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背后
（编者按）今年两会期间，一项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两份反对建设的提案，在会场之内激起纷争。“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据称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但对于它的真伪文化之争、筹资来源之议、项目选址地方政府的决绝，成为会场之内未决的悬念。
这一悬念迅速在会场之外传开，数千网友在网络调查中表示反对建设。
而在正反双方的喧嚣之外还有一个声音，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公议，纳税人的钱必须通过合法程序才能动用，这是最基本的行政法则。
造“城”始末
沿着国道104山东济宁曲阜段出曲阜城区6公里，扑面而来的是九龙山的龙尾和春天的风。山脚下的一片麦地里，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小雪镇武家村的村民们正在春耕。山体的墙上、麦地里，到处都是“绿化九龙山，建设标志城”的标语。
这里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地带。
根据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初步规划汇总方案》，中华文化城的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10平方公里，以九龙山为核心，辐射300平方公里，连接相隔20公里的邹城城区与曲阜城区。
武家村的耕地，正处于规划中的核心城区，也即九龙山区南麓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此外，还有5处村庄在规划中将要搬迁。
纽带工程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思，始于8年前“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的一份公告。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是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实施的旨在弘扬华夏文化的工程。
2000年3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在《光明日报》上发布公告，名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理论文稿与文化标志造型设计征评公告》，公告说，意欲建造华夏标志项目，向海内外征集总体设计及策划方案。
9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济宁市政府副秘书长高述群，见到了时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组委会的秘书长李靖。据高述群介绍，在交流过程中，他提出在孔孟之乡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思，得到李靖的赞同。
9月12日，高述群就把想法以方案形式递交华夏文化纽带工程。这份名为“龙文化园”的方案，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最早的雏形。
此外，山东省、陕西省、河南省、山西省也递交了方案。
为了使项目落户山东，山东省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发起》一文中披露，2000年12月，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韩寓群专程赴北京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主任委员许嘉璐和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委员楚庄，代表山东省委、省政府争取“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山东省济宁市规划建设。
院士签名
2000年10月4日，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派由一些两院院士组成的专家组，到济宁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之后专家组首次提出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意见。
参与过中华文化城筹备工作的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科研处主任刘振佳，曾接待过好几批院士。他对记者说，“大多数院士是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并不太了解儒学，但十分支持中华标志城的建设。”刘振佳还说，济宁市政府也邀请过一些院士或学者。
2001年11月，张宗祜、袁道先等6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发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倡议书》。
倡议书中说：“我们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愿为发起人，支持和参与在孔孟之乡建设中华民族的世纪性文化工程——中华文化标志城，以此来告慰我们的先祖和昭示我们的来者。”
但69名院士之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在今年两会期间对记者说，“时间太长了，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口头答应的吧？”
对此，高述群说：“69个院士完全是自发的，三五个还请得动，69个院士，济宁市政府哪有这么大能力请动？”
69个院士的集体签名后，到2003年下半年，力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官员和专家，决定将此事上报中央——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在《中华文化标志城诞生记》中描述：2004年1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嘉璐副委员长代表12位省部级领导和资深专家，向中央呈递了《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
这篇《中华文化标志城诞生记》说，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建设部协助山东省搞好科学论证。
