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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穷忙族的中国化生存
作者:黄俊杰

《新华月报(天下)》 2008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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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忙族社会生态
       新世纪催生新族群。
       这个族那个族,都是时髦;而最新品种“穷忙族”却是无奈。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穷是技术性的(技术分工),忙是社会性的(上行社会),穷忙是世界性的。
       对穷忙族来说,职业是他们的负资产;对职场来说,穷忙族也是负资产。
       经济似乎在衰退,美元的确在贬值,油价和粮价高企,通胀坚如磐石,找工作的人和找人的工作很难相遇。这时,无论是东方价值观中的勤劳致富,还是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实现,似乎都碰到了玻璃天花板,或成画饼。
       欧美在经营科技创新为本的“知识型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日本在分析中产沦落的“M型社会”和“下流社会”,中国在提倡科学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穷忙族的世界性存在,令各国一齐面临上行社会的下流化危机。
       你是穷忙族吗?
       75%的人都被工作异化
       早在1991年,我们就看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愿景。撰写《爆米花报告》的“不可思议的趋势预言家”费丝·波普科恩预测了未来的10大生活形态,在今天都可以找到影子:一种茧居族的新人类,家是他们的堡垒(御宅族);活在现实,却又渴望梦幻式历险(波波族);自我喜好是选择商品或服务的基础(NONO族);想逃脱现状远离都会,为自己而活(飞特族);强烈地自我保健,不惜一切代价(乐活族)……
       一篇题为《未来的族群营销》的文章写道,人类社会总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原始部落、分化时代和新部落时代。越来越多的社区、贴吧、BBS、MSN和QQ等即时通信软件,让互联网形成一种强大的联结能力,为人们寻找自己的族群提供了方便,更多人能够彼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兴趣的生活方式。
       听起来这将是一个生活多元化的美好时代。但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足以打破这种幻想——75%的人自认是“穷忙族”。 “穷忙族”,即“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纽约时报》前资深记者大卫·史普勒(David K. Shipler)在其著作《工作的穷人:在美国所看不到的》(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中提到穷忙族这个群体,认为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在日本,人数超过1500万。
       “穷忙族”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韩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比月光族更穷,比劳模更忙”、“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他们的特征。
        “我总是努力工作,我总是得到很少”——每天工作15小时,两餐都在公司吃盒饭的穷忙族沦丧了生活,收获的只有“别人总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美国人看美国梦版的《当幸福来敲门》来麻醉自己、日本人看百忍成金的《阿信》来祈祷未来,中国人看80后修成正果的《奋斗》来强打精神——皆因逐步走向社会主流的中国80后青春散场,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
       有调查显示,对如何摆脱“穷忙”,穷忙族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积极充电”——这显然让劳碌的他们雪上加霜。
       据日本专家统计,过去10年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国增加了4成。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
       心理学家斯宾认为工作狂属于心理变态,那么,中关村的“工作狂写字楼”逻辑,则直接让一帮心理变态活在精神病院里——这就是市中心的真相:狭路相逢,沦丧生活者胜。
       在这个CPI上涨、股票大跌、压力指数飙升、情感缺失、能源紧缺的上行时代,生活被工作异化是“快中国”付出的一种代价。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这样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拼命工作,甚至自愿加班。中国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焦虑——对于失业的焦虑,对于生存压力的焦虑。”
       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飘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剔除;上海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层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利基;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黄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