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个词组是1924年由美国人谢尔顿提出来的，指企业不能仅仅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还应照顾到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社区、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CSR的尴尬
从定义的措辞，不难体会出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某种微妙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事实上这种被假设的对立关系正是CSR长期以来在整个管理思想体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主要原因。因为觉得履行社会责任意味着把本该企业拥有的财富平白分割出去，于是抱着现实主义态度的企业家内心深处往往不以为然。他们的观点就像保育钧先生所说的那样：把企业做好，创造财富，这就是企业最大的责任。公益慈善只是锦上添花。
因为观念的错位，我们会发现一些尴尬的事实。或许有的企业在CSR领域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公益和慈善，但是并不希望大张旗鼓地宣扬和鼓励，因为它与企业的正业——为股东盈利——可能存在冲突；或许又有些企业，他们通过创新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服务获得了高速的成长，也合法地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但是人们不认账，认为没有在慈善排行榜上留名就是“铁公鸡”。王石先生和他所在的万科显然就从两个层面都曾经遭遇了尴尬。
“善有善报”的新视角
迈克尔·波特发表了一篇可能颠覆整个主流商业社会对CSR看法的文章，叫做《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系》。文章指出过去人们对于CSR的观念有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是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而这两者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第二个是它们只是就公益谈公益，从未将其与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结合起来。
接下来波特用他经典的价值链模型和钻石模型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企业能够用他们选择核心业务那样的方法和框架来分析CSR的机会，他们就会发现CSR并不简单意味着成本、约束或者是慈善活动的需要，而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当企业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促进了社会的价值它会因此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通俗地讲，叫做善有善报。
好公司需要好社会
波特的文章中还有另外一句值得中国读者好好解读的判断——“成功的企业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好的政府，好的法律，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好的媒体和舆论，这一切会帮助那些提供优质产品的、不断创新的、提高员工福利的公司获得来自市场的积极反馈，从而变得更有竞争优势，有能力和动力创造更多的与社会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这样的公司并没有鼓励，反而是那些恶劣的、不择手段的短期行为能够带来巨大而且持续的财富，那么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这份报告中，会读到许多在华的跨国公司的案例，也会读到若干中国本土企业的经验，便可察觉到其中微妙的差别。
公益的三重境界
——专访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
记者：明年是青基会成立20周年，也是希望工程20年。您感觉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在对待慈善事业的观念上有些什么变化？
涂猛：我的体会，企业对于公益事业的态度大致有三层境界或者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心我捐了钱、行了善有没有人知道，对我有没有意义；第二个阶段是关心我捐的钱有没有真正去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有没有被慈善组织滥用；第三个阶段是关心我所做的事情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我接下来还有哪些可以做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咱们本土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第二或第一个阶段——他们关心做慈善的宣传效果，关心钱给没给到第三者的手上。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对，尤其考虑到中国公益事业的一些现实情况，但是我想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进入到第三层境界，对整个社会的积极意义会更大。
记者：那么事实上公益组织有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让企业放心？
