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刘长乐
演讲人小传:全国政协委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其领导的凤凰卫视团队在华语电视传媒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声誉与成就，引起了业界、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传媒创新领军人物之特别贡献奖”。
关键词:开放性、变革性、整合性
命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是不争事实。中华文化的品质是否能够跟上这种变化，能否加入新的元素以创造出更多灿烂的成果？
路径:中华文化必须营造创新、创造的文化氛围。
这两年，因为新闻传播业务与工作的关系，我多次造访平遥和纽约。穿行于平遥古城中外旅游者的人群中，仰望着享有“中国第一银行”美誉的“日昌”老字号的牌匾，抚摸着已经变成文物的票号银窖，回想起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摩天大楼和楼内先进快捷的电子设备，不禁感慨万端。
历史的碰撞和沿革，总是交织着历史的唏嘘和感叹。抚今追昔，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仅仅是辉煌如过眼烟云。它的另一种解读是，中华民族必须营造创新、创造的文化氛围。事实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同经济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
推进中华文化的开放性
提示:在信息如泛滥的洪水一样汹涌的时候，环境变了，商业模式变了，技术手段变了，知识的定义与看法必须进行重要的调整与改变。中华文化包含着鼓励创新的内涵。
据IDC(国际数据公司: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市场咨询、顾问服务专业提供商)在2006年提供的数据，人类在2006年一年产生的信息，已经是人类自有史以来所有信息总和的300万倍！信息爆炸的序曲，所延伸出来的新经济话剧就是:竞争速度、知识重组、无中心组织、大规模的个性化。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未来学家马蒂亚斯·霍尔茨告诉人们，“知识”是“使信息有意义的东西”。
世界经合组织从经济学角度对知识进行了划分:一是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即关于事实的知识；二是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即指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科学理论；三是知道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即关于技能和诀窍方面的知识；四是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即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知识，它包含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形成。这四类知识里，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可以通过读书、听演讲和查看数据库而获得，第三类和第四类知识属于“隐含经验类知识”，是难以编码和度量的知识，它们的获取主要靠实践。这个分类生动地反映了当代知识体系的结构性变动。
知识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的开放性的基本资源，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当前的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新的经济动力、新的政治学。我们不仅是已有知识的接受者，而且是已有知识的批判者；不仅是知识的消费者，而且是知识的生产者和整合者。
中华文化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同时，中华文化又有较强的内敛倾向，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一种自成一统的“天下”观:无须与其他国家竞争，重要的则是如何用“定于一”的方法去解决天下的问题。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用“焚书坑儒”的方法去统一思想，而在“发扬民智”上，则无作为。按康有为的说法，就是“处列国竞争之世，行一统垂裳之法”。所谓垂裳，意指端坐，衣裳下垂，形容无为而治，安坐江山。所以，在鸦片战争前后，当“现代化”的大潮强行地来到中国人的头顶之时，面对惊心动魄的列国相争局面，中国习惯于用自行淘汰的方法去面对。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她赢得尊敬的方式，不在于她生产了多少物质，而在于她是否遵循某种准则，是否具有胸怀，是否为世界贡献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否启发了世界不同的思想方式……
要使我们的企业文化、民族文化呈现出足够的开放性，一是要有独立地“生产思想”的能力。鲜花只有开放才能引人流连忘返，思想只有开放才能充满智慧与动力。一位企业家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脖子以上的区别，也就是思想的区别。行动上没有突破，没有创新，关键还在于思想观念上没有创新。”如果说一年企业靠的是资金，十年企业靠的是机制，百年企业一定靠的是文化。这种文化包括理想主义的使命、胆大包天的目标、永不满足的机制、择强汰弱的进化、协调一致的威力……
二是要加强交流与流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资金的快速流动能迅速创造出新的财富，人才的有序流动能产生能拿诺贝尔奖的华人，思想的积极流动能创造比诺贝尔奖更加辉煌的中华文化的复兴。
人员、思想与文化的流动，造成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做法的输出和流入，造成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的相互影响，会使企业产生新的文化血型，为自身的发展注入真正的活力。拿凤凰卫视来说，作为一个商业媒体，凤凰要做的，就是通过一切管道，使我们从其他文明找到和扩大共同点，使价值观相互拉近，使中华文化传之更远。凤凰卫视人员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能产生出许多思想火花。佳佳作为一个天气预报主持人，一次竟拿出了6份创意。更有意思的是，凤凰内部还有一批走了又回来的人。这些人有的是求学回来长了本事，有的是走了一圈，发现凤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回来之后反而更敬业。
小结:要保证我们不重蹈晋商的覆辙，首先要更新我们的知识观，让企业的文化、民族的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开放性文化是创新与创造的前提。
拓展中华文化的变革性
提示: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纪，文化的持续创新，必然需要求变。
在禅宗故事里，一个老和尚问小和尚:“如果往前走是死，往后退是亡，你往哪里走？”小和尚回答说:“我往旁边走。”“往旁边走”，避免的是死亡，开辟的是生路。这是对变革的生动诠释。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摒弃老套路、老办法，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新技术、新手段是方法，创新的实质是生命活力的张扬。创新是一个眼界问题、观念问题、气质问题、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创新带给他人的感觉有三种:即陌生感、惊奇感、光明感。美国一位研究口述历史的专家称数字革命产生的网络、光盘、新的录音、录像设备将使口述历史成为怪物，但是，他又说，我们需要所有这些怪物，因为它们能产生新的魅力，是“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新途径”。
