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我有时与众不同，除了独树一帜的自我表现的因素之外，和我的二十年的挫折经验有关，和我在新疆农村的经验有关，也和我周游列国的经验有关。”
——王蒙
“嘴里出彩的，应该到政协”
1993年八届政协以来我担任政协委员，1994年以来是八、九、十届常委，2005年以来，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我的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不要看不起程序、形式、摆设、花瓶之类。有程序，注意遵守程序，就比无法无天不知道前进了多少。有个合理的与适当的形式，即非虚伪非过度非纯然作秀的形式，也比赤膊上阵、粗鄙野蛮好得多。知道讲讲观瞻，讲讲摆设与调剂，也算有了文化礼仪，无愧周公孔子等先人，无愧进入21世纪的文明世界范畴。事实证明，多一点文明，多一点民主与法制的程序，多一点广开言路、进言纳言的形式，多一点民主生活的讲究，绝非不值得注意之事。只有那些一心拔发登天者才嘲笑王某的这种低调逻辑：有进步就是好，有进步就大有希望。
我写过一首旧体诗《少年》，表达了一种看法：
少年慷慨笑嫣然，挑战鲲鹏搏九寰，
审父应知观火易，捐身岂畏弄潮难，
隔靴议痒可益智，信口搬山容焕颜!
代有才人脱颖疾，千红万紫是春园。
审父成了隔岸观火，否定前辈的献身，连隔靴搔痒都谈不到而是隔靴“议”痒，据说愚公移山并不符合经济学与科学原则，但总不能以为说说大话就能移掉贫穷与落后两座大山吧？我的诗或有刻薄，但我仍然讲代有才人，脱颖而出，万紫千红，寄希望于未来上。
其实政协的事情比想象的要好得多，而且越来越好。
政协有它的不一样之处。让我们从一些小事说起。政协开常委会，也是依姓氏笔画排列座位。但是每次它都轮换，前一次是姓氏一画（政协有常委一诚法师）两画三画的委员前排就座，下一次就是四画五画姓氏的委员坐前排，底下的顺势往前挪，一至三画的排到最后。
我最最感动的是，不论是常委会还是全体会议，都由秘书长将各小组讨论情况向与会人员作一个综合汇报，原汁原味，不避锋芒，有的发人深省，有的令人惊诧，有的全新思路，有的语重心长，基本上带棱带角，绝不是泛泛之谈。
我们的各种会议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靠在小组会上讲，大会人太多，不会有太多人即兴发言，而小组会的气氛是比较放得开的。问题在于，作为一名与会者，你很难知晓别的小组会上有些什么高论有些什么鸣响。但是参加政协的会议能行。我多次建议把秘书长的历次综合汇报出版，哪怕仅仅是内部出版，希望此事能做得成。
政协有大会发言，这也是政协特色，只此一家了。虽然由于行业太多，有时一方面的发言，引不起不同行业委员的兴趣，但毕竟给了普通委员一个在人民大会堂讲坛上参政议政、发出自己的宏亮的声音的可能。在这里，我听过委员们讲建筑业问题，讲行政成本问题，讲腐败问题，讲环境、人口、能耗、教育、文物保护、计划生育、老龄社会诸问题的发言，言之有物，尖锐泼辣，振聋发聩。我相信等到各个重要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委员会议上都有这种严肃认真、畅所欲言、启迪民智、强化参与的大会发言的时候，我国的民主生活将出现新高涨、新局面。
我前后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过4次发言。1997年我讲过建设文化大国刍议。2005年讲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2006年讲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2007年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的发言频率如此之高，效果越来越趋于热烈：最近两年的发言，都是只用了六七分钟讲，同时获得了六七次打断讲话的掌声。对于实际工作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发言，与其他两位体育界委员的有关发言一起，被中央领导批给了有关机构。网上也有热烈的反响。当然也有反对的，如说对运动员不应如何如何挑剔。其实只要稍稍用一点脑筋，多一点知识，人们就会知道王某的发言根本不是针对运动员。我说的很清楚，是讲宣传的，是讲文明的，讲我们决策人与掌舵人的理念的。
再明说吧，我讲的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兼顾的问题，讲的是舆论导向的问题。我必须讲得稳稳当当，必须谨慎从事。我只能从具体赛事，从媒体对于运动明星们的报道说起。只有习惯于用脚后跟思考而不是用大脑思考的娃子才会认为王蒙要挑战令我们为之骄傲不已的宝贵已极、可爱已极的运动员：例如刘翔。
