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马来西亚举行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华语大学生辩论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十所大学辩论代表队的大规模活动，居然都是由一些华裔大学生办起来的，从联系赞助、场地，到接待、联络媒体，安排得井井有条，那种服务的热忱实在让人感动。他们告诉记者，华裔学生社团在马来西亚大学里往往是最活跃的。
记者在大马考察期间，在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当地华人的团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热忱。甚至华社可以靠自己的组织办出有“马来西亚第二教育部”之称的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教师会总会（简称董教总），其他宗亲会、华人会馆、慈善组织、商会，也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任何公共政策一出台，华社就会有大量的讨论，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会组织陈情，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络支援的网络。
记者问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大多是，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
我们必须关心政治
在马来西亚你很难不为华人感到自豪。19世纪中期，中国百姓受饥荒和动乱之苦，很多华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讨生活，甚至被半哄半骗贩到南洋。从一些文学作品的描述来看，“下南洋”是一段筚路蓝缕的血泪史，华人在马来西亚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锡矿苦工。
但不知是几千年的文化基因，还是流淌的血液就与众不同，华人真是有着强悍的生存力，他们身上那种类似“新教伦理”的刻苦、坚韧、勤俭的特性是如此强大，只要统治者对他们压迫得不是太过分，他们很快就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按照教科书的说法，“不到30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工商业中逐步占据优势，从一开始在锡矿做苦工，到从酋长手里把锡矿承包下来，进而用积累的资金开发橡胶园、油棕园，投资其他工商业。
马来西亚的典型华人家庭是这样的：家里开一个餐厅或者商店，全家都在工作，从来不知道休息和享受，年轻人做完公司或者机构的工作回家再做第二份工，挣了钱用于再投资和孩子的教育。如此年复一年，到马来西亚建国前，华人已经成为大马除了英殖民者以外最有经济势力的族群。
一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一个故事，当地教育机关曾经组织各校办马来语辩论联赛，结果各校打到决赛，辩论员全是华裔学生，当地教育局临时叫停，要求补充马来裔的辩手。这位老师的意思是，用马来语辩论，华人孩子都领先，可想而知华人在学习上的优势。
占人口多数的马来族的政治人物，为了平衡华人的优势，从建国之初起，在各个领域都要给马来族制定很多保护条款。比如在公立大学都要给马来族保留名额。有人告诉记者，假如凭考试成绩，重点大学90％的名额都会被华裔囊括，目睹马来华裔青年的好学上进，我相信这不是吹牛。很多马来华族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学校里成绩远远好于马来族同学，但却在升学和奖学金等方面不得不让给马来族同学。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华文网站的讨论区或者博客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关于“马来特权”的讨论：
“为什么几乎所有公立大学的正副校长是马来人？”
“为什么几乎所有加油站持牌者是马来人？”
“为什么重大工程几乎无一例外地包给马来人？”
“为什么98％的发展乡村预算给了马来乡村，华人新村只占2% ?”
“为什么小学预算，华小只占了2.5%，淡小占1%（即印度裔泰米尔语小学），国小占了96.5%？”
“为什么不管穷或富有，马来人可享有7%～15％的购屋的折扣？”
“为什么40年来，只有5％的政府奖学金给了非土族？”
“为什么武装部队和警察的中高级指挥官必定是马来人？”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马来机构被限定有华人员工，但华人机构却被限定要有30％的马来员工？”
这些在马来西亚都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但所有这些讨论，最后都只能结束于面对现实的深深无奈。
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马来华人逐渐知道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不易，反观马来西亚，即使现实如此，但华族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几十年来都过着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又有一种幸运和感激。大马著名的知识分子杨白杨先生上世纪90年代拜访中国后写下在南洋华界很有影响的《神伤中国》，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典型反映。
同时这又给马来西亚华族带来一种强烈的政治危机感：印尼华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当种族主义抬头的时候，或者野心家煽动社会对有产者的仇恨，富足的华人就成了待宰的羊羔。这种危机意识大概是马来西亚华人热心公共事业，积极投身政治的主要动力。
华人参与政治的三股力量
经过观察和调研，记者将大马参与政治的华人势力概括为3股，分别形象地称为“大声公”、“和事佬”和“新锐派”。
“大声公”是别人给白小保校工委会主席熊玉生起的外号，他嗓门大得出奇，说起话来声震屋宇。我觉得这个词特别传神，很能代表一些华裔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形象。
拿熊玉生来说，原本只是在白沙罗新村居住40余年的一个普通村民，为了“白小事件”（见名词解释），因为嗓门大，敢说话被村民推举出来当代表，据说多次遭到政府有关方面的威胁警告都不动摇，现在是当地活跃的政治人物。
这些人在马来西亚华社中有很多，平时干着自己的生计，有时也在宗祠、圣庙里兼职当义工，人缘很好，他们不见得文化程度很高，但是急公好义，一旦觉得华社利益受到侵害，就出来打抱不平，很多人因为抗争激烈，被抓到看守所里也不在乎。这批华人也是大马华人政治影响力的基础。
