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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大头这个人，我已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可在电话里，他就像个常常见面的老熟人，他说，大妹子，回来一趟吧，我有事对你说。我问什么事，他说，大事。我问什么大事，他说，甭价问了，回来就晓哩了。我说最近很忙，他说，会(和)你大哥还拿嘛架子，回吧回吧。他没容我再推辞，就啪地挂了电话。
       电话这东西，是太有侵犯性了，我想，凭什么我要跟他说话?凭什么我就得回去一趟?
       可是，过了些天，我到底还是坐上了回村的公交车。是因为，米大头之后嫂子又来过电话，问我回哩(去)不回哩，说米大头也找过她了。我问嫂子他有什么事，嫂子说他没说，可他是个实诚人，说有事就一准儿有事。嫂子说，三儿啊，你就回一趟吧，他没事嫂子还有事呢。
       二十多年前，我就改说一口的普通话了，我再也没说过“甭价”、“晓哩”、“回哩”什么的，这生硬又拖泥带水的村话，听起来就像蹿到身上的蚂蚁一样叫人不舒服。
       我居住的城市，离我出生、长大的南北村不过二三十里，坐公交车半小时就到了。可我很少回去。
       我挨了窗口，车外的行人、车辆眼见得稀少起来，马路两边高高低低的建筑也渐渐被绿色和白色的菜田替代了。初夏的阳光照下来，白色的塑料薄膜就像菜田里的水色，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波光粼粼。我将目光转向车内，看着自个儿的一双脚。我曾在菜田里干过十年，它的景观一点不能打动我。我的脚上是一双黑红两色的休闲鞋，样子、颜色都很一般，但我宁愿看着它们。
       米大头这个人，印象中是个单薄身子，细长脖子，晃晃悠悠的大脑袋，脑袋上是乱蓬蓬的头发，一双有些呆滞的大眼睛。可他却是骄傲的，他的大脑袋常常扬得高高的，大眼睛傲视一切地眯起来，肩头上披了件黑褂子，走起路来褂子呼扇呼扇的，就如同一只大蝙蝠。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有嘛?”仿佛天下事全不在他的眼里。我考上大学离开村那年，他也说过这话，这有嘛?不过一个大专。 还记得，他是学过木工的，锯子、凿子、斧子什么的全备齐了，还正式地拜了师傅，但两个月不到，师傅就再也不肯认这个徒弟了，因为他在背地里议论师傅做的一张桌子，说，这有嘛?不过几张板子一粘的事。师傅不肯教，他便自个儿学，半年之后，他的木工房里只多了十几个不规矩的小板凳。他将小板凳送给弟弟二头，二头送给自个儿的孩子，但孩子一坐上去就摔跟头，有一回还打翻了饭碗。磕破了脑袋，二头一气之下，将板凳们全扔进灶膛当劈柴烧了。后来他又改学中医，功夫下得颇狠，一本《伤寒论》都背下来了，学习笔记也记了几大本，但临到给人看病了，被他看好的却不见几个，一个患痛经的女人，吃他的药痛是止住了，经却停不下来了，每日每日地流血不止，气得那女人的丈夫拿了把铁锨直要跟他拼命。中医自是不能再学，他又改学裁缝。裁缝多是要和女人打交道的，他却不会，平常些的，他对人家话头冷硬，出众些的，他又惊慌、呆笨，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这引起了几乎所有女人们的反感，又兼他裁的衣服也不合身，便有个好事的，一家一家地串通，说死了谁也不找大头裁衣服，大头只好从此扔了剪刀，又学起了别的。别的，那就是我离开村子以后的事了，大约是糊裱匠、钟表修理一类的吧，听说也一样地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以上都是他的副业，在那个集体化的年代，他的主业还是农田里的劳动。他的副业是失败的，主业却不能说失败，甚至可说是成功的。农田里的劳动，主要凭的是力气，他的身子虽说单薄，却是有力气的，干起活儿来也不惜力，别人拿六七分，他肯拿出十分、十一分来。