仅从大会发言一点上，也可以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挥，也从一个小侧面表现了至少是思想与言论的逐步开放。需要知道，我的发言并不都是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的，我的发言有骨头也有肉，有针对性也有锋芒。而多年来，我们养成的文风会风领导作风，恰恰存在着上面说的两个“无无”与有肉无骨的问题。
在政协，说了当然不是白说。大量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协事业大有可为，对于我国的发展进步，其潜力还大着呢！
尤其是政协的机构使一些并不处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心位置的人士——如宗教神职人员、特殊界别的代表人物等——成为政协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人物，包括遭遇了一点小小曲折的同志，在政协都得到了足够的倾听和重视。有了政协，多少积极因素被调动起来了，多少消极因素转化成了积极因素。
至于政协的小组会上，言路之广，空间之大，气氛之和，态度之善，应属首屈一指。政协是一个政治文明走在前头的地方，希望这种文明有浸润熏染扩展的作用。
确实，有一个政协与没有一个政协大不一样，政协是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带有实验性的先导者。有一些文人、艺术家、各界人士，很乐意担任政协委员。
但是我的实际经验也说明了参政议政谈何容易。有一年政协的工作报告中，号召政协委员每年至少提一条提案，或反映一条社情民意。我听了觉得不是滋味，从理论上说，领导的这一条号召够苦口婆心的了。但我觉得不大好听，这等于承认：我们的政协委员，有不止一个人（如果只是个别人就根本不需要提这样的号召了）是一年不提一个意见，不反映一个情况的。这太对不起人民了！想想每年的两会，采取了多少措施保证会议的开好，提供了多少便利让委员们来开好会议，最后却原来有的委员是一年不做一件委员应做的事情的，这怎么向人民交代！
我参加过的九届政协好几次小组会谈委员面临的官司即法律诉讼问题。诉讼当然都是个案，一幅画，吴冠中委员不承认是自己画的，却以自己的名义在那里拍卖了。这也绝了，我知道有关法律规定了不可以侵占创作者的知识产权包括署名权，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解决硬替你署的名。我完全理解才华横溢的画家的愤慨与激动，他老人家甚至表示如果官司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他会上天安门自焚。但是，说实话，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宜于由政协过度介入的事情。最后这个官司果然得到了使吴老满意的判决。
另外的官司也是如此。北京有一家超市，非法对他们怀疑偷窃的两个女青年搜身，吴祖光老为此写了文章责备那家超市，被那家超市以侵犯名誉为名控告。而那家超市的负责人的母亲是一位领导干部。当然这里又有了悖论，政协应该关心委员帮助委员，无法说委员的官司与政协无关，那么究竟怎么样关心和帮助委员更好呢？委员与非委员在司法问题上，其权益怎么样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与保障呢？而当一位委员与一位领导干部的子女发生了司法纠葛以后，能不能认定就是该位领导干部的责任呢？
类似的意见的发表使我得罪了人，我们的习惯是既然是朋友是一个政协界别的伙伴，就应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于是另一个资深“愤青儿”在外国广播中宣称，王某如果当权，也是会搞一场“反右”运动的。迹近哄闹了。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层次很高的“精英”们中间，也还没有足够的法制观念，起码的是非规范。更不要说那些言不及义、那些清谈忽悠、那些哗众取宠了。民主政治，自由言论，依法治国，大家——不仅是他或她也包括你我，不仅是旁人也还有自己，都还需要一个学习与实践的过程。我在主持小组讨论当中，没少干打补丁、捣糨糊、堵漏洞，在保护中防范，在论述中绕行的活儿。
我在1958年的少年宫建筑工地上学到过一些词儿、一些活儿：灌浆、腻缝、抹光、齐不齐一把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在政协小组会上当小组长需要这方面的训练，1997年会议上，在一位老哥大放厥词之后，我勉为其难地做了这方面的活计，并为此得到了“感谢”。
看来我被称为捣糨糊并非偶然。至于将此“捣”作什么样性质的解读，则全看你的心地、动机、效果、后果。我费了什么样的心，使了什么样的力，收到了什么样的结果，有目共睹，历历在目。化名骂一声王是混世者，对此作不堪的下流解读，则只能显示解读者的无赖、肮脏与鬼祟。
有一位善于总结的领导告诉我，手上使劲的人，应该去当劳模，心里有劲头的，可以去当领导，嘴里出彩的，应该到政协。当然这也只能算是一笑。
