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不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收入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是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都是政府给我们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这个定价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但是截至目前，政府仍在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制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
回想一下在改革的初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按劳分配”正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连“按劳分配”都不承认。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承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讲“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就是我们整个收入分配思路的变化过程。
1986年初我发表了《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提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
回头来看，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上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了。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越来越多，涉及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否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答从跨地区数据分析中得到的几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有关GDP的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人均GPD水平越高的地区，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越小。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三个困惑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越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五个困惑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困惑。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的差距是指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这样的效率和收入增长，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处在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有效边界上？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rrlees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额税或提供不同的定额补贴实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
比如说，工作同样的时间，你可以创造200元的价值，我只能创造100元的价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额税，然后补贴我50元，我们两人就可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办法使得每个人的货币收入相等，事实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所以Mirrlees说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上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 (收入)；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确定性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那一块。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将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这一点对理解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含义。
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一般来讲，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需要更高的企业家能力，更高的利润。
第二，几乎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你要让他承担风险，就必须予以风险补偿。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事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能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正是上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做企业仅有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力是不够的，关系、背景可能更重要。只有有政府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就不敢去做企业。并且，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关系和背景就越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前面讲到的五个困惑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这是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难，只有少数人敢做生意，大部分人不敢做。而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的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许多企业家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也可以做生意，利润率较低。在前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在后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但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前一类地区要比后一类地区付出更高的收入差距的代价。
如果我们发现的这个结论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如何在不损害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省这样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与此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这方面司法的独立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要建立法治的经济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很多事情只有一部分人能做，一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体制，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如果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教育，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大学自主确定学费，向高收入阶层收取较高的学费以便有财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学，学费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学生支付的学费越高。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三类大学(三本)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经证明，我们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用市场的手段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如果我们把创业的人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做企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法律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群体，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一些普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