他这样的劳力，最得生产队长的喜欢，有了别人不愿干的脏活儿累活儿，生产队长头一个就会想到他。为此二头曾在社员会上为他的哥哥打抱不平，生产队长还没说什么，大头却一跃而起，反将他的弟弟批了一通，他说，都像你一样，生产还咋搞上哩(去)?生产搞不上哩，到年底还咋分红?红分不上，大伙吃嘛穿嘛?他的发言赢得了大伙热烈的掌声。大伙都是喜欢实诚人的，有实诚人在，自个儿才可能偷懒少干一点。就是说，喜欢归喜欢，没有哪一个真去做实诚人，做实诚人是要付出的，付出了又得不到，何苦呢。全生产队的人，仿佛只有大头一个不在乎得到得不到，干起活儿来永远要拿出所有的力气，出圈、送粪、拔菜秧子一类的脏活儿累活儿里，永远晃动着他单薄的身影。他的大脑袋，在繁重的劳动里可怜地低垂着，但一有机会，它便高高地扬起来，张口宣布他的看法说，这有嘛?不过……要说他一点不在乎得到得不到，也不是实情，有一回队长在会上表扬了几个人，大头第二天干活儿就没精打采的，队长问他咋了，他说，我干件儿(活儿)草鸡过吗?队长说，谁说你草鸡了?他说，那凭嘛没我的事?队长怔了半天，才明白是没表扬到大头，当即就答应，再开会一定表扬他一回，像他这样的社员，不要说表扬一回，就是回回表扬都是应当的。队长说到做到，后来的社员会上，果真回回都有对大头的表扬了。大头也不负队长，干活儿愈发地不惜力气，还自个儿做了个小本子，队长表扬一回，他就在本子上打个×，一天一天地打下去，本子上的×竟也浩浩荡荡，相当地可观了。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你是要枪毙队长啊还是要枪毙你自个儿啊?他就沉了脸傲慢地说，这是荣耀，懂嘛呀你?他的弟弟二头，也曾十分不屑他的小本子，说，队长的表扬算个屁啊。为此他许多天都不理二头，还是他们的母亲强迫二头给大头认错，大头才算原谅了弟弟。
       我看着脚上的鞋子，竟是想了半天的米大头。抬头再次望向窗外，发现车已开到了南北村的村口了。
       南北村的街道，早已不是我在时的样子了，拓宽了许多，两边的平房也都换了楼房。我知道南北村这些年发展很快，村里人都进了工厂，菜田都租给了外地人种，人们的生活和城市人已没什么两样了。嫂子对我说，如今会(和)南北村没啥挂连的城里人都整天往南北村跑了，找工作，谈朋友，喂鸽子，唱京戏，照相、录像，做嘛的都有，南北村真成了块香饽饽了。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还是很少回来。
       天已近晌午了，街道上看不见什么人影，只闻到阵阵熟悉的酱香。我记起南北村的人中午是习惯吃炝锅面条汤的，炝锅用的是自个儿做的西瓜酱或豆酱。看来这两种酱村人们还一直做着。我还想起早晨的饭食多是小米稀粥，熬得黄亮亮的，喝一口就一根淋了香油的咸菜，那香啊，一整天跟它都是亲的。我一边狠狠地吸着鼻子，一边惊异着这突如其来的熟悉和亲切。
       嫂子家所在的街道，比从前似也长了许多，一眼望过去，几乎看不到西头的村口。我看到一群小孩子，从那个胡同里冲了出来，后面跟了两条狗，他们跑，狗们也跑，他们叫，狗们也叫，就如同一股旋风，一下子旋得街道热闹起来。
       再往前走，见两个年轻媳妇，从一扇铁门里走了出来，像是一个送一个的，那被送的一个，满脸乌云，回头对后面的一个说，一辈子
       都不再蹬你家的门边了。后面的一个笑笑说，你不蹬俺家门边，俺蹬你家门边行不?前面的一个决绝地甩过头去，说，不行!就见她脚步迈得嗵嗵的，眼看要走进对面另一扇门去了，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转回身就往回走，走过那笑着的媳妇身边也不看她，径直进了铁门。转眼间，便见她怀里抱了只小黄猫出来，正与那要跟进去的媳妇撞了个满怀。不知是被撞的还是小黄猫被抱走的缘故，这笑着的媳妇也不笑了，口气也冷了许多，说，走吧走吧，反正好也是你坏也是你，谁还稀罕它了?抱了猫的媳妇不依不饶地说，我这人就是这样，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像你，把心藏了掖了叫人猜。说着就要走，却被另一个一把拽住了，这一回，那另一个比先恼的一个还要恼了，满脸涨得通红，话音都打了颤了，她说，你说清楚，哪个藏了掖了?先恼的一个，目光反而不敢正视这一个了，嘴上却仍硬挺了一句，哪个藏了掖了哪个知道!这一句，就如同在宣告战争的结束，边说边硬性地甩开自个儿被拽的胳膊，逃也似的向了对门去了。而被甩掉的一个，仍怔怔地站在原地，我这么一个陌生人从她身边走过，她都像没看见一样。