二是做变革型领导，通过“理念再造”培植组织“创新基因”。变革型领导是继领导的特质论、行为论、权变论之后，理论学家们提出的一种新的领导类型。变革型领导的出现弥补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领导某些理念的缺失，有效地迎合了知识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对于组织和领导者提出的新要求。
据我观察，企业文化中一般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把营销当成企业的中心工作和生命线，一切围着营销转，一切为营销让路；二是把创新工作当成是专业人员的事，当成是“外脑”的事，认为只要肯花钱、组织了专门的班底，企业的创新工作就会有声有色。虽然营销与“外脑”的工作极其重要，但企业的生命在于创新与变革，在于培植组织的“创新基因”。让我们听听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概括性提示:“我们不能管理变革，我们只能领导变革。在一个结构快速变迁的时期，唯一能存活的只有能够领导变革的人。在21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是使组织成为变革的领导者。”变革型领导强调核心价值，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基于信任、激励以及沟通的理念。
管理过企业的人都知道，除非企业主管斩钉截铁地宣称，创新是公司应该优先追求的目标，否则，创新通常只会和其他作业性事务混杂一起，无法显出它的重要性。
一个记者问我: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我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求新。这不是具体的爱好，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希望攫取新东西。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这怎么行呢？凤凰人的创新意识是每天都在进行中的。创新的工作当然也要有带头的人来做，我们让很多的记者和编辑都在一线上去冲，我们去创新理所当然。在凤凰，中心工作就是创新，领导的首要任务也是创新。
全球第一位CEO，通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认为通用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中最优秀的公司，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通用公司愿意不断地尝试新事物，总愿意进行变革，并且能够对变革做出承诺。变革的根本并不在于“组织”的转变，而是组织中“人”的转变。“事在人为”，只有“人”转变了才能最终保证变革的成功实施。
小结:变革型文化所涉及的内容是如何变革、如何创新以及如何铸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的整合性
提示:中华文化中历来有很强的整合性色彩。同时接纳相互冲突的观点，并提出新的思路。
西方的管理文化讲一分为二，认为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对或者是不对两种结论，非黑即白。但是东方的和中国的管理文化与此不同，它是讲把二分成三，对任何一件事情总是想找一条中间的路线，它是把若干个方案进行综合，然后选取最没有矛盾的一条路，不讲是和非的问题，也没有黑和白的争论。正如老子《
道德经》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现在，西方人也在研究东方文化的这一特点，提出了整合性思维的概念。在对成功的企业领导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些领导者在思维方式上大都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征:他们都倾向于且有能力同时接纳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既不会感到焦虑和不安，也不会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新思路。这一新的思路，既融合了原先两种观点的冲突所在，又比原先两种观点更胜一筹。这种优化选择的思维过程称为整合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成功的机会:当我们遇到两个对立的方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选定其中之一当做是“正确的”，当强迫自己“二选一”时，往往会把“错误的”观点中正确的一部分抛除，这就等于放弃了寻找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的机会。
在研究整合性思维的同时，世界范围的整合创新风起云涌。以媒体企业为例:美国的《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派驻各地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2007年世界媒体的前5名分别是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贝塔斯曼)为242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
借鉴他山之石，我们的文化也需要整合性思维和整合式创新。
一是挑战一切可能性。接受信息爆炸、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挑战，迫使我们把所有需要考虑的因素都装在脑子里，从而发现问题的整体架构，包括每个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一个决策如何影响另一个决策，进行整合创新。
华商张晓卿先生在参与收购了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的《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中文媒体，又收购了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张先生说:“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所以他一再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目的就是要加强华人传媒的发声分贝。这种华人传播业向媒体寡头发展的趋势，显示出华人与时俱进，在国际传播舞台上不甘示弱的决心。
陈天华为了挑战韩国电子游戏咄咄逼人的态势，针对中国的游戏软件人才缺乏且各自为政的情况，采取收购、合作等方法，对中国的游戏开发商进行战略整合，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到明显效果。陈天华将自己的做法称为整合创新。
二是包容与宽容。去年年初，我到台湾与星云大师进行了一次关于包容的对话。星云大师讲到，有一次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演，该校的约翰·麦克雷教授在叙谈时说道:“你来美国弘法可以，但是不能开口闭口都是中华文化，好像是故意为征服美国文化而来的。”大师听了心中就有一个觉悟:美国人愿意吸收他国文化，但是他们害怕被人征服。而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奉献，如同佛教徒以香花供养诸佛菩萨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自己的好，人家的也好；而不是咱们的好，人家的不好。
傲慢自大非常危险。古代中国曾认为无须向外国学习任何东西，这是衰败的开始。
俗语说“有容乃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雍容华贵，就要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愈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国家愈是伟大。人类可以和人类自己相互为敌，但不能跟文化敌对。同理，在攀登的过程中，我们要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我们自己。一个企业在竞争的重压之下，如果仍有包容和宽容之心，能够容忍失败，能够耐心倾听，能够自我批判，能够成人之美，这个企业一定会前程无限、基业长青。
小结:以冲破一切陈规的激情，敢于承担的勇气，虚怀若谷的境界，去发现，去创新，去求索，用我们的努力为世界贡献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式、物质成果和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