显然，高层的批示并没有明确指示上马这个工程，反之，还明确要求：“量力而行”“搞好科学论证”。
新区
当时，济宁市政府正忙于建设曲阜新区——把济宁学院从济宁市区搬到曲阜新区，还规划将济宁市政府搬迁到新区。
山东省济宁市是鲁西南的一个城市。长期以来，鲁西南的发展都落后于山东其他地方。2000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把济宁市列入全省重点规划的四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要求到2010年这座城市同淄博、烟台、潍坊一起跨入特大城市行列。
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以说与鲁西南的振兴如影随形。
2003年，济宁市着手开始建设曲阜新区，6月12日，曲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成立，为济宁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全面负责曲阜新区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新区南部就是规划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区。处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区的小雪镇、陵城镇、息陬乡等3个乡镇，也都成为曲阜新区的一部分。
曲阜新区建设工程在2006年突然停止，停建原因不明。
直到今天，曲阜新区六车道的济曲快速干道和迎宾大道依然算得上曲阜市最豪华的路段。但路上只有稀稀疏疏的自行车，道路两旁依然一片荒凉。已经征地用来建设的工程，多半途停工，未被征用的地方，依然是一片农田。
新区虽被叫停，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并未停止。
5个方案
2006年年初，济宁市政府邀请了5家规划单位为中华文化标志城进行总体规划。1月11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团就在济宁市政府的邀请之下，到济宁市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进行创意规划。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带领的复旦团队，也在此期间两次去济宁及九龙山考察。
主要负责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规划的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处处长张学强，告诉记者：“济宁市政府找我们时，要的只是个思路，他们也没想好建什么样的文化城，希望我们能拿出个前期的创意参考一下，结果五个单位的规划没一个重样的。”
与葛剑雄此前对《新京报》记者所称“命题作文”不同，张学强称他们接到的是“特殊任务”，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处一直在为济宁市市区进行规划，而中华文化标志城，并不是能具体落实下去的细节方案，仅仅只是个参考意见。
最终，5家受托单位在2006年年底形成了五份规划方案：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方案》、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整体创意方案》、北京华建景观设计公司《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规划设计方案》、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规划方案》、山东省鲁南地质勘察设计院编制完成了《九龙山山体恢复和植被恢复方案》。
2006年10月，大部分规划完成，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介入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科学论证，形成了80余万字的论证报告，即《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项目论证报告》。
2007年 10月22日，山东省接到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按照发改委的通知，标志城项目将分两步实施。第一步，主要是开展标志城范围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好古建筑、古遗址的文物本体维修、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步，在完成主建区创意征集和充分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落实好建设资金，待相关条件具备后，适时启动项目建设。
2008年3月1日，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周边配套设施开始建设。
记者在曲阜城南看到，在曲阜城南大沂河岸边，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已于去年开建。路边广告牌林立，机器轰鸣，主体架构建成，这个工程的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投资为4亿元。
在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的不远处，横跨大沂河两岸的大成桥也于今年2月份开始动工，这座桥位于中华文化标志城中轴线，规划桥梁长度230米，桥梁宽度43米，总投资约6000万元，计划今年国际孔子文化节前竣工投入使用。
然而，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引起了争议。（陈晓舒）
“300亿”资金争议
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名为《加快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言，建议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
孙淑义的发言还说，希望把中华文化标志城纳入国家文化建设总体布局，希望政府对“标志城”的建设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这个发言在第二天遭到108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反对。他们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
