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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等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 “民主”本身是个历史概念，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
       在对外关系领域，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本土文化优越，于是中国儒家的礼仪是否符合基督教义，就成为中国人是否有资格“进入”基督教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这场“礼仪”之争仍然在继续进行。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正是这场全球性的“礼仪”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既重礼仪（或称软实力），也重合和。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相反，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从根本上讲，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但他们抱怨中国人没有向世界传播明确的信息，展示其对全球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必然加剧欧洲人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焦虑。比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本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创哲学，但是中国人现在被欧洲人普遍看作是只要经济发展，只向地球索取，不顾地球生命。诚然，中国在环保上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但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公开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日益焦虑不安的欧洲人将是很大的心理安慰。（相蓝欣）
       （摘自2月4日《环球时报》，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一些官员为何仍惧怕舆论监督？
       近来，有很多官员以开放和开明的心态对待舆论监督，如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上任伊始，公开提出请各新闻单位提供负面报道，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欢迎网友“灌水”和“拍砖”，等等。看到很多官员善待舆论监督，令人欣慰。
       不过，当越来越多的官员对舆论监督持开明和开放心态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官员对舆论监督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严厉打压舆论监督。
       很显然，只有那些存私心有杂念的人才会对“揭短”“揭丑”暴跳如雷，甚至强势打压。
       从客观上来说，源于舆论监督缺乏法律和体制保障，监督环境不佳。目前我国还没有“新闻法”和“舆论监督法”，舆论监督主要靠上级监督和官员自觉才能落实，一旦官员不自觉或者上级监督不到位，舆论监督往往或处于“看脸色”行事，或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监督环境下，本地舆论往往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根本不敢使用监督权。
       一个政府一旦失去舆论监督，表面上看，形势一片大好，实质上掩盖了大量的问题，非常危险。
       我们有理由相信，舆论监督的路越来越宽，监督环境越来越宽松。但是，笔者始终认为，这都是一些权宜之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舆论监督的出路，舆论监督仍然不容乐观，甚至充满变数。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地方舆论监督作用，必须从法律和体制上寻找出路。
       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新闻媒体实行垂直管理，脱离地方政府的干扰，比较合适，否则，在有的地方，舆论监督不是充当为个别官员“吹”政绩的“吹鼓手”，就是被少数地方政府“管制”起来，难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王捷）
       （摘自2月14日“人民网”，标题有改动）
       公布领导的电话很重要吗？
       刚刚上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要求将昆明市委、市政府副处长以上所有官员的职务分工和办公电话向社会公布。
       不难设想，这会促使当地政府官员改变作风。首先，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紧急事项，可能会更方便地通达领导层次，避免信息层层传递而可能有的延误与扭曲。其次，上级将拥有了解下级工作状况的多一种渠道。再次，官员因此必须学会面对公众说话，包括直接对媒体和记者说话，那种“市长不是你说要见就见的”之类的阻挡将失效。最后，这自然对提高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的程度很有好处。
       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张旗鼓地公布领导电话，公众也表现出热切期待，这本身反映了一种社会生态，即大小事情必须找政府，最好是找到领导。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人几乎一辈子不必跟政府打交道而过自己的日子，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另外，政府的科层制结构，本来就是为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方便而设计出来的分工。如果公众都很熟悉这种分工而不会乱打电话，那当然最好。而如果很多电话都要打到领导那里，就反映了程序分工的失效。
