，这里弄出一个意外，就有人扯上政变了。目前情况下，指导这个村顺利完成选举，其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我这人号称教授，擅长认真学习，一向很自以为是，这回仓促上阵，凡事先推，并非惧怕困难，或者自认无能，我是心里有些想法。
       来到坂达村那天，我特意先在村中走了一圈，虚心参观。未经任何人提示，我即指出一个地点，认定是村老大张茂发的私宅，居然准确无误。
       这是座楼房，占地广阔，楼起三层，其气派在村中数一数二。
       那时我心里很有感觉。
       3
       我询问女子贵姓，她说姓李。我知道她在登记表上填写的名字是李村，这当然很可能是个化名。
       我说那么是李小姐?她笑笑，说不会只知道小姐吧?可以叫李老师。
       于是便称李老师。我告诉她人家也管我叫“教授”，那是开玩笑的。
       李老师年纪不大，好为人师，着装很有个性，如张贵生形容，里边长外边短，本地老话所谓“长袍套马褂”，大约就这个样，如今很时髦。这个人把眼睛眯起来，似笑非笑，挺迷人，配那个尖下巴，确像狐狸。她的嗓音平滑顺畅，语速平稳，不慌不忙，听上去平和宽厚，很善解人意，话音里却时隐时现，略略有刺。她一开口我即感觉不太好办，不在她话中的刺，在她的发音方式。我注意到李老师字正腔圆，一口北京话，不像这里罗炳泉吕忠之流，嘴巴一张“坏去了”，本地特色鲜艳，普通话很不普通。这女子肯定不是这一带人，她可能有些来历。
       我带着乡民政助理员小王一起上门。小王向她介绍我是本县民政局的副局长，在溪坂乡指导村级选举。她点点头，没太当回事。我打听李老师从哪儿来?她不做正面回应，反问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吗?我说自己只是有些好奇。虽然我向她打听，心里还是希望她别说出来，容我们更好奇，事情可能更有意思。
       她笑，说行，就这样。
       我告诉她，我找她是想核实一下坂达村选举时的情况。今天早上我有其他事情，不在现场，事发后才通过各方面人士做些了解，听说当时她也在小学校，还拍了不少照片，所以特地专程拜访。
       她说小学校的场面很有意思。
       我说李老师不是当事者，所以感觉不一样。汤金水往那只啤酒箱灌水，然后趁人不备，拔腿就走，他的感觉显然与李老师有区别。如果那么有趣，他何必天上地下，跑得没个影子?此刻有家不敢回，年轻人已经在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我断定他处境很艰难很痛苦。他能藏到哪里去?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李老师应当帮他一把。
       她看着我，很注意：“怎么帮?”
       我说汤金水已经犯规了，一跑了之只能加重其性质，有如机动车驾驶员肇事逃逸。要我说，与其东躲西藏，最后让警察捉捕归案，不如痛下决心，早早出来自首，可以依法减轻处罚。
       她笑，说这个办法好。让他乖乖出来，交给你们好好收拾。
       我问李老师有更好的办法吗?
       她让我看桌子，桌上摆着她的相机，就是张贵生形容的那门大炮，有一个长镜头。她说她已经做好准备了，司机在楼下等着。接下来她准备尾随派出所民警行动，参与抓捕嫌犯。碰巧的话，她能抓拍到第一现场最生动镜头，说不定可以拿去申报大奖。
       我说据我了解，昨天傍晚曾有一个年轻人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来这里，找李老师。本地人管那种摩托叫“鸡嘎子”，即小公鸡。汤金水有一辆鸡嘎子，昨晚就停在这酒家门外。今天上午发生在坂达小学操场的事情，李老师事前一定已经从他那里知道些情况，所以才去了现场。也许李老师还不仅仅只是知情?
       她说弛确实知道一些情况。例如选举之前有个候选人被拘捕了，听说这个人在村民中呼声最高。村庄附近有一大片水面，本来是公有的，现在成了个人的私家银行，多年来村民反映很强烈，却没有人来管，听之任之。有一个人把一个村子看成自己的家族领地，准备在这里实行世袭，父退婿继，当地官员不顾法律规定，卖力予以支持，号称指导，因为这人背有靠山。她听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说李老师听到的只是一方面的说法。李老师可能来自大地方，对小地方情况一时很难充分了解。李老师感觉很新鲜很有意思，那是个人的事情，没关系，旁人管不着。但是如果李老师贸然插手介入，那可能就是公众事件了。
       “有这么严重?”她作惊讶状，“我不会犯你的法了?”
       我说汤金水往啤酒箱浇水，李老师居然联想到啤酒馆政变，让人很奇怪。那件事我学习过，知道当年希特勒带领纳粹冲锋队，利用德国巴伐利亚州军政头目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举行宴会之际发动政变。当时希特勒跳上一张椅子，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政变第二天被警察镇压，希特勒入狱，在监狱里口授《我的奋斗》一书。那是一个历史事件，怎么让李老师扯进来了?难道李老师对搞政变有兴趣?
       她笑：“是吗?我会吗?”
       我给她讲了自己早年间的一个学习收获，是则笑话。当年南美有个国家政变频繁，有一位中尉军官到国防部去，被哨兵拦住了。哨兵问中尉来干什么?中尉说来搞政变。哨兵说还轮不到你中尉，到那边排队。
       她收了笑容：“你打算让我上哪里排队?”
       我说：“有些事很严肃的。”
       她把两手放在桌上，说她听出我话里的意思了。
       
       “带手铐了吗?”她问，“来，我会合作的。相机也带走，那是物证。”
       我说我不是警察，我在此间指导依法选举。我没有手铐，那类事务不归我管。如果李老师发现自己可能无意中参与了违法事项，她可以比照汤金水。我说过了，肇事者最好的选择不是跑，是投案自首。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特别开心。
       “你这个人有点儿意思，还是个教授?”她问，“大名叫什么?刚才我没记住，很对不起。”
       我说我叫什么不重要，我说的这些比较重要。
       “你能给我写一张纸吗?”
       她要我写一张承诺。如果她投案自首，可以依法减轻处罚。
       我不会上这种当。她如此装傻只是在调侃，因为有趣。我告诉她我不清楚她是什么人，也没打算冒犯她，但是我在意汤金水这个人。年轻人今年二十三岁，农家子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县一中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家人千方百计，想办法弄钱，供他又参加两年高考，最后读成人大专，毕业不久，目前无业在家。这年轻人日子还很长。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什么意思?”她问。
       我说把这样一个年轻人推上去，本地土话叫“给人死”，这会有后果的。不管弄出什么事，李老师可以一走了之，汤金水没处跑，可能就给毁在这里。
       她看着我，好一会儿。
       “我见过一些令人厌恶的小官僚，”她评价，“你最出色。”
       我回答：“知道李老师是开玩笑。”
       这时有手机铃响，是女士的手机，她接了电话。我们坐在沙发上耐心等待，因为任务尚未完成。她这个电话讲了很长，像是谈公事。她坐在桌子边，用胳膊夹着手机，一手压着记录纸，一手拿支笔在纸上刷刷书写要点，不时回问几个问题。我注意到她在电话里谈的是一个什么公共项目的评估，女士认为地方官员准备得不充分，他们可能把时间都拿去喝酒了。
       然后就说到了我。
       “可能还得再待几天。祠堂找到了，不止一座。我觉得挺有意思。”她说，“但是忽然把这里一个什么小官招惹了，问我是哪来的，说我搞政变，要我投案自首。我猜接下来可能要尝尝手铐。”
       然后停住了，听电话。电话那边的人可能非常惊讶。女士再予回应，说她发现山旮旯小地方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有。
       我向小王招手，示意走人。我们站起身，未经告辞，离开了房间。
       本次拜访就此了结。结局不算太意外。
       关于这位年轻女士的情况，我是在一小时前才知道的。当时郑小华副县长在乡政府召集我们开会，派出所孙所长跑过来报告，讲到了这位女士。孙所长等警务人员着手查找汤金水下落时，意外发现肇事者与陌生女士确有牵连。据了解汤金水今天上午八点就到了小学校，但是并没有进去，一直坐在学校门外一块条石上，跟陆陆续续走进小学校投票的村民聊天说话。将近十点，年轻女士的猎豹停到小学校外，女士背着相机下了车，有人看见汤金水过去跟她打招呼，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学校。汤金水走进人群里，女士则四处拍照，然后就出了那件事情。有人提供线索，说昨天在乡上金叶酒家那边见过这辆车和这个陌生女子，孙所长立刻警觉。我曾提出该女不寻常，可能来者不善，建议“采访”一下再说，孙所长记住了。他当即安排人摸情况，没费多大工夫就发现了该女踪迹。人家并没有匿迹逃逸，她大摇大摆，还在溪坂乡，就在我们的身边公开活动。她和她的司机住在金叶酒家，这是本乡最好的一家私营旅店，与乡政府在同一条街上，分处于乡集的两端。
       女士入住登记表上填写的姓名为李村，来自北京。他们登记了两个房间，女士本人住旅馆最好的二楼套间，驾驶员住在楼下标间。女士身份不详，没有按规定在登记表上填写工作单位和证件号码，乡级私营旅馆在这方面要求不甚严格。客人已经入住三天，天天早出晚归，坐着那辆崭新的越野车到处跑，她的驾驶员沉默寡言，很少跟人说话，开的车挂省城车牌，是新购车辆使用的临时车牌。旅馆服务台的小姐在警察提供的照片中认出了汤金水，她们证实昨天傍晚年轻人到这里找过女士，当时他骑一辆咯咯叫的鸡嘎子，红色的旧摩托车。
       郑小华副县长当即发问：“罗副，你怎么看曼”
       我说不能误导。请郑县长指示。
       “就要你先误导。”
       于是就误导。我说迹象很明显，这女士与汤金水，以及上午小学校发生的事件有关联，但是介人参与的程度不明，需要赶紧搞清楚这女士的究竟。不会是上边来的通天人物，微服私访，或者是什么大新闻单位的记者?甚至境外进来的吧?总之不得不防。有一个不明底细的人介入其间，诸事应当格外慎重，不要贸然动作，选举要依法进行，不能让人家抓住把柄。
       郑小华不耐烦，说罗教授又来了，推三托四吓唬人。上边来人动静大了，记者采访也不会小偷踩点似的不吭不声，咱们谁没见过?该搞清楚的当然要搞清楚，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不要看见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就忘了东西南北。有一点很明白：这女的拍了小学校的照片。那东西有啥好玩的?她是想捅娄子找麻烦吗?照片不能扩散出去，它们还是汤金水破坏选举的物证，要尽快想办法掌握起来。
       吕忠建议孙所长立刻动手，连车带人，先扣住再说。让对方出示身份证，验一验真假，做一做笔录，查一查照相机，这就清楚了。警察有的是办法。
       孙所长不同意，强调警察执法有规矩的，不能动不动扣车扣人，得有充足依据。 郑小华点头，说这种事确实不能立马上警察，不能没个退路。该谁先上?
