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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于“60后”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
       2008年的日历刚刚打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陆续进行地方政府换届，国务院不少部委也将于3月去旧迎新。为人所瞩目的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代的年轻干部，将在本次政府换届中被正式任命和充实到省部级领导岗位。（1月12日新华网）
       党的十七大后，大批“60后”官员相继被提拔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担当起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之重任。而日前国务院又对多个事关宏观经济发展大局的核心财经部门人事进行了调整，十七位年富力强的“财经少帅”履新，等等。此次人事调整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近年来所罕见，也让人耳目一新。
       显然，众多“60后”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往开来、渐入佳境。
       综览这些履新的“60后”，譬如湖南省长周强、新疆代主席努尔·白克力、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农业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等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他们所接触的都是解放思想，善于把握各种新理念、新思路，同时也比较熟悉现代管理方式和国际规则，这正是目前我国推进改革发展所急需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这就需要最具活力的生产力因素的官员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不断优化，吐故纳新、新陈代谢、“五湖四海”。五十年前，毛泽东同志便将青年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朝气与活力。事实上，高官队伍结构的优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国家和社会结构从原来的相对简单变得较为复杂，这也就要求政党执政和管理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实现创新和更替。而大量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60后”被吸纳进入高官队伍，就见证了党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出了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增强。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60后”高官中不少是科研、教学或企业精英，他们“身份”的转变，也标志着社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近代著名贤哲梁启超曾憧憬出现一个“少年中国”。那么，众多“60后”相继出现在我国政治舞台，这就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事业发展的活力所在（陆志坚）
       （摘自2008年1月13日“红网”）
       厦门PX:在尊重民意中学习现代执政
       厦门PX项目有可能实行异地迁建。尽管最终定论尚须明确的官方表态，但根据地方政府在事件后期与民意谨慎、坦诚的互动，以及在公众参与环节中民意几乎一边倒的反对，事态最终走向已无多少悬念。如果最终实现了PX项目的“民意决定”，在中国重大项目民主决策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PX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得益于厦门市民的坚韧、理性和智慧，他们尊重程序、尊重科学、尊重法律，通过一切可能、合法的途径把态度和意见表达出来。他们很多人深信一个极为朴素的真理：发言不一定成功，但不发言则永远不会有改善的机会。这是智慧和力量的体现。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当地政府逐渐和民众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科学评估，良性互动。
       在此过程中，厦门市政府完成了一次转身：从忽视民意到直面民众，从一开始回避舆论到后来审时度势地开言路、纳谏言，事实证明，一旦民意的管道自由畅通，事件解决的前景便豁然开朗：民众与政府之间，对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话和合作。正如厦门市政府有官员所言：从6月份的“PX风波”到12月份“公众参与”环节，厦门民众日趋理性，政府执政能力得到锻炼提高，所谓“政府和市民一块成长”。
       某种意义上说，厦门市政府的转身是PX事件最终向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它使政府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原来，在民意面前“低头”，并不是一件没有面子和尊严的事情，相反，尊重民意、尊重科学，反而是政府树立权威、赢得信任的基础。
       传统的管制行政，过于强调政府“为民作主”，实质上也就是“替民作主”、“代民作主”，听不得反对意见，以为那是丧失“权威”的表现。舆论的渠道、司法的渠道、民主听证等正常渠道，往往被堵塞。学者的研究表明，一项公共决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外部成本，也就是说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人强加的成本。两项成本的总和就是社会的总成本。没有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外部成本)就非常大。结论是必须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
       PX事件再次表明，假如没有有效的公众参与管道，民众将要世代承受的环境成本将极其高昂，政府和民众对立的成本也极其高昂。PX事件最终走向良性轨道，正是市民广泛参与、媒体充分讨论、知识分子负责任地发言、地方政府兼听则明的结果。这是政府和公民互相学习、互相提升的过程。民众在自由、理性表达和参与中，提升了自己的公民素质，当地政府在尊重民意中，学习现代执政理念。
       厦门PX事件，或许是中国进入现代“民意政治”社会的一个开端，一个标志性事件。
       （摘自2007年12月21日《新京报》）
       从“天门事件”深刻反思城管制度的弊端
       1月7日，湖北天门市发生一起“城管执法打死拍摄男子”恶性事件。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停留于表达对这起事件中打人凶手的义愤，也不能止步于查清事实、查找原因、追究责任，而应当从近年来各地屡见不鲜的城管暴虐执法现象入手，深刻反思城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探讨城管制度的改革之道。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屡屡惹出事端，足以说明城管执法权尽管有法可依，但城管制度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一些环节上积累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这些问题和弊端主要表现为：其一，城管部门的执法权过于集中，权限过大，有些地方的城管部门不甘于已经集中到手的权力，不断争取扩充权力范围，试图把他们认为该管的事项都统统管起来。如此“一家独大”的局面，既赋予了城管部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助长了城管人员擅权滥权的冲动，客观上也给城管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城管人员经常性地处在紧张情绪和焦虑状态之中，形成“权力越大、压力越大、擅权滥权冲动越大、与管理对象的矛盾越大”的恶性循环。为此，应当缩减城管部门的执法权限，将一些领域的执法权交还给相关管理部门行使(如一些地方的公交执法权已回归交管部门)。其二，城管部门强制执法有余，柔性服务不足，对普通百姓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体察和关切。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绝对美观”，城管人员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驱逐在城市中辛苦谋生的“走鬼”，却没有想到后者被罚款、被没收谋生工具之后，将陷入何等凄惶的境地。当务之急，城管执法亟须弱化强制管理功能，增强人性化管理意识和服务意识，以缓解与管理对象的矛盾冲突，为城市管理开拓新的空间。
       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这一次，“天门事件”全面暴露了现行城管制度的弊端，让全社会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城管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当然，城管制度与收容遣送制度不同，城管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废止城管制度本身，而是要真正以“天门事件”为戒，以城管暴虐执法为耻，痛下决心，对症下药，通过对城管执法权限的认真核定、清理和整合，使城管部门回归“依法行政”、“管理重在服务”的本义。（潘洪其）
       
       （摘自2008年1月13日《北京青年报》）
       “史上最牛”为何频频出现？
