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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有关大学教学评估的争论颇为激烈，尽管主持评估的行政部门强调评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依然受到诸多批评和质疑。“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起因是高校连续扩招，暴露出规模扩展快但资源供给不足，学生人数增加快但教学质量下滑的矛盾。主管部门希望通过评估，进一步明确高校的办学定位，规范教学管理，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另外还可借此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不过，历时五年的评估，除主管部门比较满意，“场面上皆大欢喜”之外，民间批评声不绝，尤其对应付评估的“合谋造假”深恶痛绝，认为如此评估不仅亵渎了大学精神，而且还“创造一个很大的腐败空间”。
       实际上，双方对是否应当评估并无太大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当如何评估，谁来评估以及评估究竟应起什么作用等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评估，主要在于展示政绩，而不是发现问题。这样的评估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评估应交由专门的社会机构来做。评估的权威性并不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历史经验表明，恰当的评估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发展，而且还能催生教育的变革。
       一百年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受卡内基基金会的委托，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对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院进行过一次评估。这次评估对美国的医学教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使美国医学从三流水平跃升到世界领先地位。这次医学教育的评估成果，即著名的《弗莱克斯勒报告》，也成为医学教育史上的经典文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猛增加，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高涨。医学院的数量从1880年的90所陡增至1900年的151所。然而，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却差别很大。学生在连续两年内参加四至五个月的医学课程学习就可获得学位，以至于有学生感叹“从医学院所得到的仅仅是医学学位，而对如何行医无甚帮助”。优秀的医生一般都是在少数质量较好的学校获得学位，去欧洲学习一至三年后，再开业行医。
       这种令人沮丧的景象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医学教育的需求形成了极大反差。1869年，查尔斯·埃利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后，着手改革哈佛的医学教育，但他的改革遭到了大多数资深教授的反对，只有少数年轻教师支持。因为延长学制、严格入学标准必将导致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学费是教师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后哈佛医学院的注册人数立即减少了几乎一半，但埃利奥特依然坚持。不久，“宾大”、耶鲁等大学的跟进，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才使得美国医学教育的格局有所改变。
       试图提高教学质量的医学院总是受到学生减少的困扰，因此，1876年美国医学院协会提出统一收费标准及三年制学制。不久协会因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发生分裂。1890年，一个新的全国医学院协会成立，90所正规医学院中，有55所加入。1894年，新协会要求所属的医学院改为四年制。20世纪初，美国医学会开始关注医生培养问题。1900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提出该会不承认任何少于四年教育而获得的医学博士学位。1905年美国医学会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为了全面了解美国医学教育的现状与问题，1907年，医学教育委员会请求卡内基基金会对北美的医学教育进行调查评估。1908年底，卡内基基金会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阿伯拉罕·弗莱克斯勒（Abraham Flexner，1866－1959）。
       1886年，弗莱克斯勒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办了一所私立的预科学校，并开始研究美国的高等教育问题。1905年，弗莱克斯勒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学研究生，关注美国的专业教育问题。1908年，他出版了一本严厉批评美国大学教育的著作。该书引起了卡内基基金会主席亨利·普利切的兴趣，同年，他邀请弗莱克斯勒加入卡内基基金会研究部，让他去调查评估美国的医学教育状况。
       弗莱克斯勒不是医界人士，也未曾踏入过医学院的门槛，以至于弗氏对卡内基基金会的委任感到迷惑，以为基金会把他与他的任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的兄弟西蒙·弗莱克斯勒搞混了。当他向基金会主席普利切声明自己毫无医学背景时，普利切肯定地答道，他很清楚这一点，并强调指出基金会不需要以开业医生的眼光来对医学这类专业学院进行评估，而是应以教育家的眼光来评判。后来，弗莱克斯勒在回忆时说，历史与经验证明了普利切的远见与睿智。
       从1909年1月到1910年4月，弗莱克斯勒陆续考察了美国、加拿大的155所医学院校，统计了各州的人口／医生比，从入学标准、办学规模与师资队伍、办学资金与学费、实验室条件和教学医院情况五个方面，对每个医学院进行了分析，最后做出总体性的评估。弗莱克斯勒于1910年正式出版了《弗莱克斯勒报告：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报告发表后不仅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而且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医学教育的关注，成为美国医学教育的转折点。
       弗莱克斯勒的调查发现，许多医学院以盈利为动机，大量招收学生却又缺乏合格的师资，没有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以致医学毕业生质量低劣，医生与人口的比例比德国高出五倍，例如，当时的芝加哥就有十四所医学院。这些人进入医疗行业后，为生计而恶性竞争，如大肆刊登医疗广告，到处宣传“专利药品”，使公众感到医生并非是为了社会的福利和病人的利益。此外，大学和医学院的教学和实验室投入严重不足。90％以上的医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条件相当差，许多甚至全无。当时细菌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和外科学等学科迅速发展，许多学校既无经费又无教师来满足医学教育发展的需求。在临床教育方面，很少的医学院有教学医院，而拥有附属医院的寥寥无几，学生在毕业前很少获得临床培训的机会。只有少数医学院有“综合医院”，为毕业生提供临床教学。
