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原是借来的
上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科普知识的热忱跟充满好奇心的孩童一样。就像郭沫若所说：“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科学。普及也要，提高也要，技术也要，理论也要，差不多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双手一齐伸出来向着科学了。”
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对于科普工作的重视，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见的。
1950年，政府在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将科普工作纳入政府行为。科普局的规模相当可观，局机关有4处1室，再加上直属机关，总共好几百人。
到了1956年，仅此一年，就有9个中央单位与全国科普协会合作，发出了12个有关加强科普工作的联合通知。参与科普创作，成了知识分子自觉为人民服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进步表现，广大科研教育工作者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科普高潮随之而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出版社无论新老大小，几乎都参与了科普图书的出版。1952年新成立的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有三个编辑室，各有分工，其中的三编室就专门负责编纂少儿自然科学图书。大家想编一套真正有分量的少年科普图书！内容要好，形式要有特色，还要让少年儿童爱看。正好可以作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图书！
书名叫什么好呢？大家有空就讨论，几十个题目琢磨了一遍，还是觉得叫《十万个为什么》最好。
这个名字要说不算原创。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曾写过一本科普读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译成了中文。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百龄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书在译成中文时就用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
借用就借用呗，只要合适就行！《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就算确定下来了。
写作也在同时进行。大家本以为组稿很简单，谁知一写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国庆10周年早过了，老师们才把稿子交来，将近6万字。大家一看就发愁了，所有的问题还是顺着教科书上的知识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的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
“我们那时才意识到，我们对这套书的指导思想还是含糊不清，对写法和文字要求还是心里没数。”三编室一位编辑洪祖年回忆说。大家于是决定推翻重来，有了这次组稿的失败，大家心里反倒有了一些方向。
■那么多“为什么”哪里来？
第一次组稿失败后，洪祖年他们想出一个好点子：向孩子们征集问题！
1960年下半年，三编室印好了一万份问卷，16开大小，打着横线。上面的问题很简单，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为什么”。
利用各自的联系渠道，三编室发动起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子们来提问题。两三个月后，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个大抽屉。
直到今天，几位老编辑依然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
这些来自小脑袋瓜的问题，让编辑们惊喜万分。原来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饶有趣味的问题，可惜只有孩子们的眼睛才能发现，大人们早就熟视无睹了。
编辑们也自己找题目。而更多的“为什么”，则来自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比如消化科的大夫提出，饭前便后要洗手；吃零食会打乱胃肠正常工作；吃东西细嚼慢咽是为了减轻胃的负担……五官科的医生则说，看书要保持一尺远的距离；不要躺着看书、不要在强光下或者晃动的车厢里看书；看书一个小时一定要休息一下眼睛……
这些在当时人听来陌生而有益的建议，后来通通变成了“生理卫生”分册里的“为什么”。
所有收集到的“为什么”被誊写在两指宽的小纸条上，边边儿上扎个小眼，用根线绳一穿。这摞纸条就放在手边，大家天天琢磨哪些题目可以用，哪些题目应该放在前面，哪些应该放在后面。线绳被拆开、再系好，不知多少次。
■谁来回答“为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找作者，比找选题还要麻烦。
懂科学的人明白道理，但稿子写得都跟学术论文似的；文笔好的人，又不懂科学知识。这是让编辑们最感到头疼的事儿。
吸取了第一次组稿失败的教训，每回约稿子，编辑们总要反复叮嘱作者，不要太难懂，要像给你家小儿子、小女儿讲故事那样来写。说到最后，连编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婆婆妈妈，大家干脆自己动手写出几篇样稿，随题目寄给作者，以供参考。
