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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诤言”到“辩论”见证两会进步
       回头看今年两会，一些代表委员之间不时迸发的观点辩论，成为一道抢眼的“风景”。这种意见辩论的场面，在此前极为少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两会的会风一度曾给人以不够活泼的印象，但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只说好话、少说或不说坏话”的情形已大有改观，近年来的两会上，追问民生问题、批评政府部门失责的“直言代表”、“放炮委员”越来越多。
       不过，前些年一些代表委员的激烈发言，多是单向的意见表达，而不是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思想交锋，这种缺乏对抗性、辩论性的参政议政模式，还称不上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境界。
       表达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当然并非所有的意见表达都能转化成公共政策，其间如何取舍，就需要通过辩论这一民主程序，实现公开、公平框架下的意见博弈，以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与和解，寻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难想象，如果缺乏包括政治辩论在内的意见交锋，公共政策即使是“一致通过”，也可能隐匿了重大分歧和缺陷，其民主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可疑的，而且也不利于选民和社会有效地监督民意代表。
       唇枪舌剑的“肉搏政治”当然不值得效仿，但一团和气的政治形态，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成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此次两会期间出现的政治辩论，意味着代表委员的言说姿态在完成从“一团和气”向“诤言”的初步转型后，正在萌生从“诤言”向“辩论”的更深层次的转型，它将成为中国两会会风的一个重要拐点。
       现在的问题是，两会上的辩论还不够多，比如，有代表、委员提出了“‘钉子户’对房价上涨有责任”、“我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等观点，虽然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却未在两会这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台上引发充分的公开辩论——尽管这些观点都涉及重要的民生问题。
       要改变“两会”中辩论不足乃至辩论缺失的状态，首先需要解放思想，摆脱辩论就是制造政治混乱的观念误区，为鼓励、促进辩论塑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并从制度安排上强化两会的辩论机制。
       辩论要成为两会常态，还有赖于代表、委员的意识自觉和参政能力。这既需要代表、委员们打破不伤和气的“面子”哲学，习惯于在辩论氛围中进行政治表达和利益博弈，更需要他们提高“敢于辩论”、“善于辩论”的技巧。从这个意义而言，张茵代言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并非其“原罪”，指责其“为富人说话”也未必站得住脚，但当广东一位工会副主席提出与其公开辩论时，张茵却拒而不辩，并且不再回应媒体的追问，这或许才是真正令人遗憾之处。
       尤为重要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只有推选出敢言能辩、具备优秀从政能力、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表委员，两会的辩论才能形成良性博弈，从而推动民主进步。
       （摘自3月18日《新京报》）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证监会？
       如果从去年10月16日历史高点算起，上证指数已经跌去了2000多点。
       对此，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认为股市下跌很正常；对于近期引发市场暴跌的再融资问题和“大小非”解禁的问题，范福春表示：“如果投资者对一件事情看法不一的时候，可以用脚投票，而不应该对一个公司有意见，反而想找一个裁判员来评判，市场本身有自身的平衡机制。”
       诚然，我们理解中国证监会在政策选择上的“囚徒困境”：一旦救市，难免有重蹈“政策市”覆辙之嫌疑，但要是对市场的暴跌漠然置之，作为市场监管者的存在价值又何在？
       一个有权威的有所作为的证监会和“政策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政策市”以政府信用代替市场信用，以政府政策来调控股市，将政府权威凌驾于市场之上，违背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全人为地进行调控，是对市场的粗暴干预和市场信用机制的扭曲。而一个有所作为的证监会则意味着：在市场失灵和规则被破坏的情况下，证监会有权威、有手段、及时有效地出手呵护市场，防止市场的暴涨暴跌，保持其健康运转。
       为什么在美国股票是相当安全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提高投资者所利用的信息的可靠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公众信心在危机期间发生动摇时，又能果断出手恢复公众的信心，为证券市场注入新的信任。无疑，中国管理层在对待市场的理念上从“政策市”的误区走入了另一个误区，该交给市场处理的问题用政策市，该履行监管职能的时候又怕被说成政策市，该监管的不监管，管理层这种理念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最致命的“短板”。我们同意美国参议院1973年《证券行业调查报告》中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证券行业的监管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原因并不是证交会权力不够，而是他不愿意行使他所拥有的权力。就权力而言，中国证监会的权力比美国SEC的权力不知大多少，但就其对投资者的呵护而言，确实难以相提并论。中国证监会确实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眼睛应盯着投资者利益的得失，而不是部门权力的涨跌。
       以一句“月有阴晴圆缺”来解释暴跌，以股市不是“任何人”可以炒的来冷嘲热讽损失惨重的投资者，让投资者“用脚投票”来对待在决策机制上明显缺陷的上市公司的恶意融资行为，这绝非一个负责任的管理层之所为。证监会希望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但对于一个暴起暴跌的市场，投资者最不理性的选择恰恰是长期持有。特别是，证监会更不应该担心自己和“政策市”有染而对资本市场不合理的制度规则漠然置之。显然，一个冷漠的管理层绝不代表其具有先进的市场理念，而对市场的主动呵护亦绝不可能和政府的粗暴干预简单雷同。（马光远）
