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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解放需要发展网络民主
       4月17日，对于中国的网络思想界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网络民主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26位在网络上为广东科学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的网友代表,应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等座谈。省委书记、省长与如此众多的网友面对面座谈,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可谓第一次,在中国的网络发展史也同样写下了崭新的一页。网络意味着民间,思想解放从网络问计,也就是发掘民间智慧,发动社会力量,促使思想解放从纯粹的政治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以便取得社会共识。
       广东正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不难想见,这个大讨论如果缺失了广东千万群众的参与,缺失了民间智慧的张扬,缺失了公民社会的上下砥砺，广东改革发展的大转轨就失去了最稳固的根基。受制于个人角色,受制于传统政治格局,受制于某些官场积弊,乃至受制于一些所谓的历史教训,个体性的官员在思想解放时难免顾虑重重,一步三回头,以稳妥、保守为底色。这是传统发展观和传统政治理念多年积习的反映。然而网络的出现使得思想解放有了突破传统政治积习的契机。这种契机就在于网络大大提高了人们社会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平等性和主动性,使得人们的社会政治参与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条件。
       广东拥有网民3344万人,占全国网民的15.9%,是中国网民第一大省。这个第一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应当由于广东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氛围而体现在质量上。广东的网民在这片改革的沃土生长呼吸。在这里,公民社会茁壮成长,权利意识、批判精神、独立思考越来越融入到公民的血脉中,公民越来越理性地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每一个细节的建设。这正是广东网络民主事业发展的基石,是广东科学发展顺利推进的定海神针!
       网络却又是复杂的、多元的。网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反智、暴力、反民主、反法治的一面,任何新生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没有哪一种事物天生就完美无缺,关键是要看长远,看主流,看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网络,网络所给予的将是智慧的勃发,是理性的回报。当前,广东的思想解放运动已进入讨论调研阶段,省委书记、省长问计网友,正是利用网络这一开阔平台调研社会思潮,集纳民间智慧,讨论广东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广东网友以他们的活跃思想、理性、批判性和建设性向社会阐释了他们的表达欲望,以及他们为广东发展殚精竭虑的参与态度,从而让多年来广东公民社会的发育、生长得到了一次较为集中的成果展示,使得广东的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了官方与民间有机互动的新阶段。这不正是思想解放与网络民主交相辉映的魅力吗?(周虎城)
       （摘自4月18日《南方日报》）
       警惕“诚信吃亏论”病毒流行
       近日，国务院有关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近五成企业家认为社会诚信环境缺失是导致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三成的企业家认为“在目前阶段，讲诚信的企业往往吃亏”。
       无独有偶，4月初，上海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上海近五成未成年人认为诚实就意味着吃亏。
       两个“近五成”、两个关键人群对“诚信”的怀疑态度，令人堪忧。
       翻开近期的报纸，种种违背诚信的新闻旧闻乱花迷眼——广东拖欠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名单，人数高达千人以上；为了“肉质鲜嫩”，餐馆竟用去污粉处理牛肉；公费留学生学成后，却违约不愿回国效力；一只“年画老虎”，让一个炒更农民和堂堂林业部门陷入诚信危机；十余架飞机无故“倒飞”，航空公司公然坚称“天气原因”使然……诚信失范有如瘟疫，散布于社会的很多角落。
       上观历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在“仁义礼智信”被视为道德圭臬的传统中国，“信”，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交往原则和道德准则。这种“信”，与今天商业社会中的“信”相比，内涵有所重合，却又不尽相同——商品经济的社会中，诚信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制度约束，以及在这种制度约束下培育出的个体自觉。
       而在数千年的帝王社会中，社会强调的“信用”，却从未由道德倡导转变为制度化的准则。其一，在“重农抑商”的长期坚持下，泛儒家化的中国农业社会里，从未发育出完全的商业形态，也就缺乏一种紧迫的对近代商业诚信的现实需求。其二，民众与帝王（政府）的权力授受关系从未以契约的原则得以确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让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从根子上就是虚妄的。从而导致千百年来，一方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道德倡导居庙堂之高，另一方面“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的反道德宣言又大行其道。
       细看现实。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生态虽嫌发育滞后、过于偏重道德层面，但仍然对泛儒家化的中国社会起到有效的调节；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的这三十年里，毋庸讳言，转型期的中国，已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一种诚信失范和诚信真空。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更多人、在更多时候被抛到“守信VS失信”的十字路口。
       市场经济社会本质就是一个信用社会，“诚信”是一切交往、交易的前提。转型期的中国，虽然对少数人、在短期内而言，失信的收益很高、而成本很低；但对于全社会、长期而言，诚信失范和缺失，带来的却不啻于灾难。
       在诚信制度化过程中，政府的垂范、倡导和建章立制，将起到异常关键的作用。(徐锋)
       （摘自4月14日《广州日报》）
