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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辩论：“意识”比“技巧”更重要
       近日，重庆市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赛，参赛的16个队由重庆市各部门及区、县政府的公务员组成。辩论中，各方唇枪舌剑，攻辩激烈之处，时时引起现场观众的笑声，而场外民众涌上网络看直播，一度造成网络堵塞。据悉，这场辩论赛意在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提供思想舆论基础。
       此前，南京市也举行过一场官员选拔电视直播辩论会，将辩才作为官员选拔的重要考量，同样受到舆论极大关注。政府重视和培养官员的辩论能力，民众乐见官员辩论的风采，这些使得官员辩论正成为民主政治的新风尚。
       官员为什么需要学会辩论？活跃思想，开拓视野，提升官员言语表达的技巧当然是其一，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施政思维——辩论的实质就是讲道理，辩论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谁的“技巧”高，而在于谁遵守规则，谁的话最有说服力。所以，官员学会辩论就是要学会说服人，学会面对矛盾，不是简单地压制，粗暴地应对，而是把民众置于与自己平等的地位，平心静气讲道理，通过说服求得认可。学会说服人，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政府官员学会讲道理，这是执政文明的外在体现。
       当下的中国社会，许多社会矛盾往往就是因为“不能说服”而引发的。一些政府官员奉行“推土机式行政”的思维，固执、封闭地做决策，强硬地推行，将任何异见都认为是对其权力的冒犯，典型的如拆迁征地，一些野蛮的做法令人齿寒。在好几起“官员诽谤案”中，面对“秦中飞们”的批评，对地方治理方式的质疑，有些官员不是选择宽容和及时回应，而是直接动用国家强制力。在“周老虎”风波中，虎照真假本可以通过技术细节的论辩来进行鉴别，可相关官员却对此选择回避，一味死拗，动辄拍胸脯、用人头担保，结果酿成了一场不该发生的社会风波。“不求说服”的治理方式，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政治之害，到了必须反思和改变的地步。
       不讲道理的权力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只有说服人的权力才有让人服膺的力量。而官员之间的辩论，不仅仅是停留在逻辑和口才上，最重要的是能否对公共政策形成不同的观点，能否为公众公开更有效的信息。政策的竞争意识和对政府信息的公开意识，是官员辩论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因此，对于南京和重庆举行的两场官员辩论，我们不应只聚焦于官员的辩论技巧上，而应进一步地追问，官员这种理性辩论的意识，能不能同样适用于与民众打交道时，一切与民众利益攸关的决策中，能不能建立一个各方都可以参与的辩论平台。在一个社会中，讲道理应该是双向的，官员要求民众讲道理，理性而不过激，前提是官员自己也要有说服人的习惯和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讲道理的氛围，推动民主政治不断进步。（社论）
       （摘自7月11日《新京报》）
       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有活力的社会
       当前，我国在新一轮的发展讨论中，提出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主张：不打破利益集团的障碍，进一步的发展将十分困难。有的还直截了当地作出这样的判断：“真正的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个方面应该说还少有触动。”
       这一主张其实涉及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历史上一些国家（王朝）衰落了，一些新的国家（王朝）兴起来，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衰落的是因为它失去了生命力，新兴的国家是因为它充满活力，那么，这种活力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一个社会所以有活力，在于它拥有一种能够及时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的制度。或者说，一个拥有这样一套制度的社会才是有活力的社会。
       这里讲的利益集团，是社会上的那些强势的利益团体（这里暂不论及那些弱势的利益集团）。所谓强势的利益集团，通常指那些垄断或支配着宝贵的生产资源，如土地、能源等等的集团，或控制着那些尖端产业和核心技术的研制和生产的群体。从历史上看，它们可以指某个阶级、阶层，特别是某些阶级或阶层内部的某些集团，也可以指各种跨阶级或跨阶层的利益团体，比如历史上的官商勾结而形成的各种相当巩固的利益结合体。
       一方面，任何形式的发展都是通过某种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兴起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另一方面，任何利益团体都有垄断利益的倾向，都有把自己的利益视为国家利益的倾向。如果它们能轻易地通过增加其他阶层负担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它们就决不会走通过竞争和改进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收益。当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利益团体兴起时，他们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压制，不是支持而是扼杀，因为那些新的利益团体威胁着他们已有的利益。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这个国家就会变得积重难返，对外部挑战难以作出有效的应战，因而缓慢或迅速地走向衰亡。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在于能够有力地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以便一方面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不断地让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利益群体成长壮大。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解读历史上的和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兴衰。在当代，任何国家或任何地区，新一轮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批旧的利益集团的失势与一批代表着新生产力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如果这一交替过程是比较顺利的，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肯定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旧的利益集团中相当一部分人融入新的利益集团，那么这种交替就会变得很顺利）。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历史过程将不断地持续下去!（王加丰）
       （摘自7月12日《解放日报》）
       到全面反思股市定位的时候了
       为什么中国股市牛短熊长？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是一个为国企脱困圈钱的股市，而不是优化资源优化配置的股市。