众位委员瞩目的焦点，大多落在300亿巨资上。
3月1日，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新闻发布会上，许嘉璐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首建工程能于2010年之前开工。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工程的预算，他介绍，2004年专家初步估计是300亿元人民币，“具体预算要在创意规划确定下来后才能具体测算”，但许嘉璐说：“300亿肯定不够。”
济宁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高述群当时也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他对记者说，300亿元的说法，的确出自许嘉璐。
高述群告诉记者：“所有的文件、所有的材料都没有300亿这个数字，许嘉璐说的时候我在场，他说的是‘据个别专家估算’，另外许嘉璐的这番话仅仅是代表他个人，而不是我们政府。还有一个基本判断是，现在这个项目正在拿创意，还不可能有价钱之说。”
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方之一，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处处长张学强也证实：“从来没有见到资金上的预算。我们在做规划时，并没有一个投资额度的框框，目前还只是整理思路的阶段。”
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概述》中介绍，项目建设的资金拟从四方面筹集：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社会投资、社会捐赠或基金。
对“地方政府动用中央财政”的争议，身为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高述群说：“现在还没涉及到资金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央拨款。”
对于将来的资金运作，高述群的表述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每一个华人都参与它的建设，特别是海外华人。而不是要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这样做就没什么意思，体现不出这项工程的意义。具体资金怎么运作，我们将专门委托有关机构和专门组织力量来研究。搞建设肯定要花钱，但这个资金是在一年筹集，十年筹集，还是一百年筹集，这又是一个概念，只能在整体方案清晰以后才会考虑这些。”
地方官员的解释和300亿元之说模糊不清，反对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今年3月，在山东大学有关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现在不应该去讨论怎么建，而应该讨论该不该建。”
黄少安给记者举例：“300亿给中国的9亿农民作为医疗保障资金，每人可以多30多元钱。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500亿欠债显然也比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要急迫得多。”
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在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后，曾公开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这句话又遭到舆论的质疑。高述群对此解释说：“我们这项工程的运作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不是山东人自己想出来的，国家发改委在去年10月有明确的通知要求，只要上头不停止这项工程，我们工作还会继续。但是我们也会吸取大家的意见，不管大家是批评也罢，过于严厉也罢，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陈晓舒）
反对提案是如何产生的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的那篇发言在会场内外引发了波澜。
“好久没有听到表述这么夸张的文章，很震惊”
发言称，“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经世创举，是传承和延续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中华文化标志城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和核心道德信仰的东方文化圣城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发言还说：“（中华文化标志城）由中央和地方有关领导、69位‘两院’院士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联合发起建设”，“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
随后的5天内，产生了两项反对提案，一份有115名政协委员参预，另外一份有12名政协委员参预。一个发言招致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历次政协中均属罕见。
当时在台下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对记者回忆说：“好久没有听到表述这么夸张的文章，很震惊。”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说，要是大会允许当场公开讨论，她那时就会站起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宗教国家才有圣城。精神家园它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如何打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也对记者说：“抬到如此高度去评价这么一个事物，是言过其实的，而且也是不准确的。”
两份反对提案，一份在3月9日晚提交，华润饭店的全国政协文艺界25组，由侯露执笔写下了《关于认真组织政协大会发言提高发言质量的建议》的提案。
当天下午，文艺界25组正在分组讨论，一个小时的会议将结束时，侯露抢过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大会讲坛是非常神圣的，发言应该慎之又慎。但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我没有看懂，更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这已经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