       当然就是罗炳泉罗教授了。我奉领导之命，带上人，以找现场目击者了解事发情况为名接触这位女士，认真采访，虚心学习，打听虚实，以备考虑。结果我有效地把李老师惹毛了。在她看来，我这种地方官员恃强凌弱，反过来倒打一耙，假惺惺还要指责匡扶正义的李老师把一个年轻人推上绝境，她怎么能接受。于是本教授有幸让自己成为她见过的于令人厌恶方面最出色的小官僚。
       我回到乡政府向郑副县长复命。我告诉她已经搞清了几方面情况：该女士确实不像下来微服私访的上级领导，也不会是各大主流媒体新闻单位派来的记者。但是气质不凡，谈吐不俗，眼界宽阔，水平很高，遇事不慌，胆识超常，肯定大有来历，不是非法传销流窜诈骗人员所能比。这个人卷入坂达村选举程度很深，她不仅事先知道汤金水会闹事，她还知道村主任候选人汤金山被拘，村民对坂达村财务管理反映强烈，张茂发张贵生父退婿继，背有靠山。她还严重质疑地方官员偏袒一方。
       “我觉得不能不防。”我说。
       郑小华却不满意，说我弄半天还是虚张声势，没弄出个实的。我称自己已经采取一些办法，相信这个人的来历很快就会清楚。另外一点也可以让领导放心：女士声称还要在这里再待几天。显然她不打算立刻潜逃，跑得不知去向，无从捉拿。
       这时有电话来，要我立刻到坂达村。郑小华没再多说，让我走。
       我赶到了坂达村，去了肇事者汤金水的家。此刻这里需要指导。
       汤金水肇事逃逸后，警察奉命追查其下落。当时
       派出所孙所长有些为难，把我拉到一边，询问罗副有何高见?我看他挺虚心，私下里贡献了一点儿意见。我认为事情比较特殊，条件有限，最好不要硬干，还是看准方向，攻心为上。具体怎么办呢?要从学习人手，指导组可以配合。他喜出望外。
       于是从学习人手。这种事警察不必过于靠前，我派手下一位成员，与乡里一位干部，共同前去人手。他们到了坂达村，上门指导学习，参加学习的就是汤金水的家人。汤金水二十三岁，尚未成家，目前与父母住在村西头一座普通农宅里，汤家生活景况在村里只属中下。汤金水双亲均存，但是母亲长年卧病，治病负担很重。汤父是个老实农民，在村里被人叫做“鸭汤”，因为他姓汤，除耕种数亩土地外，还饲养鸭群以维持生计。鸭汤为人木讷，话不多，特别是此刻家逢祸事，两个儿子相继出事，心情自然非常沉重，参加学习热情不高。我交代前去指导的人务必耐心，不急于求成，要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省市县各级人大通过的指导性文件。
       这两个人在汤金水家里与汤父共同学习，他们一字不漏地宣读文件，联系汤金水肇事实际，逐字逐句加以说明解释，帮助领会理解。汤父半闭眼睛，低头抽烟，一声不响，用本地土话形容，有如“鸭子听雷”，根本没有学习进去。两位干部没有气馁，不惧口干舌燥，坚持一遍遍学习，直到汤父有了反应。
       “我要县的。”他说。
       他的意思是要见县里来的领导。于是我赶到了坂达村。
       他说，儿子不听话，闯祸了，不麻烦大家，他去找回来交给警察。条件是处理时要算成自首，从轻发落。
       我说我表态，没问题，可以算自首。
       “要一张纸。”
       他要一张书面承诺，我不知道是不是李老师给他出的主意。这张纸我拿不出来，因为法律未赋予我这种权利。我也不能请求郑副县长吕书记孙所长写这张纸，这做不到。
       我告诉汤父恐怕只能讲信用，相信我会说到做到。这种事没法开单子。
       他不说话了。
       这个人很犟，对口头表态缺乏信任，可能因为我和我的同僚，以往表态兑现率不够理想，让他不放心，所以非要那张纸不可。我未能劝服他，起身离开。走之前我交代两位干部继续坚持学习，不要放松。此后一小时里，汤父连一句话都没有，形同“哑九”。然后他声称小便，起身走开，学习其小儿子，跑得不知去向。
       发现学习对象突然逃逸，两位干部立刻打电话向我告急。这时我已经坐上溪坂乡的旧吉普车，正行驶在返回县城的旅途中。
       “罗副!这怎么办?”他们非常着急。
       我让他们直接向郑副县长报告。
       此刻我发不了话，因为已经丧失指导资格，走人回家。
       事情搞砸了，起因就是下午我带人到金叶酒家拜会时，李老师接听的那个电话。这位李老师果然来头不小，被我惹恼后，她玩笑似的在手机里讲了几句坏话，天一下子就给翻了。不到半小时，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把电话打到市里，紧接着市里一位副书记打电话下来，一直追到郑小华这里。我离开汤金水家回到乡里，立刻给叫到女领导面前，挨了一顿怒批。
       她说罗教授好厉害!要人家投案自首?拿手铐威胁?为什么一句都没汇报?
       我承认我还追查李老师参与搞政变，有意刺激对方。估计惹火了有助于搞清来历，看来真是这样。她对我评价不低，说我最出色。
       郑副县长看着我，难以置信。她说罗教授怎么会这么干?不对头。自己说不能不防，自己倒去惹上了?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罗教授惹她不要紧，搞明白了，让郑县长可以防备，这个比较重要。
       她恼火，说防个鬼，市领导生气了，批评乱来!这让她怎么办!
