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冲天
三年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热门商品投资》一书中调侃说：“油价比一桶可口可乐还便宜”。他认为油价会持续暴涨，“眼下正是投资的大好时机”。
果不其然，到2007年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国际油价先后突破60美元、80美元、100美元的关口，一路上扬。5月8日上午9时，国际油价刚刚又突破了每桶125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6月原油报价达到每桶125.96美元。
国际投资银行高盛在该周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国际油价在未来两年内可能蹿升至每桶200美元。高盛分析师认为，由于世界石油供应增长匮乏以及新兴国家的原油需求不受价格影响继续增长，将导致油价持续大幅上涨。
一些美国的石油专家也认为，世界石油供需矛盾导致油价暴涨。5月4日，美国休斯敦大学全球能源研究协会教授CraigPirrong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石油需求量持续增长的同时，石油供给却相对稳定。其中，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产量停滞不前，俄罗斯的原油增产速度也已减慢。
不过，《石油战争》的作者威廉·恩道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石油需求量2007年同比增长仅0.8%，2008年也只是预期增长1.2%。但是以欧佩克“一揽子”油价计算，目前油价同比去年却上涨了36%。油价上涨幅度远远大于需求上涨的幅度，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隐藏着美国和英国主要石油公司和华尔街投机者们的利益。
《每日能源报告》主编StephenSchork也认为，过去6个月，美元贬值已经发展成为原油价格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量。美元疲软部分受到了美国货币政策的推波助澜，已引发了通货膨胀忧虑。反过来，这些通货膨胀忧虑，推动投资者投资所有的商品，从而推动价格走得更高，这不只是对石油，对所有商品如金属和食品也是如此。
自2003年以来，美国一直采取弱势美元政策，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实际贬值了25%左右。其中，美元对欧元实际贬值幅度超过40%。5月5日，美元兑欧元汇率下跌至1∶1.5424的新低，按当日每桶119.97美元的原油价格计算，若换成欧元不到78欧元。
普氏能源中国区高级总监华大威告诉记者，从2005年1月到2008年3月，以美元为价格标准的原油价格飙升了150%，从44美元每桶上升到110美元每桶，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价格转换成人民币，实际价格只上涨了106%。
“问题不在于原油的供应。已经有足够的原油了。”《每日能源报告》主编StephenSchork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表示，原油供应现在在美国正处于5年平均水平。何况，今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需求预期要更低。然而，原油价格继续走高。欧佩克试图在其2007年9月的会议上讨论供应问题，此时原油价格在70美元/桶左右。而季节性需求也正在下降。但是，欧佩克继续向市场供应更多的原油，价格却继续上涨。因此，“从欧佩克的角度来看，他们做了他们计划要做的事情，即增加市场供应量，然而价格却上涨得更高。”
幕后玩家
“以小制大，小人物掌权了。”威廉·恩道尔向记者这样形容如今的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他眼中的小人物是华尔街的投机者。
目前世界上有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得克萨斯原油价格，伦敦商品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以及迪拜商品交易所迪拜原油价格、欧佩克一揽子油价等，影响最大的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得克萨斯原油价格。
威廉·恩道尔表示，其实从纽约、伦敦两大期货交易所成立，出现石油期货交易之后，石油价格的定价权已经从欧佩克逐渐转移到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和英美四大石油公司实际掌控了国际油价的涨落。
在最近能源价格持续上升的过程中，各种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投资银行和石油生产公司，通过签订合同间接加入期货市场。“对冲基金、商品指数基金和其他大型非商业交易商等通过对油价未来的走势进行方向性的赌博来获取收益。”《每日能源报告》主编StephenSchork说。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美国两个领头的玩家，花旗集团和JP摩根大通也参与其中，它们也为众多对冲基金及投机者提供资金。而商品指数基金Centaurus和Citadel则是这个市场里另外两个明星。道琼斯AIG商品指数和标准普尔GSCI商品指数是两大指数。大部分基金只是在2001年11月能源价格开始转牛后才进入这个市场的。由于大多数基金吸纳私人投资者的资金，一般来说，它们受到的监管较少。
中国对冲基金中心研究部主管锐衍发现，虽然今年一季度很多大投行以及对冲基金投资石油市场做空天然气期货，损失惨重。今年一季度的对冲基金平均回报率为-5.22%。而在2007年石油价格暴涨的第四季度，能源行业的对冲基金回报率达到8.19%。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对冲基金以及各家投资机构正在疯狂做多石油期货，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4月29日最新公布的原油持仓报告计算得出，反映投机因素的非商业净多头持仓达到了5.3万多手。
2006年6月，期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达到70美元/桶之时，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调查估计，其中大约25美元是因为纯粹的金融投机因素造成的。“这也意味着，在现今115美元/桶的石油价格中，至少有50到60美元或者更多，是由纯粹的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投机行为造成的。”威廉·恩道尔说。
究竟有多少在资金在石油市场上涌动？锐衍预估有2500亿美元，3年前这些资金只有460亿美元。按此计算，这个数目相当于2007年伊朗的GDP。
“因为强大的资金涌进，使得石油生产商不愿意做空当月期货作对冲，他们更愿意保留他们的现货，使供需更加不平衡。”锐衍说。