涂猛:这个主要跟项目的制度设计有关系。比如希望工程，我们从1992年开始实行一对一。出资企业知道孩子是谁，知道学校是哪一间，任何一个项目你都会知道落地的经过，具体的受益者。这样的话，从第一天开始，出资者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参与的过程、监督的过程。事实上深入进去之后企业也会有更多的收获。比如像中海油服这样的公司，长期跟进它的希望小学，后续投入的钱比建希望小学的钱还多。彼此之间像走亲戚一样，最后达到一种公民之间精神层面的互动。
记者：如果企业的观念暂时还没有到太高的境界，甚至他们的善款带着潜在的商业目的，而事实上你们也了解这种目的，你们当如何看待和处理？
涂猛:我们最需要负责的是受益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我们国家公益事业开展的时间不长，社会也正在转型，有些行为的动机你也很难简单界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许一个企业确实希望通过公益一定程度地促进品牌形象，包括产生一些积极的市场效果，但是只要他并不违反我们非宗教性、非盈利性的原则，那么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这样的捐赠我们可能要接受它。当然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每一个项目的开展，我们和捐赠人之间理念的沟通、制度的沟通都要做很多工作。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和企业相互促进，走向成熟。
记者：您对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公益实践又有怎样的横向比较？
涂猛：大型跨国公司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公益传统比较深厚。有丰富的经验积累，也有比较成型的机制去推进这些事情。这是我们许多本土企业不具备的。他们有些很有价值的项目可能原本在美国、欧洲或者某些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拿到中国来只需要做一些适应国情的些微调整就可以马上付诸实施。
记者：地震之后对于希望工程学校的建设有怎样的总结和反思？
涂猛：这次灾难对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在四川有四百多所希望小学，在震区有一百七十多所，包括媒体广泛报道的“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事后的统计，无论校舍的垮塌率还是希望小学孩子的伤亡率都是非常低的。我们非常感谢当年捐赠和建设这些学校的企业。
回过头来总结，一个是我们一些原有的制度要更好地坚持和改进，包括报账制、监理制、审计制度等等，从流程上保证学校建设的质量。过去主要是依靠地方，地方的青基会、希望工程负责人去盯现场。现在是中国青基会要保证每个学校要到人。这次震后的板房都是我们自己跑到四川去盖的。另一个是我们除了建校舍之外，要更多地重视精神和知识上的服务。比如青少年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邓地）
社会也要对企业负责任
——专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记者：您作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有怎样的解读？
保育钧：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家创办企业的初衷应该说主要还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富裕，为了冲破体制的束缚，是一种很自然的，当然也是自私的追求。而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看轻这个阶层的。可如今这些企业做起来了，老板们有钱有地位了，人们又给他们很多的期待或者说压力。要捐款、要做慈善，而且捐多少大家都盯着。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是有问题的。我坚持认为，作为企业家，他的首要责任就是为社会提供好的服务、好的产品。
所以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不能附加过多的一些内容，特别不要附加一些政治内容，民营企业评价的体系第一就是把企业办好，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最多再加上一条——服从政府宏观调控。把这些做好了就是好企业。
记者：有什么样的因素妨碍民营企业履行这些基本的责任？
保育钧：平心而论，在让企业谈社会责任之前，社会的其他部分，比如说政府，也应该考虑他们对企业应负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长期得不到真正的国民待遇。长此以往企业家们不管嘴上说不说，心里会有不平衡。这使得他们内心不情愿履行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应尽某些责任，包括纳税。而对于更高层次的公益、慈善事业，也更多地是抱着功利的思想。
记者：具体来讲，您认为政府应该做怎样的调整？
保育钧：继续深化产权改革是非常重要一环。企业之所以不愿意行善，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没有长远的预期：如果今天能把钱捞到手里，最好不要等到明天。我们看看山西煤矿的问题。那些矿主之所以急功近利，没有长期打算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了解过有些地方的承包年限也就是四五年，等你把所有证件办齐了。再层层转包下来，到了真正的开采者手上，两三年已经过去了。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挖！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安全问题。