       又见“史上最牛”——去年12月28日，在吉林长春市西朝阳路某银行柜台前，一名男子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我取一分钱，这卡里有2900多元钱，我要一分一分取出来”——在网上，该男子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储户”。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见到了不少“史上最牛”，它折射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史上最牛”的产生大多是无奈的。因为不少事例表明，真理似乎总是“掌握”在一些部门和行业手里。如这位“史上最牛储户”表示：“我没有精神病，我就是对有些人的服务不满意，不仅要取，下周一我还要来存，反正我有的是时间。”若不是气愤到了极致，谁会采取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
       诚然，对服务的不满意可以采取投诉等方式，可问题是，100次投诉有几次能见成效？再者，投诉的过程往往既艰难又漫长，到最后也不一定能得到满意说法。
       如此现实下，一些人开始采取非理性的办法求得问题的解决，至少期望此举能给对方一个教训。试想，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大大推进了《物权法》的深入人心。同样，一个“史上最牛储户”应该也会让银行认识到自己的服务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一些公权部门还是一些垄断行业，是公众的压力逼着它们提升服务水准，尽管这一过程让我们大家不太舒服。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转型不仅表现为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转变，还表现为服务理念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转型的未来应该是美好的，而身处转型期之中却多少有些痛苦。这集中表现为某些公权部门运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公众的财富；垄断部门运用手中的资源，挤压公众的生存空间。
       公众不肯默而忍之，因为那既不符合今天民主法制建设的大势所趋，更可能造成自身权益的更大伤害。而合理投诉，见效太慢，且未必有结果。这无疑给“史上最牛”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史上最牛”的出现，终究是社会之痛。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毛建国）
       （摘自2008年1月3日《工人日报》）
       用收入增长“绑架”CPI很危险
       也许是习惯，也许根本不知道收入与CPI的区别，面对不断上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总会有人作出这样的解释，今年虽然CPI上涨 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仍高于CPI上涨。言下之意，对CPI的上涨，不必过于担心，老百姓具备这样的承受能力。那么，事实又是怎样呢？
       大家知道，CPI是一个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绝对“公平”的数据，它不会因为哪个是富人、哪个家庭富裕就高一点，哪个是穷人、哪个家庭贫穷就低一点。CPI对穷人与富人一样公平。
       相反，收入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就不那么“公平”了，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就在于收入的高低不同。而全社会的收入水平，是穷人与富人平均以后得出来的。
       由于全社会收入水平决定于穷人与富人共同的收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高收入者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将直接影响全社会收入的平均水平，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的幅度，直接决定全社会收入增长的幅度。如果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过大，高收入者收入增长过快，全社会的收入平均水平与增长率，就很难反映社会收入差别的真实情况。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合理，这些年，呈现出行业收入差距逐渐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双“集中”的格局，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越来越快、集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低收入阶层则增长缓慢，集中的财富比例也越来越小。因此而形成的较高的社会收入平均水平和增长率，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带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地强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不能真实反映全体公民收入水平的数据来绑架CPI，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对于我们防止全面通货膨胀也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CPI快速上涨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的结构矛盾，从而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CPI的进一步上涨，规范收入分配格局，提高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促进社会的公正和谐。（谭浩俊）
       （摘自1月11日“新华网”）
       国人的“大师”情结
       所谓“大师”，不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如何歧异，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凡当得起“大师”称号者，必定是我民族文化事业中凤毛麟角的卓越人才，罕见的人中菁华。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开始于19世纪中叶之后，到20世纪初叶终于显现其突兀峥嵘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这一演化过程的具体表现。这确是一个需要“大师”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代表。
       然而，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称呼——为时极为短暂，它的繁荣未及充分展开，便为激烈的国内冲突和可恶的外族（日本）入侵所打断，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动荡，终结了转折时代大显身手的第一代文化巨人的创造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谢幕以后登上文化舞台的新一代思想学术人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饱受煎熬，但凭着此前的积累和坚韧而顽强的开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以既有的成就和才赋气象论，这一代人很多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的“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在50年代以前基本完成了其应有的学术研究训练，本应该是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一代。然而，这一代人在进入盛年之后，遇到的是一个与其生活和思维迥然不同的环境，其学术思想成就毫无例外地受到极大限制，大多不如前辈，称得上“大师”者少而又少。
       至于40年以后出生的几代人，或文化养料贫乏，或受政治运动影响，或学业成绩正处在扩展过程之中，故不可过早以“大师”桂冠相赠。
       因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师”。
       可以说，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悠久的大国心态，促生了“大师”群星灿烂的幻觉。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幻觉，是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原理：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非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时共步，也不是仅仅由经济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促成；即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大师”群体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几代人的努力。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民族历经艰辛而培育的学术氛围，和20世纪初叶以来积累半个世纪的人才，包括其中的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在一个时期内早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人才空缺绝对不是一代人可以填补的；而要出现“大师”级的卓越人才，则更需要时日，绝不是短短30年可望看到的。（张绪山）
       （摘自2007年12月5日《中华读书报》）
       ◆ 注：本栏目插图为编辑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