       我检讨说自己是伪教授，水平不够，指导有误。接下来怎么办真不敢说。郑县长是研究生，听县长的。
       她更其恼火，当即决定让我走人。她给我们局长打了电话，让他亲自前来，接手下一阶段的选举指导。罗炳泉不对头，有问题，表现不正常，怎么可以这样?回去闭门思过，回头她要彻底追查，严肃处理。
       我咬紧牙关，此刻不予争辩。走之前我问她是不是搞清楚了?李老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不说话。
       “这个人小心为好。”我建议，以示负责。
       她生气：“弄了半天，还是没搞清楚。”
       现在只知道这位李老师是个博士，在北京一个大机构工作，为某个被称为“乡村公共项目”基金会的专家，应邀到我省公干并考察。她的机构隶属于首都一个重要部门，首都是大地方，大地方的事情让小地方的人眼花缭乱，搞不明白。对李老师、她任职的机构及其业务范围，我这样的小官僚一向虚心学习，听来也是发昏。郑小华大至副县长，工作太忙，学习时间不够，所以也没搞清楚。她在我们面前很大，在人家大领导面前很小，所以在电话里她也不敢盯着人家大领导追问究竟，把李老师底细弄个一清二楚。可见小有小的悲哀。眼下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个：李博士李老师出现在我们这里，拿相机对准了坂达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人有来头，上边领导已经一层层打电话下来，予以关心过问。
       我再次贡献意见，建议啤酒箱事件和汤金水的处置慎重为要，避免激化扩大，授人以柄。郑小华摆手，让我赶紧走人。
       上车返回县城，我感觉很复杂。事情弄成这样，惨遭人家女领导呵斥，悻悻而归，确实很不是滋味，心里充满挫折感。但是不经意间也松了口气，感到有所解脱。几天前来到溪坂乡，拜访过老伙子张茂发的村老大官邸，粗粗了解一下情况，我认定自己这回摊上了一件不能不做，做起来很不情愿的破事。不能不做，是因为自己身处此时此地，必须听命于领导，现实状况无法超越。很不情愿，则因为一向虚心学习，自认为有些想法，实不愿以指导为名，貌似公正，偏护张氏一方。郑小华批我推三托四，原因就在这里。我这人嘴上会推，事情却没少做，长期以来练就了一种本事，能努力于无奈中寻找兴奋，借以产生工作热情。这一次到坂达村指导选举，自认摊了件破事，不做不行，做不好也不行，于是很希望破中有立，争取办出点儿意思。可惜没待有所成就即遭女领导驱逐，懊丧之际，必须努力自我排解。于是我告诉自己这不就一件破事吗?甩手走人，真是老天帮忙。罗教授懊恼个啥，应当哈哈大笑才是。
       我在车上帮助自己一路努力哈哈，直到返回县城。
       当天晚间我没跑到外边喝酒，待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陪老婆和儿子看电视，向搞笑节目主持人学习。其间，有两个电话先后而至。
       孙所长来电话报信：汤金水投案自首了。他父亲从山上藏匿处把他找回来，领他到了派出所。汤父坚持，要孙所长给我打电话。别个不找，只要那位“县的人”。
       原来我们虚惊了一场。鸭汤并未逃逸，这农人果然老实。
       我告诉孙所长我已经不负责指导，但是这件事我曾向汤父表过态，不能言而无信。我建议孙所长问一下情况，然后立刻放汤金水走，待坂达村选举结束后再酌情处理。目前事情没完，需要重选，不确定因
       素很多。
       第二个电话在深夜到达，是我局局长从溪坂乡政府打来的。局长被郑小华召去，已经投入指导。此刻他传达郑副县长的指令，要我立刻动身，连夜再返溪坂。
       给我打电话之前，他已经与乡书记吕忠等人陪同郑副县长亲切会见了李老师李博士。他们请李老师和她的司机一起，在金叶酒家楼下雅座吃了夜宵。席间吕忠张罗上茅台酒以示热情欢迎，李老师说她只喝啤酒，于是改摆一口杯。李老师有感而发，再次提及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慕尼黑的著名啤酒，场上诸位领导均不知如何接茬，于是就问起了某个最出色的小官僚。得知罗教授已经因重大失误被中止指导，她说这教授花样最多，怎么能没有他呢?此后郑小华命局长立即打电话。
       坏去了。一路白哈哈。
       4
       我还有必要回溯事件的若干背景。
       前些时候，我带指导组到达溪坂乡的当天夜间，有一个年轻农人到乡政府找我。此人中等个头，三十来岁，头发理得极短，头皮刮得干净，身上穿T恤，模样透着精干。他就是汤金山，本届坂达村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之一，我当即有了感觉。
       他说听人讲来了指导组，很高兴，特地找上门来认识一下。这一次他参选村长，主要是村民大家的意思，领导可能也听到了，大家都说应该换脸。
       所谓“换脸”也属土话，指张茂发在村里管事近四十年，现在该换个新面孔了。汤金山还说村民认为张贵生这张脸不合适，所以推他。我问是张贵生脸面不新吗?汤金山说张干不了，坂达村也不是他们张家的。村长不是官，却管不少事，在村民眼中，各级领导离得远，村长对村民最要紧。修桥铺路，征地拆迁，宅基地安排，补助款发放，承包款收入，接待费开支。拿这个给那个，公平不公平，都靠村长，权在人家手里。
       “现在你想要这个权?”我问。
       他不否认，说凭什么都归张茂发一家?别人就不能分一点儿?
       我告诉他权力应当分享，没有谁允许某家人独占。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多数村民选张贵生当村长，那是村民的意愿，不能说就有问题。时下农村里亲属接班情况并不罕见，主要还在有没有体现村民意愿，当村长是不是为大家办事。
       汤金山说：“领导的意思是要给张贵生?”
       我强调只能依法，按村民的意思办。
       他追问：“不是嘴上说说吧?”
       我说：“你尽管看。”
       这个汤金山很敏感，显然他对我及我所率指导组的到来心存疑问，有很高的不信任度。我以领导身份，用正面方式跟他谈，充分肯定，说他出来竞选村长是一件好事，体现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选上的话，如愿以偿，对他当然很好。即使没有选上，通过这次竞选促成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也很好。
       “听起来领导是说我选不上?”他再次追问。
       我还是那句话，选上选不上完全看村民的意愿。作为当事者，当然得做两种准备。上了嘛很高兴，不上也应当接受，不能走极端。关于这一点，建议他加强学习。如今流行一个词叫游戏规则，大家都知道规则，按规则行事，这才能游戏起来。
       他笑，说领导水平高，他听不会，土农民一个，但是他知道要遵纪守法。
       所谓“听不会”即听不懂。有一种人说自己听不懂，心里其实很有数，汤金山就这类型。他主动找上门来，表现得很自信，见官不怵，神情镇定，话说得很到位，显然见过世面，不是只懂得在地里下力气的一般农家小子，否则他也不可能冒出来竞选村长并危及张贵生。以我观察，这个人比张贵生能干。问题是这种事并非只看能干，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另外的因素。
       我注意到汤金山左脸颊有一道疤痕。我问这是怎么弄的?他笑笑，说是刀子划的，小时候跟人打架，破了相。那时不懂事。
       我已经“采访”过了，知道他的一些情况。这个人的父亲很老实，他却从来不是乖仔。父母忠厚往往失管，这就有可能造出个小魔头。汤金山小时候多有劣迹，很会捣蛋，他走在上学路上，能用一只弹弓把乡集的路灯全部打碎，因为有孩子跟他打赌，问他敢不敢干。他到山上放牛，能让牛吃掉邻居家地里的大片菜秧，这是因为邻居老人骂他“贼皮”。他一直是村中同龄孩子的头，特别擅长聚众打架，主要是跟邻村达西村的小孩打群架，是远近闻名货真价实的小“贼皮”，即皮特别厚，特别不怕死，特别经得起大人狠揍的小恶棍。他读到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回家务农，帮父亲放鸭子，居然会接连自行扑杀自家鸭子，烧鸭粥慰劳跟在屁股后边的一伙农村小屁孩，很有大哥之风。有一阶段他迷上学武，闲来没事就跑到邻村，跟当地一位乡间拳师学拳头，叫做“练武防身”，居然能比两下子。
       当年有一天，县长带人到本村视察，乡里领导陪同，来了四五辆小车，停在村长张茂发家门口的晒场上。汤金山胆大包天，偷偷跑过去弄县长小车的轮胎，故意把里边的气放掉，闯了大祸。张茂发很丢面子，非常恼火，放出声来，称找出肇事小子，要当众脱裤，拿劁猪刀阉掉。乡派出所警察下村排查，声势弄得很大，汤金山一看不是玩的，趁还没被人说出来，拔腿开溜，跑得没个影子。两年后时过境迁，人们不再当回事了，他才悄悄回到家中。乡邻们发现他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两年他跑得远，跟人去了省城，在工地上搬砖，在鱼塘当渔工，为水果铺老板跑腿进货，吃了不少苦头，也懂了许多世事。回村之后，他待在家里跟老父种地养鸭，护弟弟汤金水上学读书，自己娶妻生子，安分度日。时恰逢县乡武装部抓农村民兵训练，把坂达村当试点，汤金山在年轻农人中有影响力，他还会点儿拳脚，因此被列入名册，叫去参加十天训练。这人很卖力，表现突出，让人刮目相看。训练结束后，武装部的人向张茂发推荐，说小青年是个苗子。张茂发很高兴，认定浪子回头金不换，决定重用。于是就给汤金山安了个官衔，为民兵连副连长。这个头衔没多大意义，参与不了村中决策，平日无事，每年组织年轻民兵训练时可从上边领几天误工补贴而已。尽管含金量不高，在村中年轻人里毕竟也有点儿身份。