记者：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民营企业的道德观和社会责任观有怎样的影响？
保育钧：历史上的一些文化断层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今天有些做企业的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缺乏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普通公民的道德观念和操守。所以温家宝总理才说：“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当然中国的文化性格也会对企业家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方式造成一些影响。比如，我们文化中感性的元素比较多。这使得我们对待公益事业的态度不像西方企业那么成体系、讲标准，企业家心血来潮或者受到道德震撼的时候可能非常热情，非常舍得。就像四川地震之后一位企业家对我说“去灾区走一趟之后对人这一辈子什么东西都看明白了”，但是对于如何去把企业的公益事业系统化，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将来如何去延续、发展，可能考虑得不够充分。（邓地）
雀巢：创造共享价值
也许是雀巢的某些实践对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关于“创造共享价值”的研究有所启发，以至于他在最初提出这一观念的《战略与社会》一文中，大篇幅引用了雀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印度北部贫困的莫加地区扶持奶农并帮助他们逐步改善生活的案例。
服务塔基消费者
雀巢关于共享价值的第一个层面体现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也许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不难理解也并不新鲜，但是雀巢在产品本土化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似乎尤其深刻的反映了“共享”二字的含义。
在中国，尤其是低端市场上，厂商之间的价格竞争是否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问题常常遭到质疑。雀巢北京研发中心的法国籍总经理柏傲立对此的反应是:“我们跟消费者之间是一种长期信任的关系——不论是便宜还是贵的产品，只要是这个牌子的都是可信赖的产品。这种信任是不容侵犯的，所以在产品安全问题上我们绝对只采用零风险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企业决策（business decision）问题。无论在欧洲、中国还是非洲我们都坚持同样的原则。”
虽然这家拥有141年历史的古老欧洲企业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常常显示出近乎倔强甚至刻板的自信，但是在食品口味和品类开发的问题上，雀巢却总是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对本土文化的适应。在中国，为了迎合国人的口味，雀巢甚至一反常态地进入自己过去并不熟悉的领域，例如开发各种茶饮料和草药类饮料。2001年雀巢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的目的之一就是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进行脱水烹调食品和营养食品的研究和开发，许多人相信，其成功的配方可能是来自四川的胡椒和芝麻之类的纯粹中国式的产品。对此，柏傲立也颇为自豪：“我们不是卖药品的企业，我们卖的是食品。那么起码要有好的味道，人们才会喜欢。通过对当地消费者口味的尊重和满足来获得企业的成长，不就是价值的分享嘛。”
建设新农村
关于在原材料生产和采集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与共享，雀巢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在中国云南的咖啡农场就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例。
1989年，雀巢考虑在广东东莞建立咖啡生产企业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在中国寻找可能的原料供应地。雀巢在中国的第一任农业部经理包德一路跋山涉水找到了云南思茅（后改名“普洱”）。这是全球北回归线附近最适宜种植小粒种咖啡的地方。
雀巢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长达14年的协议，并在这份协议中承诺：雀巢按照美国现货市场的价格收购咖啡，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上不封顶，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同时雀巢提供技术人员、种苗甚至免息农具贷款，并承诺不拥有土地，不拥有固定资产。
为了更有效地融入当地的咖啡种植事业，1992年，雀巢的农业部正式迁到了离最近的“大城市”西双版纳还有7个小时崎岖山路的思茅（普洱），从包德开始已经先后有5任老外经理与中国本土的农艺师们一起，向当地农民传授水土流失控制、环保、病虫害防治以及高产优产技术。
经过前后将近20年的推广和培育，今天整个普洱市的咖啡种植面积已达到约15万亩，共有1.5万多户咖农。仅雀巢公司每年投到思茅的收购款就近1亿元。许多农民靠种植咖啡致富。
普洱的咖啡农场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是雀巢，包括麦斯威尔、星巴克这些要求苛刻的国际大买家也开始到云南采购。农民已经不需要“保护价”。在咖啡豆采摘季节，他们会到互联网上查询最新国际报价，然后与雀巢这样的跨国公司交易。有到过当地的记者感叹：“雀巢让这里的人们更加聪明。思茅的农民大概是中国第一批关注纽约现货市场行情的农民。”（林蔚）
