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戊戌变法的终结，始兴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向市民社会推进，主要表现在20世纪最初10年兴起的白话报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尤以《京话日报》最为典型，它主张君主立宪，宣传社会改良，提倡办蒙学堂、女学堂，开通民智，此举开启了北京市民文化启蒙之先声，推进了北京市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成功地树立了白话报样板，效之者纷起。
《京话日报》于1904年8月16日创刊，由于揭露时弊，触痛一些当权者，1906年9月28日被当局查封。（后有1913年和1916年的两度复刊，但已非复旧观），共出753期，初为每期4版，第二年扩至6版，社址在北京前门外五道庙西路。创办人兼社长是彭翼仲，编辑有杭辛斋、吴梓箴等。
它是一份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小型日报，也是北京第一份白话日报，其特点是，“通篇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在《京话日报》创办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北方，“东到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授，而都下商家百姓《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成为北京第一个销售量超过10000份的报纸。《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说：“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到1910 年为止,北京出的十余种白话报，在篇幅、格式或编排上，全都模仿《京话日报》，“不敢稍有更张”。
20世纪初的北京社会，报纸的影响力很弱。依据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第一号上所作的演说——《作京话日报的意思》，可以看出，当时在北京出版发行的大型日报仅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销量不过2000份，这与北京的城市人口极不相称。他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各报的文理太深，字眼儿浅的人看不了；第二，卖的价钱太大，度日艰难的人买不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对各报文理太深难以普及的弊病提出用白话做报，但凡能识几个字的人都能看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其次，降低报价，每张只收3个当十大钱，这个价格好比是买了一块糖，吃了一根纸烟，可知报价非常低廉。如此，若人人都能看报，“做报的赔本钱折功夫，也是甘心情愿”。言辞相当恳切明白。在此后的几期中，彭翼仲连续刊载演说，说明看报的益处，以期引起民众对报纸的重视。
《京话日报》的栏目编排体现了它的独特个性，最具特色的就是头版的演说（相当于时评、政论——编者注），用白话文解说，尽可能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余下依次是要紧新闻、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有时也刊登小说或来函，而将各大报重视的宫门钞和上谕压缩放在最后一版，同时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就有儿童解字填词，这些都体现了该报以普通市民为读者群，适应下层民众的阅读心理。很多新闻报导都真切地反映了民间疾苦，如村民联名写稿反映德军侵占民田，该报照登不误，以期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京话日报》与局限于上层社会的启蒙者不同，它特别注重与市民读者的交流沟通，调动他们积极参与，试图形成一种编读对话的局面，通过刊登“来稿题名”：“诸君来稿无论登与不登，必把题目姓名录出，免负诸君热心”，以此激发市民的投稿热情。这种激励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来稿者既有职员、下层官吏、小业主，也有家庭妇女、士兵、妓女等，他们通过这个“天下人可以说话的地方”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实现社群间的交流。
《京话日报》创办之际正值日俄战争酣战之时，从第一号开始便在要紧新闻版块对战事进行连续报道，说明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特别是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表达了对清政府的不满与失望。而对于当时海外华工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小说《猪仔记》进行深刻揭示，图文并茂，时至今日，读罢此文犹感悲凉。《猪仔记》在当时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致使英国公使到外务部交涉，理由是该报摇动人心，对此《京话日报》同仁据理力争，声明所报之事并非杜撰而是与报社宗旨相合，藉此申明该报宗旨——开通民智、发愤自强，激发国人爱国之心。
《京话日报》采取灵活多样的启蒙形式，除出版通俗易懂的白话报纸外，还想方设法将报纸宣传的启蒙观念和新闻时事推广到中下层民众中去。以报馆和报纸为中心，阅报处、讲报所，层层推进，互相呼应，构成了一个丰富而饱满的启蒙体系。关于阅报处彭翼仲曾这样说道：“中国要自强先得开通风气，开风气的法子不止一端，最容易办的要算是阅报处了。”阅报处成绩斐然，听讲报的人极多，并得到了协办大学士大金吾的支持，让地方官认真保护。经过一年的努力，《京话日报》的影响日益扩大，时有人感慨“如今的风气慢慢的要开了”。由此说来，北京市民社会乃至北方的启蒙运动，自《京话日报》始，当不为过。（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报刊部报纸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