约稿对象往往是科研人员或者教师，但也有例外，会找一些在读大学生。
也有相当多的来稿内容虽好，却不能让人满意，文字平淡枯燥。润色加工的任务自然落在编辑们头上。那时的通信方式可不像现在，几乎都是通过信件往来。编辑们把改好的稿子再找人抄好，寄回给作者，作者有意见再提，有时要反复好几遍，工作量可想而知。
1962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波及到上海。日子虽苦，大家却干劲十足。洪祖年当时还没结婚，住在单位集体宿舍。他有空就去买点卷心菜最外层的老叶子，晚上编书饿了就煮一两片充饥。曹燕芳经常在办公室加班，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自己却丝毫不觉。“我起身出门想去个洗手间，却发现对面弄堂里的住户都开始生炉子了，原来天都亮了。”说这话时，今年80岁的曹燕芳老人乐呵呵的。由她主编的“数学”分册，出版时只有14万字，但一次次修改的稿件加起来有54万字！
后来，总有人问起，不过是几位二三十岁的编辑，年纪轻轻，何以编出这样一套畅销多年、经久不衰的好书？其实，心思用到了，辛苦付出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首版“为什么”风靡全国
《十万个为什么》的第一分册“物理”在1961年4月正式出版，5月就出了第二分册，8月出了第三、第四分册，10月出了第五分册。第六、七、八三册则是在1962年的下半年陆续出齐。8本分册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
小巧的36开本，接近方形，便于携带。封面设计也令人耳目一新，黑色底色庄重大气、封面被分割成小块，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技的大厦，每块“砖石”里有一幅活泼可爱的插画，表现着不同的学科问题。书里的“为什么”特贴近生活：水壶里为什么会长水垢？为什么馒头里有一个个小洞洞？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有趣的问题背后是新奇的科学知识。直到今天看来，依然很吸引人。
这套丛书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反响之大出乎三编室的预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进行了报道，《解放日报》专门为其发表社论，上海的《新民晚报》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图书背后的故事。雪片似的感谢信和建议书从全国各地飞来。
1962年的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会上提倡团干部要从中学点知识。因为胡耀邦的热情推荐，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以醒目的标题选载了4篇“为什么”。全国的团支部都行动起来，组织同学们一起阅读和讨论。这个丰富多彩的科学世界一下子迎合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不仅学生爱看，学生家长也跟着看。
看的人多了，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
《十万个为什么》上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煮，因为会产生草酸钙，对人体不好。读者纷纷来信说，“我们单位食堂都这么做呀，到底行不行？”潘勋照找营养专家一问，专家说，炒之前把菠菜放进热水里焯一下就行了。
还有老科学家来信说：“为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个题目很有问题，月亮在中秋节不一定就是最明亮的，倒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这些问题让三编室的编辑们如坐针毡。大家心里着急，怎么才能把错误修改过来呢？于是决定赶紧出第二版。这一回，三编室更加雄心勃勃，希望“为什么”的数量更多，更有条理，分科更明确，还希望请最专业的作者来写稿，请最权威的专家来审稿。
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杭州、新疆、广东、吉林……就这样，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到祖国大江南北。编辑们心中有个信念：谁掌握回答问题的钥匙就找谁。为此所付出的周折和辛苦，今天的人们或许已无法理解。
为了几个关于人参的“为什么”，编辑们写信到吉林，因为那里的土特产研究所是国内唯一研究人参的地方；行星的问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人比较擅长，因为全国唯一的大型光学望远镜在南京；至于霜冻的问题，就归新疆气象台了……为了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答案，大家早已记不清究竟写了多少封信，打了多少个电话。有时信件不通或说不清楚，编辑们就得自己跑一趟。有次编辑黄廷元坐车跑到镇江，又步行两个多钟头，才找到全国唯一的养蚕研究所，他带去的问题特可爱：“蚕宝宝为什么要吃桑叶”。
■经典是这样写成的
由于“为什么”多了不少，专业性要求也大大提高，原有作者人手不够用。所以，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了好几倍。
南京植物所里本来只有汪嘉锡一位作者，写第二版时就增加到四五位，都是被汪嘉锡带动起来的年轻人。遗憾的是，汪嘉锡已于1986年因病去世。汪嘉锡当时只有30多岁，但大家都叫他“老作者”，因为他给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写过37个“为什么”。题目怎么定，稿子怎么写，怎么改，大家都乐意听他的。