       两年后，张茂发又把汤金山这个头衔拿了回去。他发现这小子原来不只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还长本事了，图谋不轨。
       有一件事引起了张茂发的警惕，这就是大水窟。
       大水窟是个地名，指坂达村南低洼地的那片水面，原本是个河湾。坂达村南临溪坂河，河流到大水窟一带打了个弯，在低洼处弯出大片水面，发水时一片汪洋，水深没顶，枯水时水面萎缩，水也不深，穿条裤衩可涉。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张茂发执掌村中大权，当时还很年轻，却有识见，他提出大水窟丢在那里可惜了，如果筑条坝，让河水取直，可以围出大片河湾，排掉水再行改造，可以造出几百亩好地。这设想非常大胆，当年对一村而言，该工程人力物力财力付出之浩大，简直有如建造三峡大坝。但是张茂发在市县乡各级支持下，率全村老小，居然搞出了眉目。张茂发的弟弟张盛当时在县水利局当干部，他为帮助兄长和家乡父老筑堤围湾跑上跑下，争取了大笔经费，立有汗马功劳。那条坝筑了几年，第一期工程
       完成时农村已经分田到户，后续工程没有再上，张茂发把大水窟留下，算村里的，没分。当时坝里还是一片水，见不到地，没有多少收益，不为村民看重，这片水面被张茂发交给自己的另一个弟弟张茂林承包，只给村里上交很少的承包款。张茂林引进外地几家养殖户，在大水窟投资修建鱼塘虾池，渐渐发展，十年后，大水窟已经成为县乡挂号支持的水产养殖基地，其效益远胜于土地。村民们对大水窟收益的质疑随之而来，大家说大水窟能有今天，张茂发三兄弟确有功劳，但是当年钱是上边给的，力是全村百姓出的，利益应当是大家的，不能只落到少数人手里。张茂发说提意见的村民是瞎起哄，忘恩负义，兔子红眼，始终不让他人染指大水窟，分享他们张家的利益。
       汤金山跟大水窟有缘，因为其家养鸭群，鸭子喜水，大水窟本是老天慷慨赠予的天然鸭场。大水窟水产养殖日渐发展的同时，可容鸭群戏水的水面就日益减少。养鱼与放鸭矛盾日渐增多，汤金山对大水窟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大。他悄悄打听那片水面的各种情况，张茂林交给村里的承包款多少?变化过几次?扣除什么了?各水产养殖户交的租金多少?各自摊的村里开支还有多少?这些东西在坂达村算得上敏感事项，打听一次两次，可能瞒得住，打听多了总归引人注意。张茂发知道了情况，非常生气，说这小子心大，给他个副连长还不够，嫌小啊。
       这就干脆不给了，经研究免去汤金山同志民兵连副连长职务，理由是表现不好，群众反映有问题。
       汤金山得罪了张茂发。没多久，汤家的鸭群又遭了灾。其时汤金水学校放假在家，他把鸭群赶到大水窟边缘一处水塘，鸭子吃了拌有农药的饵料，死了半群。施药者为养鱼户，他拒绝赔偿，说水里有他放的鱼苗，村里已经把水面划给他了。汤金水的父亲鸭汤找村长张茂发，请求主持公道。张茂发证实村里确实已经把水面划给人家，汤家人没搞清楚，鸭子只好白死。
       “赶紧去挖个坑埋了，别放死鸭在那里臭。”张茂发说。
       弟弟放鸭遭灾，父亲交涉无果，汤金山恼了。一怒之下，他把死鸭子脏兮兮臭烘烘装了两筐，挑到张茂发家，倒在张家门外的晒场上。张茂发见了，当即发一句话：“好个臭小子，真敢啊。给我捆了。”
       张茂发身边的几个小辈一拥而上把汤金山放倒，汤金山寡不敌众，被用绳子捆起来，扭送乡派出所。派出所当然不会多管，问一问情况，批评教育几句，即责令汤金山赶紧回去把死鸭子从人家家门口弄走，自己处理清楚。
       汤金山说：“我就让它在那里臭。”
       警察说那不行，人家可以告你。光把鸭子弄走不够，还得把人家门口擦干净，不能有臭味，人家有这个要求。不想干就跑吧，当年搞坏县长的轮胎，不是跑过一次吗?再跑，没关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是还有父母弟弟老婆在吗?
       汤金山回村去收拾死鸭子，然后擦地板，忙活了一天，一声不响，干得很卖力。
       几天后他离开村子，再次外出打工。
       这一去又是三年，在省城。有老乡介绍他到省城一家大机关的门口站岗，当保安，他很努力很用心，直到当上那里的保安队长，手下管了十几号人。有一天晚间，天下大雨，汤金山穿着雨衣，拿着手电筒出来巡夜。风雨声中，他听到办公楼上有异常响动，跑上去看看，意外撞见两个盗贼在办公室里撬桌子。汤金山按了警报，大声喊叫，让盗贼投降。两个盗贼亮出刀子，要汤金山走开，汤以一对二，跟两盗贼交手，其中一个被他打倒在地，另一个则往他肚子上捅了一刀，然后逃逸。等人们赶到时，汤金山浑身是血，已经昏迷不醒。
       他被送医院急救，捡回了一条命。几天后案子破了，两盗贼被捉捕归案，竟是公安部门网上通缉的两员大盗。汤金山勇斗歹徒的事迹上了报纸，配发了他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有关领导相继到医院探问，给他送鲜花和慰问金，称赞他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一时相当轰动，家乡这边的人也多知晓。出院后汤金山返回溪坂，在家中养伤，伤好得差不多时，他表示自己不去当保安队长了，决意留下来在本村发展。他倾其所有，遍借亲友，弄钱买了辆二手货车，开始载货跑运输，他有驾驶证，是在省城学的。然后到了村委会换届，他出来参选。
       汤金山说自己竞选村长主要是听从村民的意思，这话不完全。如果他自己毫无意愿，谁也没法逼他。但是他愿意留下出头，确实也是听从了许多村民的意见。当时村委会要换届，村民知道老伙子张茂发要让女婿张贵生上，一些人就劝汤金山出来，说张贵生哪有比的，跟他选!坂达村也该换换脸。
       坂达村村民主要三大姓，张汤陈，其中张姓占近一半，汤姓约有三成，陈姓再有两成。汤姓人口不如张姓，通常很难在村里主导，但是眼下情况有些特殊：张茂发在村里主事太久，一家独大，主要好处都给姓张的拿走，陈姓村民与汤姓一样有怨言。张姓这边，跟张茂发靠得近的得利多，一些受益少的远亲小房头也有意见，这些人以往会跟着张茂发走，心里却不会支持张贵生接，因为他本不姓张，只是张家入赘的女婿，怎么能轮到他?于是不服。这些人，加上汤姓村民支持，汤金山就有可能选上。汤金山少时顽劣，成人后不一样，见过世面，敢想敢为，在年轻村民中有影响力。还曾见义勇为，跟歹徒以命相搏，照片上过报纸，也算本土名人，略具实力。
       有一个人为汤金山参选助了一臂之力，让他最后下了决心。这人是他的堂叔，在乡上开有一家碾米厂，经营十数年，已经有些规模。汤金山开车载货，很多货源生意靠堂叔相帮。堂叔年轻时在村里当过一届村委，跟张茂发不和，才离村到乡上做碾米生意。他对往事耿耿于怀，力主堂侄与张贵生一争，需要用钱他来支持。时下无论当村长还是选村长，没有经济后盾不行，竞选之际，别的人请客喝酒，你连一支烟都拿不出去，哪里可以?汤金山身后有这个堂叔非常重要。
       知道汤金山准备参选村长，张茂发并不担心，他说这小子不只贼皮，原来还有贼心。不碍事。他不担心，自认有把握。张姓一向主导坂达村，他自己在市县乡都说得上话，四十年来发号施令，村民乖乖听从，彼此早已习惯成自然了。
       换届开始实施，张贵生和汤金山均按程序通过推举，被公告确定为候选人。双方都做了不少努力，两位候选人走家串户，各自活动，各有一群亲友相帮。毕竟张姓主导，老村长有威，当时的形势对张贵生有利，汤金山略逊一筹。对这种局面，当事者双方以及乡里领导都不感觉意外。
       临近选举，情况突然生变：张茂发二弟张茂林以庆贺孙女满月为名，在村中摆几十桌酒席，大宴宾客。酒桌上更多的还是笼络村民，为张贵生选前拉票。张茂发笑容满面，抱病出场与亲友乡人频频碰杯，让大家喝个痛快。酒未过半，他突然皱起眉头说不出话，手指着自己脑袋，然后昏倒于桌旁。
       他被送到了县医院。当晚村里有人传言，说老伙子已经过世。张家人赶紧出来澄清，说明张茂发依然健在。这话不假，张茂发到医院时就醒了。医生让张茂发住院诊治，这种年纪的老人什么毛病都可能有，保命为要。张茂发却没听医生的，只住两天，检查吃
       药，感觉稍好一点儿，他就让家人叫车，自行返回坂达村。
       他不是不要命，是放心不下。但是抱病返回并没有太大作用，村民说张茂发虽然又活了，怕是再没几天。张茂发一旦不在，张贵生还有用吗?舆论开始偏重汤金山。张茂发老到，知道此刻大意不得，只靠老病之体怕是力度不够，得请出尚方宝剑。他给弟弟张盛打了电话。张副市长对张茂发和家乡特别当回事，即交代县领导关注一下他老家的换届。县领导能不重视?于是才有郑副县长亲自出马，罗炳泉等人前来指导。
       当时我问郑小华得怎么指导才行?郑小华答得很直，她说对领导能交代过去，这就行，否则就是不行。她的意思很清楚，要是坂达村把汤金山选上去，把张贵生选下来，她怎么去跟张副市长交代?但是我有些想法。我说这种事法律有规定的，不能抵触。郑小华点头，当即加了一条，说第一要依法办事，第二要对领导能交代，两个目的都必须达到。这样指导才行。
       有这么容易吗?领导有话：“容易就不要你罗教授。”
