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儿”这个词，晋代就有了，见载于《
世说新语》。《辞海》解释，是专指那些“善称人心意的人”。民间将此种人形象地比作“人家肚皮里的蛔虫”，因其擅揣摩，精钻研，拿捏利益，投人所欲，故能上下博好，八面玲珑，借风使雨，尽收滋润。
举个远例吧。民国初年的外交部内，便有这么一位堪称“可儿”的余厨子。
民国外交部的前身，即晚清之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朝廷“外事元老”恭亲王奕訢到辛亥后的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时越50年。其间，在“外交口”当差谋事的来来去去，真如走马灯似的，不知换了多少个亲王、尚书、侍郎乃至司员、科员。据说，能够一路混过来，把一个当差饭碗端成了仿佛“铁打”的，可谓寥寥无几，而这位余厨子就是其中之一。
又据说，这位京城外交圈里“历经变故，犹安若磐石”的人物，还在早些年，其家财之宏富，已可与贪婪出名的皇戚贵胄奕劻、载涛辈比肩。外界略闻的余氏豪邸，就有民政部街高档洋房一幢，“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身）之“宴春楼”别业一处及石头胡同的“天和玉”等，“皆为京华巨观也”。
而余厨子的不简单还远不止此。清朝倒台前，他就以“连结宫禁，手眼通天”被人送了个响当当的诨号“厨子社会中之大总统”。这“大总统”当然不是白叫的，有事为证。“庚子之变”后，“西狩”晋陕的慈禧回銮北京，打算“大宴各国公使夫人及在京东西洋贵妇”，以献媚修好。此事由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奉旨操办。他替那拉氏雇了一名洋厨子，并征得她的同意。哪晓得到了第二天，慈禧忽然改变主意：“我看明日请客，还是用外务部（此时‘总理事务衙门’已易称‘外务部’）的厨子吧。”李鸿章尽管中外赫赫，居然不敌一个掌勺的，这余厨子的“运动力”着实大矣！
有关余厨子的种种坊传引起了彼时《申报》名记黄远庸的关注。未几，报端一文翔实披露了余某人的“发迹之秘”。说穿了，无他，假公济私，以“利沥”（贪污的零头）买好而已——
余厨子系奕訢年月进的外署，因为沾着点洋气，在朝廷诸衙门中，这外署的经费向来“最称阔绰”。司员每天在署里午餐，额定银人均八钱，一席八人便有六两四钱（旧制）。这班官僚养尊处优既惯，动不动就嚷嚷“伙房饭不入味”，大都“家食而后上署”。于是，那积剩且原本应当缴库的饭银，多半进了余厨子的腰包。
但这脚色脑瓜极灵清，明白银子绝不可独吞。他捏准了那些司官虽身居要路，家赀累万，骨子里仍个个贪心，唯利是图。有了这个谱，当司官们难得在署吃饭时，余厨子便“任由需索，大放其盘”：或临时加菜或整席全换，或另制茶食点心，“无不一一满足”。而逢哪位亲王、尚侍有家筵喜庆等事，余厨子更是“极力供奉”，兜底包揽，又担劳累又贴钱。伙房还常替司、科员有“小急”者或垫付赌欠或赊借嫖资，以“援其周转”……
殊不知，这余厨子所散落的不过他常年贪没的零头，却委实博得了买好之效，非但一干下层管事皆待厨子“以丈人之礼，尊为老伯”，就连各亲贵大人“亦秉循平等主义，待其以殊礼”。于是，人们便不时可见厨子“在诸公家，与王爷缙绅欢颜一堂，分庭抗坐”。进而又有谁谁给厨子牵线，让他“以家产之千分一，捐取前清候补道二品衔”。
从此，斯人摇身一变，“辉煌翎顶”，俨然一官场中人也。每日在署，他已不必亲自下厨，灶上之事自有帮厨代劳；自个要紧的，只是继续保持“可儿”本色，恪守“买好”之道，将巴结关系、交通门路的功夫推向更大的权势圈里去。其手中，自然也就渐渐有了一张难以确计又不断接续、不断延伸、不断渗透、不断扩张而无处不达的巨大的人脉网络。到了这步田地，余厨子真是可以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京城地面上几乎没有他想办而办不成的事了。
暌隔百年，世局沧桑，如今的现实生活里，显然还有当初“余厨子”这等脚色的身影，并且，他们搬演“可儿”的心机与手段早已“与时俱进”，现代化了——人们可曾戒惕？■
【储君荐自《同舟共进》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