中国的挑战
坐上火箭的高油价给对冲基金、大型石油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今年一季度几大石油公司的利润纷纷超过70亿美元。然而，由于中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并未完全放开，中国的企业却在承受着高成本的压力。
以5月5日的汽油价格为例，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公布的90号特级无铅汽油为3.842美元/加仑，如果按照当日的汇率1美元等于7.0016元人民币计算，折合7.11元/升，而最近国内北京市场93#汽油5.34元/升，97#汽油5.68元/升，如此算来，美国的汽油价格比中国高两三成。
形象一点说，国际油价飙升相当于给中国的石油生产、销售变相征了一遍“税”。中国的石油企业成了两头挨宰的羔羊——一方面面对国际高油价“盘剥”，一方面还要面对企业在股市上的业绩。
同样以5月5日的原油价格为例。中石化若是选择以品质相当于大庆原油的国际市场的米纳斯原油进口，5月5日的报价是117美元/桶，换算人民币为5909.9元/吨。另外，加上17%的增值税则为6914.6元/吨。
而销售收入呢？成品油率一般在60%，汽柴比例为1∶3，如果汽油0.15吨按6800元/吨算，可卖1020元，柴油0.45吨，按6700元/吨算，可卖3015元。剩余40%为其他化工成品和沥青，按1∶1的比例计算，化工产品0.2吨，按10000元/吨计算，可卖2000元，沥青0.2吨，按3500元/吨计算，可卖700元。这样，总收入为6735元。如此可以得出，中石化炼油后销售一吨油亏损1796元。
虽然在国家宏观调控成品油价格的时期，炼油厂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调整产品的产出比例来降低亏损风险。但是，即使如此，中石化在油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之下，亏损无法避免。
中石化兄弟企业中石油也受此影响，特别是随着油价的上涨，开采成本也逐渐升高，这大幅降低了中石油的利润。石油行业报纸《Upstream》的一位分析师告诉记者，现在每天海上钻探的钻井的租金就是50万美元，即使刮风下雨中间耽搁时间都是这样的价格。而国际信息中心石油专家牛犁称，过去中国的石油开采成本大致在12到13美元，但现在行业的估算甚至可达20美元每桶。
由于国内价格管制，中国消费者面对全球飙升的油价时，缺乏减少石油消费量的动力，因为他们不用为高油价埋单。中国政府帮消费者埋单，中石化最近获得了123亿元巨额补贴。但这种变相的成品油低价补贴政策，又导致中国沿海地区的原油出口走私屡禁不止。
争夺定价权
对于中国这个急速发展的经济体，随着更多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稳定的能源供应已经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
国家发改委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一季度，进口原油4553万吨，增长14.9%。即使如此，这种大幅进口还是没有停止的迹象——国内不断发生的油荒就是一个例证。
去年，中国原油进口均价达到了488.9美元/吨，同比上涨6.9%。若是以每吨合7.35桶计，均价为66.5美元/桶。然而，若是按照今年均价每桶101美元的预计，中国的原油进口将处于火山口的边缘。
威廉·恩道尔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要免遭高油价的折磨，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受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商品交易所和欧美金融机构左右的石油期货交易所。“比如说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有理由存在这样一个期货交易所。”威廉·恩道尔说。一向研究石油投机的他建议，要制定期货贸易规则使其可以被约束管理起来，同时，禁止用借来的钱买空石油期货交易合同。“这样一来，在交易过程中，原油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是透明的定价机制，而那些石油期货投机者像现在这样操控石油价格是万万不会出现的了。”
虽然这种完全控制投机风险的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正如普氏能源市场资讯中国高级总监华大威所说，商人和投机者都是市场中的一部分，他们会一直存在着。没有任何规则可以改变这种状态。然而，至少，可以让中国的石油企业能够通过期货的方式对冲高油价的风险。
石油行业报纸《Upstream》的上述分析师告诉记者，为了锁定低油价，更关键的是要与石油资源国在国内合资建立炼油厂，同时与石油供应国订立长期的供货合同。目前中国的原油进口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俄罗斯、阿曼等国。这些国家不仅有国营的石油产量，而且还已经和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石油贸易。
“正因合资，有对方股份，这样才不至于掐断供油，甚至坐地起价。”上述分析师说。
（5月8日《南方周末》，作者分别为该报记者及实习生）
[链接] 1970年以来油价波动历程
自1970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依绝对价格变化大体可归纳为3个时期，即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初涨期”、90年代至伊拉克战争前的“整理期”以及伊战至今的“冲高期”。
1970年，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官方价格为每桶1.8美元。
1974年，受1973年10月开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美元。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国际油价突破20美元。
1980年，油价首次突破30美元；受伊期与伊拉克战争的影响，1981年上半年攀升至39美元。
1990年9月至10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紧张局势促使油价突破40美元。
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夜，国际油价维持在37美元相对低位。
2004年9月，受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紧张局势拖累，国际油价突破50美元。
2005年6月，油价突破60美元。
2005年8月，咫风“卡特里娜”袭击墨西哥湾，对这一地区原油供应能力和炼油设施生产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国际油价一举突破70美元。