卞咏梅被汪嘉锡拉入伙时，才刚从大学毕业。她说自己完全是边写边学。别看最后只写短短几百字，背后的参考文章和书籍却是厚厚一摞。菊花为什么有那么多品种？卞咏梅从最古老的菊花品种讲起，说到自然选择和人工嫁接，一直谈到如何用激光改变菊花结构。为了使文章读起来有意思，连老电影《秋翁遇仙记》都捎带提上了。幸亏植物所里有不计其数的园艺书籍，可以让她细细寻找。就为了这个“为什么”，她连清代古书《菊谱》都研读了一遍。图书管理员拿着她的借书卡说，你可是所里借书最多的人了。
植物根系为什么那么长？仅从问题本身出发，对于研究植物的许定发而言，不是什么难题，他也是“植物”分册的主要作者之一。但是要让回答有血有肉，就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了。“最长的根到底有多长？最深的根到底能多深？”许定发回忆说，为了找到这些数据，他不知翻了多少书。
还有位作者叫褚瑞芝。他总结得很对，就算是专业人员，也总有自己不大熟悉的领域。就像植物学，下面又分着木本、花卉、栽培等大大小小的分支学科。碰到自己也拿不准的问题是常有的事。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得靠作者自己琢磨。看书、查资料、向更专业的人请教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汪嘉锡的老伴儿王立德至今还保留着几本丈夫当年为写《十万个为什么》而买的书籍。都是植物方面的小册子，汪嘉锡那时一有空就去书店买书，还让王立德从她工作的南京农业大学借书。
那时候，大家都有工作，琢磨答案和写稿就只能利用晚上和休息日。文章要想写得好，光靠科学性、内涵广还不够，通俗性、趣味性才让这几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伤透了脑筋。怎么打个形象而恰当的比喻，怎么编个有趣而合理的故事，褚瑞芝说他每天走路满脑子琢磨的都是这个事儿。
像汪嘉锡、褚瑞芝、许定发这样的作者当时还有很多，只是时过境迁，如今连三编室的老编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和联系方式了。但可以想象，他们也一定是竭心尽智，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又知识丰富的“为什么”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果了解了这些，有谁再一次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一定是满怀敬意和感激。
■“十万”背后的大师们
除了约请专业作者，三编室的编辑们还要请最权威的科学家来审稿。
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在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审稿人名单中，几乎可以找全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誉的名字。而年轻的编辑们也因此接触到当时最有名望的老科学家们。他们的道德人品，直到今天仍是几位老编辑常常谈论的话题。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华罗庚本是“数学”分册的审稿人。黄廷元前去拜访时，华老热情地起身相迎。华老一条腿有疾病，行动略有不便，但他还是把黄廷元引到办公室沙发上坐好，还沏好茶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黄廷元记得，华老的办公室很大，除了一面大窗户，周围都是黑板，上面乱七八糟地写满了数字和公式。黄廷元那时才知道，华老正在搞“优选法”，所以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审稿。但他还是跟黄廷元谈了好久，提了不少好建议。
“植物”分册审稿人是钱崇澍，钱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他重病在身。黄廷元见到他时，老科学家正倚靠病榻，勉强支撑上身，还在看《十万个为什么》的校样。直到去世，钱老也没有将校样看完，临终时，老人特意将这件事交待给两位副所长……
1964、1965年间，经过重新编纂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正式出版了。册数由原来的8册增加到14册，“为什么”的数量达到2000多个，封面插画也更加精美。国家经济当时已经好转，所以印刷质量也大大提高。
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像第一版一样畅销。这时，《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国外。很多年以后，上海少儿出版社突然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找一套“文革”前的老版《十万个为什么》，弄得出版社一阵纳闷儿，毛主席纪念堂为什么要找《十万个为什么》？原来，毛主席纪念堂也是受人所托，真正想找老版《十万个为什么》的是越南胡志明纪念馆。据说，越共第一领袖胡志明生前很喜欢阅读《十万个为什么》，所以纪念馆就想找这么一套来，搞个原状陈列。
■“文革”版，一段曲折历程
就在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出齐后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当时，《十万个为什么》有两本单册的销售量都超过了“毛选”，这还得了！上海专门成立了批《十万个为什么》小组，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碴，这一找还真给找出来了。有人说，“太阳里面为什么有黑子”这篇文章是在“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有人说，“棉花为什么能做炸药”里说“棉花做成的炸药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帮手”，是“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三编室于是被撤销，编辑们都被送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三编室的主任王国忠被打成走资派。后来还出了连环画。画面上，红卫兵小将把几本《十万个为什么》踩在脚下。
