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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最期待的改革
作者:肖 强 陈 冉 王雅文

《新华月报(天下)》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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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对三农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无工不富,可是在农村,人们没有权利像在城市那样办企业,所以难以致富。”
       最大的限制是土地和金融服务
       “20世纪90年代起,各种部门法规纷纷出台。乡镇企业纷纷倒闭,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就包括一些部门法使得乡镇企业难以转轨适应各种审批和管制门槛,幸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大都也迁到开发区去了。农村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企业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如企业用地,原本是集体土地的都转成了国有土地,否则连抵押贷款都找不到门。”孙大午说。
       “现在乡镇企业感受到的最大的竞争压力来自行业垄断和行政审批,发展瓶颈就是土地和融资问题。”
        “大午集团的占地是1985年,而《土地法》是1987年7月1日生效的,所以《土地法》不能管1985年用地是否合法,这也是我的企业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历史上的乡村社会是五行八作、自成一体的。有作坊、私塾、酿酒的、开药铺的,可是现在的农村,办企业阻力很大,开个幼儿园、诊所也需要层层审批,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办企业的环境发展不起来,农村经济就起不来,农民只能种地、打工。”现在法律规定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并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土地搞企业,包括一种二养三加工的产业化运作。所以土地问题是制约我们企业发展的瓶颈。”
       “再说融资,其实大的民营企业融资不难,最难的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几乎就没有融资渠道。”
        “我觉得,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需要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金融体制深入改革只需七个字:‘放小、拆大、民营化’。‘放小’就是放开小的金融机构,比如一个500户的村庄,就需要有5个信用合作社来支持。因为100户农民就是100个经营实体,哪怕他卖冰棍、卖糖葫芦,也需要有金融支持,只‘放小’,不‘放大’,金融体系就乱不了,大银行一旦出问题对国家危害就太大了。至于‘拆大’,我的意思是希望出台法律限制金融行业的垄断,如果让地方上把不良贷款率过高的银行分拆掉,或许是给了它一条活路。”
       企业办在城市里的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则认为,“中国当前发展的第一动力,来自于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从这个角度讲,政府不缺乏支持企业的动力,政企关系并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他也看到,“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不长,政府处在转型过程中职能的转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政府的职能定位、执政的素质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全面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各种经济成分不同对政府的期望也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可能希望政府解决所有问题,民营企业希望政府最好什么都不管。中国的环境和国外不一样,企业本身对政府服务的内容、效率会有一些差异。”
       至于三一重工这家民营企业,向文波说:“民营企业是最喜欢政府、最爱党的。第一,它对政府没有深层次的抱怨;第二,与外资企业比,我们一出生就在这个环境中,觉得政府提供的服务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向文波:博客之外缺乏议政方式
       身在与宏观调控政策关系最密切的房地产行业,冯仑感觉压力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未来行业的政策制订过程,我是希望更加透明,更加理性,事先博弈逐渐成为一个主导的方式。先有政策后有对策,这叫事后博弈。政策出台前,大家事先吵吵两年,这叫事先博弈。为什么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搞‘下有对策’的行为很少,因为他们是事前博弈,政策出来,大家都尊重规则。”
       “要改变我们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旧习惯、旧方法、旧观点,要适应更加开放和更加竞争的一个市场经济环境。政府的政策制订过程要改善,这实际上就牵涉到原来的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我们企业界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进步能落实。”向文波说。
       新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向文波告诉记者,他认为现状还不是很好,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体,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提高他们的地位、影响。国家重大经济制度的制定应征求企业家的意见,要成为一种流程和制度。
        “‘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讲得很对,中国的决策还缺乏必要的民主和监督。比如一个经济政策制定,有哪个部门在制约我也看不出来。我说是‘司局长治国’,司局长每天面对企业的游说,在制定政策时该怎样守护公众利益?”他说。
       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
       冯仑对宏观调控有一番高论:“1999年以后,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就多了,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政策调得越来越上路了。3年前,大家还讨论楼市过热不过热的问题,那说明大家担心的重点是金融系统会不会有问题。但两年前,大家开始讨论到底穷人能不能买得起房子,由此发现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究竟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到2006年,监管部门终于明白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得政府管,不能让市场管,所以2007年上半年出了一个24号文,改变了‘一刀切’的调控模式,70%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管,另外30%给市场。”
       他分析,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规则改变了,70%的人从双限房一直到廉租房,由政府管,30%人靠市场解决。地产商也在琢磨,我是进入70%还是这30%呢?各有各的玩法。30%这一部分就是自由,可以投资和自己消费结合,另外交易简单,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求人,有钱就买,没钱拉倒。70%便宜,但是得摇号,要排队。另外这个房子卖出去赚的钱你还得不了太多,政府还要拿走,但你有得住。这要维持到2009年上半年,因为这个政策出来,政府肯定要加大70%那部分人的供应,他认为,“双限房”将在2009年上半年集中上市。
       “场地整顿好了,足球也可以开始了,篮球也可以开始了,各鼓各的掌,又有了精彩,又有了游戏规则。政府该管的归政府,企业该管的归企业,所以我说,调控越调越清楚了。”冯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