       她像是对我很看重，其实不然。本县若干领导对我个人评价不太好，她是一位，说起来与我的“教授”职称有关。
       我出生在本县县城，父母分别是中小学教师，有赖双亲家教，我从小喜欢阅读，不敢说博览群书，七七八八的东西真是看了不少。高考时发挥一般，没能一考晋京，上的是省里的师范大学，读的是政治教育，四年毕业，进县委党校当了教员。由于本人知识面尚宽，加上口才不错，当老师有家传，我是本校教员里最受欢迎的一位，当时就被戏称为教授。实际上一个县级党校教员所能拥有的最高职称只是讲师，充其量中级而已。后来碰上一个机缘，我被当时一位县委书记看中了，把我调到县委办工作，然后派到乡镇锻炼，先当副书记，以后当了乡长。其时郑小华是另一个乡的乡长，有一回一块儿开会，我对她卖本事，教导她要认真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职称。我告诉她大家管我叫教授，这是高级职称，她恐怕只能评个初级。郑小华不服，说自己是研究生。我说那种研究生本县各级领导中少说几十个。用公款交几万学费，在职读课程，混个文凭，纯粹买个包装，不算真货。这些话本是玩笑，她记住了。
       这个人心地不宽，却也直爽。她当了副县长，成了上级后，有一回还故意问我现在给她评什么职称?可见时过境迁，彼此已分高下，她依旧耿耿于怀。她曾评价，说罗炳泉成也教授，败也教授。这个人要是没那职称就不一样了，他其实很能做事。
       她所谓没职称就好，指的是我有些想法，自视太高，好为人师，喜欢充能，看不上别个，甚至不尊重领导。类似毛病能成事也能败事。郑小华出于对我的这一基本判断，碰上事情总是毫不犹豫地指我上场。除了能够享受初级职称指挥高级职称的快感，她应当还比较放心，知道可以把各类破事交给我，罗教授有此专长。
       我被她叫到坂达村指导选举，自知命该如此。不管私下里多不情愿，领导有令，叫来不能不来，该办不能不办，我只能努力发挥教授水平，把破事往好里办，让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毕竟基层工作多年，怎么办心里很清楚。一到坂达村我就多方“采访”，迅速掌握情况。我及时把张贵生找来，给了他两项指导，促成他稳住阵脚，扭转颓势。我的头一项指导是关于护林员，第二项是关于大水窟，我说这两件事必须这么来办。他一张脸顿时蜷缩起来，言语失措。
       护林员是个什么事呢?坂达村后山连着十二岭，有大片山林。林业部门给了坂达村两个指标，由村里安排人员护林。护林员可以从林业部门领取补贴，有一笔固定收入，对当地农民是个美差。去年下半年，张茂发以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多锻炼为由，推张贵生主持村务，目的是把女婿弄到前台，叫他出头管事，帮他在村民中立威，为来年换届接班做铺垫。张贵生主持村务不久就撤换护林员，找了两个新的，一个是他老婆的姨父，一个是张茂林那边的近亲。这件事村民中有不少议论，林业部门也有看法。我让张贵生把两位新护林员辞了，请回那两个旧的。
       还有就是大水窟。汤金山竞选村长，得到不少村民拥护，其中重要一条是他提出公布大水窟收支账目，让村民共享利益。我要求张贵生也表一个态度，必须比汤金山的主张更实在更有力。张贵生有必要对村民做出承诺，如果当选村长，他会听取村民意见，着手解决大水窟问题，公开招标，开展新一轮承包。
       我看到张贵生的脸痛苦地扭成一团。这两项他都没法接受。动护林员会损伤自己近亲的利益，动大水窟更厉害，损伤张茂发家族的经济支柱。这怎么可以?老伙子千方百计让女婿接班，不就是要维护这些既得利益吗?
       如同指导汤金山，我也指导张贵生加强学习。我说眼界要宽一点，你这个时候跟你岳父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要让村民选你，你就得有东西给他们，他们不会只看你是不是姓张，不会只看一支烟一杯酒或者一点钱。如果你不想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把票给你，你丢掉的会更多，不止两个护林员，或者一个大水窟。
       他说他要回去说说。
       他的意思是回去跟他们家老伙子商量一下。我让他赶紧去，时间不多了。
       他们商量了一个晚上，全盘接受，指导有效。
       两项措施即刻产生作用。大水窟招标重包符合大家意愿，村民自然接受。护林员看似涉及个别人，其实后有因素。被请回来的两位护林员中有一位姓陈，就是三年多前坂达村民闹火葬场时的陈村长。这人当村长时，曾提出要看大水窟账目，引起张茂发猜忌，不容他了，村民闹火葬场后不久就逢村委选举，他还是村主任候选人，却因张姓反对，得票不过半，无奈下台。那一届没选出村委会主任，选了张贵生为副主任，实际当然还是张茂发“唤头声”。陈姓主任下台后被安排为护林员，也算补偿，两年后又被张贵生撤换。这个人对张茂发张贵生意见不小，他在陈姓村民中有影响。确定重新请回之后，我建议乡书记吕忠亲自找他谈话，吕忠找了他。这人很高兴，表态说感谢领导关心，护林员拿钱不多，关系面子。他已经明白领导的意图，不会计较以前那些事，一定帮助做工作，保证陈姓村民不跟张贵生过不去，领导可以放心。
       那时郑小华问我把握程度如何?我说以我分析，现在张贵生有六成可能当选。
       她摇头，说还不行，太悬。
       几天后局面突变，汤金山出了事情。那天汤金山去乡里载货，傍晚时分在乡集那边与一辆皮卡车碰刮了，那辆皮卡载运一车饲料，开车的是同村大水窟养殖场老板张茂林的小儿子，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当时双方车上都有人，汤金山这边车里挤了三个小伙子，张家小子车上有四个年轻人。碰撞后双方人员下车察看，发生口角，张姓青年忽然拿出一支扳手，用力砸货车车头。汤金山会武术，当即出手缴下对方扳手。然后双方人员一拥而上，扭在一起开打。附近有人打电话报警，十几分钟后派出所警察赶到，战斗已经平息，地上东倒西歪躺了几个伤员，包括汤金山和张家小子，均头破血流，其他的人已经四散逃去。
       汤金山被送到乡卫生院处理，随后被警察带走。
       
       我在溪坂乡政府大楼里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呆住了。我赶紧打电话找派出所孙所长，他证实消息属实。孙所长说，从他们掌握的情况看，双方相逢属偶遇，但是张姓这边有明显的挑衅举动，他们怨恨汤金山，一发现汤在场就主动攻击。汤金山则有几分酒意，没控制住自己，出拳还手。这一拳跟当初他在省城的那一拳可不一样，算不上见义勇为。当天汤金山在乡集小酒馆请客，客人恰巧就是他在省城机关当保安队长时的手下，来这里看他，支持他竞选到底，预祝他荣任村长。大家重逢高兴，在小酒馆从中午聊到傍晚，喝了两箱啤酒。那几个人也参与打架，但是汤金山都揽到自己身上，说与他们无关，酒后驾车是他，打架的一切责任也由他承担。
       我问孙所长能否找一些法律许可的办法，例如取保候审什么的，把汤金山先放出来，事情留后处理?这个人是坂达村主任的候选人，选举马上就要开始，这时候关他可能有不利影响。
       孙所长做不到。他说事情挺麻烦，汤金山本人没有伤及要害，对方却有两个人伤得不轻。这事他派出所管不了了。人已经走了，押送县里。是领导的意思。
       原来郑小华、吕忠他们已经过问了该案。
       第二天早晨，我在乡政府食堂碰到郑小华，她喜形于色。
       “教授没用了。”她笑，“现在老天爷自己跑出来指导。”
       她本就担心张贵生胜算不足，唯恐对上边不好交代，现在汤金山出事，放心了。
       我没顺着她，当即发表个人意见，建议她收回成命，想办法协调警方先放汤金山出来。她立刻嚷嚷，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不喜欢留下话柄，主张做得人家心服口服。此时此刻，激化矛盾怕会出事。 “你不要乌鸦嘴!”她批评。 她认为不是谁想抓人，是汤金山自己出的事，只能怪他自己。本来还有些担心，现在好了，可以就此宣布取消汤金山的候选人资格。
       我指出我们做不到。他的候选人资格已被确定，做过公告，那是有效的。哪怕这回他真的犯罪，在法院剥夺他政治权利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
       这一点她让了步。汤金山的名字终于还是被保留在选票上。 选举那天，我去派出所采访孙所长，探讨汤金山群殴一案，未到坂达村投票现场。此刻汤金山实际已经出局，各级领导都认为该村选举已无悬念，罗教授那张乌鸦嘴尽管丢一边去。我懒得多讲，就在一旁等着看。
       结果“坏去了”，汤金水水浇啤酒箱。
       5
       接下来怎么办?大家意见不一。
       汤金水肇事之后，当务之急是重新组织选举。乡村选举因故全部或局部重来，这种事偶有发生，如何处理本来自有套路，现在却得多费考虑。汤金水闹腾啤酒箱，背后闪出李老师，女士有来头，富含正义感，拿着个大炮筒机器，睁着双美丽的眼睛，虎视眈眈。因此考虑安排重选时大家不免顾忌，倾向于只求不再出事，赶紧完成就好。相关统计数据上次就开出来了，坂达村其他四个点投票结果，张贵生得了近六成票，小学校这个自然村姓张的更多，如果当天选举正常进行，估计“张二世”已经诞生，可以向上边领导欣然交代。这个结果不出预料，经过张贵生汤金山两位候选人以及领导教授们的共同努力，不想这样也难。可惜事情没完成，“坏去了”。坏去了不要紧，乡下旧啤酒箱有的是，弄坏一只，赶紧找一只再摆出去，这就行了吧?