大众汽车：负责任地迈向未来
从中国成立第一个公司以来，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总投资大约81亿美元，占中国汽车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直接提供了33,000个的就业岗位，间接提供超过300，000个就业机会。
绿色环保的倡导者
为迎接绿色奥运，实现企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7月10日，大众汽车向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交付了由30辆采用先进绿色动力技术的环保车型组成的大众汽车“奥运绿色车队”，专供北京2008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使用。这支行驶在首都街头的绿色车队，为北京增添一抹新绿，让北京拥有更多的蓝天。
大众汽车在全球和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环保解决方案，涵盖产品研发、原材料和零部件测试、生产流程和工艺、经销商绿色认证、能源开发、社区公益活动等汽车产业的各个环节。作为绿色环保事业的倡导者，大众集团公司（中国）总裁兼CEO范安德博士为大众汽车制定了成为中国最环保汽车企业的目标。近年来，在他的倡导下，大众汽车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力度传播绿色理念、支持绿色教育、应用绿色技术。
大众汽车集团2007年全面启动在中国的“动力总成战略”，宣布在2010年底之前，大众在中国生产的主要车型的油耗和排放都将降低20％以上。
在绿色环保教育方面，2007 年大众汽车与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共同发起了“大众汽车畅想绿色未来”的环境教育行动，在全国700所绿色学校中，通过奥运冠军、绿色教育专家将环保理念和奥运精神带到绿色学校，让北京和全国的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最新的环保理念，提高青少年的环境意识。
做中国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汽车企业之一，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始终不渝地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并且视之为企业发展的宗旨之一。
2008年初，一场罕见的低温冷冻和雨雪天气过程给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高度关注这一灾情并迅速做出反应，并在l月30日率先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捐赠第一笔救助款10万元人民币，从而成为国内第一家向雪灾地区捐赠的外资企业，充分体现了大众汽车集团的高度企业社会责任感。
今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0级地震至今为止，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联合合资企业、旗下奥迪与斯柯达品牌以及广大员工的力量，共向灾区捐款捐物价值总额逾2520万元，从而以实际行动实践了“最可信赖”合作伙伴的长久承诺并向外界展示了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大众汽车不仅重视环保和慈善事业，而且还重视和支持在中国开展道路安全意识的教育和推广。范安德博士强调汽车公司要担负起这份特殊的社会责任，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容许有任何的妥协，必须充分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基于对中国交通事故的分析，大众汽车特别为中国量身打造名为“大众安全路”的道路安全教育电视系列片，并在北京、上海、大连、广东电视台同步播出。
这些切实的举措对中国汽车工业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07最佳企业公众形象”、“世界500强企业在华贡献十强奖”等权威奖项则是对大众汽车成就“最可信赖”卓越企业步伐的承认和激励。（宁泉）
3M：创新为匙
以创新研发为核心，系统带动市场、管理、成本控制、品牌策略、公众形象等等，是3M的现实格局。企业社会责任更是熔铸其中，不可分割。
你身边的创新之王
2008年9月，在3M科技论坛的一次会议间歇，清扫卫生的阿姨拦住了3M全球中央执委、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余俊雄，说她有一个新办法可以解决自己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瓷砖墙面清洁得久了，瓷砖缝隙间总是累积一层黑色污垢，不易去除。余俊雄饶有兴味地前往了解，并研究了阿姨自制的配方。他说：“酸用得有点多。”鼓励阿姨继续改进。
在未来某一个时刻，这位阿姨的配方完全有可能经由技术人员的最终完善、成为一款新的清洁产品。它能方便地擦净一块块瓷砖之间的黑缝，同时保持对环境的低危害性。而余俊雄，将保持着他特有的宽容笑容，继续鼓励更多的员工积极创新，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因此，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变成3M的DNA，深入血液。他们常常这样介绍自己的公司：“3M每年有500个新专利、35％的销售额来自过去最近四年的研发。”
公益先锋
除了在产品研发上以节能环保为准绳之外，3M还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活动，并鼓励员工创意、策划和参与环保公益活动，“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大使”。
