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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冯其庸:文化这部大书,怎么也读不完
作者:江胜信

《新华月报(天下)》 2008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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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其庸有两个很浓的情结,一个是《红楼梦》,另一个是西域。范敬宜先生曾用一首赠诗作了概括:“校罢红楼梦未赊,霜毫一掷走天涯。”
       很巧,今年两件以冯老为主角的新闻事件,分别就是这两个情结的体现:一是今年年初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这是冯其庸数十年研究、校订《红楼梦》的集大成之作;二是9月30日在上海举行的“冯其庸、丁和寻访玄奘取经之路影纪展”。
       “西域”:归来往复
       跋涉急流险滩,攀登奇山峻峰,穿越草原沙漠,探访旧城古道。读罢万卷书,又行千里路。几十年间,陪他同去祖国大西部的旅伴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总有一样和他形影不离,那就是照相机。作为考据型学者和文人型探险家的集合体,冯其庸用快门所定格的不单是胜景奇观,还有文人情怀。
       摄影,“耐人寻味更叫人心动”
       “这些照片,和别人拍的味道不一样。”每每去放大照片,图片社的人都这么评说冯其庸的作品。
       “摄影爱好者”冯老独特的拍摄视角,也让专业摄影师丁和着了迷:“现在发现,唯美固然好,但‘耐人寻味’更叫人心动。”
       来品评一下冯老的两幅作品吧。一是“河西走廊的古长城”。萋萋荒草自蓝天下古长城蔓延至近前,残雪点点,唯在一处聚集起来,形似一方小水洼,一匹瘦马在“水”边啃草。冯老给这张照片起名《饮马长城窟》。另一幅是“汉景帝阳陵”。阳陵同样被设置成背景,画面的主角是近前的一秆玉米,几片玉米叶子迎风飘摇,底下还散落着玉米残枝,让人顿生旧时显赫凋敝之后“禾黍离离”的凄凉之情。
       “如果你不了解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是汉代乐府古题)和《诗经》(‘禾黍离离’从《诗经·黍离》篇开首的‘彼黍离离’脱化而来),那么,你也许搞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拍;只有当你了解了,你才能读出其中的深意。”冯老认为,“诗词、文学、音乐、绘画、摄影等艺术虽然各自不同,高境界处的灵感却是相通的。摄影中的审美,是随着欣赏水平的不同来选择的。”
       探寻之旅,“不能走得不伦不类”
       照片会说话,它告诉你这片胜地的绮丽;照片又不会说话,它隐藏着一段段面对艰辛甚至死亡的故事。
       以前只听说过上高原患感冒必须立即往下撤,今天听说得了感冒偏要进罗布泊的人和事。2005年9月27日,当所有人劝说突患重感冒、83高龄的冯老放弃前往“死亡之海”时,冯老自己却下定决心:我必须要去,这次不去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玄奘西行17年,难道这期间不生病?我如果碰到一点点病就取消多年酝酿的计划,岂不太草率了。”
       奇迹出现了,在背着一大包药进入罗布泊的第三天,冯老的感冒全好了。冯老分析这是因为“沙漠荒无人烟没有细菌,对身体有好处”,同去的任晓辉则道出了更让我认同的解释:“精神头儿在支撑着呢。”冯老和年轻人一样,每人每天4瓶水,不能洗脸、刷牙,连喝水也不能敞开喝;根本没有路;有个叫“十八公里”的路段,汽车竟然开了5个小时,把人颠簸得像摇元宵;沙漠里昼夜温差大,冯老一身羽绒服从不脱下,晚上和衣而睡,宿营7个晚上……即便如此艰苦,冯老的3个相机从不让别人背,为的是随时抓拍。可为什么要带3个相机呢?有三个原因:一是防备哪个相机突然出故障;二是相机多,保留的图像资料就多;三是各个相机性能不一样,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今天,当一处处秘境的图片映入我们眼帘时,我们眼前能浮现出另一幅图片么—— 一个穿着羽绒服的耄耋老人在一片荒漠中轮番端起3个相机摁下快门。
       因旅途凶险,未知数太多,那次的行走方案最初被定为:“走出罗布泊就撤回库尔勒,再回乌鲁木齐。”冯老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是重走玄奘路,玄奘回库尔勒了吗?我们不能这样走得不伦不类。”因为冯老的坚持,探险队临时调整方案,从罗布泊往北,途经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敦煌……行程多出了四五天。冯老用更多的跋涉,为我们留住了更多的风景。
       冯老置险情乃至生死于不顾的全力以赴,与他数次离死亡之门仅一步之遥的经历不无关系:去新疆考察时,冯老曾于夜间被困艾丁湖,汽车出故障,险些翻进大深沟,最后是借助部队的帮忙才走了出去;去河北涞水张坊镇沈家庵村寻访“曹家大坟”时,山路突然塌方,汽车前轮悬空,就要翻下山崖时被一块大石头卡住,老乡紧急施救,才把人救了下来……就算跋涉意味着险象丛生,他也释然:“走哪里就埋哪里吧。”
       在他看来,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写:“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西域学,“本来就归入国学”
       自年少时起,西域情结就像一粒种子,种进了冯其庸心里。
       先是读到高适、岑参、李颀等人描写的西域风光的诗,怦然心动;后又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圣僧西天取经万死不辞的勇气让他震撼。他曾反复临习《圣教序》,字帖中的几句话烙刻心间:“乘危远迈,仗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一个心愿暗暗许下:将来一定要追寻圣僧的踪迹。
       昔日无锡国专里那个文气的学生娃,如今不仅实现了夙愿,更以七去甘肃、十游新疆、76岁时发现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为玄奘取经归国古道的传奇游历,成了与西部牧民打成一片的豪爽汉子,住毡包,喝烈酒和羊奶,吃手抓饭和牛羊肉。他自豪地把自己封为“高山族”,一回到北京,就会心里痒痒地惦念西部的朋友和风景。
       当然,叫他难舍难离、归来往复的还有那里古老而神奇的文明。西部出土文物的丰富超出人们的想象。就拿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来说,一座坟墓里一次就出土了600来件,而这样的坟墓有上千座。因为当地古代有个风俗,人死了以后要用写过字的废纸糊成纸床、纸帐等陪葬。那些文书,有账目、地契、交易契约、借据等等,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上千座古墓,该是一座多么浩大的地下文物博物馆!
