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膨胀的人口总量和不合理的人口结构给深圳市的城市管理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据最新统计数据，深圳目前总人口已超过140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才200多万，流动人口居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之最，约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0%。
另一方面，目前深圳的人口素质总体偏低。常住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只占14.26%，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低人口素质、低端产业、低端消费相互存在，已经不适应高端产业发展的要求，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
7月22日，在深圳实施了25年之久的暂住证制度，随着《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的废止而宣告终结。从8月1日起，深圳将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那些自1983年以来已融入市民生活的暂住证将成为历史。
当地政府希望，即将推行的居住证制度，能全面缩小外来人员与户籍人口享受待遇的差距，淡化户籍观念，摒弃“外来”、“暂住”思维，增进外来居民对深圳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深圳市发改局人口管理办公室调研员高华友，已在深圳市从事几十年的人口管理工作。他是深圳市居住证制度设计的理论研究者和重要参与人之一。就即将实施的居住证制度的有关问题，日前，记者对高华友进行了采访。
记者：为什么要实行居住证制度？
高华友：自1987年后，深圳经历过几次短时间内从人头攒动到万户萧疏的变化。目前深圳市的人口流动率依然保持在26%，每年交流量上百万。一个城市必须要有人口规模，才有自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深圳必须增加户籍人口。
记者：与暂住证相比，居住证的先进性在哪儿？
高华友：暂住证在人口管理方面相对滞后和呆板。而居住证相对人性化，它的信息能反映当前的情况。居住证会让人感觉到，在深圳没有居住证将寸步难行。这是人口管理和服务的一个手段。居住证对一个人的经济、社会活动都考虑到了，一个人的信用和犯罪记录都会在居住证的芯片上有所体现。
记者：也就是说居住证的目的其实还是人口管理？
高华友：是的。暂住证作用消失之后，居住证会起到管理人口的作用。2001年收容遣送条例取消，之后两年时间，深圳市暂住人口从700万增加到1000万。其间，深圳一共有17.6万户无证经营户，60万户无证摊贩。这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混乱。居住证比暂住证好的地方在于，它附着了很多暂住证所没有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等。持有居住证的人员，可以获得住房、医疗、社保、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和便利措施。
记者：居住证的试点情况怎么样？如何确保居住证的有效实施？
高华友：从去年9月开始，深圳市在盐田区率先进行“推居”试点工作，目前来说试点工作是成功的，最终达到了90%的办证目标。目前各部门的任务是，怎么样提高居住证的“含金量”，如何深化它的功能。当然，市民对居住证的认同也有一个过程。另外，一些医保、银行信用等数据也要逐步纳入和落实。
记者：年内要办500万张居住证，这是个什么概念？
高华友：这是办证的速度和目标，而非对于人口规模的控制。因为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比如一些个人资料的录入等，需要一定的时间。
记者：对于深圳来说，有没有测算过到底深圳能承载多少人口？据说深圳市的人口目标是2020年，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比例达到1∶1，总的人口数稳定在1000万人。
高华友：我认为所谓的承载力界限不好说，在我看来，居住舒适度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口承载的重要指标，比如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人口结构、人均居住面积、占地面积等的满意度。我认为，深圳最舒适的人口在850多万人，过了900万人口就拥挤点了，到了1500万人的时候，就拥挤不堪了，但也难说这样就肯定不行，具体都要看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
记者：居住证制度之后，深圳将配合性地进行城中村、旧商业区、旧工业区以及旧居住区“四旧”改造。事实上，很多外来劳动者都居住在这里，是不是在利用行政手段迫使部分人离开深圳？
高华友：这只是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是为了一个城市的安全和卫生，改变城市的面貌。这些地方改造之后，可能会增加利用率、景观、公共活动空间等。这是个市场调节的过程，这也要求外来的劳动者能够适应当地要求，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法则，并非赶人。
（7月28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暂住证”真的退出深圳？
无业人员可办“临时证”
在深就业需办“长期证”
据了解，在深圳市居住30日以上年满16岁和未满60岁的非深圳户籍人员都应申办居住证，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深圳市从业；在深圳拥有所居住房屋产权；符合深圳市有关办理人才居住证、海外人才居住证条件；在深圳市创业并具备相应的技术或者资金条件或者在深圳从事文化艺术创作，或者符合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居住证的功能目前包括房屋租赁、劳动社保、教育、公共交通等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
居住证分为《深圳市居住证》和《深圳市临时居住证》，有效期分别为10年和6个月，这样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前者是“长期证”、后者是“临时证”。
对此，深圳市法制办副主任胡建农表示，暂时在深圳的无业人员可申请“临时证”，在找到正式工作以后，包括做保姆（从事家政行业的）可以转换成“长期证”。另外，在深圳投资、自主创业、有合法住所、有海外人才居住证者五类人均可以办理“长期证”。办证费用10元，深圳市各社区工作站及辖区派出所均可受理外来人员办理居住证申请。
而常年在深圳摆摊卖菜、卖水果的农民、流动摊贩等，持有营业执照的才能办理“长期证”。持有“临时证”的人员可凭证进入深圳经济特区，另外还可免费享受一些培训、就业服务，子女可享受计划基础疫苗免费接种以及在深圳参加职业（执业）资格考试等共八大类服务。
而“长期证”持有者则可享受部分“市民待遇”，如办理出入港、澳地区的商务出境手续；申请办理车辆入户和机动车驾驶执照；同等条件下优先办理深圳户籍迁入手续；办理长期房屋租赁手续，甚至是租住政府保障性住房中的“公共租赁住房”；其子女还可按规定享受免费教育，免交学杂费和课本费，这样小学生每学年少缴728元，中学生每学年少缴1042元，和深圳户籍学生基本上是同等待遇。
存有持证人违法记录
离深休眠来深时激活
据悉，居住证有持证人的诚信或者违法行为记录，这是国内较早推行的一项信息内容。另外，由于公安、劳动保障、教育等多个部门实行联网，信息共享，“长期证”还可以“是否就业”等为主要依据设“休眠”和“激活”功能，持卡人“离深就休眠，来深就激活”自动动态转换，方便人才流动。
市民声音 推居住证“换汤不换药”?