       住在城市里，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吵嘴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不为她们难过，反倒有些儿莫名的欣喜。想想我住在村里的时候，恍惚也有过这样的吵嘴的，真是单纯无比，只知道心要见心，却不知心更多的时候是要猜的。
       走啊走的，又见一户坐北朝南的人家，敞开了大门，门上方挂了几根白布条，门的一侧，插了白花花的一簇白幡，白幡由一根竹竿儿挑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地直响。
       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白幡了，虽是丧事，心里却不悲，反倒觉得这白幡是有几分活泼气的。
       这户人家，与别人家一样是两层的楼房，四方的院落，宽大的门洞，只是这家的阳台上下都用有色玻璃封了起来，围墙和门洞比别人家也高出了许多。门洞里站了几个年轻人，头上缚了白布条，胳膊上戴了黑纱，脸上却笑嘻嘻的，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的，无忧无虑地嬉闹着。
       我停下来，问几个年轻人，这是谁家有人过世了?一个年轻人说，米厂长家。我问哪个米厂长?年轻人说，还有哪个米厂长，米二头米厂长啊。我心里不由地一惊，问，过世的是谁?年轻人说，老太太，米厂长的老娘。我才没来由地松了口气，想起那老太太，约摸有八九十岁了吧，我在村里的时候，她就显些驼背了，走路总拄一根高过她头顶的木棍儿，嗒嗒嗒嗒，她走到哪里木棍儿就响到哪里；到了晚上，她会把木棍儿放平，嗒嗒嗒嗒地探路。她的眼神不好，一双眼睛永远是混浊不清的样子。
       我想我是应该进去表示一点悼念之意的，因为她一定是记得我的，那时候，她曾在街上用那根木棍儿指了我，对身边的街坊邻居们说，这闺女以后是要有出息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说，但当时很是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向门里迈了几步，我却还是退了出来。我忽然想到了大头，既然是二头的娘，大头也一定在里面，说是为他而来，我却又本能地不想见到他。
       嫂子家住在街道的尽西头，再往西，就是村委会的办公楼了。村委会原来只有几间平房的，现在是一排四层的楼房，楼前设有喷水池、绿地什么的，就像城市里的办公机关。
       我站在嫂子家门口朝村委会望着，村委会门口挂了“南北村村委会”字样的牌子，我想起过去的牌子，写的是“南北村生产大队”的。忽然，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来，转身去看，原来是嫂子迎出来了。
       哥哥到市里上班去了，两个女儿也出嫁了，只有嫂子一人在家。嫂子包的饺子。饺子是她最拿手的茄皮馅儿。我问嫂子有什么事，嫂子说，俺能有什么事，就为叫你吃顿饺子。茄皮是去年的，炒茄子时将皮子削下来，挂在绳上晾啊晾，直晾得嘎巴嘎巴响，便可以摘下来，清水洗，开水烫，菜刀剁，沉实又清香的茄皮馅儿就成了。
       吃着饺子，嫂子将这做茄皮馅儿的过程又说了一遍，完了又说村委会，说离得村委会近了，村委会里放个屁她都晓哩，打架的，骂街的，偷盗的，还有唱歌跳舞搞宣传的，热闹着呢。说东说西，她却总也没提起米大头的事情。
       直到饺子吃完，嫂子才终于问我道，你从街东头过来的?