       （摘自3月18日《南方都市报》，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京剧进课堂”争议的背后
       围绕京剧进校园的争议，大致有两类。一是京剧究竟该不该进校园；一是只有京剧进校园品种是不是单一。
       有的家长闻听消息，首先担心的是“会不会增加孩子的课业负担”；有的学校则表示“我们的音乐教师根本不懂京剧，怎么教”；等等。
       其实，京剧课只是纳入试点学校一至九年级原有音乐课程之中，没有增加学时，是考察而非考试科目；是让孩子们赏析，而非培养戏迷票友。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会因此增加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倒要自问，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把应试教育看得比素质教育更重要？我们情愿每个周末带着孩子奔波于参加钢琴班、小提琴班，以期用“特长”促进孩子升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孩子们是否真的喜欢钢琴和小提琴？如果京剧能算“特长”，学校以没有教师懂京剧为由不开这门课，有几个家长能答应？
       早在几年前，北京、上海、江苏、甘肃、黑龙江等地，就有中小学尝试了京剧进校园，效果良好。武断指责让孩子们了解京剧是“成人本位”，说到底，是成人自己对这项民族文化瑰宝艺术缺乏了解，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自信。
       传承文化，是教育承担的一项重要功能。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小学试点京剧课遭遇的师资问题，就说明长期以来师范院校艺术教育有所欠缺。如今，很多孩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兴趣，远逊于流行文化。如果将来人们知道R&B，不知道京戏，知道四大天王、四大天后，不知道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现在，我们不应争论京剧该不该进课堂的问题，而应认真探讨包括京剧在内的优秀民族艺术如何更好地走进校园。围绕京剧进校园的第二类争议，也与此相关。
       有的地方提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进校园的不应只有京剧，比如上海可以搞沪剧，广东可以搞粤剧。
       其实京剧是以徽剧为戏母，兼容昆曲、越剧、梆子等多种地方戏曲元素最终而成的“国粹”，是全国戏曲门类中影响最广、观众最多、剧目最丰富的剧种。所以，传统艺术进课堂，京剧最有代表性。一至九年级总共15首曲目，其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标志和导向意义，远大于京剧启蒙效果。把那么多剧种都灌入课堂，反而会适得其反，真的应了家长的担心，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地方学校若有条件，完全可以通过开办兴趣班等形式，将更多传统文化引入校园。至于现代戏和传统戏究竟应该占多大比例，则需要教育部门和京剧界专家共同探讨。
       
       京剧进课堂，受益的将不仅仅是京剧，对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振兴，都具有探路的标本作用。（温子健）
       （摘自3月21日《人民日报》）
       2000亿，高校债务怎么还？
       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对高校债务问题发表看法。他说：“2000亿元债务，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偿还的。政府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学校要更加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客观讲，高校负债，政府有一定责任。投入不足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管不得力。谁都不能否认，这2000亿元债务中，有好大喜功、腐败浪费等因素导致的不当欠债。连周部长自己也承认，“里面有腐败现象，有浪费现象，但不是主流。”
       高校的发展确实需要硬件设施的提升，可问题是，需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扩张校园、大兴土木？
       2006年3月，审计署曾发布《18所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审计显示：乱收费现象依然存在，违规和不规范收费共计8.68亿元；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债务负担沉重，债务增长额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当时，就有评论指出，“举债盖大楼，这种心态让人惊叹！”一边是不合理的乱收费，一边是大兴土木、负债盖楼，民众怎可能没有怨言？
       对于高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突飞猛进”，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教授曾总结说：我国高校在经历了合并、调整后，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兴建新校区、兴建大学城……中国高等院校盖大楼的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批评者说：盖个校门花费数千万元，校长办公室里配备卧室和桑拿……大把大把的银子花在这些上面，怎会名正言顺？又怎能心安理得？
       舆论对大学痴迷于“形象”建设进行责问之时，无数次引用过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可这样的“大学”，似乎离公众越来越远。
       在国内众多大学排行榜的评价体系中，除了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评价指标之外，校舍面积和科研基地的数量也是影响总得分的评价指标，因此，“水平不够楼房凑”。早日迈进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名校”，这是多少高校领导梦寐以求的愿望，急功近利的心态支配下，盖大楼便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如此说来，高校负债，多少有些“迫于无奈”。可这是公众所需要的大学吗？舆论“一边倒”地反对政府掏钱为大学还债，当让教育部门和高校反思。
       负债盖楼，欠债要还。在支付2000亿元债款之前，有必要做一下全面审计。一是高校这些年的财政拨款、学杂费等都花在哪里了。我们有那么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核算一下“成本”当非难事。二是扩张校区、买地建楼，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别把建面子工程、腐败浪费、洗脚泡澡的钱，都让纳税人来承担。
       2000亿元欠账不能糊里糊涂支付，不然就不会“吃一堑长一智”。既然有人还债、无人担责，再欠2000亿元又何妨？（冯雪梅）
       （摘自3月17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