2007年9月12日，由于市场担心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以及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油价突破80美元。
10月18日，油价突破90美元。
10月26日，受土耳其可能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以及美国制裁伊朗消息的影响，油价突破92美元。
10月29日，受恶劣天气影响墨西哥湾原油生产消息的影响，油价突破93美元。
10月31日，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加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降低利率，两大因素先后促使油价分别突破94美元和95美元。次日，油价突破96美元。
11月6日，市场担心美国原油库存再次下降，油价突破97美元。次日，油价突破98美元。
11月21日，市场担忧土伊局势以及冬季原油供应紧缺，油价达到99.29美元。此后，原油价格一度回落至90美元以下。
12月28日，受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遇袭身亡消息影响，油价回升至97美元。
2008年1月2日．国际原油期货盘中价格触及100美元。
3月12日，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盘中价格达到110.20美元。
5月5日，纽约商交所轻质原油期货盘中价格达到120.36美元。
（摘自5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
[时评] 高油价下的政策选择
作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将受到高油价带来的影响。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字计算，2007年我国净进口原油15928万吨，同比增长14.7%。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在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下，由于油价上升的刚性影响，许多行业将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成品油价格机制的调整则面临严峻的“闯关”考验。油价的持续上行，也将继续增加通胀的压力。而油价上涨与次贷危机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下行，也将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某种意义上，国际油价的高企成为一种倒逼机制——逼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逼迫中国加大能源创新的力度；逼迫节能减排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在中国当前通胀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形下，高油价大大提高了成品油价格机制理顺的难度。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要在改善经济总量平衡状况的同时，还要着重解决结构性的矛盾。事实上，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总体来看，高能耗、低产能的产业比重在降低，技术水平含量低的产业比重在降低，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升高。
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更显迫切。作为一个能源与资源都需进口的国家，中国要想消化国际高油价等带来的输入通胀压力，一个重要途径便是调整经济结构与降低能耗。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高油价带来的压力也就显得更为沉重。
历史地看，能源创新在当前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这与不少能源本身的不可再生特征紧密相关，也与包括石油价格在内的能源价格一路上扬相关。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资源的短缺以及能源的不足构成了鲜明的矛盾。在煤炭、石油等当前主要消费能源价格高涨，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等状况下，能源创新的任务十分急切。理由简单，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能源技术的创新。当前，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与大力推动能源创新，必须并驾齐驱，不可偏废一方。
高油价之下，节能减排任务也更为凸显。节能减排，是一场全民的“战争”。为推进节能减排，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经济、财税等手段，共同作用于此。中央政府甚至曾富含深意地提出，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考验”，以此倒逼一些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改善其作为。相比之下，高油价对于促进节能减排，是一种更为直接，也更为简单的动力。
显然，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还是能源创新，或是节能减排，都不能简单地视为高油价下中国的应对之道——尽管这些方面工作的改善，都有益于缓解高油价带来的压力。如果要寻找更直接的应对方法，我们认为，拥有完备的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体系，拥有完备的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所体系，拥有成熟的石油定价话语权，当是切实可行也必须行之的路径。相比之下，在通胀压力相当大的背景下，理顺油价机制的“闯关”之举则不宜盲动——尽管拖延改革的结果，定会产生不小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从近年来油价一路上行的轨迹当中，我们更应看到经济决策上具备科学性与前瞻性的深刻意义。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重要而庞大的经济体，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强化决策的前瞻性，包括一些改革举措，应当果断而适时地推进。如果贻误改革时机，将会大大增加改革成本。
（摘自5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本文为该报当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