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们一致认为：大会堂不适合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要讲大会堂的故事，必须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过去的天安门前是个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这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普通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一个机会——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勾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几次“微调”:东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右门被相继拆除，原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被改为永久性建筑。比较大的一次动作是在1955年，随着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出了将近1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可是，新广场究竟该建成什么样子，谁心里都没数。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联合组成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谋划整个旧城区的规划改造工作，天安门广场是其中一个子项。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在苏联专家的所有方案中都没有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
突出政治，大剧院被拿出广场
由于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这件事陡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50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三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据曾参加过大会堂方案设计的陶宗震先生回忆，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于是，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都被拆除了，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而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无轨无线”不仅是出于游行集会的考虑——“紧急时刻，长安街上要能起降飞机。”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这些方案充满了不拘一格的想像。
规划局把这七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委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曲折的方案设计过程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1958年10月14日，北京市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方案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北京市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大会堂下面压着永定河故道，大会堂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总督府之时，张刚刚出生半月，多亏革命党不伤妇孺才逃过一劫。长大后的张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
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这是因为，此时“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经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了。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尽管曾存在种种争议，经过近五十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
(摘自10月9日《北京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