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近一百年间，办报的人很多，出名的也不少。但是，寄情于斯，痴迷于斯，以办报为业而且有理想有抱负，一生追求的人就不多见了。而成舍我则可谓凤毛麟角的佼佼者。
1898年8月28日，成舍我出生于南京。他立志投身报海，还和一桩官司有关。他父亲成璧曾任安徽舒城县的典史即典狱长，可是任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08年，由于囚犯越狱，成璧遭到诬陷。年仅10岁的成舍我跟着大人四处奔走，希望替父亲伸张正义。后来终于得到一位名叫方时荪的记者鼎力相助，在上海《神州日报》上详尽地披露事情原委，使成璧免受不白之冤。这在成舍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下定决心要做一名记者。
正是由于怀揣着做记者的美好心愿，所以成舍我从14岁开始就不断向报纸投稿。安庆的《民报》，最早和他结缘。1913年，成舍我担任《民报》的外勤记者，采访各类新闻。后来由于参加讨伐袁世凯的秘密活动，受到地方当局的“关照”，遂不得不从安庆转移到沈阳，担任《健报》的校对工作，因为具有在报馆工作的经验，所以很快便成为一名编辑。可是，成舍我并不满足，开始盘算自己办报的事情。1914年，他与人联合筹办属于自己的《长江报》，然而出师不利。此事虽然没有成功，可他并不气馁，而是鼓足勇气和朋友一起筹措基金数百元筹办“中国通讯社”，仍未成功。于是，成舍我转而考虑怎样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内在本质。他在1915年加入了由柳亚子创办的“南社”，结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要干将陈独秀、刘半农等人，与《太平洋》杂志主办人李剑农等人建立起联系。不仅如此，他还与人联合组织了“卖文公司”，为各地报刊撰稿。
1916年，成舍我刚从沈阳返回安庆即遭到逮捕，几经周折，才脱离魔爪，逃到上海。在上海，他除了任职于《民国日报》之外，还和刘半农一起翻译小说。因为他一直眷恋着记者这一颇为神圣的职业，所以就联合《新申报》编辑王钝根等人创立了“上海记者俱乐部”。1917年，因为“南社事件”，成舍我离开《民国日报》社，并在陈独秀的安排下，转往北京发展。1918年成舍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并在李大钊的引介下进入《益世报》工作，负责编写及校看大样。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后，成舍我出任总编辑，因撰写社论而出名。5月23日，因为登载《安福与强盗》一文，遭到北京政府的忌恨，蛮不讲理地将报馆封了三天。1922年，大学毕业的成舍我经人介绍担任北京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可是时间不长，他又回到北京《益世报》继续编辑工作。1923年，由于主管为讨好军阀，擅自删改成舍我撰写的社论，使他忍无可忍，愤而辞职。同年秋天，成舍我在“北京联合通信社”担任编辑。
值得关注的是，1924年4月16日，成舍我以仅有的大洋200元积蓄在北京独自创办《世界晚报》，揭开自办报纸的历史大幕。该报日出四开一张，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军政要闻，也有社会新闻，还有文化娱乐消息，刊登各种文艺作品，为读者送上美味大餐，满足着不同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
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亲任社长。10月1日，他将《世界日报》第5版的“画报”专版扩版，发展成独立的《世界画报》，每逢星期天出版，四开一张。至此，成舍我创建了“世界报系”，由同时出版的日报、晚报、画报共同构成。不仅如此，他还自办印刷厂。
成舍我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1926年，《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张宗昌以所谓“通敌有据”的罪名予以枪杀。成舍我不畏强权，决定将这一不幸的消息，以头条大字标题，加黑边的形式，在《世界晚报》上率先公布，表示对军阀的不满。气急败坏的张宗昌将成舍我逮捕，并要枪毙，后来因为孙宝琦的营救，成舍我才幸免于难。他自称这是人生“第一次值得追忆的笑”的惊险经历。
1927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成舍我也把报纸办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自任社长。该报初为日出四开一张，后增加到日出两张，是作为首都的南京最早出版的一份民营报纸。
1930年，成舍我赴欧美考察游历，仍不忘记者本色，先后发表有关考察新闻事业的通信《我所见之巴黎各报》和《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这两篇通信可被视为成舍我日后走向办“大众化报刊”的宣言。次年，他还应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的邀请，访问了这座现代新闻学的重镇。
或许是受欧美国家的启发，或许是对办报人才的渴求，成舍我在1933年2月于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亲任校长，以“德智兼修、手脑并用”为校训。实事求是地说，这所学校是培养现代新闻人才的重要尝试。
1934年5月，《民生报》因为刊登了报道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彭学沛贪污案”的新闻，惹怒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汪精卫悍然下令封闭《民生报》达三天之久，想让成舍我变得乖巧一些。可在复刊的第一天，成舍我就刊登了一篇亲撰长文，诘问汪精卫。汪精卫恼羞成怒，命令宪兵司令部拘捕成舍我，永远禁止《民生报》出版。在成舍我获得释放之后，有人知道其嗜报如命遂找上门来，告诉他只要向汪精卫当面道歉，就可以撤销对《民生报》的所有限制。当即遭到成舍我的拒绝:“我可做一辈子的新闻记者，而汪无法做一辈子的行政院长，因之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1935年9月1日，成舍我与人集资合办的《上海立报》创刊。该报以“小报大办”的办报理念，重视质而不重量。所有新闻不抄录各通讯社提供的稿件，坚持加工，以保证文稿质量。经过数月打拼，《上海立报》的销数一举超过10万份，取得骄人成绩。1936年11月23日，《上海立报》以头版右下方加黑边短讯的方式，向世人最早披露了“七君子案”。
1937年8月，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世界日报》被迫停刊。成舍我也离开了这里。同年11月，上海沦陷。刚刚创下发行量超过20万份，为中国有日报以来最高发行纪录的《上海立报》也停刊了。
但是，成舍我并没有放弃，而是转换到新的阵地。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成舍我不仅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而且还经常撰写文章。1941年11月，成舍我在所撰写的社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日美之战迫在眼前，可能即在12月上旬。果然，太平洋战争于12月8日爆发了。香港沦陷后，成舍我苦心经营的《香港立报》亦被迫停刊。
1942年，成舍我还在桂林创办了“私立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分校”，出任校长一职。两年后，随着日军侵略魔爪伸向桂林，学校停办。1945年5月1日，辗转到重庆的成舍我又将《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他一身数职，既是总经理，又是社长，还是业务主任，工作十分繁忙。抗战胜利后，成舍我回到北京，致力于恢复《世界日报》的工作，发表长文《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提出“走第三条路”的主张。
1951年，成舍我与王云五等人在香港创办《自由人》半周刊，亲任社长兼总编辑。因国民党政府实施报禁，1952年即迁往台北居住的成舍我恢复《世界日报》的打算被迫取消。他转而创办新闻学校，“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他曾在记者之家主讲《如何办好一张报纸》，强调一个好的报纸，重点在于内容。他也曾将《我有三次值得追忆的“笑”》和《“机场”几乎变成了“坟场”》合为《记者四十年》，记述多年办报心得及其心路历程。
1956年，“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在台北创办，成舍我任董事长兼校长。次年，专供学生实习的《小世界》周刊创办。1958年，为培养学生创办世新广播电台。1988年，报禁开放，成舍我以91岁高龄创办《台湾立报》。1991年，在见证学校升格为“世新大学”后，因病逝世。
成舍我晚年因为患病，口不能言，但仍用笔写下“我要说话”四字，意味深长。这正是以终身记者为傲的成舍我先生的一生追求。
（摘自10月16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