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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句关于总理的“经典话语”
       汶川大地震后，有两句“经典话语”如此响亮地撞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膜，将当之无愧地载入今年的编年史。
       第一句话是温家宝总理说的，他向部队下达救援指示时掷地有声：“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第二句话是百岁老人陈佳珍说的，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总理叮咛道：“你要努力工作啊。”
       在我的记忆里，“人民在养你们”是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第一次清晰而高调地表达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这句话里我们听到的是：政府与人民不是“舟”与“水”的关系，也不是“带领”与“跟从”的关系，而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或者说得更中立一点，是一种建立在权利义务契约之上的“雇佣”关系。
       同样，“你要好好工作啊”是第一次有老百姓敢于向国家领导人明确地提出要求。从这句话里，更从温家宝“听你的话，我会努力工作的”这样的回答里，我们听到的是：人民有权对政府提出要求，政府也将无条件地接受人民的一切合理要求。
       毕竟，陈佳珍是位百岁老人。如此高龄，一方面可以意味着说者已无所禁忌，另一方面也可以暗示他未必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但从报道引起的强烈反响来看，老人确实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诚如许多评论指出的那样，这句话点破了整个社会正在觉醒的权利意识。有人对总理说出这样的话，而且这句话被人民日报报道出来，标示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你要努力工作啊”让我印象最深之处在于下面两点：首先是这句话背后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身份意识；毫无疑问，陈佳珍的年龄使他足以做温总理的长辈，在中国论资排辈的文化传统之下，他有资格这么去勉励温家宝。我所热切期望的，恰恰是在抽离了这种辈分关系之后，仅仅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身份，我们仍能保持这种居高临下的底气。其次是这句话的内容，我认为它简练而精确地反映了举国百姓对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救灾工作的评估，即在情感上对政府是充满信任的，但同时对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实际绩效有更高的期待。
       其实，是30年改革开放和快速的经济发展培育了中国人的普遍权利意识。只是这种意识经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每当遇到大地震这样的危机就会被唤醒，因此也很可能一俟生活回复到常态就又重新沉睡过去。我并不认为我们只有都活到了一百岁才有胆量说出“你要努力工作啊”这句话，更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我们对这句话能不能每次都换来“我会努力工作”的回答不抱什么希望。
       一个社会的进步正是由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的进化累积而成的。因此，让我们从今以后时不时地鼓足勇气，对我们身边的科长、处长、局长、市长和省长们大声说一句：“你要努力工作啊。”（陈季冰）
       （摘自6月13日《新民晚报》）
       我们为什么不愿领养残疾孤儿
       不可否认，一场地震，震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但是，当媒体和评论家争相对国民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慈善行为进行探索和诠释、甚至夸大和拔高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冷静下来客观地反思这种行为。
       在灾区，当有人呼吁无组织的志愿者不要来添乱的时候，那些各界名人总能通过各种途径，突破重重关卡和警戒，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无论他们是在真的关怀还是作秀。在我所在的城市，为了避免干扰灾区转移来的伤员休息，普通市民是不允许进病房探望的，只能把礼物放在医院。但总是有一些人利用特殊关系，被允许进入病房探望病人并亲自把礼物送到病人手中。
       很明显，在这场全民赈灾的行动中，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权优先满足了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行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慈善表达和对爱、崇高、意义的表达，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需求，好像穿衣吃饭性生活一样普通的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长期以来被我们对物质的强烈需求所掩盖。而一场地震，则一夜之间引爆了这种需求。
       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普通中国人所表现的善行，都还只是这样一种自我需求的满足。这种自我完成的需求，其实一直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心中，并且也有很多人在生活中践行了这种需求。比如，扶老人过马路，给穷亲戚送几件旧衣服，资助一个孩子读书等等。这场地震的作用在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地激发了人们对于这种自我完成的需求，但还远没有上升到“非自我需求的善行”的地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所在的报社组织了认养灾区孤儿的活动，有2000多人报名，还有很多人根本打不进热线电话，可见热情之高涨，爱心之汹涌。但在表象之下你会看到什么呢？最开始是感叹，怎么没人想到收养一下贵阳市儿童福利院里的孤儿呢，其实他们也很需要家和关爱，却从来没得到过像四川灾区孤儿这样的关注。
       再看看爱心人士申请认养的表格。很多人都这样写：希望要小一点的，最好3岁以下的孩子；或者是最好没有残疾的孩子，或者是要一个女孩之类的要求。他们一样不希望收养一个性格已经形成的孩子，或者残疾儿童。他们能给予的爱，依然没有超越“自我需求”，中国社会仍处在慈善行为的“初级阶段”。
       曾看过一部美国纪录片《我的至亲骨肉》，讲述一个妇女收养若干个残疾孩子的故事。故事里，有两个双腿高位截肢的小女孩，每天自己推着轮椅出门，校车司机在她家门口放下升降梯把轮椅接上去。在学校，她们基本上不用依赖别人就可以自己处理上厕所等问题，她们甚至还和全班其他同学一起，快乐地挥舞旗帜做旗操表演。这些情景，我们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给残疾人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不依赖他人而独立生存，在人群中获得自信和尊严以及充分幸福感的机会？（艾冰）
       （摘自6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经济如何摆脱“三大迷思”困扰