       大家请教罗教授，我认为恐怕不行。选民已经投过一次票了，现在把大家找出来再投一次，必须有个交代。否则选民们可能就要发问，今天汤金水不服，拿水浇啤酒箱，大家只好重来。明天轮陈金水不服了，他会不会去找瓶汽油，火烧选票箱?反正没关系，大家再来一次就是。这样行吗?
       所以必须有个交代。所谓交代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少不了一条：肇事者必须对村民表示认错、悔过，以及承担相关经济损失。
       有人开玩笑，说赶紧查一查，罗教授不放过汤金水，他到底抽了张茂发几支烟?
       我说只能讲规则，有规则才有游戏，谁都应当讲规则。
       本来我已经被女领导撵走，坂达村这些事无须我再多嘴，没想李老师那般看重，念念不忘，我又被弄了回来。古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得指导，指导应当有水准，否则算什么教授?我的主张其实很平常，类似事情以往怎么处置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不说?因为不想惹麻烦。坂达村选举看起来挺复杂，牵涉到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居然还扯到省城和京城。所以留给罗教授，罗教授知道怎么办，请亲自指导。罗教授同样顾忌李老师，对居弱势的汤金水也心存不忍，但是无论顾此顾彼，规则还得承认。
       于是自作自受，这件事还得归我。决定由我亲自上门指导，与汤金水父子共同学习。主要任务是做思想工作，讲道理谈利害，帮助当事人提高认识，做好铺垫，具体事另由乡里干部去跟他们谈。
       当晚我去了坂达村，上门见汤家父子。这是我在短短几天里第二次踏进这座普通农宅，以关心频率而言，实超过对张茂发和张贵生。我给他们带去了一支录音笔，告诉他们这是高科技产品，很管用，他们可以把我说的话拿去放给李老师听。
       汤家老小两人的反应大不相同。小子汤金水拿眼睛看那录音笔，看一眼，低下眼睑，抬起来再看一眼。显然他有兴趣。他家老子鸭汤则看都不看，闷头抽烟。
       我跟他们谈李老师。我说我不清楚李老师怎么会跟他们有关系，我也不打听汤金水干那件事是否跟她商量过。我只让他们回忆李老师说话的特点，卷着舌头，溜着嗓子，唱歌似的，很好听，听她讲话就好比看电视，是不是?人家不是咱们老土，生得好，来自首都，北京人。电视里的人是虚的，遥控器一按没了，李老师也差不多，今天在这里说话，明天飞机一搭上天去了，天高地远，留下咱们大家一起依然窝在地上，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自己。所以李老师的话要听，自己也应当加强学习，认清形势。
       不能不提这位李老师，她对他们有影响。李老师让我感到信息极不对称，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搞不清楚，想来也不可能搞清楚。但是我本能地觉得她意外出现于本案也许很有用，处理得当，可能有助于让破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处理不当当然就是搞砸了。我拿出一支录音笔示众，显得很自信，不担心该女士任何反应。这是想让汤家父子印象深刻，让他们清楚我按规矩的，不搞暗的。
       汤金水年轻气盛，他出来投案是迫于父亲，心里并不服气。他强调自己浇啤酒箱事出有因，是反对选举不公。他哥哥汤金山打架是自卫，对方挑衅在前，是非很清楚。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铐走，送进县看守所，这是趁机搞人，怕他哥选上村长。
       我不多谈汤金山的事情，这件事此刻归警察和法官管。我指导选举，现在就事论事，只管汤金水。无论汤金水有多少理由，他都不能那么干。世界上有无数啤酒箱，汤金水喜欢的话，可以一只一只拿到水龙头下边灌水，但是那一只不行。这是选举。这道理哪怕大家都不知道，汤金水最应当知道，他学习过，那么做非常不应当。
       “不行还怎么办?你们把我铐走吧。”他回答，“你
       们去问问，不只我不服，村民都不服。”
       我说可以不服，必须依法，这是规矩。汤金水真的喜欢让警察上铐吗?他说不喜欢，但是他也不怕。其父在一旁喝，让儿子住嘴。
       “叫领导说。”
       我告诉他们，眼下坂达村小学校这个自然村必须重选，大家得配合，特别是他们父子。我特地赶过来跟他们一起学习，是要帮助他们明白情况。把话讲透，汤金山此刻在看守所，汤金水则公开肇事，兄弟俩都有待处理。到时候怎么办是法律说了算。法律说话的声音是大是小，跟当事人的表现有关系，表现好一点，法律的声音当然会轻声慢气一些，这叫做从宽处理，汤金水很清楚。李老师不会另有说法吧?
       他们一声不吭。
       我翻来覆去，与他们父子一起学习。看看天色已晚，不适合继续学习，我起身告辞。我告诉他们自己今晚就是来关心关心，具体有什么要求，明天乡里领导会跟他们谈，希望他们能够配合。临走时我指着桌上的录音笔，问他们要不要留着这个?汤金水点点头。抓起笔放进口袋，他父亲立刻伸手，硬从他口袋里把笔抓出来，什么话都没有，两手捧着递还给我。
       我注意到该农人的双手皮色黝黑而粗糙，如染色麻布，这是在耕种和牧鸭劳作中饱经风霜的一双手。这个农人的老婆在里间，她长年卧病，大约不久于人间。这一家人有两个儿子，好不容易拉扯成人，看起来已经长成两根大柱，现在一并惹上祸事。此刻他那双手在我眼前轻轻发抖。
       那时我很觉心酸。
       第二天·早，没待乡里干部再上汤家，我的指导即产生突出效果：郑小华副县长把我找去，追问我跟汤金水父子都说些什么?我告诉她我表扬李老师生得好，北京人，话特别好听，跟电视里的主持人一个样子。我还建议汤家父子要听李老师的，自己也应当加强学习、认清形势。李老师今天在这里说话，明天飞机一搭上天去了，天高地远也难指靠。所以还得靠自己。郑副县长听了非常生气。
       “说这些干什么!”，她嚷嚷，“不知道这个人麻烦吗!”
       原来她刚在李老师那里碰了个软钉子。近日里李老师让领导很忙碌，在领导逐级交代下来之后，郑小华不敢怠慢，千方百计接待好贵客，与李老师相处甚欢。为了介绍本地良好区位优势，以及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她亲自陪同李老师四处参观，自己屈尊坐到李老师的越野车里，以方便交谈，她那部轿车则空置，跟在人家的车屁股后边跑。郑副县长坐车一向喜欢前排，自我感觉比较好，但是陪同李老师就得坐后边，她并无怨言。两位女士原已商定今天上十二岭看山洞，中午安排在山间一个小村落吃农家饭，该村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古祠堂，李老师听了感兴趣。但是一早突然变卦，她给郑县长打了电话，说自己今天要到坂达村，跟老乡学赶鸭子，郑县长来吗?郑小华劝她还是上山玩，坂达村以后再去，李老师语调平和，很善解人意，却不为郑县长所动。于是郑小华追问我，这一问明白了，原来李老师生变归功于罗教授。
       郑副县长当然不能跟李老师一起去坂达村向汤家父子学习赶鸭子。这些天她亲自陪同参观，很大程度上是要把李老师与坂达村拉开一点。她告诉李老师该村选举一定会依法进行，答应过问汤金山一案，保证处置公正。对汤金水也要关心，不会故意为难。在表现出巨大的善意和理解之际，她也不触及张茂发大水窟种种反映，不说为什么对坂达选举如此着意。因为她可以放掉汤金山兄弟，却还得让张贵生选上村长。除了面对李老师，上边还有其他人盯着她呢。她有不少难处，现在我又给她增加了难度。
       “罗副你怎么回事?”她追问，“汤家两兄弟一个打架一个肇事，你罗教授都说不要抓，别激化。眼下你罗教授反倒不放过人家，为什么?” 我认为得按规则行事，否则难以服众，给今后留下隐忧。李老师在这里，尤其应当讲规则，不要落下把柄。
       她盯着我看：“是吗?说真还是说假?”