       从6124点铁顶算起，中国股市已跌了近60%，市值缩水近14万亿元，股民亏损面超过90%。现在，一些人觉得跌破3000点了，对下半年的行情很乐观，但我认为，中国股市的定位问题不解决，股市要想重新振作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虽然2005年我们就讲要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解决股市遗留问题，重新振作市场，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口号是“只有制造牛市才能拯救股市”，最后这个牛市终于被拱出来了。但是通过去年整个一年的大牛市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重新定位中国股市”的问题。2003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就报道过，监管层当时认识到中国股市的定位存在问题，一个是它是帮助国企脱困的市场，再一个还要把它充当社会稳定器。实际上当时监管层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大牛市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赢家依然是一大堆中字头国企，股市是为中国国企脱困服务的，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股市。
       为什么中国股市牛短熊长？原因也在于此。如果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股市，我们的网易、新浪、携程、尚德、巨人等这些真正赚钱、活力最强的民营企业就该在国内上市，但是这些企业统统被推到美国市场了，国内留下的都是一堆需要“呵护”的国企。从杭萧钢构、太平洋证券、南航认沽事件中浓缩的一切也可以看出。这是明显的利益集团操纵市场，牺牲的都是散户利益。从市场本身来看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股市的定位问题，第二就是游戏规则频繁改变的问题。比如，最近监管层表示要修改大小非的规则，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散户有利，几百点上来了，但是长久伤害的，是中国股市的信用。
       如果股市主要为国企圈钱的定位不改变，股市就会沦为一个掠夺散户的市场，沦为机构操纵的市场。宪法中早已规定了要对民企一视同仁，要保护私有财产，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企业，只要是盈利的，符合上市标准的，都应该让它上。事实上，目前该上市的大型国企基本都已上市了，现在该有一个转变了，应该把有活力的民营企业都引进来，这样中国股市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
       
       我们股市的投机性太强，人家美国一年一遍换手，我们一个月一遍，这样赌下去，总要有人埋单。今年我们面临的是空前的挑战。第一，去年那些吹牛的信用破产了，监管的信用也受到置疑。第二，我们以前所有的股市危机，包括四年大熊市都是在宏观经济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发生的，今年不幸我们正好赶上一个拐点。由于全球石油危机、国内通胀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今年对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中国股市的挑战丝毫不容乐观。这些风险我们的投资者需要防范，政府也需要全力防范。防范的策略就是重建政府信用，重建监管信用，重建股市信用！(侯宁）
       （摘自7月1日《广州日报》）
       《功夫熊猫》的启示
       《功夫熊猫》的全球热映，让全球观众再次感受了中华文化元素的独特魅力，正在吸引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更加关注中国。这部电影具有多重的“跨文化”传播的丰富意义和启示，值得我们探讨。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形象的提升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显然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常说我们自己“硬实力”的增长相对较快，而“软实力”的建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从《功夫熊猫》来看，“硬实力”的增长其实是“软实力”的前提和条件，中国的开放和“中国制造”对于全球普通人生活的深刻影响已经让世界有了了解中国的前提和条件，三十年来中国走向繁荣的进程正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对于华人的形象和中华文化影响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商业机会的时候，人们也需要去了解中国的文化意义。当这样的需求在全球增长的时候，作为全球文化产品主要供应商的好莱坞做出积极的反应也是顺理成章的。只要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要中国崛起的进程继续发展，中华文化的魅力得到更好展现的前景就是乐观的。
       另一方面，有不少网友提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创作出《功夫熊猫》来的问题，他们对此感到相当遗憾。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部电影具有好莱坞大制作的许多特点，它调用了许许多多华语武侠电影中已经运作成熟的形式，如以动物动作来展开的武术套路、关于师徒关系的表现等等，而且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是华语武侠电影所培养的人才。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有能力掌握且甚至能做得更好。但好莱坞对于故事的周密安排和布局，对于文化元素的灵活和机动的把握以及巨大的市场营销能力和全球运营能力等等，都值得华语电影的制作者和我们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借鉴和参考。这些方面好莱坞所显示的实力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有学者提出的“软实力”需要“软”才有实力的见解在此得到了印证。中华文化还是需要用最有趣、最能够让人了解的方式加以推展，需要让全球更多的普通公众能够有机会了解中国，就必须重视大众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巨大影响。而且我们在推展中国的文化时，既需要集思广益，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并使公众广泛参与，也需要力排众议，充分尊重艺术创造者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真正解放思想，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灵活的方式面对中华文化，追求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
       《功夫熊猫》让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魅力有了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创造力的展开有了更多的期待。（张颐武）
       （摘自7月20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