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十年动乱中，《十万个为什么》还出了一版。
1971年夏天，上海工宣队一位负责人找到王国忠说，现在书店没书卖，你得把《十万个为什么》重新修订一下出版。这或许可以说明一部经典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于是，王国忠和三编室的部分编辑又回到了编辑岗位。
经过“斗、批、改”，“文革”期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完全变了模样。封面改用橘黄色或天蓝色，左上角是几位工农兵站在五星红旗下，左手举着“毛选”。扉页上印着“重版说明”：广大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对这套书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肃清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流毒……
书里硬生生地添加了许多“政治元素”。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原子？“文革”版里回答的头一句首先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武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上来先引伟大导师恩格斯的话：“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穿靴戴帽”，几乎篇篇如此。
有趣的故事和叙述被视作封、资、修的毒素通通剔除。水是什么？本来是从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给朋友们表演魔术讲起，娓娓道来。“文革”版里则换成了叙述干巴又生涩的电解实验过程。
那年头总说“准备打仗”，科普书也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放射性沾染没啥了不起；光辐射是完全可以防护的；细菌武器也并不可怕。如果在开阔地遇到原子弹爆炸，一定要迅速卧倒，减少人体受冲击面积，同时收腹、垫胸，张开嘴巴以免损伤耳鼓膜，面朝下、闭上眼睛，可以避免烧伤面部、保护眼睛……
“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总共出了21册，比原计划的23册少了两本“生物史”。因为“生物史”还没出，“文革”就结束了。
在那个“书荒”年代，“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创下了销量之最，影响之大无法估量。
叶永烈在“文革”中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人们都在信中询问“银镜反应”的具体配方。叶永烈好久才想明白，那时人们结婚没地方买镜子，所以就想到找块玻璃，按照《十万个为什么》里的介绍，自己做镜子。曹燕芳则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碰上过好几位大学毕业生。人家对她充满感激，说都是靠着读《十万个为什么》，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
■第五版，最后的盛况
“文革”结束后，几位老编辑回到了重新恢复的上海少儿出版社。1979年，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出版社决定以第二版为基础，重新出版《十万个为什么》。那时，很多《十万个为什么》的老作者也重新回到了科研岗位，并且成为相关学科的带头人。
1993年3月，出版社又一次性出版了10本续编本。说起来，这算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第四个版本了。
1996年，出版社也正有出一套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的打算。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21位“两院”院士应邀担任丛书编委，数十位科学家出题审稿，100多位专家、学者、科普工作者、教师为丛书撰稿，其中不乏那些读着《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的科研人员。
1999年国庆节前夕，《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它的第五个版本了。这一次，它没有再错过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机会。新世纪版共有12分册，涉及50多个学科，3000多个“为什么”，总计300余万字，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有“刷新”，新增了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等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多少年过去了，在今天的青少年科普图书市场上，图书越出越多，但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少之又少。片面追求市场效益、版权保护缺乏、科普作者难觅、国外译著的冲击打压，都成了国内科普图书发展的制约因素。
但当我们今天回望一套科普书曾有的辉煌，试图探寻它成功的奥秘时，仍然可以发现，撇开一切时代和社会的成因，还有一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它因为稀缺而更是难得和弥足珍贵。那就是——诚意。
（摘自3月25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