       她表示怀疑。郑副县长其实有相当水平，她那张研究生文凭几万元学费并不白交。但是我不能当面表扬，这方面她很敏感。前天她非常气恼让我走人，除了因为我惹恼李老师，让她意外遭到上级批评，也因为我提到自己的教授职称是假的，不像她那张研究生文凭是真货。提起文凭她总怀疑我是在嘲笑她，因为她在成为研究生之前是中专毕业，读的是助产士。
       我向她打听李老师。这几天她们接触频繁，是不是有了进一步了解?李老师到底是哪方神仙?她跟汤金水的联系是怎么回事?郑小华摇摇头，十分气恼。我相信她比我更想了解此人究竟，但是无论她怎么拐弯抹角询问打听，终究没搞清楚。这位李老师厉害。我第一次跟她见面时，曾建议她别说出自己的究竟，容我们更好奇些，那是开玩笑，人家却像是言听计从。这人很能侃，却只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要害关键绝不多说，着意隐形，始终让人摸不着头脑。郑小华只知道她和几位同行专家应邀到本省，搞一个乡村公共项目的评估，省领导很重视。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别的人已经离开，她自己留下来四处走走，领导指示给她派人派车，提供方便。她要求不惊动下边，以便行动能自由自在。她在大学读的是社会学，写的论文涉及农村社会宗法结构的演变，所以她对农村的宗族祠堂感兴趣，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她业余爱好摄影，相机很好，是专业级的，她发表的论文中配用不少照片，全是自己到实地拍摄。她看过一些资料，知道此地宗祠建筑结构比较特别，有的祠堂外立着大小不一的石旗杆，她认为这些旗杆有具体功能，也有象征意义。她怎么认识汤金水的，为什么会卷进坂达村选举?不知道。
       我说：“搞不清楚，只能事事更加小心。”
       这天上午郑小华未随李老师前往坂达村，我也待在乡里不动，副乡长林长利下村，与汤金水父子谈事。林长利管民政，管选举，还挂钩该村，所以由他出场。林长利去谈的几个具体事项，都为事前研究过，其中两条比较要紧，一是汤金水必须写一份检讨书，与重选公告一起，事先张贴出去，表明态度，对选民有所交代，保证重选顺利。二是重选发生的直接费用应由汤金水负责承担。
       李老师当时恰在汤家，她即询问：“这什么意思?多少钱?”
       林长利不给她具体数目，但是给了几个范围。找个旧啤酒箱不要钱，买张红纸写上投票箱三字，拿胶水粘上，这就要钱。印制选票要一点钱，选务用工也要一点。最大的开支是选民的误工补贴，这个要算一算。村委会由选民选举产生，选民都是自营生计，参加选举占用劳动时间，适当给点补助，有利于发动大家参与，保证参选率达到法定要求。这也是当前本地许多村庄选举具体实施的惯例。给多少补助酌情而定，富村多点，穷村少点，坂达村这边定的标准是每位选民补助二十元，不算高。第一次选举的补助发出去了，选举却没成功，钱白花了。重选也是选举，规矩当然照旧，得给同样补助，否则谁来?这笔钱哪里去生?村民不会拿，公家不能负责，得由汤金水个人承担，因为上次选举搞砸，补助白费，直接责任在他。需要重选的这个自然村登记选民五百余人，每人二十，这就是万把块钱。
       
       李老师说这两条都精彩。从精神到物质，双重打击，一举击垮。
       林长利分辩说，这些要求并不苛刻，大家都得按规矩办。
       “这是哪家的规矩?”她问。
       李老师不是当事人，也不代表当事人参与协商，她只是插嘴发表观感。当天她是坂达村汤金水家的显要客人，在那座普通农居里的主要活动是拍照。农家许多东西对她而言很新鲜，包括赶鸭下溪的长竹竿，以及其他颜色斑驳的旧农具。她拍了汤家里里外外，他们房子的破损和墙上的旧挂历，也从各个角度很用心地拍了林长利与汤家父子谈话的场面。她说她会用相机详细记录事件的整个过程。林长利被她拍得心乱如麻，不知道自己的头像会不会因此跑到北京，甚至出国而去，长脸于海内外。
       是我让林长利如此为难的。事前研究时，他力主算了，别给自己找麻烦，县里乡里给点钱把重选做掉，警告汤金水别再生事就行了。为了顺利重选，便宜他一回吧。我表示不赞成，此刻不管牵涉到谁，不管是否应当同情，只能按规则行事，谁搞坏就谁赔，否则咱们就等着下一个人来火烧啤酒箱吧。
       李老师居然跟林长利提到我。她问那位教授到哪里去了?老师今天闻讯赶来，教授却不见了。她相机里什么嘴脸都有，不能少了这位教授。林长利问李老师有什么意见，他可以转告罗副。李老师即教导说，恃强凌弱很可耻，教授要有起码人格。
       林长利没能谈下来。汤金水父子不接受那两条，李老师起了作用。双方商谈之际，该女士走来走去，从里到外，这里拍那里照。然后她让汤金水的父亲带她到外边拍鸭群，以及到村中取景。汤父一声不吭。起身跟着走，把林长利等人丢在家中不管。林副乡长平日张牙舞爪，此刻无可奈何，因为李老师谁敢去惹，而且肇事者是汤金水，不是人家老爸，不能揪着鸭汤不放。林领导只好反复再三，与汤金水共同学习，年轻人性子很急，死活一句话，反正已经做出来了，死鸭不怕开水，他敢做敢当。抓人吧，就这样，为了张贵生当村长，让他们兄弟俩一起进监狱。
       制造紧张因素的不仅是该年轻人，还有李老师。李老师已经不在现场，却比在现场更严重。她让汤父领着，居然去了村老大官邸，不是去亲切慰问卧病于床的张茂发，是去给人家的房子拍照。张茂发的房子占地广阔，其气派在村中数一数二。一个在本村统辖近四十年的老伙子，有这种房子不算意外，一旦公开披露却容易引发联想。她还去了大水窟，站在当年张茂发主持修建的水坝上，用她那只大炮筒拍下了水产养殖基地的无尽风光。此地风光不论如何旖旎，肯定不会是拿去参展用的。拍完照回到屋里，她还调侃林长利，问是否要求她也写一张悔过书，贴在坂达村重选公告一旁以示低头认罪?如果不写是否会给带走，送县看守所去吃官司?
       消息传过来，郑小华骂了人，骂的当然是我。她说罗炳泉号称罗教授，这指导个啥?越弄越麻烦，看这怎么办吧!
       我有很强的挫折感。女领导批评人一向不太注意学历、职称以及当事者本人感受。当年我当乡长时，与她和吕忠均为同僚，我是教授级的，他们尚无职称。但是后来他们都进步了，我没长进，虽然级别还在，官却越当越小，显然我这种伪教授不太有用。尽管我对自己已经没有太高期待，很清醒很现实，碰上破事自觉认领，但是我还是很在乎自己的职称，依然自认为有些想法。一个人有什么毛病，真是改也难，不容易。
       当天下午，郑副县长决定让我再次出动，去指导李老师。一来因为李老师向林长利问及了罗教授，二来一旦郑副县长亲自出马就没有退路了。我没到坂达村，在那里说话反不方便。我去李老师下榻的金叶酒馆守株待兔，从四点一直枯坐至六点。晚饭前李老师回来了，她还没给罗教授照过相，看到暂缺嘴脸出现，却未表现出惊喜。
       我没再跟她探讨慕尼黑的啤酒馆，我直截了当。建议李老师允许县乡领导安排设宴接待，热烈欢送。我说李老师祠堂也看了，照片也拍了，足可满载收获而归，想欣赏山野风光今后可以专程再来，眼下此地比较敏感，不是适合观赏的时候。李老师再待下去只怕会出事。她个人当然什么事都不会有，各级领导很关心，当地部门很重视，肯定确保安全，哪怕这里闹个天翻地覆，她不会少一根毫毛。但是她会祸及他人。弄不好会有人掉乌纱帽，例如本人，罗教授。李老师对我们这些人有看法，所以帽子掉了活该，这个没关系。问题是对汤金水兄弟也不好。他们要生活要发展，周边环境搞得这么复杂，日后怎么办?她认为我的逻辑很奇怪。
       与上回指导相同，我跟她谈汤金水。我提供了自己“采访”到的一个素材：汤金水读高中时成绩不好，偏科严重，数学一塌糊涂，毕业后没考上大学。按照本地农村通常情况，他会回乡务农，随其父鸭汤耕作牧鸭。也可能外出打工，另谋生计。但是这小子哪儿都没去，留在家里复习一年，隔年再考，还是没上。然后到县一中再复读一年，终于考上一所成人大专。事实上，汤金水前两度高考，虽成绩很差，却并不是无学可上，只是分数达不到他想要的专业，所以放弃。最后他如愿以偿，读了那个专业。那是什么?法律。汤金水有一张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虽然现在无业，却有望在今后从事法律事务。汤家并不富裕，汤金水的父亲和兄长为他付出很多，可见他以及他选定的这条道路寄托着全家人的期待，弱者改变命运的愿望总是这么强烈与执著。现在因为一场村级选举，年轻人一怒肇事，拒不合作，让自己陷入困境。如果进一步恶性发展，终被严厉制裁，案底和记录将会留下来，成为一个污点，可能影响甚至让他丧失今后从事法律业务的资格。这家人的期待和改变命运的愿望将因此破灭。
       她说：“所以要忍气吞声，任你摆布?”
       我说：“我是在维护他。”
       我给她介绍当下农村选举若干典型案例，包括那起买凶杀人案。我告诉她有的村子很穷，村长没人想当。有的则竞争激烈，其中牵扯利益因素，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严重事件。本地农村基层民主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坂达村这种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基础就是这样，只能逐步完善。得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我以为眼下最应当形成的共识就是承认和遵守规则，否则都可以乱来，这还怎么民主?