“发言还建议把文化城的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2007年中央财政在各项抗灾救灾和恢复重建上的资金安排为275亿，一座(文化)城就要300个亿。我是纳税人，我反对用我的钱去盖这样的东西，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
侯露说完后，在场的委员开始议论，一位委员说：“听说这个项目论证了好几年了，是69位院士倡议的。发改委都已经批准了。”侯露当即回应：“我们来就是政治协商，有反对意见一定要说出来。”
在几位同组委员的建议下，会议一结束，侯露就在现场赶写了《关于认真组织政协大会发言 提高发言质量的建议》提案，她写完一页，就从笔记本上扯下来，递给一旁的小组秘书打印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汪文华，则在小组会场楼内跑上跑下征求联合签名，全国政协委员黄宏、陈醉等12名代表都在联名之列。
由于3月9日是政协上交提案的最后一天，联合签名之后，当即由快递送交大会相关部门。
“我是山东人， 但我反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
另一份反对提案是在3月11日提交的，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安家瑶为主要签署人，115名代表联名要求《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
3月9日中午，燕翔饭店。午饭时间，准备下午进行分组讨论的社科、妇联、总工会代表们，也开始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议论纷纷。
“很多委员对这个提案意见很大，对议题的遴选有意见，认为这是在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我是山东人，但我反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安家瑶对记者说。
社科界的代表中，不乏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洁：文物在于保护而非创新，更不需要富丽堂皇。而且，国家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才只十几亿元。
3月9日晚，安家瑶等几位同组政协委员商议此事，决定写提案，本来准备由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牵头此事，考虑到樊年事已高，才交由樊的师弟安家瑶负责执笔。当晚，这份提案上，只有樊锦诗等几位一同商议的委员签名。
提案说，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必将引起河南、陕西、山西等有更多更久文化遗产省份的不忿，只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以弘扬文化为名，大搞城市建设之实。
其次，地方城市冠以中国、中华等名的，要慎之又慎。
另外，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全面改变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环境。世界遗产对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违背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会有损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
再者，文化是积累的，文化城不是人为打造的。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重大，虽经过69位两院院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倡议，还有必要进一步科学论证，特别是征求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历史学专家、考古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的意见。
安家瑶没有想到，他的提案迅速在同一住地的社科、妇联、总工会等政协代表手中传递开来。“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都是自发到我这里来签名。”安家瑶说。
到3月10日中午，签名的代表已经达到了80余人；到3月10日晚，提案上有108位委员签名支持。签名的委员包括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黄克诚的女儿黄梅、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和朱佳木、内蒙古军区原副司令员李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等等。
巧的是，3月10日上午8时30分，“两高”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会议)召开前，社科、妇联和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被安排坐在一起，安家瑶正好坐在侯露的前面。
听说社科界代表也有一份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案，侯露等几名文化界代表立刻找到安家瑶，在安的提案上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支持我自己的方案”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事件，将那些规划和倡议过它的专家们也推上了风口浪尖。
首受冲击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
他提出“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减轻北京的压力”，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这几天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议论的焦点，为了不引起更多的误解，我必须声明我跟这件事的关系。”葛剑雄接受记者采访说，两年前，复旦大学接受了济宁市政府的委托，为其规划“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他是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我支持我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支持济宁市现在公布的方案。”