       中国经济正遭遇“三大迷思”困扰。哪三大迷思？一是通胀压力，二是流动性压力，三是增长下滑压力。进一步分析这三大迷思，其实都是受制于一个主轴的三种表象。而这个主轴不在内部，而在外部，这就是由美元贬值派生出来的问题。
       美元已持续贬值数年，造成全球价格体系紊乱。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已达到了预期目标，再玩下去，就要对美国自身造成实质性伤害了。而从全球角度看，迫于通胀压力，美元的走强也符合各国对稳定物价的期待。近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经济体增持美国国债，就是一个重要的转势信号。
       从主导性看，本轮通胀压力主要是输入性的，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美元贬值引起的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引起的压力。如果加上前两年所谓的“高增长、低通胀”，实际上是把价格压力往后推移，所以才形成了目前的价格形势。而这一点，很可能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由此观察，本轮价格上涨，主要取决于美元因素。而目前已有多个国际机构对美元转势有了明确判断，对石油及其他生产资料价格的回落也有比较明确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我国的价格趋势和外围经济环境，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再看“三大迷思”之二的流动性问题，同样也与美元趋势有关。近几个月来，在外贸顺差逐渐缩小的情况下，不明用途的外汇大量流入，造成了新的对冲压力。热钱为什么要挤进中国？就是想在短时间内从两方面套利，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对中美利差扩大的预期。
       为了应对外汇流入导致的流动性问题，央行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加息措施又难以启用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工具的反复使用，固然对收缩流动性产生了明显作用，但也导致了资金的结构性淤塞，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而问题的缓解，也与美元走向有关。
       第三个迷思，也就是经济增长问题，也与美元趋势有关。增长问题，本来主要是国内的事，但对于一个外贸依存度高企的经济体来说，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由于本币升值加上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原本微利的外贸企业失去了生存基础，出口下降，自然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
       
       而要使外向型企业向内需型转变，从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上调整产业布局，无论在生产组织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花很大努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时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即便是为内需服务的企业，也要有国际经营眼光。也就是说，在目前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也需要注意美元的动向。
       适时把握美元转折的有利时机，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完全有条件从目前的“三大迷思”中走出来。而就目前反应过度的沪深股市而言，更前瞻、更全面、更理性、更历史地看待中国经济走向，也许会平缓这两个市场的非理性躁动。（亚夫）
       （摘自6月19日《上海证券报》）
       所有学校都应该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日前，教育部长周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要把学校建成最坚固和最安全的地方，在灾难发生时学校应成为群众的避难场所。
       无论是远在日本，还是近在震中，那些得以屹立不倒，甚至成为群众避难所的学校建筑，都证明把学校建成群众的避难所，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同时，它们也给灾后学校重建提供了若干可贵的经验。首先在观念上，把校舍建成质量最高、抗震能力最强的建筑，必须成为学校重建的第一指导原则；其次，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严格建设资金的监管，严防跑冒滴漏，是校舍建设中最关键的环节；第三，只要做到了以上两点，虽然不可能保证学校建筑绝对安全，但校舍质量却一定会有大幅提高，学校师生在地震中罹难的几率将大幅降低。
       相对于灾区学校重建而言，周济部长在讲话中要求的“对全国的学校校舍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坚决停止使用”的目标，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一要求所涉范围之大、需要“坚决停用”的校舍面积之广，恐怕会成为比灾区学校重建更宏大和困难的工程。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云南省有关部门便宣布，全省学校校舍中存在600万平方米D级危房，必须马上停用。按建设部颁布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D级危房指“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而按我国《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规定，中小学普通教室生均占用面积为1.11平方米。若云南600万D级危房校舍中有60%为教室，则意味着云南全省有324.4万学生，仍在“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的教室中上课。不震尚且高危，遇震又当如何？云南一省如此，全国又当如何？
       因此，灾区学校校舍倒塌之灾，绝非灾区一地之灾；灾区学校的教训，理当引为全国之教训。中国确实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地震、洪水、冰雪，都可能对学校校舍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全国人民的悲情、热情、激情都投向灾区的同时，也应该以同样的责任意识，本着“把学校建成最坚固和最安全的地方”的原则，关注全国中小学校的普查、维修、重建，解除更多学生面临的潜在危险。
       至于学校建设经费的专款专用和严格监管，确实是持久存在的难题。但从北川“刘汉希望小学”的建设经验来看，又绝非无法可想。试想，如果允许与学生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学生家长参与学校建设过程的监督，其监督力度必将大大加强。如果能够在各地成立由政府、人大、政协、学生家长等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专项监督组织，再辅以当地媒体的严密监督，学校建设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马上会有极大改观，国家、社会投入到教育方面的经费，也就能够更好地用于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生的生命安全保障。（张天蔚）
       （摘自6月18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