       她说：“你嘴上讲规则，底下都是潜规则。你在坂达村指导来指导去，真实目的就是维护张家利益。这种规则不要也罢。”
       我表示李老师可以说气话，汤金水却不能因此动手搞啤酒箱政变，这是规则。通过本次换届选举，坂达村村民的意愿已经得到更多的表达，下一任村长无论姓什么，都不能像前任一样行事，都必须处置大水窟等等问题，让村民更多地分享权益。这就有进步，是相关规则、指导和选举产生的成果。李老师应当看到。
       她说她发现这里人不只花样多，言词也丰富，再丑陋的东西都能用口水涂抹得冠冕堂皇。其中以罗教授为甚。
       我说我认为李老师应当对我进行深入了解，这也是对现实的深入学习。我本人同样希望向李老师好好学习，今后来日方长，还有机会。现在能否先确定一下，明天中午跟县乡领导一起吃个饭，宴请欢
       送?
       她冷笑，说她觉得挺有意思，打算接着看，奉陪到底。
       “吃饭不急，再说，”她说，“现在我还有点儿事。”
       逐客令下了，我走，悻悻然无果而归。
       当晚，林长利再次前往汤家共同学习，对方依然坚持不懈，大家不欢而散。林长利说了重话，重选将按计划进行，汤金水不合作，一切后果自负，走着瞧。
       晚上九点来钟，有人敲我的房门。来客竟是鸭汤，汤金水的父亲。
       他非常木讷。静夜造访，独自前来，见了面竟无话可说。我注意他那双长于耕种和牧鸭的手在膝上索索动弹，心里肯定是波澜起伏，只是苦无叙述。
       我问了他一句话：“你儿子呢?是不是找李老师去了?”
       他点点头。
       我说李老师是好人，她同情你们。我说的话你儿子不信，所以坐上“鸡嘎子”，还是去找她。你是信的，所以你来找我。
       他再点头。
       “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别紧张。”
       他闷了半天，挤出话来：“钱，那个。”
       他没有钱。他们家并不富裕。汤金山回乡发展，买车载货，目前还欠着别人钱。汤金山竞选村长，靠开碾米厂的堂叔支持，自家也有不少花费。现在汤金山打架被拘，这边要请律师，那边讨要医药费，花钱免不了，亲戚朋友已经借了一遍。哪有办法再出重选这笔钱?领导帮助免了吧。
       我告诉他这是规矩，免不了的，但是没他想的那么严重。我给他算了笔账，每个选民误工补助二十元，五百选民要一万。实际不要那么多。补助是现场发的，领到补助的人都签有名字，上一次选举失败时，只有一半左右选民投票并领走补助，选举中止时还有半数选民没有投票，补助也没有领走，这笔钱还在，也有五千多。只要汤金水父子愿意合作，可以合情合理，据实确定一个他们应负担的合适数额。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给他看。罗教授似乎早就算定他会来，已命人代他儿子拟写了一份检讨书，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表示悔过，对全村选民表示道歉，愿意接受处理，保证改正错误，遵纪守法，促进重选圆满成功。
       “你还是要听我的。”我说。
       经反复劝告，他最终接受。离开时他泪流满面。
       我从他那里知道，李老师跟这家人以往并无关系，认识的方式非常传奇：前些天，汤金山出事后，其弟汤金水到乡派出所找人，得知哥哥已被带走，汤金水悲愤难平，坐在他的“鸡嘎子”边放声大哭。恰好李老师的越野车经过，看到了，李老师下车询问究竟，这才卷入事端。
       第二天，重选公告和汤金水的检讨书一并张贴出去，重选定于三天之后举行。
       公告与检讨书张贴出去的同时，李老师不辞而别，结账离开金叶酒家，一走了之。事态的意外逆转一定让她感觉很差。此前罗教授请求欢送，她还准备奉陪到底，现在罢休，因为薄弱环节被击破，汤家人最终听从了罗教授，没有听从她。李老师是研究农村社会宗法结构演变的正牌社会学博士，罗教授只是个伪教授。对本案当事者而言，显然伪教授比真博士更具实际意义。这也许很悲哀。
       三天后逢周日，重选按时举行。经过大量细致工作，这天投票波澜不惊，平稳祥和。他们又找来一只啤酒箱，还是摆在小学校的操场上。上午八时，选民陆续前来投票，聚于小学校操场上抽烟闲聊。汤金水被安置于操场乒乓球台边，即上次选举时李老师拍照处。他随同选举办工作人员一起处理误工补助发放事宜，凡投完票者，可到这边领取二十元，由工作人员登记名册，汤金水自行发款。
       这个细节经我指导确定。我认为让年轻人自己发钱，有助于他自己和大家深化感受，也有助于他们精打细算，确保钱没有乱花。发款是在选后，不会洧买票之嫌。
       当天大批人员去了现场以保证重选成功，我当然跑不掉。我在现场见到了张贵生，他又穿上那件西装，如吕忠早先所笑，打扮得像是准备娶小。这个人兴致勃勃，喜不自禁。经过包括罗教授在内的许多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本次选举已经没有悬念，今天张村长笃定当选。他给我递烟，说他们家老伙子讲了，感谢领导，改天一定到县里请领导吃饭。他也会告诉他老叔张盛市长。
       我顿时感觉眼下这个场景有所欠缺，不太圆满。
       上午十点，大约就在上次汤金水肇事的那个时候，人群突然骚动，大家一起朝小学校门口看去。却是李老师来了。她还是那副装束，里边长外边短，长袍马褂一般，独具风采。她从学校大门进来，于众目睽睽之下朝操场北侧升旗台的啤酒箱走去。场上相关人员包括啤酒箱边的监票和保安一起紧张，我没发慌。我不担心李老师跑出来亲自动手，再浇一次票箱，因为那只水龙头已经处理过了，今天保证无水。
       人家没想肇事。她用她的相机进行近距离拍照，为她在本地很有意思的社会学考察留下又一笔现场记录。
       我指着她对张贵生说，你们要小心这个领导。她下巴尖，挂钩坂达村。要记住多做好事，别做坏事。哪个胡作非为，她会知道，那就坏去了。
       “李老师我见过的。”他问，“她从哪里来挂钩?”
       我说从北京来。张副市长都该怕她，别说你张贵生自己。
       那天我终于有幸成为李老师相机里的人物。她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包括我与张贵生并肩而立的照片。我认真配合，没有异议。我对她表示感谢，说有美丽的李老师意外光临，坂达村今天的选举才格外圆满。她没吭声。
       拍完照，她问了我一个学术问题。
       “你这是拿人民币兑换的?”
       我回答不是。那天晚上，鸭汤从乡政府我的房间离开时，他流了眼泪。不是因为我欺压他，也不是因为人民币。他是被感动了。
       “你事先准备的?”
       我承认。那天下午经与溪坂乡领导协商，我从乡财应急借款五千元，由我个人出具借条。当晚我把这笔钱交给鸭汤时，他想给我写借条，我没要。我对这个农人非常信任，待他们缓过劲儿来，这笔钱自有着落。我相信这家人会缓过劲儿来，他的两个儿子经历这么一场事变，下一次肯定不一样。按照规则运行，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成为主导者，成长为这个村新一辈人物。这也要感谢李老师。我对他们的同情很难解决问题，没有李老师巨大的正义感，以及她令人畏惧的莫测高深，两兄弟的前程可能早已夭折。
       她说她放心不下，所以特地赶来。此刻她对谁当村长不感兴趣，只关心汤金水。听起来，罗教授是真正关心这个年轻人的吧?他不会有事吧?
       我说：“我断定他将得到依法处置。按照规则。”
       “等于没有回答。”她不满，“罗教授只会讲这种令人讨厌的官话?”
       我告诉她，我一直没搞清楚她究竟是什么人，我很想弄明白，因为好奇。但是又觉得不必，李老师应当高深莫测、令人敬畏。
       她记得我早有这一提议，像是开玩笑的。这回她的相机里留着许多嘴脸，她很疑惑，不知道眼前这张嘴脸究竟要怎么看。
       我认为这张嘴脸很谦虚，充其量如李老师所形容，就是个小官僚。心里有想法，学习很认真，做事很努力，毕竟基础太差，起点太低，环境不利，性格也有问题，终其一生，估计如此而已，不可能有什么造就，自己很明白。但是此时此地，知道立足现实，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人还是需要的。
       这时郑小华副县长匆匆驾到。听说李老师意外出现，她立刻赶了过来，继续热情接待，要领她上十二岭，再访那座她们没去成的宗祠。
       离开前李老师再次提醒我，这里的各种嘴脸都在她的相机里。
       我表示明白，知道她会盯着什么。
       6
       坂达村选举圆满结束。
       汤金水被处行政拘留五天。孙所长让年轻人在派出所服拘役，烧开水擦桌子洗地板，闲来学习法律，与干警们一起探讨其兄汤金山一案。干警们对他印象不错，认为该小子还挺懂。这个轻处罚没有给他留下污点。他哥哥汤金山之案屡屡起落，经律师力辩，终定无罪，未予刑事追究。汤金山回到溪坂乡，继续开车跑运输，决意参加本村大水窟新一轮承包竞标。
       我再没见过李老师。
       原刊责编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