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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浊扬清]中国人的绅士风度
作者:狄 马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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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哲学在老庄经典的浸润下,发展出了一套“为而不争”、“节而有度”的礼仪文化。这套礼仪文化,不管是好还是坏,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之,它已经影响了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人的交往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模式。
       著名作家叶广芩2001年到陕西宁强县的青木川,寻访一个已故去多年的土匪头子。镇上安排让她参观这个土匪集资兴办的学校。面对几十年前校园柱子上“夏庇群英”、“培育英才”等苍劲有力的字,她问,这是出自何人手笔?这时,一个青布蓝衫、背驼耳聋的老汉从围观的孩子中间走出来,拱手施礼道:在下不才。一问,这个老汉叫徐种德,民国年间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就读,因感念土匪为他出资上学,毕业后曾任这个土匪的“少校参谋主任”,“文革”时因此备受摧残。叶问他,为什么回来?他答道,知恩图报。
       这使我想起《道德经》中“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的嘉言来。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一样,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不管多强的风都吹不走他们的光芒。
       相声大师侯宝林“文革”时被红卫兵揪上台,压倒在地,有人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侯听后连忙站起来,作了一揖,以相声特有的腔调回答道:“反动则是,权威不敢。”这就是无数像侯宝林一样习染了传统士风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甚至在人格受辱时仍然不忘“谦让处后,不敢为先”的古老训诫。
       这就是中国人的绅士风度。这种绅士风度和西方的讲究外在得体、张弛有度、尊重妇女的规范一样,已不仅是传统中国人出门行事、进退揖让的外在信条,而是已内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提升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效手段。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由上海往北京省亲,受邀在北大作讲演,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碰见了胡适。此前鲁迅曾狺狺地攻击过胡适,为这位“五·四”以来的同事战友深陷国民党的权力圈套而扼腕,并屡有嘲讽挖苦之辞。人们想看这两位文化大师在这样的尴尬会面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没想到事情竟出人意料地平静。胡适笑问:“兄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笑答:“不久又将卷土重去也!”说话间,恩怨灰飞烟灭。
       这就是传统士人对待“攻击”的办法。他们认为彼此攻悍是出于公仇,而不是私怨。见解上的相互敌对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相互尊重。鲁迅去世后,他生前的论敌苏雪林趁死人不能还口,大肆攻击鲁迅,称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则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批评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这是传统中国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的写照。这种人格理想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也不是做学问、评职称的材料,而是能实实在在地指导“做人”,教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吃饭睡觉、与人闲谈都须臾不可离开,甚至在生命悬于一线之时,人们也不应轻言放弃。即使是死,也应当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结缨而死”——把帽徽领章戴好庄严死去。
       1926年4月24日,《京报》总编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26日4时30分,邵被押赴北京天桥东刑场。行刑者用马枪朝脑后射击,子弹从右眼穿出。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这个报业巨擘临刑前,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死时年仅40岁。
       这是我所听到的中国士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的最后绝响。■
       【杨兴文荐自《西安晚报》200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