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持不同历史观的年轻人当众掌掴。阎崇年年逾古稀，又是文化名人，发生此事，在学界和网络迅速引发了大面积讨论，大批平面媒体也进行了事件层面的报道。
学者遭遇观点抵制的事件近来频频发生，尤以阎崇年先生此次遭袭为激。学者遇袭事件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原因？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学者要有“学术立场”？
应该说，对于此事，压倒性的观点还是谴责打人者的。毕竟当众暴力袭击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容许的。但这样悖情悖理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还引发不同见解。
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介绍说，因为专业和性格的原因，他本人对阎崇年及其研究并不关心，但他的妻子黄女士（也是社科院研究员）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也曾是阎崇年的“粉丝”，后来慢慢就从“阎粉”成了“阎愤”，黄女士对阎崇年的学术水平有质疑，《明亡清兴六十年》下册在王府井首发的时候，她也去了，当场提了两个问题，指出阎崇年演讲中的硬伤，阎没能给予有效的回应，也不承认错，这让她很失望。除了硬伤外，更主要的是阎崇年对满清的统治过于美化，为屠城、剃发、种族不平等、文字狱、禁海、禁商、隔绝传教士等劣迹辩护，让黄女士很反感，觉得超出了一个学者学术良心的底线和基本立场。
这位研究员认为，一个学者还是应该以书斋和学术讲坛为根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去电视上讲评书，那是艺人的行为。他对此表示了遗憾，并申明这种遗憾的前提是仍然将阎崇年作为学有所成的学者，觉得学者有学者的专业规范，如果阎就是一个说书人，与学术完全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他也就没任何评论了。由此，他又提出，现在学术和大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桥梁。在西方，这个阶层往往由媒体撰稿人、专栏作者、畅销书作者之类的人充当，这些人借助新闻媒体，又有专业知识，可以很好地沟通雅俗两界。他们很重要，他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但这种工作不应该由学术专业人士来做。正常的模式是，学术专业人士负责创造思想和观点，他们负责传播。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阶层还不成熟，公众认可程度也低，只好由专业人士“俯就”，比如科学家写科普小文章，历史学家讲评书。这样一来，雅俗沟通中的非专业（指把握和控制公众影响和传播力的专业能力，一个有这种专业素养的公众人士，应该会比阎崇年更知道如何应付公众挑战和施暴等情况）就发生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近代史专家郭世佑表示，阎崇年印证了他向来主张的一个观点：做历史研究的，如果只做某一个朝代、某一个人，久而久之，往往不知不觉成了那个朝代或人物的辩护律师。认为他们做的事都是对的，都是有理由、有原因的。其实这是有问题的，有原因不一定就是对的。强盗杀人也有理由的，但杀人总是不对的。郭世佑认为，学者应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说话，而且要有学术立场。
来自台湾的佛教史专家吕真观因为做明清佛教史，也接触了阎崇年的清史研究，发现确实有些硬伤。比如，满清的一大谜案就是据说雍正曾篡改遗诏，指使人将“皇位传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胤”。阎崇年否定了这一猜测，他的解释在《
正说清朝十二帝》的98页，里面说到：“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于’字。”这一说辞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古文经常用“于”，这并不是简体字，这是简单的文字常识。另外，“祯”字改为“”也是很容易的。
另外，吕真观从他人的评论中了解到，阎崇年遇袭跟他替清王朝（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等）的辩护有关。对此，吕真观称不了解事实，没有作评论，但他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的传媒化是必要的。但如果健全学术的公众传播，需要艰难的实践。
一些人表示，相对而言，王立群和马瑞芳还基本能坚持一个学者的基本立场，没有抛掷颠覆性观点，作惊人之语。在这方面，有些更大红大紫的学术明星，做的有失学术本分之嫌。
与学术之争无关
更多的人对阎崇年表示了支持，谴责打人行为。何兆武先生没看过阎崇年的书，但在电视上看过其节目，评价是“很热闹”，“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市场娱乐”，但这当然也是可以的，譬如学者要写小说，当然应该允许。他明确表示，打人当然不对，有不同意见可以说，不能动手。杨宪益先生重申了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表示阎崇年说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未必准确，却是一家之言。不同的历史观，怎么不可以说？任何人的观点都可能遇到反对者。如果把阎崇年的话当学者的学术发言，反对者就作为学者与之对话、商榷、发表论文反驳，如果把阎崇年当社会公众人物和明星说话，反对者就应该争取让自己的观点更有公众影响力，两者都做不到，就不应该抱怨自己没有跟阎崇年同等的出镜机会，更不应该用突然袭击的阴暗手段伤害一个老人。
相声演员姜昆否认这是学术交流和沟通不畅的问题，“他们打名人，其实心里根本就不想与之沟通。我个人崇敬阎崇年，对打人者采用这种过激的方式很愤慨。”称阎崇年说“这件事是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能引起他共鸣。
岳麓书院的历史学家吴仰湘更是愤怒地表示，毫无疑问，这不是学术之争，对学术论争而言，使用暴力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被允许的，应该无条件被谴责。他认为这时候，媒体就应该一边倒地谴责施暴者，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立场。对阎崇年的观点认可与否并不重要，但一位公民有基本的尊严和权利，怎么能当众被伤害和侮辱？阎崇年的学术观点是另外的事情，在别的时候可以讨论，但这个时候，除了异口同声地严厉谴责之外，不应该再说别的。看别人不顺眼就可以上去抽耳光，如果此风被“理解和体谅”，那这个世界上，任何人走在大街上都可以挨耳光了。
香港中文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籍研究员说，因为他的研究兴趣是中国当代社会，所以对内地近年来主流媒体批量制造学术新星的现象有所关注，也知道阎崇年及其引发的争议，首先，他表示对打人者的愤慨，同时怀疑打人者的动机，因为据媒体报道，打人者当时一言未发，直接掴掌，这种事在西方也经常发生，袭击者有的是为了表示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这种方式吸引眼球。阎崇年本人遭袭，很可能与学术无关，只是无聊人的无聊举动。但是他对普通民众普遍认可的非理性行为取向表示担忧，比如有声援阎崇年的人居然说“我很鼓励阎老师当众回击两掌然后两清”。这种想法和打人者的思维、行为模式是同构的，如果共振，可能发展为暴力的社会模态，这很可怕。
中南民族大学的青年教师杨芳认为，这一事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她指出，这些年来，媒体的媚古、厚古薄今现象严重，辫子戏泛滥，故作惊人之语的风气流行，学界尚不能免，市场化的电视讲座，尤其如此也就不奇怪了，这些是整个学界的操守问题，与阎崇年先生无关。他只是一个大时代的小标本，在一个耳光中凝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凸现了各种浮躁的心态。
（摘自10月2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