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5月1日我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婚姻法》的贯彻落实，使得广大的中国妇女冲破了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焕发出了新的精神面貌，并在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
早在1948年，中央妇女委员会就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等。起草小组主要的参考资料是1931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大家认为，它的基本原则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律基础也比较成熟。
在起草过程中，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大家争论激烈。有的人反对离婚自由，一种顾虑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农衬，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但考虑到广大妇女的权益，邓颖超态度鲜明，坚持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亦可以离婚”这一条。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但因为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因素而推延了《婚姻法》的宣传工作。
直到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集中精力抓《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当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1953年3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就在婚姻法运动月即将开展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戴高帽斗婆婆、斗丈夫的做法，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对此，中共中央于1953年2月18日又下达了《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明确指出:“凡在这次运动中搬用“斗争会”、“坦白会”以及“户户调查”、“家家评比”、“划分阵线”、“家庭站队”等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把贯彻婚姻法运动扩大到一般的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去，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某些混乱，并有使运动脱离正确轨道和规定目标的危险，这也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止和纠正。”
当年3月号的《新华月报》对此次补充指示进行了全文转载，并以河南省鲁山县为代表，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婚姻法实施所带来的新气象——“鲁山县白象店妇女陈爱青，四岁被卖作童养媳，受尽了苦难。完婚后，由于丈夫的压迫变成憨傻。在婚姻法的保障下，她和丈夫离了婚，与乔才自由结婚。美满的婚后生活医好了她的憨傻病，使她变成了积极热情的人，并当选为全村的妇女组长。”“冯宗义和郑桂香的家庭是鲁山县民主和睦家庭的典型。全家每十天开家庭会议一次，总结生产情况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订出后十天的生产计划。”……
通过婚姻法运动月的宣传，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男女，对于《婚姻法》的内容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结婚登记也逐渐被群众所接受。据内务部统计，1954年第一季度，全国15个省562个县市（不包括省级市），群众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的共40.2万余对，1955年27个省市统计，在申请结婚登记的265万人中，符合法定条件准予登记的已达95％。
（本刊编辑谭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