       换句话说，事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就越来越大，大到了谁都推不动的时候，只好要求大家都去听电话。这就是改革的新困境：单靠在行政程序上反复做文章以求吸纳社会矛盾，会使行政程序负荷过重而发生种种紊乱，既掌管一切而又管不好一切。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行政机构公布一切联系方式，特色在于非常注重各种事项的分门别类与程序上的详细指引，并尽量提供高科技的、人性化的联络服务方式。但是，一般不公布具体职位上的人名，这也是一种公务上的合理保护。另一方面，民意代表和政治领导人公布联系方式则是“入行”的基本条件，事实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反复寻求与公众接触。
       在我们这里，政府机构的办事作风与联系群众的态度仍然需要不断改善。但是，社会中存在如此强烈的各种诉求与期望，表明政府的信息进入渠道有待拓宽。但这不是靠行政部门的调整和公布领导电话能够根本解决的。改革人大系统和政协系统，使他们更广泛地发挥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政策辩论的功能，是迫切的改革需求。压缩政府职能、使市场和社会具备自我运行和调节的机制，其实是更根本的社会诉求。（郭巍青）
       （摘自2月20日《新京报》，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取消印花税，不只是为了救市
       如果以是否救市来衡量，取不取消印花税似乎并不重要。众所周知，在印花税上调之后，A 股市场的市值仍然强劲窜升。但印花税必须取消，理由绝不是为了单纯救市，而是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
       提高印花税的初衷，是为了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不过实行高额印花税的结果，没有达到决策者的良好初衷。
       以成交环节征税来降低市场热度没有理论与事实依据，除了对税收有好处之外，对市场与投资者都没什么好处。2007年A股市场交投活跃，交易量超过2006年的3倍。可见成交量没有因为印花税的提高而下降，这恰恰印证了投资的基本规律，投资决策依据的是风险与收益，而不是交易成本。这一点在楼市上也有所印证，二手房市场交易环节成本的节节上升，并没有抑制房地产投资潮，直到保障住房体系落地之后，房价才企稳。实行印花税的另一个结果，是将A股市场逼入投机市场。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1436亿元，若是加上券商的佣金，2007全年股民贡献了3000亿元，超过以往16年的总和。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上市公司2007年上半年的全部净利润2646亿元，差不多占到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去年净利润一半左右。
       
       取消印花税有多重益处，都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关。
       首先，取消印花税能向投资者传递明确的信号，即A股市场不是投机市而是投资市，如果在取消印花税的同时，决策者能对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进行正面激励，那么，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方能落到实处。并且，印花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比极小，是财政所能够负担的。
       第二，取消印花税的最大理由是刺激金融产品买卖的成交量，繁荣资本市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市场，做大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景，目前的萎缩是为将来的扩展做准备。
       在世界前六大市场（美、中、日、英、法和我国香港地区）中，除了内地市场与香港征收印花税外，其他4个主要市场实行零印花税多年。因此，印花税之举实在是逆趋势之举，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拱手让给他人。
       第三，从税收制度而言，重交易环节税收之弊端也必须抑制。印花税属于交易环节征税，其本质跟以前雁过拔毛的厘金有些相似，其目的是减少交易量，既不是进行二次分配，也无法优化交易结构，对税收制度的改革也极为有害。
       印花税是一个象征，在2000亿的税收收入与市场的健康和政府的诚信之间，不难取舍。（叶檀）
       （摘自2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
       如何打造侨界品牌
       品牌是一个广义的名词，它可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等等，都具备品牌的要素。而这里所说的侨界品牌的打造，只是限定在事物的某一个层面，也就是限定在社会公益活动和有利于国家发展这一层面，它既不包括人与产品，也不包括集团与国家。
       品牌的确立，可以是有形的（如“希望工程”）；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论坛）。
       侨界品牌打造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垄断性——限定在对社会公益事业这一范畴之内的侨界品牌的打造，需要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因而必须是政府行为，民营企业家挤不进来，因为他们没有协调这一行业与另一行业、这一地区和另一地区关系的能力。与此竞争的，只有政府部门。二是资源丰富。侨界品牌的打造，从资源上来看，除了国内的资源外，还有4000多万华侨华人这一资源，同时通过海外华侨华人与海外大企业家的联系，也有可能将世界各地的资源整合进来。因此，侨界品牌的打造，具有其他人民团体不具备的客观优势。
       在打造侨界品牌的过程中，要遵循品牌打造的客观规律，根据品牌的五大要素（品牌的名称、品牌的内容、强化品牌的发展过程、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人们主动与该事物发生的联系）和三大原则（具体性、单纯性、需求性），逐项认真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部联系，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那么，侨界品牌的成功也就在其中了。（张清智）
       （摘自《海内与海外》200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