       冯老认为:“敦煌文物的发现,诞生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而西域文物的先后大量发现,也诞生了一门新的显学:西域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2005年成立之初,首任院长冯其庸就将“西域学”作为新专题纳入教学。他很赞赏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为“国学”所下的定义:“中国人的学问。”西域学作为带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并不断和中原文化、汉族文化融合的学问,自然应该纳入其中。冯老说:“并不是今天才把它归入国学,本来就是如此。比如,在鲁迅眼里,对西部的研究就属于国学的范畴。”鲁迅非常欣赏王国维为《流沙坠简》一书所作的一篇长文,王国维在长文中为西部出土的文献笺释文字原委,被鲁迅推崇为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国学大师”。
       国学无疑是最庞大最丰富的一个学科,可我们不应该因为它的庞大、丰富而否定对它的认同。针对某些人拿“西方没有国学”来类推“中国也不应该有国学”的言论,冯其庸认为这很不合理:“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的,我们就不能有呢?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呢?”
       “红楼”:梦生梦圆
       与从小向往西域之行不同,冯其庸对《红楼梦》入迷,是40岁以后的事了。中学时硬着头皮也没能把自认为“婆婆妈妈”的《红楼梦》读下去,直到1969年,因担心红卫兵把藏书抄走,冯其庸决定手抄一部《红楼梦》偷偷保存。这件秘密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终于赶在1970年下放之前抄录完毕,并题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个人的辛酸经历让他对《红楼梦》生出戚戚之感,在一笔一划的恭录中,终解其中之真味。
       
       研究“红楼”,从此一刻都没有停歇过,数十年间,冯其庸著述《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红学专著30余种。今年年初,又重磅推出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抚着这部集数十年心力的厚达30册的巨著,冯老欣慰地感叹“了却了此生的遗憾”。
       为“红学”做一套最完整工具书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在1987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脂批的校录,同时添入了新发现的卞亦文先生藏本。至此,脂砚斋评本系统的早期抄本增加至13种。所谓早期抄本,一般是指乾隆嘉庆时期的抄本。所谓脂批,即“脂砚斋”等人对《石头记》所作的评批。
       初版时没有收录脂批是因为想得不周到。冯其庸说:“当时大家思考的重点都在正文,且已有俞平伯等人出书专门收录过脂批,另外考虑到各个版本脂批的位置、内容很不一样,不方便进行排列对校,因此就只做了正文的汇校。直到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建议同时收录各个抄本的正文和脂批,为《红楼梦》研究者做一套最完整的工具书,我才下定决心要彻底重做这件事。”
       决心好下,真正做起来却异常艰难。因冯其庸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行政事务繁忙,所以只能挤出业余时间试验,看哪种办法可以一目了然地对正文和脂批同时进行汇校,细致到甚至考虑了怎样编排更能节省纸张。然后,一次次找到印刷厂试印样本,一次次调整完善,这一工作前后做了10余年。等到认为可行了,“正式”校编又用去了4年多。
       当今天我们为这样一部巨著的出版而向冯老道贺并致谢时,他总不忘认真补充:“这项工程,是与季稚跃同志一起做的,他的功劳不能埋没。”
       “脂批”是不可或缺的“解梦”资料
       《红楼梦》正文固然展示了一个大千世界,但随着对脂批的重视和研究,则可以发现这个虚拟的大千世界暗合着另一个充满人情、纷争和好恶的真实世界。可以这么说,脂批是红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目前,关于“脂砚斋”究竟是谁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果。有人认为是曹雪芹的堂兄弟曹天佑,有人认为是曹(他原本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侄子,曹寅的儿子曹早逝后,曹过继给了曹寅。一说曹雪芹是他所生,也有说曹雪芹是曹的遗腹子),有人认为是史湘云,还有人认为是曹雪芹本人。
       冯其庸指出,由于文献的不足,目前还不能肯定“脂砚斋”是谁,仅仅靠猜测,他是不会妄下结论的。但他从曹家家学的角度,认为“曹说”有疑问。原因是曹一向崇尚程朱理学,怎么可能突然狂热地赞赏反理学的《红楼梦》呢,除非有文献记载说曹晚年的思想起了什么变化,可现在没有发现这样的文献。目前我们仅仅能从“被借阅者迷失”的批语中生出种种遐想。
       “红学”研究怎么可能到头了呢
       虽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了却了冯老“此生的遗憾”,但并不是说红学已经研究到头了。
       冯老认为,自己研究“红学”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二是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三是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只是在对现有抄本的文案整理上做到了最完整,是部供红学研究者方便查阅的工具书。
       提起有些人“红学研究已经到头”的说法,冯老觉得不符合事实:“或许是你自己研究到头了,可别人还没研究到头呢!整个红学研究更有待深入,怎么可能研究到头呢?”在他看来,研究《红楼梦》不光是研究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红楼梦》的思想,是埋藏在故事里的隐隐约约的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她的内涵太深太多了,像一片海洋,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底。”
       (摘自9月28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