       “贫民区”设想，依然是一个临时药方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4月13日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提出深圳应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对此，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不过，很多人对秦教授“贫民窟”的说法感到扎眼，为什么我们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竟然开始向我们一贯抨击的制度屈服？有了贫民窟，还是社会主义吗？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分层次的。一个层次是认识层面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实际操作层面的。第一层，社会主义有了贫民窟，这样的“尝试”不好看、也不好说；第二层，要是不设贫民区，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城农民能够住在哪里？
       那些充满异国情调和山野情趣的高档小区？不可能；那些专门“藏污纳垢”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都拆迁了；政府开发的经济适用房？那是给城市中低收入者准备的……自己搭建一些能够容身的小棚子，先遮遮风雨，好像也抵挡不住英勇的城管部队。
       各种可能都排除的结果，大概就是所谓的走投无路。出卖完劳动力之后，又回到农村中去。或者，永远在城市里边做一只辛勤的蜜蜂，不断的居住在城市不同角落建筑工地的工棚里边——似乎只有在那里，才是他们合法的栖居之所。
       联想到总理近期对于农村、对于粮食问题的超常关注，我认为，现在的城乡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的状态，或进或退，每一步都需要格外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国情的了解尊重。既然压力不能一旦释放，就需要不断减压，直到爆发的风险降低。
       执政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但概念提出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关键是实现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很合适的路径供我们选择。“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建设新农村”，不过是具体的药方，不是路径。
       即便是秦晖先生的“贫民区”设想，依然是一个“暂时居住”的药方，不是根本解决农民进城难题的路径，居住不等于安居，而暂时的居住往往正是不安定的根源。
       
       城市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洗脚进城的农民？这是一个大题目。更何况，进城还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问题，生活有多丰富，麻烦就有多复杂，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正相关关系。既然我们不愿意毁掉我们的秩序，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些妥协。大家都妥协一点，事情可能会少一些激烈的冲撞，而达到理性的并非是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胡印斌）
       （摘自4月16日“红网”）
       如何形成税收和分配的平衡发展
       我国税收已连续十几年超过GDP高速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基本上低于GDP的增长率(2007年略高一些)。这很难说是正常的。
       由于人民币的累计升值已经有较大幅度，以美元标价的产品出口换汇后，同样数额的外汇结汇额将会快速变小，从而让产品出口型企业利润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亏损的现象，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下的出口型企业，如服装、纺织、鞋帽等加工出口型企业，它们的日子势将更难过，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甚至会亏损。企业支撑不住就倒闭，再往下的后果就是出现新的失业人口。
       我国轻工业、重工业加工能力已经到了很可观的程度，如：义乌的小五金、诸暨的珍珠、诸暨的袜子、嵊泗的领带等，仅仅在浙江一个省内，它们的产量就几乎占领了全世界的市场。我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4亿多吨。由此可见，中国的加工工业除了尖端领域外，凡属于劳动密集的行业都几乎到了极限。中国的资源短缺和对工业污染的承受能力也已经开始严重制约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还要新增加1000万就业人口，就业压力和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在目前阶段也在逐步压缩着国家宏观调空的余地。老龄人口的逐步稳定增长，也将要求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在逐步加大着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低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上述中国特色问题，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借鉴，我们要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热点、分配方式、税收政策，三方面同时协调，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形成我国税收、分配的和谐平衡，度过眼前困难，顺利实现十六大、十七提出的发展目标。我们建议：
       一、降低加工出口型民营、国营企业的税收额度，减少人民币升值对它们的负面影响，减轻它们的负担，以促进他们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由于获得了减税的优惠，从而改革加工工艺，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产品成本……。
       二、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的第三产业——家政服务业，培育新的税收增长源。可以利用宣传手段、教育培训、优惠政策等，培养、引导和发展家政服务市场和这一新的消费观念。发展这样的第三产业，基本不需要国家大规模投资，又不增加工业污染，是多赢的好事情。
       三、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追本溯源都可以归结到分配失衡上。宏观调控要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把分配和税收调节到合理的位置（包括控制各级政府的不合理收费）。
       总之，以中国当今的现状，要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财税收入增长的速度要适当，通过税收政策的改革调整，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增长，使消费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刘骆生、龚雯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