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8日，我把女儿刚发来的可爱的外孙照片发给杨进，隔了两天收到他的手机回信:小孩果然活泼可爱，新的来了，老的走了——我父亲已在9月7日离开人世。
杨进的爸爸就是著名的出版家戴文葆先生，我是认识他儿子后才认识这位老人的。过去，我是指本世纪之前，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个阶段，三联书店当然还有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都是以聚集了众多饱学之士著称的，所以这些出版社都拥有一批和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们平等交流、关系密切的编辑。戴文葆先生就是这些不凡的编辑中的一位，一如著名的范用先生和现在依旧活跃的沈昌文先生等等。
我想起他们就像想起我自己的父亲，这些年与他们的交谈接触远远多于与父亲的交流，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我眼中都非平凡之人，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都异常健谈，又很容易亲近。
戴文葆先生身材矮小，语速快得像南方人，善谈却如北方人。有一天我大概是去找杨进办事，去了西总布胡同一栋普通的楼房，当时那条位于市中心闹市区的胡同附近还住着叶浅予、李一氓、马寅初等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范用先生也住在附近。戴先生住在底楼，房间几乎和我在北京见到的许多久负盛名的学者、专家一样，屋里到处都无可救药地弥漫着各种书的味道，那些房子与其说是给人居住的，还不如说是书的自由发展的世界，而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的人，就像园丁一样看着那些书和手稿天天在房间里扩展——他们和文字笔墨一起生活着。
那天，还不用我开口，戴先生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大概他知道我是一个盲目喜爱崇拜三联书店所有前辈的外省人，也知道我既与沈昌文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经常去范用先生家免费吃各种好吃的中饭晚饭，所以话题就从沈昌文如何做范用先生的秘书开始讲起。那是他们那一代共同的、青春焕发的生活的开端，尽管这样的生活总是短促又充满遗憾。戴先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小学徒出身的沈昌文先生是如何运用他的聪明、勤快、智慧赢得了范用先生的认可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知道范用先生是一个对工作和人生境界有很高的追求又极其爱美的人，这样的人首先在生活和工作中对己苛刻，如果同时也对人要求严格的话，也是在所难免的。我相信今天难得有人具备如此的耐心、精力、学识和努力去达到范用先生的标准，而沈昌文不仅表现出一个小学徒出身的人应有的勤勉和忍耐，更重要的是他还有超出工作要求以外的全面技能，比如他同时还是一个五金和无线电能手，一个和范用一样真正的自学成才者(比如他的英语和俄语就是自学而成)，甚至在收拾一条活蹦乱跳的鲜鱼和撬门开锁方面也是一个行家里手。沈昌文先生和范用先生都可以用最简单的食料做出美味佳肴来，而且两人不但会品尝食物、酷爱知识还同样思维敏捷、长于辞令。沈昌文的智慧还在于他和范用一样有出色的记忆力、理解力和感悟能力，并且善于掩尽锋芒，示人以木讷(而不是通常的藏拙露巧)，他们的风格都是杂而有序，多而不乱，对于一个出版家来说，兼容并蓄、明察秋毫的工作作风是十分重要的。在戴文葆先生看来，沈昌文有后来独当一面的才干也是和在范用手下极其严格的要求和培养分不开的。可惜，我当时没有能够把滔滔不绝的戴先生的谈话完整记录下来，但是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戴文葆先生那天还讲到的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戴文葆先生到韩国访问，回来时因团队在签证方面遇到了一点麻烦，不得不在当时的汉城机场滞留了七八个小时。这对于别人是很烦恼的事情，在戴先生看来却是个有趣的小插曲，过去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习惯在任何地方静心写作，现在有了额外富裕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便旁若无人地在机场候机室安安心心地坐了下来，开始记录这次出外行程中最美妙的事物。为了使叙述更生动，他还画了许多插图，画出行走和参观的路线图，画出最有趣和令人发笑的细节，然后用文字记录来加深印象。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后他感觉累了，于是在地上铺上报纸——现在他可以舒舒坦坦地睡上一觉。显然，在机场候机室地毯上躺着比东歪西倒地靠在椅子上打瞌睡要舒服多了。那次从汉城机场回到北京机场前，一篇非常生动幽默的文章已经完成。
我后来才知道，戴文葆先生是中国最早办起学生自己的报纸的进步青年之一，1940年他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时就担任了《中国学生导报》主编，1946年至解放后的1951年他还担任过上海《大公报》的评委和编辑部副主任。