2007年8月，3M驻新疆的高级销售工程师李勇了解到，在1个月之内，新疆已经有4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野马撞车致死，使中国政府为挽救野马群落的努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每匹野马的引进价格高达18万美元）。事故原因主要是车辆在进入野马活动区域后，车速过快，道路路况由于天气和时间段原因导致的视认性不佳，驾驶员缺少醒目的提示信息等。李勇马上向事业部总经理杨彤进行了汇报，并建议3M利用自身专长，为保护晋氏野马尽一份力。公司决策层对李勇的想法非常支持，迅速制定一系列可以有效抑制车速、提高驾驶员注意力的交通安全方案，并向保护区捐赠和安装了3M高科技的交通安全产品以降低车速、改善不良视认环境和条件。
此外，3M中国还以教育、交通安全、公益、环保为平台，陆续开展了职业教育、学生健康饮水项目、赞助特奥会、赞助奥运会等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环保加减法
对于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来说，支持节能环保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行为。3M认为：真正的节能环保精神，首先来自自身的业务领域。“不能一边污染，一边捐钱。”环保只有和企业的资源优势、业务领域长期结合，才能创造良好的、持久的社会价值。
投身环保，不仅意味着投入，有时也意味着“放弃”。3M曾有个著名的产品——思高洁保护剂，用于皮革和服装面料的防污处理，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知名度高达99％，甚至在一些美国电影片段中，经常会提及思高洁的名字。但是由于发现其成分中含有不易降解的化合物——全氟辛基磺酸盐，基于环保的角度，3M于2000年主动宣布全球停产该产品系列，那意味着放弃3.2亿美元的市场销售额。
在节能环保业务领域，3M不断创新前行，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绿色饭店”的节能改造、鸟巢场馆建设、支持“好运北京”的场馆宣传、为上海世博地块的基础建设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宣布加入“克林顿气候行动”计划，积极推进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建筑节能改造。
3M百年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自1999年，“道琼斯永续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缩写为DJSI）成立至今，3M公司每年入选。（王科）
我的诚信，你的平安
“请注意，不要将CSR等同于慈善事业，”永远和蔼微笑着的中国平安品牌宣传部总经理盛瑞生说，“前者有更丰富得多的内涵。”
虽然中国平安所发起和参与的慈善事业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但盛瑞生更多强调的是其他一些事情，例如：平安高速、稳健的业绩发展；对股东、消费者和员工的回报;甚至包括“透明、健康的企业治理结构”。
而在整个企业与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关系阐述中，平安从头到尾贯彻的是“诚信”一词。这个字眼在多数西方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是不常见的。盛瑞生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别，最重要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成长时期有着不同的现实问题”。
风险教育从娃娃抓起
“所以对于平安来说，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责任就是在中国社会普及风险意识。同时让保险业赢得应有尊重和信任。”盛瑞生说。
在教育市场的具体行动上，平安最重要的举措当属已经连续第6年开展了“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这个活动是平安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公安部以及全国少工委一起推动的，在2003的3月31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启动，主要目的是帮助青少年防范在学校、家庭、社会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隐患问题。至今已有超过2000万中小学生参与了这项活动。
“组织和参与这些活动是纯公益的，跟平安公司具体的保险业务没有任何关系。”盛瑞生说，“希望孩子们更多地了解关系到生命安全的一些必要的知识，比如地震。火灾、水灾中逃生的常识，说不定关键的时候就能够保住一条性命。”而之所以首先选择少年儿童为风险意识的普及对象，因为平安觉得“教育都是从娃娃抓起的”。
行胜于言
当然，保险公司赢得社会更广泛尊重和信任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在重大灾难事件中恪尽职守，甚至体现出超越商业契约义务之上的人性光辉。平安在今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的表现应该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5月12日当天，我们接到的第一个地震的报案关于内蒙古，我们承保的一个建筑项目，客户的电梯因为地震摇晃掉下来了。这是地震发生以后两个小时左右的事情。”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月，盛瑞生对当日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同时正在和董事长马明哲一起开会。收到消息之后会议立即中止，转为紧急讨论抗震救灾的事情。
