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8年，高物价的压力与日俱增，人们要求涨工资的呼声愈发强烈，但挑头涨工资的却是垄断国企。除了公务员、国企员工，普通工薪族的工资今年会涨吗？
哪些行业工资最高
中石油、中移动、国家电网这样富得流油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垄断企业都在酝酿涨工资；而自前年起实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后，各地公务员的阳光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其他行业、其他阶层的工资是否也在涨呢？
在英国社会学教授司科特·拉什的眼里，中国人薪水最高的集中在金融、IT业和他经常光顾的CCTV（中央电视台）。这些行业和单位的很多人除了拿着高工资以外，还享有公司给的股权激励。而在英国收入不错的医生、教授，在中国却“不怎么好”。他认为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也不高，处于中等水平。
拉什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亦是1998年由他创办。他目前正在进行“中国风险文化研究”项目的调研，搜集到中国各个阶层人士的资产和收入情况。他希望一方面撰写一份对现代中国市场的描写报告，另一方面寻求东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更好地减小或避免社会风险产生的办法。
韬睿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柴敏刚在过去一年的薪酬调研结果，与拉什的判断结果几乎一致。柴发现，在拉什眼中收入最高的某些行业，也是2007年薪酬涨幅最高的。他的结论是，房地产、金融、IT业是2007年薪酬水平最高，也是加薪最高的三大行业。
越是工资高的，工资涨得越快。柴说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这三大行业利润高，企业的薪水支付能力强；二是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不错，员工股权激励部分相对较高；三是这三大行业的人才竞争相对市场化（国有企业除外），市场上人才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最后一个因素——剧烈的人才竞争和人才稀缺，导致这三大行业成为2007年加薪压力最大的。
“目前涨薪呼声最高的人群，就是那些在薪酬增长比较慢的行业中工作的人们，尤其是为一些民营私人企业打工的人员。”柴敏刚说。
拉什有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国和中国各有一家公司。法国公司的员工每人月工资3000欧元，公司还另外要支付每人每月3000欧元的福利待遇。而在中国的公司，员工月工资是3000元人民币，福利待遇却只需要支付200元。“我的朋友很喜欢中国。”拉什对记者笑着说。
像拉什朋友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很多企业追求低成本生产，在内地利用极低的劳动成本进行生产，这些企业应该考虑加薪。”柴说。
涨不涨工资由谁说了算
垄断央企涨不涨工资由国资委说了算，公务员涨不涨薪由政府说了算，普通工薪族的涨薪由谁说了算？
拉什认为，中国垄断的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但是挣到的钱却很少用于投资，其投资能力也不高。它们应该提高投资能力，用其收益和投资回报补贴到老百姓身上，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就算它们不能给每个中国人一笔现金，也应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拉什说。
现在的中国，私人经济已经占到社会总量的大部分，有些发达省份，例如广东、浙江等，80％以上都是私人经济。民营老板们已经决定了大部分中国工薪族的收入水平。现在，很多企业也不得不正视物价高企的现实，据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中心近期在上海210家企业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上百家被调查企业表示会再度增加工资增长率。
过去，柴敏刚去民营企业做调研的时候，发现涨不涨工资都是老板拍板说了算。但到了2007年，“民营企业进步很快”，企业在迅速分化，其中的“先进分子”已经建立起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包括薪酬管理委员会，薪酬不再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这些企业涨工资之前，一般都要是对现有薪酬跟市场行情进行比较和分析，同时对企业的业绩和效益、工资支付能力、人才竞争态势等进行分析。企业的资源和薪酬一般都向关键岗位倾斜。最后，管理层要将薪酬计划报到董事会和薪酬管理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来进行定夺。
薪酬管理委员会一般由独立董事组成，如果在民营企业，老板也必须尊重薪酬委员会的意见。“我经常在薪酬委员会看到企业老板和委员会之间有意见分歧，甚至吵起来，但是最后一般都是薪酬委员会胜利。”柴说。
国有企业是不是涨工资则多一道手续——上报给劳动部或者国资委，这两个部委对企业一般有薪酬总额的控制。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的工资必须报国资委审核，与国资委签订业绩考核合同。
至于公务员如何涨工资，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尹蔚民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研究建立公务员与企业相关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制度。
劳动保障部：工资条例草案已成型
在就业数据达到近年高点之际，旨在解决职工工资增长和保障的工资条例草案已经形成，目前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
加快推进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建设，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工资增长机制和工资条例是解决职工工资的增长问题和保障问题。对于职工工资增长机制问题，经过前期调研，充分听取有关专家、企业负责人等各方面的意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形成一个指导性的意见，推动这项工作逐步规范。