“和事佬”是形容以马华公会为代表的中庸力量，在很多政治议题上，它一方面要维护华族权益，满足华社日益高涨的平等要求；一方面又要照顾执政联盟核心巫统代表的马来族立场，所以很多时候马华公会都在扮演左右劝说的和事佬角色，为此它也遭到很多抨击，认为它软骨头，没有原则。但它其实在教育就业等很多领域都在为维护华族权益努力。
比如马来西亚警察收入比较低，再加上马来人垄断了几乎所有警界高层职位，所以几乎没有华裔青年愿意投身警界，这造成治安纠纷中，华人往往感觉和警察打交道没有自己人而受欺负。马华公会就发起一项“壮大警力”运动，推动华裔青年和警界交流，鼓励华裔青年投身警界，改善警界和华社的沟通。类似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温和但是建设性的作用，对于有人批评马华公会和巫统沆瀣一气，背叛华族利益，包括黄家定这样的马华高层总会用忍辱负重的姿态耐心解释“我们华人总得朝中有人吧”。
“新锐派”是指一些更加有活力的较为年轻的政治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他们有些在反对党任职，有些搞NGO（非政府组织），常常对当权者采用挑战的姿态，关注的领域也有很多普世价值的色彩。
比如2001年开始，木材商出身的报业大鳄张晓卿，在马来西亚大举收购华文媒体如《马来西亚前锋报》、《星报》与南洋报业，这被认为得到马华公会和当时马哈蒂尔政府的支持。这样的事情在传统华社并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因为不管哪个老板买，反正报纸还在华人手里就行。但在“新锐派”的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眼里这就酿成了轩然大波——他们意识到马来西亚有限的华文报纸假如被一家垄断，会损害大马媒体言论的多元性。这样一来，以“中华魂”自命的张晓卿成为官商勾结、妨害言论自由的众矢之的，大马约百名自由撰稿人联合拒绝供稿给张晓卿控制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宁可在博客上发文。
这3股力量构成了有趣的政治生态光谱，在涉及华族利益和社会公共问题的议题上，有时也相互批评，但总体上构成了交叉火力，保证了华社的声音在各个层面都被倾听。一次和几个不同派别的议员和社会活动家聊到这个情况，马华阵营的国会议员魏家祥先生说了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不同的声音都是需要的，我们华人参政，在朝、在野都要有人才正常嘛。”
超越族群政治的努力
据1947年人口统计，这一年马来西亚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43.3%，华人占44.9%，印度人占10.4%，华人比马来人多一点，华印两族相加过半，此情况引起马来土著的严重关切和恐慌。而英殖民者正好求之不得地利用族群矛盾，把自己打扮成马来人的保护者，打压限制华族，以此转移马来土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方向和独立目标，巩固英国殖民统治。
那时以陈祯禄为代表的华人领袖，审时度势，着眼大局，以妥协换取华族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基本公民权，但也留下了族群政治这个悬而未决的阴影。是容忍一个马来族享有特权但华族也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还是追求一个更加公正种族平等的社会，这样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由于这方面的纲领不同，甚至引发了国家分裂——1965年的新加坡独立；最严重时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演化为较为严重的族群冲突，史称“513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6日官方公布的数字就有89人死亡，272人受伤，305人被捕，华社受到严重打击。
幸运的是，那样的危机在大马没有全面激化下去，这也源于华人的政治参与和沟通机制，包括马来上层的清醒认识。
比如马哈蒂尔在上世纪60年代就撰写出的《马来人的迷惘》(The Malay Dilemma）一书，再到后来的一系列演讲中，他都痛心地承认马来人尽管享有众多优惠特权，依然在经济上竞争不过华人，“华人交得税最多”，进一步告诫自己的马来同胞，马来西亚离不开华人的贡献。
而且，华人积极的参与政治，也是各执政派别都把华人视为需要重点团结力量的原因，马来西亚已经奠定了民主选举、多党竞争的政治基础，如果任何政党忽略了争取华族的支持，它基本上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成功，这种制衡保证了马来西亚相对的政治稳定。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华社依然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近年来，马来族生育率居高不下，政府又鼓励印尼马来裔的移民，与此同时对马来族的政策倾斜又让很多华人青年赴澳洲、新加坡、中国台湾寻求发展。
根据2004年的统计，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已经降低到了25%，而马来族超过总人口的65%。记者接触的“新锐派”都表示，未来华人如果要在马来政治中站稳脚跟，就不能仅仅依靠族群立场和族群选票来维持，唯一的出路在于推动马来西亚的政治更加民主文明，让各族群都受益。他们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个马来公民，其次才是一个华人。所以他们努力投身反腐败、争人权、求民主的社会运动，超越传统族群政治的范畴，在很多议题上实现了跨族群的联合。
比如最近马来政府单方面决定提高高速公路收费，这些高速路由纳税人的钱修建，而政府又在缺乏透明度的状况之下和私营大道公司签署大道私营化合约，于是引发了2007年2月有在野党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中，华裔和马来青年携手并进，令人感动。
更可喜的是，年轻一代华人更加懂得反省自身的局限，欣赏异族身上的差异和优点，不像老一辈华人往往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比如有人讨论，华人活得太累，像蚂蚁一样工作，从来都闲不下来，马来人就会享受生活。还有华人青年告诉记者，华人也有缺点就是太功利，不像马来人那样善良热情，在马路边上你车抛锚了，主动停车下来帮忙的通常是马来人。
有这样的胸怀，祝福也相信马来半岛的华人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6期，作者为该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