但是戴文葆和许多富有才华的人一样，命运中唯一不会缺少的是多灾多难，他的一生如在惊涛骇浪中沉浮的一条小船，大部分时间被政治运动随意抛洒在风口浪尖甚至是万丈深渊中，奇怪的是这条孤独的船却从未真正沉沦过。我常想，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有些人可能因嬉笑怒骂爱说爱讲的性格而招致打击，就像那天戴文葆先生面对我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一样，也许这种不吐不快或是招致他一连串不幸的重要原因？聪明过人的禀赋本身也有可能招人嫉嫌，何况那是一个处处需要政治挂帅、不允许有任何失言的年代。如果他可以对一个没有深交的年轻人无所顾忌地滔滔不绝，怎么可以保证他在历次革命运动中不马前失蹄呢？1957年他成了右派，被强迫劳动改造，从此他开始了真正孤独的一生。深感不安的范用先生安排了戴文葆劳改以外的生活，每月按时把一笔生活费送到戴文葆家里，并带上尽可能有营养的食品去劳改农场看望老友。六年后戴文葆因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差点送命，濒于死亡的他被提前放回北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生命在一年以后又开始焕发活力。然而每当他重新开始感受到生命中又有晴空和阳光的美丽时，总是很快乌云遮天。“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让他感到魔鬼的脚步又紧跟着他，经历了九死一生和反右磨难的戴文葆本能地意识到黑暗再次降临，他知道自己将又一次在劫难逃，他明白他一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注定要远离亲人，孤独地生存。当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他认为社会最底层或许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一次他很果断地采取了主动:悄悄离开京城，自我流放到贫困的苏北老家阜宁。
时间过得很快，最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大约是1976年的一天夜里，范用先生被一阵敲门声惊动，打开门看到一个乡镇企业职员模样打扮的中年人走进屋来，仔细一看才认出这个对自己家熟门熟路的人就是戴文葆，这时的他从一个避祸而出走到农村老家的右派变成了一个乡镇企业的机灵的采购员，看来他没有因为又一次不幸的遭遇而丧失生命的活力，仍然生机勃勃，如果乡镇企业也有成功的采购员的话，戴文葆一定是那个年代很成功的业务员，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口才让他做采购人员简直是如鱼得水。采购员可以四处出差，这使戴文葆逐渐恢复了和过去生活的联系。“文革”后戴文葆第一次出现在范用家里的情景被范用先生形容为神不知鬼不觉，也许是他提早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也许他直觉到他隐姓埋名的非常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他带来了农村的土特产给自己的老朋友，然后很快消失在黑夜中。
范用放心了，他的老朋友还健康活着，他不是做梦，真的是活灵活现的一个人现身后又隐身而去——快得让范用来不及问他要回到那里、何时再出现。
等到1978年以后，戴文葆先生重新回到北京时，令人惊奇的是他很快又从一个当时社会底层的农民、采购员重新变回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学者，人们后来才知道他在农村期间居然将《
史记》读了十遍，他是如何保留了那些珍贵的图书，又是如何在乡村思考他习惯思考的理论和社会现实问题，可能始终都没有人知道，但从戴先生那次两个多小时不间断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种顽强的生命现象:戴文葆的生命就像一颗可以撒在任何地方的种子，只要偶有一丝和风、一滴露水、一缕光照、一点生命的空间就可以让这颗孤独的种子在任何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并结出鲜艳的果实。
在历经生命的磨难和挫折的几十年中，也许是一种特殊的、能够吸取生活中哪怕最简单的一丝快乐和希望的能力，让戴文葆先生保持了他健康的生活态度，保持了他的聪明才智:他重回出版社后很快编辑了大量急需出版的重要的文史资料、著作，写下了许多重要文章。
这就是我们的同代人、老同事杨进的爸爸，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对自己的爸爸，就像无数同代人对无数个爸爸一样，都是在爸爸们快要离开的时候才想起有许多事情还没有问清楚。他们应该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经历和故事要讲述，可我们错过了许多聆听的时机，我们无法再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经验，但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是我们的父辈，在精神的血缘上，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爸爸。
后来，我很少有机会听他这样长时间地讲述老人们的故事，我们对父辈的理解太有限。我问杨进:你爸爸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哪怕是口述——虽然我相信他自己动笔会更精彩。
是啊，等到年迈力衰的戴文葆先生在生活中激情不再，等到老人们不再那么爱说话了，等到时光的齿轮磨损了他们的记忆和思想，等到老人们无法正常写作读书的时候，等到死亡的翅膀悄然垂落，我们才惊觉历史将被他们带到如此遥远和未知的地方，作为子女们吞咽下的往往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悔恨。
2008年9月7日戴文葆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虽然历尽磨难但人生依旧精彩的爸爸。
我知道，许多老人已经不能说、不再说、不肯说了，而现在的我才刚刚领悟到聆听他们说的意义:如果不说，历史会消失，我们不仅没有了爸爸，也没有了过去！
（摘自10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