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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商业周刊》的两名记者米歇尔·康林和杰西卡·希尔夫不止一次在杂志上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都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在民主党内部选举阶段，奥巴马一直不遗余力地在YouTube上向年轻人展示自己的领袖风范，这被米歇尔·康林认为是高明的一招：“奥巴马的成功要归功于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千禧一代、国家的未来，但现在都在为生计忙碌奔波。赢得他们，也就赢得了20%的选民，即便他们现在都是working poor。”
       美国穷忙怎么忙？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4300万人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人数巨大，并且Facebook和MySpace的注册量可以证明他们之间联系紧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关注工作、医保和债务等现实问题，因为这些冷暖自知的数据恰恰是他们最缺乏的。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斯观察过去30年间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得出了劳动市场的“双元化现象”的结论，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企业对高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变大，但社会底层工作的缺口反而更大，很多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发现除了清洁工、洗衣工、电话接线生和厨房助理的职位，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理想和现实之间就是这么无奈和无情。这些工种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远远不如高新技术行业，于是，越来越多的穷忙族出现了，成为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新一代的美国穷忙族都出生在国家经济持续向好的年份，生长在财富快速增长的年代，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辈无节制地消耗资源、产生赤字，然后又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和次贷危机。这些人都努力工作，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已经成为常态。《华尔街日报》做过一次调查，穷忙族最关心的事情中，经济形势、医疗保障和教育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总是位居前列。月薪能达到8000美元在美国就算正宗的中产，但《商业周刊》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穷忙族都在为了3000多美元忙死忙活，其中一部分人还要把赚来的钱拿去偿还助学贷款，一份工资掰成N瓣来用。
       一说到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穷忙族内心就会隐隐作痛。但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200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水平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下降了8.5%，一边是工资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福利水平日益缩减，一边是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受苦的不仅是穷忙族，连中产阶级也觉得自己活得越发不滋润。
       一个叫苔斯·贾米森的24岁乔治梅森大学学生也在YouTube上专门给奥巴马制作了一段视频，内容都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她原本每年冬天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滑雪，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她已经6年没有滑过雪了；她的一个朋友月薪7000美元，怎么算也不是穷人，但一遇到母亲生病，就只能乖乖地每月拿出6000美元用作治疗费，然后自己一日三餐吃土豆；她的祖母当了30年教师，所得到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金竟然入不敷出。看起来，穷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忙活了一辈子的人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连生活都成问题。
       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经济前景和职业前景看上去都不甚明了。除了共同富裕的北欧国家，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穷忙是从年轻时开始的，但你老了之后，未必能够摆脱它。
       中国的穷忙现实
       中国的大学生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穷忙族，否则不至于有人甘愿以免费试用一年的代价争取一份口粮，连穷忙都变成抢手的权利，混得好点的人也觉得前途不保险，思索最多的问题是明天该往哪儿跳槽，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发展一样快。
       有人问郎咸平，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都活得艰难。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说：“没办法，这个国家的生态是这样的。我们没那么多高新技术产业容纳大量的大学生，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靠低层次的制造业撑着的，要想找工作，去他们那儿。”他说的是事实，“快中国”还没有走到创意立国的时候，“世界工厂”靠规模取胜，而非技术。另外一边，更多的企业在努力减少正式员工的名额，打工、签约、派遣等非正式员工的编制越发庞大，珠三角的企业正在群体策划搬家到浙江去，理由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德国汽车业也走过这条路，尽管产业越来越赚钱，但雇佣的正式员工数量却逐年下降，只不过，这种作业方式现在传到了亚洲，中国和越南正在积极采用它。
       有人说是对职业生涯缺乏规划导致了穷忙族的出现，但个人规划和大环境的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有时候它并没有决定人生的效果，总有不期而至的变化让你的规划“死无全尸”。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大学毕业，进了移动公司工作，职业命运的起点比他的许多同学高出N个级别，但今年，公司内部一纸内部文件宣布，新员工的晋升和工资增长都以工作年限为参考，5年为一个级别，他的规划也随之全军覆没。是留下来守着每月3000元钱熬生命，还是去外面体验连滚带爬的打工生涯？这简直不是主动的规划，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两难选择。这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
       穷忙族的出路
       1998年德国穷忙族占全国在职人员数量的3.9%，但根据最新统计，德国穷忙族现已增加到7.4%，西欧各国的情况差不多，就算富得流油的瑞士也有近30万穷忙人士。
       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靠技术和版税吃饭，穷者留在机械劳动时代，靠一丝不苟的态度处理庶务性工作，以求能够挣满工分。不同工种的待遇差异就像社会的贫富悬殊一样，把人分别扔在两极。台湾《商业周刊》给出了一系列教人如何摆脱穷忙的方案，从闲暇时考证照，念EMBA，到学习投资应有尽有，活脱脱一部创富参考书。但为了糊口而终日奔忙的穷忙族能否抽出时间进入上述步骤则是个疑问，况且，商业世界的变化太快，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后，很可能发现自己又穷忙了一阵。
       亚洲最先出现穷忙族的国家是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之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让多数人进入到穷忙的行列。今年5月，八国集团劳工部长会议在日本北海道举行，今年的议题是“如何找到穷忙族的生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正在揣测奥运会后的经济走向，至少股市上的数字不能给人太多信心，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胡尧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