政协的文人与艺术家
在政协有机会领略了那么多文人艺术家的风采。丁聪从上世纪50年代第二届就是委员，至八届，他当了四十多年委员，他厚道而且谨慎，善良而又自足。漫画家毕克官也算颇有道行，历次发言都很犀利沉痛，同时又是那样的与人为善、忠心耿耿。鼻烟壶内画专家，河北的王习三，同样地痛砭时弊，为民执言，同时心存忠厚，顾全大局。陈祖芬既是来开会的,又像是来采访“采风”的，言谈话语，一颦一笑，都成就了她的潇洒散文随笔。张贤亮爱发惊人之论，如说要“改造共产党”，先吓你一跳，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根据：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中就讲过，小资产阶级要按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无产阶级就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幸亏有一届李希凡也在我们组，他是时时不忘记住与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有他在，我们的小组会的发言不会偏于一面。
按惯例，冯骥才、张贤亮、傅庚辰、陈晓光等是常常在文艺联组讨论会上作有准备的发言的人。有一次组里安排的发言人没有张贤亮，但是他自己提出，没有他发言是不可以的。他就西部大开发问题讲了一些颇不外行的意见，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并说：“过去只知道贤亮同志成就在文学方面，原来他对经济问题也是有见解的……”这是贤亮议政的一个高峰，此后他再不要求在联组会上讲什么话了。
冯骥才的发言集中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方面，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政协为他施展这方面的才能提供了平台与讲坛。
冯骥才、邓友梅，有时候也还加上我，我们得空便修理修理张贤亮，打一打他的威风与野性，而贤亮兄的一大可爱之处就是接受修理、欢迎修理，没有人修理反而会寂寞得闹腾。有一年是在二十一世纪饭店开会，他一报到就入了两个骗子做的局。二人先找他打听一个大单位的地址，然后佯装时间赶不及，一批旱獭皮只好廉价处理，而才高八斗的张贤亮居然把六七块所谓旱獭皮草买了下来。就在他像一个倒爷似的提着倒爷包儿进旅馆的时候碰到了我，问明情况，一看，我太熟悉了，这就是我的头一个孩子王山上幼儿园时穿过的兔皮小大衣的料子，他可真够天真可爱的。一个没有什么弱点的人绝对不如一个有着明显的拙笨与糊涂的人可爱。知道受骗上当以后，他仍然情绪良好，说是可以将它们送给他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女职员们。相信这些女职员也不会错把董事长送给她们的礼物当成旱獭皮草吧？
个子不高的魏明伦也极热心，差不多所有的联组会议上他都要发言。他讲过缓称“盛世”的意见，讲过为我打抱不平的意见。还讲过“扫皇”——即如今的以皇帝为主角的电视剧目恶性膨胀，应该扫一扫——的意见。次年我在发言中也讲过这个话题，被媒体炒为魏某王某联手抨击皇帝剧。其实更早是张中行老师著文讲过这个问题，我记得他文章结束于：与其看皇帝戏，不如看“动物世界”。毕竟是经受过“五四”洗礼的一代知识人啊。
还有发言认真态度庄重的戴爱莲，她致力于提倡民族舞蹈，抵制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可惜她的中文是后学的，口齿不易听懂。口若悬河的是李燕，他是画家李苦禅的儿子，滔滔不绝，情理（材）料俱茂。美协主席靳尚谊对城市建设上的缺乏民族特点痛心疾首。1998年九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时我在美国三一学院讲学，故我不是小组召集人，也不是组长。1999年我回来了，召集人之一靳校长，在会议上临时发难，硬把他的组长角色转嫁给了我。傅庚辰的发言条理清晰，口齿清楚，正气浩然，有时还哼一下革命歌曲的旋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韩美林是极其性情中人的，他有时在发言中对一些坏人坏事破口大骂。有时他得罪领导。他有数次在全体会议期间招待众文艺界委员到他家晚餐，他把宾馆的厨子请到自家，搞得规模巨大，气势磅礴，一个又一个的“部长”级领导讲话，为他的辛勤劳动与出色创造赞美不已。
1996年，我参加了政协的二十一世纪国际论坛的筹备工作与论坛。李光耀、舒尔茨、基辛格、竹下登还有许多各国政要出席了论坛。我也结识了俄罗斯的季塔连柯，美国的傅高义，这些本国的权威中国研究专家。
2000年与2001年，我参加了有关“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的准备活动与国际会议。