在许多网民眼里，葛剑雄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支持方。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顾问”名单中，还出现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俞孔坚。
俞孔坚声称，“中华文化标志城”与他本人有关的、真实的、也是唯一的情况是：2007年和更早的时间，有关人士曾经两次带着一个策划文本找到俞孔坚，希望他做一个规划，而俞当时谢绝了这项委托。
“我不明白，何以会成为他们的‘顾问’和‘委员’？”俞孔坚说。
他也公开回应说：“本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聘请；本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担任这种劳民伤财工程的‘顾问’或‘咨询委员 ’；对‘中华文化标志城’操办者的这种拙劣的欺骗行径表示愤慨。强烈要求有关人士和操办单位，为对本人可能造成的名誉损害负责。”
在69位提起倡议的院士名单中，还多是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建筑设计学家，也有航天科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野生动物学家。
“为了争取这样的一个工程，这样的不择手段确实会影响到政府公信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对记者说。
“我会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发表了“允许有争论，但肯定要建”的说法。
此时，争论升级，新浪网、中国新闻网、腾讯网等纷纷将安家瑶、社科院有关专家等请到现场回答网民的疑问。但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此后没有在任何场合对此事发表言论。
3月13日，山东大众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问”)的文章，认为政协委员们所提出的反对和质疑，是“对如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尚缺乏必要的了解”，“个别同志对选址区的当地情况和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云云。
在这篇“答问”中，重点回应了两个数字，即此前传说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300平方公里、耗资300亿元。
“答问”声称，所谓“300个亿”，是个别专家在几年前项目论证过程中的个人的初步估算，不足以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更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
而“300平方公里”，则指由曲阜城区与邹城城区围拢起来的约300平方公里空间。
除此之外，“答问”没有回答标志城建设的必要性，也没有解释建在济宁的合理性。
3月14日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记者在华润饭店见到了即将离京的侯露，她的提案已经收到复函称：人民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已经交提案审查委员会，作为委员来信，于3月11日转全国政协办公厅。
虽然不知道提案的未来命运将会怎样，“我做了政协委员应该做的事情，我会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侯露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网易调查显示，有近九成反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孙春艳）
葛剑雄：我不接受“舆论暴力”
“光是钱，我才不干！”
记者：你不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名字很空，听上去夸张？
葛剑雄：这个任务是学校来找我的，我作为学校的员工，这个重大项目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要做的事，当然我要做。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觉得矛盾较大，几乎难以完成。第一，到底中华文化标志城怎么建、有什么要求？对方提供不出具体内容；从规划讲， “标志”跟“城”两者矛盾，标志是浓缩、象征性的，城是具体的。第二个矛盾，中华文化是什么？我认为目前很难找共同性，要尽可能多地包含各民族文化元素。再一个，既称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为什么建在济宁？不能否认济宁主要在儒家文化上有优势，但中国不是一个普遍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国家，文化差异很大，不可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地方。
经过这番考虑，我最后选定的方案是建一个“文化副都”。中国这么大，各地很难有代表性，包括济宁在内。真正有代表性的只有我们的首都北京，首都北京的代表性是《宪法》规定的。我们从古今中外找例子，可以经中央政府授权、把首都一部分功能移到首都以外去，我提出能不能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当成“文化副都”来建设，由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我认为好处很多：第一，因为它有中央政府授权，它的权威性、唯一性可得到各地认同；第二，不会出现恶性竞争、造成浪费；第三，可以减轻首都压力，把它建到那里比较节约，济宁地价不会比北京贵。
记者：你认为，如果建了一个“文化副都”，文化功能就能转移过去吗？
葛剑雄：文化功能转移相当多的是人工因素，比如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首都的转移都有人为成分，北京不是人工造的？明朝初年时首都还是南京，到明成祖朱棣时就建到北京去了，这个选择有综合需要，但有很多人为因素。关键现在前提是，不把首都功能搬过去，得不到大家承认。
记者：有人说你参与这个项目是为了钱。
葛剑雄：(笑)光是钱，我才不干！我花那么多时间！设计规划有行规，又不是我拿了这80万，是学校拿的。我们也要开支，真正干活的人多，每个部门有很多助手、研究生。这是集体项目，个人专业有限，我主要提战略规划，具体的我不管、也不懂。
任何规划都是命题作文
记者：你接到这个项目后最想体现什么理念？