事实上，在灾区的平安员工第一时间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尝试与客户建立联系并提供最大可能的援助。但由于交通通信的中断，三四天以后四川的分公司才开始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而在成都通信线路不畅的情况下，平安把所有当地接报案全部转至上海。当时上海还做了一些特别准备，就是调集了很多四川籍的员工来做接报案工作。
除了做到应赔尽赔，尽快受理之外，因为考虑到如此重大的灾难人们没有应对的经验，平安还承兑了一些“半卖半送”的赔付。例如整个汶川地震中的单笔最大保险赔款——中信海洋直升机在6月11日抢救濒危动物时迫降，造成飞机受损，平安赔付9500万元。虽然按双方之前签订的原保单通用免责条款中约定，公众或地方权力机构对航空器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管制、占用或征用等情况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但是，为了支持中信海直的抗震抢险任务，平安财险经过与国际再保人紧急磋商，决定向中信海直参加本次救灾的直升机无偿扩展承保责任，并在无偿扩展原有飞行员每人150万元的保障基础上，另行赠送给参加此次救援的71名机组和机务人员每人50万元意外险。（林蔚）
阿斯利康：吾欲仁，斯仁至矣
阿斯利康进入中国15年，尽管以连续两位数增长稳居处方药销售前列，它仍然在高端制药行业行事低调。它关心医疗改革、医患关系等问题，公开表示“支持医疗改革”，公开提出“为弱势群体分忧”，其政策热情在跨国企业中独树一帜。
同时，公益行动层出不穷，高技术和环境友好的优势继续保持，阿斯利康在中国人面前的印象渐渐清晰。
情动汶川
汶川大地震后的日子，对阿斯利康来说，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记忆。
这家《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的跨国制药企业，经历了一次中西管理制度文化的对撞——许多员工建议将善款汇入民政部救灾账户，总部却有不同观点——原因是依照捐款规程，阿斯利康捐赠的对象不能是政府部门。在救灾主要资源由政府及其主管的民间机构调配的中国，这几天的延误让阿斯利康身陷窘境。一度有部分网民把它列入了跨国公司“铁公鸡榜”。
那段时间里，阿斯利康人始终铆着一股劲儿，与时间赛跑。最终，伦敦总部特批的600万元善款于5月21日被捐到慈善总会，2500美元在震后第一天被捐至红十字会；而员工们个人捐赠的共计113万元人民币，被捐至民政部。
公司同时作出承诺：为500 名灾区孤儿和残障儿童提供教育资助和心理辅导，在灾区建设2个乡镇卫生院。因为不仅在第一时间内提供了急救必需品——麻醉剂，而且阿斯利康的志愿者和省医药集团的员工一起奋战，保证灾区用药，四川省药监局在网站上表达了对阿斯利康的赞赏。公司先后捐赠的钱物，总计1463余万元人民币。
迄今为止，这是阿斯利康近年来最引为自豪的企业社会责任案例。
骨子里的环保意识
在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爆发后，无锡市一度出现清洁水荒。而阿斯利康无锡生产基地，因为从设计之初就应用了高标准的水体净化工艺和技术，此时不但保证了正常生产用水，还给每位员工分发了家庭用水。
分享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保罗·莱特（Paul Wright）博士，已在阿斯利康工作多年，此次获奖的课题是致力于发现更好的哮喘吸入剂，其关键特征是不会耗竭臭氧层，从而减少吸入剂对臭氧层的破坏。
阿斯利康中国区副总裁吴浣苓将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一个企业和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这意味着企业发挥自身行业优势，扩展出丰富的社会责任外延，主动与各个利益相关方积极衔接，搭建出更广阔的社会平台。在这样的过程中，“吾欲仁，斯仁至矣”，企业的公众形象自然成型。
因此，阿斯利康捐建希望小学，与中华慈善总会联手启动慈善药品捐赠项目，为肺癌病人免费提供总计约2亿元的药品；它赞助特奥会，奖励特殊教育教师;此外，它是赞助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英国馆的三家英国企业之一。
捍卫中国人的健康
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吴浣苓的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标题是《跨国公司高管看“两会”——我们对中国有信心》。
在“医疗改革”这个敏感的政策领域，阿斯利康与卫生部领导交换看法，支持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举办“第二届和谐社会与医疗保险论坛”，与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共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社区卫生管理人员培训项目”，还将组织高层论坛，就医改方案进行深入地探讨。2008年1月，在英国首相布朗访华之后成型的“中英卫生创新伙伴”计划，阿斯利康从项目初始参与其中。
吴浣苓说：医疗保障，是任何政府都回避不了的。就像健康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王科）
杉杉:“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哦！”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它的背后，是一个伴随中国人16年的民族品牌，一个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民营资本集团。
杉杉的创始人、掌门人郑永刚，几天前刚从华尔街回来，与那里的气氛不同，他显得成竹在胸。五年前，杉杉开始调整出口结构，旗下服装外贸加工的生产被打包转移到没有配额限制的东南亚。三年前，杉杉开始出手持有的高价资产，郑永刚回笼了资金。所以今天，他能沉稳地说：杉杉目前的外贸没有涉及雷区，没有受困于大的投资失误，没有被高价房地产套牢。资产负债率仅为48%。
