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进可出，能上能下，国家公务员群体正面临着源于自身的一场重要改革。
6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特别提及“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让人看到了政府高层从制度上治理公务员队伍膨胀过快的决心。
可进可出与能上能下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实行任期制，连任两届、任期最多15年。这一规定有助于较好地确立党政领导成员更新机制，被誉为“中国人事工作的里程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公务员法》以及其后出台的一系列实施细则，与当前提出的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都是“顺势而下、彼此相通的”。
汪强调，应该更全面地理解“退出”二字的含义，“除了公务员能进能出外，还包括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现正常体内循环”。
中国人事科学院公务员制度研究室一位姓张的研究员告诉记者，这次建立的新机制，应该提高了公务员退出的底线，以前公务员被“请出去”，大多是因为退休年龄到了，或者涉及违纪违法，比很多企业通常的考察标准更低，后者可以根据干部或员工是否称职而调整其岗位甚至辞退。
曾参与制定《公务员法》相关实施细则的张研究员认为，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出口”应更加多元化，比如说昏庸无能、工作犯错、不称职等等，都可在“请出去”之列。
《公务员法》起草人之一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对此深有体会。他举例称，2003年湖南省某地级市官员换届，按计划政府要提拔处级以上干部60人，但同期因退休或违纪违法等原因离开的同级干部不到20人，最后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他感叹说，进去的口子多，导流的渠道少，结果就是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尚多了没水喝。
有报道称，去年4月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实施了“3%公务员淘汰制”，新制度立竿见影，那些经常早退、迟到的“大胆”公务员们很快就消失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据官方公布数据，目前全国公务员总数约800万人，主要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干部、党派机关专职干部和主要人民团体专职干部等。另有专家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测算，中国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如国家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人员等)实际上多达数千万人，“官民比”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2008年的新一轮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报名后通过审查人数达80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1∶60，某些最抢手的职位甚至达到了上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白热化程度。
“公务员制度改革就是拿刀剜自己的肉。”河南省某地国税局职员李先生半开玩笑地说。2004年大学毕业后，他连续六次报考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屡败屡战之后，最终得以挤过那道独木桥。
他认为，负责制订与执行相关退出机制的专家和官员们，自己也是国家公务员，利益所系，实际效果真不好说。
2004年11月18日，武汉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意见》，规定了公务员退出的鼓励措施、淘汰制度和惩戒机制。2005年，江苏省海门市也做出了类似规定。
如有关鼓励措施规定，凡符合退休条件并愿意提前退休的，将根据其提前退休时间增加1～3档的工资；对已满5年最低服务年限自愿辞职的公务员，将一次性给予5～8年基本工资的辞职补偿金。
据武汉人事局公务员处处长张增祥回忆，当时机关里的人比较多，他们想用这种措施鼓励大家能走出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公务员毕竟代表着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不设法鼓励和补偿，很难有人愿意走的。”
他表示，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后，武汉市鼓励公务员辞职的措施已经停止执行了，他也记不清楚几年来接受“鼓励”离开的公务员的具体人数，但透露同一时期内因考核不合格等淘汰制度辞退的公务员少之又少，“包括开除在内，不会超过1%”。
而日前记者致电海门市人事局，该局一位负责人对3年前那次尝试的评价很简单：“变动不多，因为不太好动”。
退出机制的关键在于“正常”
长期以来，公务员退出机制之所以举步维艰，名存实亡，关键和症结不是没有相关规定和制度，而在于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让公务员退出。而在“正常”情况下，诸如得过且过、尸位素餐、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情形，是无法让公务员退出的。
按照公务员法，我国党政机关实行的是“公务员保障制度”，公务员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国家包下来，跟社会其他行业相比，堪称最为全面而完备。而且，公务员掌握着公共权力，支配着公共资源，“实惠”不少。所以，公务员对社会公众只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没有什么排斥力，只要能够进去，谁也不会愿意出来。换言之，当公务员的职业化被圈入“铁饭碗”的误区，某些制度中的“退出机制”不过是一种虚设。反过来，“铁饭碗”机制却不利于公务员职业化的形成—— 一个危机意识不强烈的职业对于优秀职业人才的培育显然是不利的。
与其他行业相比，公务员的生存环境天然优越；比如企业转制或超编时，人员下岗或失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每遇机构的改革、存留与撤并问题，关于公务员的去向，我们总能听到关乎“稳定”的担忧与警告，其忧远甚于其他行业岗位的正常退出。公务员天然优越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是传统意识中“官为贵”，即“官本”思想的一种潜意识思维下的产物，它不但助推着社会不公，而且从思想意识上形成了对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思考定势——退出只限于非正常或迫不得已。
然而，在一个“铁饭碗”的组织体系内，“软懒散”现象往往难以避免。正因如此，公务员退出机制的起点就不应停留在“罪刑法定”而应上升到治昏驱庸的高度。去年4月，为了提高和改进公务员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韩国首尔市政府实施了“3%公务员淘汰制”，选出欠缺工作能力或工作态度不好的102名公务员，组成“现场纠正推进团”进行淘汰。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政府官僚层级体系内强化约束激励机制。
显而易见，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关键就是把目前的非正常退出改变为正常退出，建立能者进庸者出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在把紧挑选公务员入口的同时，让公务员退出变得更常态更便捷，才能彻底解决公务员的退出问题。
静待细则“东风”
今年3月份，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副部级单位，国家公务员局正式成立，由该部部长尹蔚民兼任局长，副部长杨士秋兼任党组书记、副局长，专门负责对全国800万公务员的行政管理。一般相信，这一副部级直属局的设立，将给多年来持续推进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再添动力。
中国人事科学院公务员制度研究室的张研究员则称，拟定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实施细则，无疑是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目前该局组建工作尚未最终完成，细则的事可能要再等一等。
他表示，有关细则将和《公务员法》有承接关系，简单地说，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法规与《公务员法》之间是“特别法”和“基本法”的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以中国改革“地方试点，中央规范”的传统改革套路来说，武汉、海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改革尽管争议很多，但也提供了不少经验教训，这些应该都会在新的实施细则中有所体现。
此前武汉、海门等地给予自愿离职公务员高额补偿曾广受质疑。有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给予离开的公务员提供畸高的补偿，其实是把公务员塑造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那尊“神”，而这一畸形补偿机制有望在新细则中得到修正，对于不合格的公务员，地方政府将可以理直气壮地送他走。
（综合6月30日《中国经营报》及6月24日《南方都市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