       我点了点头。
       嫂子说，米家的白幡儿，看见了?
       我又点点头。
       嫂子说，今儿来了也好，赶上看了。
       我说，看什么?
       嫂子说，看出殡啊。
       我说，谁还没看过出殡。
       嫂子说，今儿这出殡可不一样，有大头在呢。
       我说，他娘死了他不在谁在?
       嫂子说，你不晓哩，他会(和)二头不对付，他娘死在二头家里，他可村里嚷嚷，说是二头害死的。
       我说，不可能吧?
       嫂子说，我也说不可能，全村的人都说不可能，可钻了牛角尖的人，谁拿他也没法子。这两天过丧事，大头尽找碴儿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花圈都买来了，他硬是叫换了白幡儿，说花圈花红柳绿，对他娘不敬。这些年，谁家过事儿还挂白幡儿啊。听说，二头怕今儿出事，派了不老少的民兵在跟前，大头见了，还跟二头嚷，你会找民兵，我会找黑社会，看看哪个厉害!
       我想起二头家那几个笑嘻嘻的年轻人，便说，黑社会敢来么?
       嫂子说，就是敢来，人家也不会听大头的呀，大头穷的，到如今还住在老街的小平房里呢。不过，找不来黑社会，大头自个儿也不会消停的，村里人都憋足了劲，等了看这场好戏呢。
       我看着嫂子，不由地问道，大头找我来，你真不知什么事?
       嫂子摇摇头，说，你早来两天就好了，大头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娘还没事呢，估摸着，今儿他是顾不上了，得等明儿了。
       嫂子又说，我猜，兴许是写书的事，早听说他在写本书，有一回我问他，你又想当作家了?他说……
       我接过去说，这有嘛?
       嫂子笑道，还真叫你猜对了，他说，这有嘛?不过把经见过的事儿写成字儿，谁也会。
       嫂子说，要能帮上忙，你就帮帮他，一辈子也没娶上个媳妇，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的。看人家二头，干嘛成嘛，娶老婆，生孩子，办厂子，如今村委会主任都当上了。一个娘生出来的，咋就哪哪都不像呢。
       我说，大头不是在二头的厂子看大门么?
       嫂子说，那都是前两年的事了，早不干了，嫌挣得少，骂二头是剥削工人的臭资本家。二头看他没收入，派人送钱给他，他舍不得不接，接了又一巴掌打在地上，说，这昧良心的钱，看见心里都堵得慌。
       我说，那他还是接了?
       嫂子说，不接他吃嘛?不过二头也不肯多给他，给个一张两张，饿不着他就算了。唉，没见过这样的人，二头的厂子，多少人都想往里挤啊，城里还总有人来找二头呢。
       我还想问什么，就听得外面忽然一声炮响，嫂子立马拉了我说，快走快走，要出殡了，看看去!
       随了一声一声的炮响，许多人也正从家里跑出来，拥向米二头家的门口。嫂子拉了我，一路小跑着，边跑边还催我，快点快点!我
       知道，村里的白事红事总是很热闹的，人们就像是去看一场大戏，况且又是米大头米二头这样的兄弟。但我已经不习惯这样的奔跑了，我问嫂子，要是大头看见了我呢?嫂子说，看见咋了?我说，要是他跟我说话呢?嫂子说，你不是就在等他说话吗?我不知该怎样跟嫂子说明白，这时我其实是更想往回走的，对大头的拒绝，有点像对南北村的拒绝，说不出什么理由，却是异常地强烈。但嫂子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我的腿也一跃一跃的不肯听话。嫂子看看我，说，就是看见他也不能随便说话的，他是老大，他得打幡儿呢。
       来到米二头家门口，见两侧已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们，门上的白布条已被摘去了，白幡儿也被跪在地上的一个人举在了手里。这人全身孝服，头上还戴了肥大的孝帽，看不清脸面，只听见呜呜的哭声，他腿前的地上，被眼泪打湿了一小片，一挂鼻涕几乎拖到了地上。他的后面，也是一个全身孝服的人，手里举了根白纸和秸秆儿糊成的丧棒，弓了腰，哭得身体一颤一颤的。他们两边都有人搀扶，后边依次排列了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虽都一样地跪在地上。但孝服简单了许多，前边些的只穿一件白上衣，后边的就只有脑袋上一根孝条，胳膊上一块黑纱了，脸上的表情也颇安然，不喜，也不悲。