2003年初政协换届时，我与其他委员一起，就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进退事反映了一些具体意见，居然这些意见被上面百分之百地接受，我很高兴。
自2005年我担任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政协领导的极大支持。这是一个现职也是实职，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干头。委员学习研讨班最初一次与最后一次的开班式或结业式，都有贾庆林主席、王忠禹副主席、郑万通秘书长出席。我们对此提出的设想，得到了政协领导同志的肯定的批示。我们编辑的《政协委员一日》首发式，贾主席也来了。2005年，我随贾主席视察了湖南。次年，我又作为主要陪同人员之一参加了对于英国、乌克兰、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访问。我在政协的处境与工作状况与在作协的某些境遇成为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了生活、社会、人事关系以及组织机构运作的多样性吧。
我喜欢生活，喜欢日子
总之，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
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啦”！叫着所有的院落里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
我排队买炸油饼，并趁机与诸邻里寒暄。
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购买蔬菜、鱼肉、山药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了一下书店，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
一天早晨我购买炸油饼回来，碰到英若诚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糜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与芝麻酱，美味至极。
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吃得上驴打滚与艾窝窝的。
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济南产的什么小鸭牌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立牌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
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这样简单，这样方便，怎么会原来羡慕别人的家电用品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侈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
至少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描写毛泽东的片子，我看得泪眼朦胧。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
忘了是从哪一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给老干部放的电影了。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累累闲闲累，闲闲累累闲。累闲闲累累，闲累累闲闲。
忙人勿嚣嚣，疲累须节劳。忙人勿倨傲，事多难做好。闲适不空虚，岂愁未扰扰？忙闲皆有味，舒卷自长啸。敲字兼读书，三餐防过饱。爬山复戏水，四时赏琴箫。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优游弹古调。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测，丈夫何心躁？有酒唯半杯，有肉贵精少。有诗应背诵，有书供探讨。如镜勤擦拭，如室勤打扫。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乐在忙闲中，不知老吾老。
这里的第一个老，不是老（去声）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认已老的意思。不知老吾老，就是未感觉到自己多么老的含意。
（摘自《九命七羊》，王蒙著，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