葛剑雄：就是这段话，在《宪法》范围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展示中国文化的多元。
记者：中华文化标志城能起到这个作用吗？是否太拔高？
葛剑雄：如果要建一座建筑，怎么办？这是做这个事的前提，要做，对象是13亿人。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需要一定物化的、具体的东西。
记者：但中华文化多么难提炼，你是否劝过山东方面改名呢？
葛剑雄：我建议重新讨论这个名字，要报人大批准。所有反对意见我几乎都考虑过，到现在我还没看到有什么出乎我意料的事。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这个方案还是最合理的。做规划是在人家的前提下做，任何规划都是命题作文，不是自由创造。
我建议可以照我的方案做，但不要用这个名字，方案上都写了，“仅仅依靠一座或几个标志性的建筑物，绝不可能真正起到文化标志或文化圣地的作用”，再三强调，“为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标志性和权威性，提议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造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予以确定，由国家主席发布命令，由国务院实施，建设和维护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以确保其唯一性和权威性。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正式名称，其中主体建筑或设施的正式名称，可在全球普遍征集的基础上，由专门委员会确定，报国务院批准”，这就告诉他们，不要用这个名字。
记者：外界关心，葛教授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该不该建，态度怎样？
葛剑雄：如果能采纳我的方案，我认为该建；不照我的方案建，就不该。我不会主动提出这个倡议。
“山东当然建不起……”
记者：你的方案中设计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区是怎样的？
葛剑雄：我们原来设想在国家纪念堂(内设中华伟人堂)旁建一个中国历史展示馆，用现代多媒体形式显示中国历史，比如选择中国历史上重要场景，立体、穹幕电影可以，虚拟、实物的也可以；再建一个中国文物展示馆，把中国所有文物都用数字化方式展示，(“一堂两馆”)是核心区，我认为这是需要的，跟一般的浪费是两回事。
请各方面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提出名单，(选择)对中华民族做过贡献的各方面人物，由全国人大批准，由国家主席发布命令，以最隆重的仪式把他们供奉在中华伟人堂，至少人死了50年后才有资格讨论能不能进。在法国，雨果这些作家死后，他们的灵柩进去(先贤祠)，法国历史比我们短，可以选择几十位杰出人物作为国家代表，要中国连这些都做不到，简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记者：我们目前的经济能否承受这样的浩大工程？
葛剑雄：这是国家建，不是济宁建！我再三强调这是国家意志。我跟山东讲：你们提的目标应该是“为国家打工”，是承担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而不是你们向中央要钱。山东当然建不起，这是中央政府拨款，我讲过这要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记者：济宁只是地级市，2006年济宁全年财政总收入约81亿元，若要建耗资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会加重当地经济压力？
葛剑雄：如果中央投资在济宁多少亿，这个城造起来后，给济宁会创造多少饭碗？如果一个城建了、是空的、是个纪念碑，没有任何活动，根本就不要这样浪费；如果这个城建成有它的功能，能每年有活动在这举行，就不是一个包袱。
记者：你提出将孔子研究院的一些颁奖放到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能实现吗？
葛剑雄：很好啊。济宁是孔子故乡，孔子奖山东政府出钱、联合国每年评奖，评了后到这里颁奖有什么不好？这个项目是最好、最合理的。
如果政府在每年教师节举行一个全国性活动，国家领导跑到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给优秀教师颁奖，跟在北京颁，对个人来讲有什么不荣耀的？关键是国家承认。我想这些创意都是为使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空的，它有很多具体活动，它的重要性逐步显示。
“难道我可以忽悠公众？！”
记者：有人说你提出“文化副都”概念是在“忽悠公众”……
葛剑雄：(气愤)胡说八道！“忽悠公众”？他连我这个意思都没弄清楚！我可以跟任何人根据我的方案辩论。我的前提是要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我相信我们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有这个智慧、判断力，远胜过这些人。
“忽悠”就是骗人，我骗什么？我这个方案能不能执行，前提是全国人大的授权。难道我可以忽悠公众？！第一，中国13亿人忽悠得了吗？第二，全国人大忽悠得了吗？我没有精力跟某些人进行无谓争论，这些人别有用心，有人连事实都没弄清楚。公开地提出、没有欺骗，而且强调经过国家手续，怎么叫忽悠？
我也看到有人骂我是“犬儒”，根据是什么？有人说我“拜倒在权钱下”，我请他举出事实，给了我多少钱？没有事实，怎么这样讲？！党和国家领导有这个批示要把它落实，如果想不出“文化副都”概念，我也不敢做这个规划。
记者：但之前你很反对大肆祭祀，并且反对大肆兴建假古董……
葛剑雄：第一，我从来没讲过国家纪念堂是祭祀，这是纪念；第二，我从来没反对纪念我们的先人，我反对是(以) 国家名义去祭祀并且专门祭祀某个民族，还要强制人家接受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比如我认为历史还没证明有黄帝。我再三强调要根据《宪法》，民族平等，我从来没改变过我的立场。这是有人歪曲我的立场。
本来这是新建的，是什么假古董？假的就是假的，我反对以假乱真，新建的无所谓假不假，它不会代替“三孔”，“ 三孔”还在。这些人是混淆概念。
有人说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人贫困，这是政府看轻重缓急，不矛盾。一个方案好，如果政府没钱，也可暂时不建、等条件成熟后再建。这和方案本身是否合理是两个概念。建国十周年时，我们GDP才多少，不也建了十大建筑吗？要是当时没建人民大会堂，我们现在“两会”在哪开？
有教授说，300亿不需要很丰富想像就可以知道里面会有多少回扣、贪污，我请问：扶贫、义务教育里有没有贪污？那你都不要搞了。这很荒唐！这两个事都不在正常逻辑范围里，我就想起鲁迅讲的，一连串的联想，联想到后来都变成事实了。（贺莉丹）