经过十年间近20倍的无形资产增值，郑永刚逐渐意识到：比起媒体上的声音画面，“正直、阳光、不断创新、负责任”的形象，在企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一举一动中，体现得更为实质。
“从种树做起”
1995年，宁波大学决定由杉杉出资组建广告传播系。这在当年的宁波教育界和经济界影响深远，逐步演变为今天的艺术与传媒学院。
在此之前的1993年，民盟宁波市委为了发挥专长、服务地方经济，想筹办一所民办中专，杉杉愿意出资。双方商定：为了体现杉杉服装企业的特色，也为了服务宁波地方发达的服装工业，学校专设一个服装专业。
后来在宁波发起建立慈善基金会，也是“觉得企业应该对贫苦人施以援手”，第一次出资50万，后来连续几次追加。
捐建了专业院系和学校，杉杉在宁波当地打开了更广阔的社会局面。
1998年长江洪水，杉杉捐资600万余元。2008年汶川大地震，杉杉企业各集团、公司、加盟商及员工捐款捐物共计1500万元。
因为不断分担公共事务，杉杉获得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社会回报，1996年，杉杉股份获批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顺利成为中国服装行业第一个上市公司。
1999年，杉杉成为第一家进入国家重点建设企业的服装企业。
2000年，杉杉成为第一家通过绿色环保认证的服装企业。
“企业对社会的这种责任，是分内事，就像吃饭穿衣一样，并没有特别的。开始时，我觉得我对社会付出了，社会给我认可，是天经地义，现在想法也有所变化。杉杉资助了鄞州区1000 万元做慈善基金会，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真正让弱势群体得到好处，二是不登报宣传。你一说，就有作秀的嫌疑。但你的目的，只是把该做的事做好，何必让人说你作秀？”
社会责任与产业梯度转移
2008年7月，郑永刚率领新沪商联谊会企业家代表团赴四川考察，与省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四川将承载部分东部企业产业梯度转移项目。给灾区带去产业，就相当于给灾区人民带去生计。杉杉集团在四川的投资正在规划中，按照郑永刚的预计，有望当年建厂、四个月实现盈利。
在杉杉的故乡——宁波、上海等地，杉杉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是发起设立慈善基金，累计捐款、捐物数千万元。
1994年、1995年，只有30万“余钱”的杉杉，建了两所希望小学。十多年后，与慈善总会和团中央合作设立的失学儿童基金，杉杉一举投入2000万。在实力的保证下，它可以投入更多的“光彩事业”。而“光彩精神”，正是每一个立志做百年老店的企业的长远理想：“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王科）
安利：爱·绽放·在中国
10月11日晚七时，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国际厅。美国安利公司在这里举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仪式暨2008年公益爱心评选颁奖典礼。
这场被安利内部称为“公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主题即为“爱·绽放”。
这场宣扬责任与爱心的大型盛会不但吸引了来自安利中国的上千名营销精英，更有吸引了高规格的政府机构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逾百名嘉宾出席。
“责任”从中国出发
在2008这个中国最不平静的一年里，人们对安利最有印象的是在汶川大地震的表现：5月14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安利公司副总裁张明德先生就飞往成都，代表公司就向四川红十字会捐款200万元。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公司继续追加捐款，而且紧急向美国总部报告要求增加捐款。对此，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感到十分惊讶：“跨国公司对类似大的事件的反应和决策是相当缓慢的，但安利公司能够在地震后的第二天就宣布首批捐款并汇出，并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做出追加的决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相当令人赞赏的。”
但在安利全球总裁德·狄维士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10年前美国本土遭遇卡特里飓风的事件中，他们已经着手建立一套灾害援助机制，并在2004年印尼海啸中得到良好的检验。
其实，在中国，“公益”和“慈善”一直是安利（中国）的一项重心工作。资料显示，自公司成立以来，安利中国在中国内地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达2000多项，投入资金超过2.5亿人民币。这些资金大多用于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环境、慈善等事业。
目前在中国，安利有注册志愿者4.5万人，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安利志愿者服务队”156支，共获得各级政府和公益组织颁发的奖项有几十个之多。
这样，公益活动不但只是公司行为，还演变成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2008年3月，安利获得了团中央颁发的“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贡献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跨国公司。
