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天，北戴河边，在江泽民主持的全国70名专家座谈会上，吴敬琏与江平第一次见面，之前仅互有耳闻。
7年后，江平回想当时情景，清晰如昨：“一周时间，我们住在一起，深入探讨了很多问题，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感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很有必要结盟。”
那一次，吴敬琏对江平说：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家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有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认识到，市场经济有好的，也有坏的。江平回答说，改革开放初期，法学家也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有了法律，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也认识到，法律有好，有坏，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
于是，这两位各自领域里的旗帜人物达成了一个想法，筹办一个研究所开创跨学科研究：法治市场经济。
“其实法治与市场本是改革开放的两条红线，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联盟也就是这两条红线的结合。”江平如此评述。
“权贵资本主义”焦虑
30年前，想买一件衣服没有布票，只能干瞪眼。今天，你可以足不出户订购任何一款世界时装。一个初到中国的人总是惊异于中国市场上品类之丰富，从脚踏车到私人飞机，从“二锅头”到XO，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中国轻纺、加工等行业的生产不但满足了国人消费，还输出着“中国制造”。
中国加入世贸的第七年，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人的焦虑感却增加了。年年盯着GDP增长的中国人发现，世界已经不就认这一个了，别人还讲HDI（人类发展指数），讲发展指数，把环境、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全面福利等等一起加以评估。这种评估之下，中国排在100位之后，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
相应地，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腐败，收入差距拉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也随市场经济深化日渐暴露。
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不断听到企业经理的抱怨，“婆婆”太多，管束太严，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上面”的苛刻要求。吴也看到不少经理进行“公关”活动，拉关系，找门路，争取“特殊政策”，“跑部钱进”，吴敬琏称之为“权利寻租”现象。他认为，从寻租到设租，构成了腐败泛滥的恶性链环。
假手财产关系调整罗致私利，借助市场不规范牟取暴利，也是令吴敬琏心焦的。
吴分析说：“这三类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由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权力制衡机制没有及时建立，某些人就可以利用这种特殊条件，运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来牟取私利，实现暴富。”
早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增长中只有1/4是靠提高效率获得的，因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困难。法治的缺失可能成为一个更大的制约因素。
2000年，吴敬琏第一次明确 “表态”：中国在转轨时期，面对两个过渡，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从原始市场经济到所谓“好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要早日实现第二个过渡，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黑道”盛行的权贵资本主义。
之后，吴敬琏在各个场合密集谈论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和危害，呼吁切实深化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2001年，吴敬琏和江平开始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筹备，获20名经济学家、法学家响应。
2002年春天，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成立，法学家梁治平经吴敬琏和江平指定出任所长。2004年，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移至北京，更名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梁治平继续担任所长至今。
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半年后，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资助部分学者做基层考察，任务是调研新法实施半年发生的变化、尚存的问题、被接受的程度、可实施性如何、实施的效果。
“中国近年有种法律迷信，认为只要建构法律，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立法过程要合乎程序，包含博弈过程，要具有合法性。立法后实施的效果如何，满意度多少，也需要检讨、改进。这需要很多学科贡献意见，打破学科间的隔膜，有很多的人来做。”梁治平说，“这正是我们研究所介入法治社会的具体方式。”
在左右夹缝中持守
2007年年尾，吴敬琏将近几年来主张建立公平法治社会的讲话和文章结集出版，取名《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有网民在评价本书时，将吴敬琏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说吴敬琏在重复同样的工作，他是发展的，前瞻的。只不过在市场的发展中，一个石头搬走后马上又有新的石头拦在面前，“于是我们发现，冲在前面的他永远都在搬石头”。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为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商品经济争执不下时，吴敬琏慢慢认识到：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吴敬琏，由此也获知了自己理论的“天命”。
1989年后，一些人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吴敬琏认为应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他在1990年至1991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大力宣扬市场经济，获得外号---“吴市场”。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终成主流，吴敬琏建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中共十四大后，他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课题组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为决策层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市场经济的发展复杂过程中，社会的一些方面出现了无序和失范的现象，他依然坚持市场经济，但他开始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他呼唤“好的”，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他呼吁国企改革，可当出现庞大的国企垄断经济集团的时候，他又强调要把生产力从垄断集团手里释放出来。他主张改革，可当发现改革中不公开、不民主的黑箱操作损害普通人利益时，他又较早举起了公正的大旗。”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博士新望说，“他的眼光是前瞻的、趋时的，所以也往往是被争议的。”
2004年，郎顾之争后，一些人把贫富差距过大和腐败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其间穿插了既得利益者的推波助澜。社会上一时出现了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怀念之风。吴敬琏不为所动，依旧呼唤法治的市场。
于是，吴敬琏不仅招来反市场一派的侧目，利用市场缺陷牟利的所谓新权贵阶层也厌腻吴敬琏碍手碍脚。吴敬琏在“左右”夹缝中持守却欲努力寻求超越。
法治是终结者吗
吴敬琏在不同场合说，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需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其核心是要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一切人的行动只服从法律。这里的法律要符合公认的正义，即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明所规定的最重要的准则。另一方面要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与公开。
江平的描述更直接：依法治国不能变，市场经济不能变。怎么完善，法治首先建立有限的、透明的、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系。“目前的政府对市场依然是干预过度”。
对法治能否拯救市场，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跃生担心，“法治的经济”未必能济目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出现的弊端，倒可能被既有权力同化。
“目前一个问题是垄断权力的扩张，实际这也是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基础，包括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垄断部门的地位和权力过大等问题。”王跃生说，“这些格局不调整，弄不好会以法治名义强化既有的不合理格局。”
王跃生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除了法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道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价值、信仰等等。
看来，面对市场经济疑难，只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结盟还不够。
（本组文章摘自《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3期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