       炮声依然一声接一声地响着。不知从哪里开来了几辆大大小小的汽车，汽车喇叭也声声地叫着。这时就见有人手举了只盛满灰土的碗，啪嚓一声摔在了门前，仿佛一声令下，又仿佛水决了堤，跪在地上呜呜哭着的人们顷刻间变成了号啕大哭，连表情安然的人也忍不住放出了悲声。
       我站在人群里，觉出手已被嫂子松开了，她正抬手擦着脸上的泪水。我想起父亲和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嫂子、哥哥也是这样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围观的人们也和现在的嫂子一样擦着泪水。这些年住在城市，我已很少为不相干的人掉眼泪了，可现在，眼睛也禁不住地潮湿了。
       号啕大哭一会儿，跪在地上的人们就要站起来，上车往墓地去了。我在泪眼模糊中，看见那排在第二位的全身孝服的人正在被人搀扶起来，而前面打幡儿的一个，仍跪在地上动也不动。两边搀扶他的人，正竭力拽着他的胳膊。
       我听到身边有人说，看吧，大头要闹事儿了。另一个说，这时候不闹，到坟上就没人看了。我看看嫂子，见嫂子的目光也正在大头身上，眼泪都顾不得擦了。
       这时，就听大头忽然发出了一声长啸，两条胳膊随了这长啸，粗暴地将搀扶他的人推开了。
       场上的人们，都被吓住了似的，屏了呼吸，目光全朝了大头去了。
       大头抬起头来，脸面朝天地喊道：
       娘啊，你死得好苦啊!
       娘啊，儿子大头无能啊!
       娘啊，你养了个杀人不见血的畜生啊!
       娘啊，儿子大头死也不甘心啊!
       虽是带了哭声，大头吐字却清晰无比。
       我听着，觉得这哭声和“清晰”混在一起，有些悲壮，却也有些别扭。
       大头又哭着喊：
       苍天在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要明察啊!
       天下的福，不能只给坏人，不给好人，老天爷你要公正啊!
       大头还要喊什么，却忽然不知从哪里冲过来两个壮汉，一边一个，提了大头就走，轻易得，如同抓一只小鸡。
       大头奋力挣扎着，两条腿徒劳地又蹬又踹，看上去就像一个被大人擒住的淘气撒泼的孩子。
       嫂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我站得稍稍靠后些。大头愈来愈近了，两个壮汉的脚步咚咚咚的，把人们的心都震得嗵嗵跳起来了。
       大头的孝帽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脑后去了，头上光秃秃的，几根白发东倒西歪地躺在上面，以下，是一张皱纹纵横的老脸。
       这与二十多年前的大头，已是判若两人了，只从那大脑袋和哭得通红的大眼睛上，还多少能记起当年的样子。
       两个壮汉脚步匆匆。但没想到，有一瞬间，大头的眼睛猛然亮了一下!是在和我的目光相遇时，他的眼睛猛然亮了一下，他显然把我认出来了!
       壮汉依然匆匆地走着。我听到大头忽然嘹亮地喊道，米二头，我跟你没完!你害死亲娘!你盘剥工人!你行贿受贿!你贪污公款!你罪恶滔天!我大头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我的成功之日，就是你的完蛋之时……
       大头终于被塞进了一辆汽车。
       车门关住了，车开动起来了，大头仍在车里喊着，但声音减弱了许多，外面的人已听不清喊的什么了。
       围观的人们，长长地吁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看完一场好戏似的笑意。
       汽车渐渐开离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也渐渐地散开着。我听到有人说，这就完了?没劲。另一个说，还想咋着，黑社会的都搬来了。哪个是黑社会?架大头的那俩，不瞅着眼生啊?眼生就是黑社会啊，没谱儿的事甭价瞎说。爱信不信，眼生跟眼生还不一样呢。哎，大头说成功是嘛意思?大头说话还能当真啊，这辈子你见他哪件事做成过?