尹成基透露，工资条例草案已经有了，目前工资条例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立法程序，需上报国务院法制部门进行审核，最后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近日透露，工资条例草案主要针对多年不涨工资的企业制订，如何调薪，CPI也是应考虑因素。
（综合1月24日《南方周末》和1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分别为两报记者）
西南药业“加薪”风波
1月10日，西南药业刚刚平息了一场调薪风波。西南药业为这场风波付出的代价是：全部制药车间停产3天，日生产损失300万元，累计产值损失接近1000万元；而身兼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与监事会召集人的胡芳“引咎辞职”。
知情人士称，西南药业利润丰厚，且增速迅猛，但职工们并没有分享到企业效益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在物价普遍上涨的今天，矛盾被迅速激化。
风波
时间回溯到2008年1月7日上午。
当日重庆阴雨连绵，在西南药业的大门口，围着厚厚的人群，他们都是药厂的车间员工。
西南药业一位员工事后回忆，全厂1000多个人，那天谁都没有上班。
引发事件的导火索是2007年12月末西南药业在全厂车间门口张贴出来的一份文件。文件称，由于2007年物价上涨，公司将对所有员工的工资做出调整，上调幅度为现有每月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增加50元；同时对于职工的“三金”(住房公积金，社保等项目)，公司将只为员工交纳其中的 1%，剩余部分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
西南药业是太极集团(15.53,0.00,0.00%,吧)控股企业，员工了解到，涪陵制药厂、桐君阁(12.28,-0.22,-1.76%,吧)、太极制药等同样是太极集团下属企业，工资上调幅度并不一致，最多的每月工资上调了300元，最少的也涨了200元。
“太不像话了，我们基本工资本来就很低，加上调整我们的‘三金’缴纳比例，调整的结果是‘明升暗降’，虽然我们工资上调50元，但是我们在‘三金’自缴中，要多出很大的一部分，企业则趁机可以少缴纳一部分职工‘三金’款。”西南药业一位员工对记者表示。
当地政府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自从2006年起，西南药业的职工公积金就没有按时缴纳。
1月7日下午，西南药业所有车间的生产线都停止了运转。
未通过职代会的决议
在员工们以这样的方式集体表达了对工资制度改革的强烈不满之后，1月7日晚，原西南药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召集人胡芳紧急召集全体中层干部商议如何处理这场风波。
员工们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主要是三点意见：一是工资上涨幅度与太极集团其他企业看齐；二是“三金”交纳仍然按照以前的规定进行，不得多扣工人工资，企业为工人缴纳部分也不能少交；三是要求公司一把手“下课”，即身兼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与监事会召集人于一身的胡芳辞职。
1月8日早晨，西南药业紧急做出决议，给在职职工每月工资增加150元，离退休职工每月增加100元，其他保持不变。
“我当时就对胡芳说，这恐怕无法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西南药业的一位高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匆忙的将决议公布出去，恐怕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果不其然，在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下，答复工人的文件就被张贴在西南药业公司大门口。工人们在仔细阅读之后，并没有返回工作岗位，相反，他们提出——“要见太极集团董事长白礼西”。
“新的劳动法也已经颁布生效，我们需要更多的利益保障。2007年我因为买房子要提取住房公积金，到了公积金中心却被告知当年我们并没有交纳住房公积金，实际情况是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被扣除了公积金的。”一位工龄长达12年的药厂员工告诉记者。
更多的员工在1月8日的下午聚集到西南药业门口。
劳工胜出
1月9日，员工们依然没有上班。
太极集团高层在经过短暂的磋商之后，答应了员工提出的所有要求。41岁的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和监事会召集人胡芳“引咎辞职”。
知情者称，自从太极集团兼并西南药业以来，在职工工资安排上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这次集团工资调整，企业为中层干部缴纳的 “三金”远远超过为基层员工所缴纳的额度，引起风波的那份文件中，企业准备为中层干部缴纳的金额是基层员工的数十倍，引起这些员工的极大不满。
1月10日，在得到最高层太极集团的书面承诺之后，员工开始返工，所有的制药车间，又如往常一样，开足了马力。
风波之后，西南药业将为每一位退休职工的月工资增加100元，在职职工每月增加150元，同时补足之前应交纳而未交纳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社保等项目，这些款项总计将超过千万元。“该得的一分都不能少，该付出的我们会加倍努力。”一位女工告诉记者。（张晓晖）
（摘自1月28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我们的工资真能再翻三四倍吗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系主任文跃然
“到2020年，工资总额有3～4倍的提高空间，人均工资约有2.4～3.2倍的增长空间。”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系主任文跃然，近日在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上几句简单的发言，引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议论。
记者：这几天，网络上对你提出的“涨工资”观点反应很强烈，你当时有没有预见到这个结果？
文跃然：没有。当时开完会，我就出差了，没看网上那些评论。但我估计，骂我的也好，赞成的也好，大家关心的都是差不多的问题，那就是工资涨了，物价涨得更快怎么办？确实，没有谁可以预测清楚工资和物价上涨的速度哪个会更快。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从历史经验上看，高工资、高物价所形成的均衡，带来的高生活质量是必然存在的。