它代表不了全中国的民意
在本次“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面对108位政协委员的签名反对和全国民众的广泛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允许有争议，但是肯定要建”，表现出让人诧异的决心和意志力。
当年秦灭六国，秦始皇“写放六国都城宫室”，在渭河南岸搞了个规模宏大的复制宫殿群体，把渭南建成了“秦国文化标志城”。他不单“肯定要建”，而且连争议都不允许，可谓从严务实、雷厉风行。
当作“世纪工程”建设的渭南“秦国文化标志城”，最终只有可怜的17年寿数。张振川市长的权势当然不比秦始皇，当今和谐社会也不是秦代的一言堂，济宁的人力物力更远不及新灭六国、一统宇内的秦王朝，两相对照，窃以为张振川市长等还是再三斟酌、慎重决策。
虽然张振川市长否认“中华文化标志城”将耗资300亿的确切数字，但也承认花钱不会少。在当代社会，纳税人的钱必须通过合法程序才能动用，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公议，是最基本的行政法则。
从这一意义上，张振川市长根本无权说“肯定要建”或“肯定不建”，因为地、钱、中华文化，都非他的私物。
济宁市称，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济宁，因此“建设地是比较明确的”。
且不说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56个民族，汉文化的形成也是百家争鸣、甚至吸收外来文化精华而逐步完善的；即使山东境内，除了孔孟儒学，春秋战国时代还有流派璀璨的稷下学派，有管仲的重商主义，有纵横家的足迹，甚至有东夷文化的流传，就在济宁不远的临沂，便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理论的巨子——“兵圣”孙子和孙膑的故里。
由此可见，即使说，儒家文化代表了山东一省春秋战国时文化的主流，恐怕都不无争议、不无勉强；如果说儒家文化、或确切地说济宁的儒家文化，可以代表上下五千年汉文化的主流，其说服力恐怕就更苍白了。
在说服力不足的基础上，不论怎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论建成的“标志城”如何雕梁画栋、美轮美奂，也很难有文化的感召力，很难真正成为海内外华人心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吧？
即使退一万步，承认儒家文化、乃至济宁的儒家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最佳指导，那么恐怕“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立项就更没道理了：众所周知，孔子一向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通俗地讲就是该中央说了算的地方不能随便决定，该由中央级别建造的东西地方不能随便乱搞。
当年鲁国的权臣季孙、叔孙和孟孙氏分别搞了一座“都城”，就被孔子视作“违章建筑”，强行拆迁了3座中的两座；而鲁国大臣在联欢会上用了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64人组成的舞蹈团)，也被孔子正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照这个标准，代表整个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自然应该是全民档次、国家级别，自然该由中央、由全民来下“该造”或“不该造”的断语和决策。
文化标志是在漫长岁月中潜移默化、约定俗成的，而不是人为树立、权威生造可以成事。
自秦始皇以降，搞这种“人造文化标志”建设的人不在少数，如纣王搞过别都朝歌，武则天搞过“万寿通天石阙”，其结局都算不上精彩。张振川市长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83个地级市市长中的一位，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员，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人民公仆，喊出“肯定要建”肯定是越权了的——人民公仆、民意代表没有权力就“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个和国家财政、全国民众、全球华人息息相关的重要命题下断语、做决策。
其代表不了全中国的民意，正如“中华文化标志城”代表不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样。（陶短房）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0期和《新民周刊》2008年第13期）
[link]近年受争议的巨额文化工程
炎黄二帝巨像
河南新郑市耗时20年、部分政府投入部分社会捐款，投资达1.8亿元，于2007年4月11日建成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被认为文化含量先天不足，人为痕迹太过浓厚。工程的资金和漫长工期也引起诸多质疑。
华夏第一祖龙
河南新郑市于2001年开建的华夏第一祖龙，计划投资31亿多元，因未办理有关手续被勒令停工，后又复工；2007年3月24日，被环保部门再次叫停。此外，因被列为当地“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而受舆论批评。
洪洞寻根祭祖大典
2007年4月5日，由山西省政府与临汾市政府主办的这一大典，兴建了旅游区、广场、水上游乐园项目，总投资2.2亿余元。一些评论认为，各地的祭奠活动过多过滥，且多出于利益驱动，不但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有违“慎终追远”的本意。
东方巨龙主题公园
2006年7月，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和桂林东方巨龙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在广西桂林市开建东方巨龙主题公园，计划于奥运会前完工。项目距桂林市区9公里，占地240公顷，总投资约5亿美元。消息一经传出，即被评论认为，与桂林的山水风景极不协调。
重建圆明园
2006年9月，浙江横店社团经济联合会正式对外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在浙江省中部的横店镇，按1∶1比例仿建一座圆明园。
这一消息引起的论战持续升温。外界对这个项目有很多指责,其中最集中的是圆明园规划用地是否“占用耕地”,且“未经报批”。国家文物局也宣称，全面重建圆明园是不可能的，这种异地仿建圆明新园应是商业方式运作的民间行为，国家文物局及所属文物单位不参与其仿建活动的经费投入。（资料来源：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