       我看出来，似乎没什么人真的同情大头，就连嫂子，边擦潮湿的眼睛，还边说道，这个大头，骂得过分了。
       我对大头也说不上什么同情，但他的目光，一下子让我记起了一个相似的场景：
       也是许多人围观，也是两个壮汉架了个徒劳挣扎的人，但那被架的人，是一个叫三儿的女孩子。村里一群戴红袖章的人，对女孩子的父母又踢又打，女孩子扑上去相救，便被人架了起来。这时，女孩子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她一直敬重甚至爱慕的人，她不由地顿长精神，大喊父母是冤枉的，大骂造反派是一群混蛋。最后她被关进大队的一间小屋里，整整三天三夜，没有任何人来看她，包括那个与她目光相对的人……
       这大约是近四十年的事了，我一直没去碰过它。但这个米大头，却让我猝不及防地碰到了。我狠狠掐了下自个儿的手，心里是非常非常地不快，那个叫三儿的女孩子，跟他米大头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和嫂子回到家里，嫂子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我上了二楼的阳台。向远望去，天的尽头，可见到无数参差不齐的建筑，那建筑们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大气层里，就如同那里遇上了阴雨天气一样。我知道，那便是我所居住的城市。目光依次地收回来，灰蒙蒙的颜色淡去了许多，却仍看不到天的蓝色，云的层次，只有一颗太阳孤零零地挂在天上。下面，是绿色和白色交相辉映的田野，远处的公路上，可看见玩具一般大小的汽车一辆一辆地飞驰而过。近处的田间小路上，正有几辆大大小小的汽车缓缓地行进着。那正是米家兄弟的送葬队伍，他们的母亲，那位拄了根木棍儿嗒嗒嗒嗒行走的老太太，将永远地远离村人，安息在那片田野里了。这世上，似再不会有人来真正地关心米家兄弟的争吵了。
       我走下楼，对收拾已毕的嫂子说道，嫂子，我要回去了。
       嫂子惊诧道，不是还没见大头么?
       我说，算了吧。
       嫂子说，你真是，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算，他还能咋样你?
       我没听嫂子的劝阻，背起包，执意走了出去。嫂子跟在后面，一直将我送到了车站，她显得很是失望，反反复复地说，就是不见大头，也该住一宿吧，就是不住一宿，也该等你哥回来吧，好歹是你长大的村子呢。
       我明白嫂子是对的，但我的身体不听话，走得是急急匆匆，不管不顾。我猜，大头还会打电话给我的，他若是真想出书，能找的就只有我了。那就让他打吧，反正这回是躲过了他了。我奇怪着自个儿的“躲”，难道我用得着害怕一个米大头么?
       回到城市，我继续着出版工作的忙碌。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都过去了，我始终没接到米大头的电话。松一口气的同时，我还是忍不住给嫂子打了电话。嫂子说，大头也没再找过她，听说，他跟二头和好了，二头把那两层楼的宅院送给他了，还给他说了媳妇，这些天正忙着收拾新房呢。嫂子说，这二头也是，早把事办停妥了不就没那天的事了?看起来呀，天下的事不怕讲理，就怕不讲理，大头一不讲理，二头就扛不住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听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嫂子那边问，三儿啊，你听着没有啊?我说，听着呢。嫂子说，幸亏那天你没等他，要是等他他不来，叫嘛事啊?哪天见着他我得问问，你那书写好没有啊?还找不找俺们三儿了?我说，别问，你不用问他。嫂子说，为嘛不问，用不着了屁都不放一个，忒不懂事了吧?说着嫂子竟是呵呵地笑起来。
       嫂子一笑，我便知她是不会问的了。她和村里许多人一样，是不喜欢较真的，天大的事，都可以当儿戏一样一笑了之。
       放下电话，我强迫自个儿把大头的事忘掉，忘掉了大头的事，就等于忘掉了自个儿的事了。生活一天一天地在继续，我也许该向嫂子学习才是。
       责任编辑：康伟杰
       [作者简介]何玉茹，女，河北省石家庄人。1986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河北省作协创研究。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3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