我当时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低工资不好，国家也提出要让居民收入多一些，我觉得应该把大概的数给估计出来。还有一个初衷就是讨论一下，假定工资能提高到那个程度，对国家到底有没有好处。
记者：那你提出这个数字的依据是什么，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
文跃然：两个依据。一个是GDP每年会增长，工资也会差不多比例地增长。第二，以正常的标准看，工资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5％左右，而中国目前只有40％多一点。
现在我国的GDP是20万亿元左右。有人计算，假定以每年8％～10％的增长速度，再考虑到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GDP能达到24万亿美元。按照50％多的正常标准，工资总额就能达到12万亿元，比现在的工资总额要高3～4倍。
这个标准是高标准，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但是按道理来说，中国应该更加偏向劳动者。中国的老百姓比较穷，赚的钱应该更多地分给老百姓。这个比例跟发达不发达没什么关系，中国的工资占GDP的比重应该可以达到55％。
记者：有不少人认为2020年太遥远了，有点“画饼充饥”的感觉。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普通人来说有何意义呢？
文跃然：现在的观念就是低工资是好的。如果这个思维不转变的话，工资到2020年也涨不起来。但是这个转变不是自然发生的，因为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总体来说是过剩的，单纯靠市场力量，靠企业主导，工资是涨不上去的。
记者：那要靠什么来转变？
文跃然：工资增长必须要用非常规的方式，直接说吧，就是政府干预，要由国家来主导工资增长。政府干预主要是通过立法的方式，第一是工资不要随便变动，第二是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方式。还有一点就是国家的税收政策一定要调整，不要收那么高的所得税，起征点也应该更合理。
现在的《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好的开端，签合同时要把工资标准写清楚，最低限度是不能随便变动我的工资。还应该具体规定每年工资必须增长的比例。
记者：2007年7月，中国劳动学会在一个薪酬论坛上指出，2002年到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年均递增12％，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本报社调中心当时所作的调查显示，95％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涨了工资”。为何大家对涨工资都没感觉？统计出来的涨幅都涨哪儿去了？
文跃然：工资是在涨，12％的数字我觉得没错，老百姓觉得没有涨，也没有错，这是一个心理感受问题。第一，工资增长没有消费支付能力的增长那么快。比如我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家里就没有钱了，工资再增长也没用，还是没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工资制度挺奇怪的。工资固定部分少，奖金多。总量可能增长，固定部分没涨，大家就感觉没涨。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房子。买了房子，就没钱了。扣除房子的问题，我觉得居民工资的消费需求是增长的。
记者：有学者认为，要解决居民生活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涨工资，而是财政补贴。因为工资是刚性的，涨了就不能跌，而且会进入成本进一步提高物价。你认为呢？
文跃然：国家给低收入者补贴，如果补贴的是现金，还是会形成消费能力，效果和涨工资是一样的，还是会导致物价上涨。
如何在工资增长的同时保持物价控制，这是政府要做的。政府有责任控制物价的增长。将物价增长的幅度控制在工资增长幅度之下，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政府可以控制货币发行量，还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
记者：一些网友认为涨工资主要是高收入者的事，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可能很少涉及，你怎么看？
文跃然：有学者说，工资增长应该主要增加那些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个观点我赞同。其实从媒体和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肯定会受欢迎，因为低收入者是占大多数的。
但片面强调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片面地偏向低收入者，而对精英忽略的话，可能会压制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收入增长主要还是要靠税收来调节。
我赞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时采用补贴的方式，来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而不是打包在第一次分配里面。应该告诉老百姓的是，你不能什么都占了。没效率的人也拿了很高的工资，会让整个国家没有动力，这对国家竞争力是很不利的。
记者：也就是说第二次、第三次里面才强调公平，第一次还是以效率为主？
文跃然：效率为主，这个观念还没有谁这样讲过，一般都说效率和公平兼顾，但是要分清楚在什么时候要，不是所有的阶段。我觉得第一个阶段以效率为主，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主。
记者：涨工资可能让那些没有工资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和下岗职工的生活更加困难，他们该怎么办呢？
文跃然：这也要靠二次分配。国家调节，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其他方面的完善。在第一次分配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步增长的。没工作的，没贡献的，就不会包括在这里。
西方有一个基尼系数的概念，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是否平均。我们除了关注总量、平均水平之外，还要关注基尼系数，在工资增长的同时，确保收入比较平均，或者说贫富差距不要拉得那么大。（黄冲）
（摘自1月11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