       尽管医学界大多数人士承认医学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但对弗莱克斯勒的评估结果依然感到震惊。一些被批评的医学院相当恼火，有的学校声称受到诽谤而要起诉他。弗氏还收到匿名信，警告他当心吃枪子。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报告》发表后，获得了美国医学会和医学院校联合会的支持。美国医学会希望通过医学教育的改革来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改善经济状况，那些较好的医学院校也希望统一学制，制止无序竞争，提升办学水平。
       弗莱克斯勒在《报告》中提出的重新建构美国医学教育体制的设想，即削减医学院的数量，支持那些质量较高医学院的发展，提高医生的入门标准，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鼓励医学院并入大学，主张医学教育建立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之上，重视实验室研究和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等改革方案，立刻成为一些主要医学院校的行动指南，使得美国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水平得以迅速提升。
       弗莱克斯勒的教育理念是大学应当成为知识创新的领袖，他强调：“大学必须给予社会的不是社会想要的，而是社会必须要的东西。”1930年，他受命组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出任第一任院长，并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一个纯理论研究的学院，吸引全世界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做最纯粹的尖端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的压力。建院之初，一位研究人员问弗莱克斯勒自己有什么责任，弗莱克斯勒的回答是:“没有责任，只有机会。”充分地反映了弗莱克斯勒的科学研究理念。在该研究院工作过的著名科学家有爱因斯坦、冯·诺伊曼、奥本海默等。不过这是后话了。
       
       弗氏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医学教育。他敏锐地洞察到建立在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医院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教育需要充沛的资金保障。1913年，弗莱克斯勒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综合教育委员会，力主洛克菲勒基金会应为那些高质量的学校提供资金援助。在弗莱克斯勒主持工作的十五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了总量达五千万美元的资金资助医学教育。洛克菲勒的捐赠又激发了其他慈善家支持医学教育，至上世纪30年代，捐赠总量已达六亿美元。大多数的资金也都给予了弗莱克斯勒列出的值得资助的学校，而那些质量差的学校因得不到资金而逐渐自动解体。1924年，弗莱克斯勒在评价医学教育的变化时，发现1910年存在的学校几乎一半关闭了，所有的医学院都具备了实验室和临床医院，基础课程均由全日制的优秀师资承担，四年制课程已成为标准学制。到1930年，美国医学院的数目从148所下降到66所。医学院融入大学，本科教育后进入医学专业教育的医生培养模式，成为美国医学教育的主流。美国的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并迅速迈向世界领先水平。随着医学院入学标准的提高和医生数量的控制，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弗莱克斯勒对美国医学院校的考察评估是在美国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繁荣”之时进行的。虽然弗氏是应卡内基基金会之邀，并得到了美国医学会的支持，但相当多的医学院并不愿意接受考察。弗氏只有一位助手相帮，对每所医学院的考察一般只花一天的功夫（当时医学院的规模不大），主要收集入学标准、学院规模、经费状况、实验室和教学医院条件等几项指标。方法学上，弗莱克斯勒也没有采用社会科学调查常用的定量研究，而是基于一般常识的定性研究。但他所发表的《报告》却获得了医学界、教育界以及社会的普遍认同。这一点是颇值得考量的。有学者在评价弗氏的《报告》时指出，基于常识的定性研究，最易为公众所接受，也最简单、明了地反映出被评估机构的优点与不足。弗氏采用引导资金投向高水平学校的策略，用经济手段挤压了虚假的繁荣，使美国的医学教育建立在广博的大学通识教育和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并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就跃升到世界的领先地位。
       不过，由于入学标准的提高、学制的延长和费用的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几乎被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从而加剧了医学教育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医学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趋向，使得医学变得越来越高傲，医生更多地专注疾病诊断治疗而忽视病人照料，也引起了人们对现代医学教育的批评，这或许是弗莱克斯勒未曾料到的。尽管如此，弗莱克斯勒对美国医学院校的考察评估，作为医学教育史上的经典案例是值得我国关注评估问题的学者和决策者们参考的。
       实际上，《报告》对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报告》发表后不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将资助医学教育作为其慈善事业的核心，并希望通过在中国建立类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机构来彰显其仁慈之心及现代医学科学的伟业。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由芝加哥大学校长裘德生（Harry P．Judson）率领一个四人委员会来华考察评估中国的医学教育。该委员会在华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考察，访问了全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院和医院，也得到了北洋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支持。该委员会最终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医学教育的报告。这个报告导致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全额资助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办和部分资助湘雅、华西等医学院，确立了中国现代早期医学教育的格局。
       由此可见，发现问题的评估或许要比展示政绩的评估对大学的发展更具有价值，也是中国目前更需要的一种评估取向。
       (摘自《读书》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