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和《昌言报》是维新变法时期最著名的报刊，为改变中国的命运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出版背景也是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风云。
1896年8月9日，为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作为舆论工具。馆址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汪康年担任社长，年轻才子梁启超（时年23岁）担任主笔，孟麦华、章炳麟、王国维等分任各栏目编辑。办刊资金主要利用原来张之洞捐献给强学会上海分会余款1200元和黄遵宪捐助的1000元、邹陵翰捐助的500元作为启动资金。
《时务报》为旬刊，每期30余页，三四万字，外观线装书格式。由于办刊宗旨符合当时具有维新意识的年轻官僚及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理要求，因而刚一问世，便深受读者欢迎。特别是主笔梁启超，以隽永流畅的文笔，痛陈改革大政。该刊第一篇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文章是《变法通议》。这篇文章分13个小节，共60000余言，从创刊号登起，断断续续刊登了21期才完，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如开学堂、废科举、变官制、兴实业等，至为精辟。《时务报》刊载的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施政论文，使读者眼界大开，因而争相订阅。部分封疆大吏似乎也看出些苗头，纷纷凑近维新派，或主动捐款，或代为推销刊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还饬令省府衙门统一订阅，然后下发至下属各单位及书院阅读。
《时务报》出版以后，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出现，举国形成维新热潮。年轻的光绪帝也深受震撼，决心实施变法新政。
遗憾的是，就在维新运动深入人心之际，《时务报》内部出现了分歧，汪康年按照张之洞的旨意，处处排挤梁启超，以至梁启超负气出走，到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所以自第55期以后，再也没有梁启超的文章。
汪康年主持后，很快改弦易辙，向右倾转变，深负读者厚望。为能够重新掌握《时务报》这块重要阵地，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草拟一份奏折，交给御史宋伯鲁，由宋伯鲁转奏皇帝，请旨将《时务报》收为官办，名叫《时务官报》，报馆由上海迁到北京。7月26日，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孙家鼐复议“拟请准如所奏”。并向光绪帝建议，由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光绪帝同意了孙的建议。汪康年见朝廷欲将《时务报》收为官办，便一方面请示张之洞采取对策，一方面在京津沪各报发出告白，陈说《时务报》由个人创办，不应改为官办。同日，汪康年得到张之洞支持，悍然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从而引起一场笔墨官司。
《昌言报》创刊号与《时务报》蝉联，即《时务报》出完第69期之后，立即改出《昌言报》。为使读者了解改名原因，在《时务报》第69期封面上还单独贴了一张说明。而《昌言报》第一期又注明“续《时务报》第六十九册”，前后衔接不误。第一期内首页就不厌其烦地将孙家鼐遵旨议奏折和御史宋伯鲁最初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的奏折原文刊布，并在后边申明不能收为官办的理由。言语间有意将自己标榜为《时务报》真正始创者，而把当初创办者之一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出过大力的梁启超说成是雇佣关系。所以该刊一出立即引起梁启超的强烈反驳， 当日便写了一篇《创办〈时务报〉原委》发表在天津《国闻报》上予以澄清。接着，原创办者之一的黄遵宪、吴季清也在《国闻报》上发出启事，进一步说明《时务报》创刊过程。这场笔墨官司一直到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
《昌言报》发刊以后，对北京的维新运动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甚至不作直接评论。只是偶尔通过翻译手法做些客观报道。该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汪康年的靠山是两广总督张之洞，而张之洞嗅觉当时政治气味不对，于是暗示采取观望态度。《昌言报》是旬刊，但为提高印刷质量，从第三期起更换了出版所，改由商务印书馆铅印。第六期出版时，朝廷已发生政变，慈禧下令囚禁光绪皇帝。但该报仍照常刊登了皇帝关于维新方面的谕旨。从第七期起，总董梁鼎芬害怕受牵连，在多家报馆公开刊登脱离该刊启示，说该刊已交餐霞主人经理。餐霞主人是翻译曾广铨的化名，他也害怕受到牵连，但又不好驳梁鼎芬面子，于是二人合谋，先转交曾广铨，然后曾广铨再推托出去，以化解当局的注意力。故曾广铨也在《昌言报》第七期封面刊登了启示：“启者：昌言报馆已由前经理人与捐款诸君议妥，盘与鄙人接办，业经登申报暨中外日报亮承公鉴。惟鄙人现在亦因诸事冗集，照料难周，故暂托日本安藤虎雄君代办。此后馆事，鄙人即不与闻。”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变法后的舆论十分不满，丧心病狂地发布了查禁全国报刊之谕。1898年11月19日，《昌言报》第十期刊登了禁报刊之谕后，随之休刊。
（《收藏·拍卖》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