深圳市推行居住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法制办主任王璞说，居住证实施后还将逐步增加劳动社保、教育、金融服务等多项内容，并将鼓励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服务组织以居住证为依据，提供更多社会便利。不过这个被深圳政府部门称为高“附加值”和“含金量”的居住证，从去年初刚提出，不少百姓就认为深圳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是“换汤不换药”。
在深圳福田区某学校附近卖水果的张师傅对记者说：“7年前我来深圳时花了300元办暂住证，现在又要办居住证。可是我只能办到‘临时证’啊！”50岁的张师傅在深圳漂泊了5年，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摆小摊每月的收入在2000左右。面对深圳的高房价，张师傅买不起房子，也就更不可能办“长期证”了。
而在深圳工作了5年的法律工作者陆先生认为：“这项制度还是没有惠及深圳最下层的民众，他们的养老、医保等待遇依然无法解决。
专家观点居住证凸显身份公平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表示，以前深圳市政府的财政体系只管182万深圳户籍人口，现在扩大到了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827万人，社会保障等多数公共服务已经开始逐步覆盖到全社会。
他认为，深圳全面施行居住证制度将有助于体现同城居住者同等的“市民待遇”，凸显了身份公平。西方有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号码制度也很值得研究借鉴——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社会安全号码，它全国联网，详细记录了诚信、违法违规以及婚姻等各方面的状况。
在美国，不仅本国常住人口，其他居住相当一段时间的外国暂住人口也有这个安全号码。深圳要更好地管理好外来人口，更有赖于进一步改革，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而率先试点推行居住证的深圳市盐田区一家外资企业的人事经理告诉记者，该企业办理“居住证”后，辞工、跳槽现象明显减少，因为“许多外来员工觉得身份变了、大家都是‘深圳人’了”。
（7月1日《广州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户籍改革是特大城市人口管理的突破口
城市体系需要逐步合理地吸纳流动人口，以及实现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这个过程受到流动者自身因素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等，而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制度。
户籍制度是当前城市管理体系的底层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福利体系嵌套在户籍制度上，形成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排斥。因此，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改革户籍制度。我国的户籍体制建立于1958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我国主要城市对户籍体制和流动人口管理有不少突破，开始建立起以“暂住”为核心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
如深圳的户籍改革，以及更早的上海对人才居住证和蓝印户口改革的探索实践。上海从90年代开始，到了2001年以后开始推行居住证制度，这在城市人口管理体制上是突破性的进步。但从目前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的总体执行效果看，也表现出一些并不理想的地方。在人口流动达到新阶段的当前时期，上海等超大城市迫切需要探索进行户籍改革，建设适应特大城市特点的现代人口管理体制：
第一，根据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的行为模式，可分阶段地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具体来说，对短期居住在城市的外来人口可以提供初步的福利，例如有稳定就业就应该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对居住3年、5年的流动人口可以逐步增加其社会福利，这也能够满足他们开始结婚、生育和子女教育的需求；而对于居住10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就应使其拥有本地户籍，并享有本地居民的相应福利。应该根据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提供差别性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分层次递进的方式使其逐步整合进城市体系中。
第二，可以根据流动人口中不同群体对城市的期望和进入城市的需求，差别性地推进户籍制度和相关福利制度的改革。关注婚嫁来沪的外来媳妇、第二代移民的儿童、购买住房者，以及创业者等特殊群体。这些人口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移民和定居倾向，同时这部分群体对城市户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需求也相对更加强烈。户籍改革可以首先考虑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第三，根据不同流动人口个体对城市的贡献和城市需求，有选择地推动和引导户籍准入。城市部门就可以通过对流动人口对城市贡献的衡量，根据城市产业发展的需要，有目的地将一些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并以交纳收入所得税的情况，或者社会保障金交纳情况作为指标，包括将一些对城市有相当贡献的流动人口吸纳进入城市，以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
第四，针对强烈影响流动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的制度排斥，推动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相关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可以逐步推进对城市工业部门集体户的综合保险，建立外来劳动者的工会体系，建立面向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群体的大病或疾病住院保障，等等。
第五，推动居住证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体制的有效衔接，建立更完整、更稳健和更灵活的特大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居住证和户口的隔离，实际是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多了一个证以外，而且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多了一个隔离。甚至原来可以取得户籍的人才现在也只能得到居住证，更弱化了城市对人才的吸纳能力，与城市建设国际中心的目标背道而驰。(任远)
（7月24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