2008年，安利又第四次获得“光明公益奖”，设立于2004年的“光明公益奖”旨在鼓励和表彰跨国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
心中有爱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一位营销专家向记者感叹：“在这里，我体味到安利企业文化三个关键词，激情，爱心和责任。”
企业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感召庞大的营销队伍共同投身社会责任之中。也许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有时候并不能时时被社会所感触，但营销人员数量庞大，遍布在社会各阶层，更容易被社会触摸到，会感召到身边更多的人，进一步改变了社会对直销业的看法。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指出的，“公益行为，其实不仅是一个富有文化理念的企业的道德理想，是企业成为社会良心维护者的自觉行动，而且也是企业获得社会承认的有效途径。”
安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3月，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志愿服务已达到1,032,100 小时；自2003年开始，安利在全球开展“爱心手牵手”关爱儿童大行动，为超过500万的儿童带去了希望和改变命运的机遇；其员工和营销人员志愿服务超过839,000小时。安利计划到 2009年，将提供100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爱人者人恒爱之，至诚者天亦应之。表面上看，公益行为似乎是一个商业机器披上的华丽外衣，但当一个个生命的个体在社会中张扬鲜活的灵魂，持续付出他们的时间、智慧与财富,它们都在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张春子）
迈普：倾尽全力
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将一向低调的迈普通信推上了媒体的新闻纸：作为一家年销售额堪堪1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网络设备供应商，迈普在其他厂商还没有做出反应前，就捐赠了1500万，随后又宣布追加100万，加上员工自发捐款，迈普至今已向5·12地震灾区累计捐赠近1700万。
7月底，迈普又投产了四川灾后IT行业第一条高科技生产线以加快发展满足市场需求。
灾后，迈普在自己的内部特别刊物《震感强烈》上如此描述：“责任二字，从来没有被赋予过如此沉重而又如此真实的色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都必须担当起自己的那份责任。迈普亦然。”
迈普在国际甚至国内，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但 5月13日的捐款，使它一跃成为闪光灯下的明星企业。
1600万的真金白银，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这需要非比寻常的气魄。
迈普大厦，距离震中汶川仅90多公里，但迈普很幸运，安然无恙。
公司董事长花欣并未回避巨额捐款对于这家企业的压力，“对于我们当前的规模而言，这次捐助确实对迈普有着较大的压力，这一点我不回避。”但这位知识型的企业领导人表示：“我们一定会倾尽全力，继续坚持做下去。”
迈普成为最早向地震大手笔现金捐款的民营企业。大地震后的当天晚上，公司通过成都交通台，向全体迈普的家属通报平安，并号召员工献血抢救同胞，上百名迈普员工向成都献血站聚集。
13日，迈普公司就成立了以公司总裁蒋华琳女士为总指挥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奔赴受灾严重的都江堰、彭州等地，运送共计十余车的饮用水、食品、药品和帐篷等急需的救灾物资。在之后的十余天里，迈普青年志愿者的足迹不仅走到最受关注的都江堰，还走遍了彭州、绵竹、什邡、青川、安县等重灾区，足迹遍布了很多不受关注的小镇、村落。“总裁亲自为我们泡方便面”。这是一位迈普员工觉得最温馨的回忆。
15日上午——地震发生三天之后，迈普恢复生产，当天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迈普员工捐款，短短一个半小时，全公司人均捐款近400元、累计40余万元；更有迈普海外的合作伙伴、代理商通过各种形式捐款，向中国表示慰问，向迈普表示敬意。
随后，迈普又积极联系政府相关部门，宣布捐赠的现金将全部用于灾后学校重建，而网络通信设备则用于受灾地区各行业、部门的灾后网络通信建设。
除了捐款捐物，迈普在地震中的表现还有一串长长的榜单：作为川内第一个关注幸存少年儿童心理创伤并启动此项救助计划的企业，迈普联合了成都市民政局、市工商联和北京海淀区工商联共同组织一百多名北京心理咨询界专家、学者，第一时间奔赴各地为灾区群众提供紧急心理救助；此外，迈普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搭建震后第一家由企业维护的救灾信息互动平台，帮助寻找亲人，提供志愿者信息咨询服务。尽管让迈普公司为外界关注的是巨额的捐款，而慈善是迈普持之以恒的一项事业，从2004年开始，迈普的董事长花欣的名字就一直出现在中国慈善榜上。
尽管这家企业只有短短15年，但翻开它的历史，尤其是2001年以后，迈普就一直是成都乃至四川的名片。
迈普有着显赫的荣誉：到迈普视察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十人，而省部级高官就更多；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迈普作为成都之行唯一的访问活动。在迈普，留下足迹的国外领导人还包括捷克总统克劳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南非国民议会议长姆贝特……
捷克素有花园之国的美誉，总统克劳斯在迈普科技园参观发表演讲时曾风趣地说：我应赶在施罗德之前来到这里。（可凡）
(本组文章摘自10月16日《南方周末》，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