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以大师云集、名流辈出、蜚声中外而创造战时高等教育奇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迎来了建校70周年生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就在这短短8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8年，近代各个学科的一批重要作品在漫天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近期，各地频频举办和西南联大有关的纪念活动。没有人感觉这所学校的命运已在61年前终结，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着如何将她的精神带到今日，带进未来。
1937年，日军侵境，国危家难，生灵涂炭。然而，就在烽火硝烟中，一路辗转到昆明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却缔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三校联合建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存在仅八年，学生仅八千余，却以强大的师资、出色的学生、自由的校风，即使在七十年后，亦引得学者们频频回眸。
“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西南联大集合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学生。”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称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段非常“诱人”的历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作风保持得相对较好，比较能够代表那一阶段中国高校的校风和治学理念。”
南渡东藏
1937年7月7日，战火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燃起，自此之后，偌大的华北再不能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久，北平沦陷，7月29日，大炮打到了南开大学内，这所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中心存在的高校两日之内化为灰烬，成了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所毁于日军战火的高等学府。在此情境之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纷纷南下，准备在长沙继续办学。
然而，他们跑到哪里，炮火就追到哪里。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第一天，长沙上空却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虽未投下实弹，师生们却饱受惊吓。24日，长沙首次遭到日军轰炸。与此同时，上海陷落、南京陷落……噩耗不断传来，教授们刚落下脚，又面对是走是留的问题。
次年2月，教授和学生们分三路上路了，目的地是气候良好、对外交通良好的昆明。大部分教师及眷属、女生、和体弱不能步行的学生沿粤汉路经香港、越南进入云南，另一批人乘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此外还有一支近300 人的步行团，沿湘黔公路进入云南。
艰难岁月
“他们眼看着校舍慢慢起了架子，帮着工人们搬木材挑土，说俏皮的笑话来形容宿舍矮小简陋。看着图书馆高大了，又逞能地计算着说木材用得太多了。其实他们心上是真正地爱他们的学校。”鹿桥如此描述学生们到昆明后的日子。建筑学家梁思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计了校舍，原准备盖2层楼的瓦房，然而，由于通货膨胀，钱不够了，所有的办公室和教室都盖成了土房子。
屋顶铺的是马口铁的铁皮，每逢下雨，便叮当作响。学校里有一则趣事广为流传：有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雨声实在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下了“静坐赏雨”。
1938年开始，轰炸声在昆明上空响起。这一年，华罗庚一家躲藏的防空洞在轰炸中震塌了，将华罗庚大半身埋在土里。大家费了半天劲才把华罗庚从土里抠出来，他到周围农村找房子，遇到闻一多。于是，闻一多八口之家与华罗庚五口之家在不足15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据华罗庚说，那间房子的底下是牲口圈，牛羊在底下蹭痒痒，都能感觉到。
1939年后，昆明物价飞涨，导致教授们穷得“十儒九丐”。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艰苦的岁月逼得教授们各自施展特长，那段时间，吴晗、闻一多等人都以刻印为生。
但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段岁月却是充满趣味的。何兆武将这段岁月形容为“最惬意的时光”。鹿桥则以极幽默的笔墨描写了一位外文系学生的调侃：“警报是对学习第二外国语最有利的，我非在躲警报躺在山上树下时记不熟法文里不规则动词的变化。”
三校联合
历史上，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911年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南开大学则是一所从旧式家馆逐步发展成的私立大学。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三所学校都已形成了其良好的学风传统，成为中国一流大学。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以爱国和学术自由著称；清华大学则提倡“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特色；南开的“土货化”发展方针注重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实际作为教育目标。
如今，在西南联大，三校的教授与学生们走到一起来了。从事民国政治学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王向民发现，当年有名的政治学学者，几乎都在西南联大任教，如钱端升、张奚若、浦薛凤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联大，出现了“三代政治学家同时出现的盛景”。这种情形，在之前不可能、在之后也没有再出现，但对学术研究而言，确实是异常难得的契机。
谢泳曾经专门罗列过一张表，列出西南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对他而言，西南联大首先吸引他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和优秀学生。他想从西南联大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数理方面，联大教授阵容之强远非当时国内一般学人所能深悉。30年代清华物理系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已经明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物理研究主流和取向。”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曾经滋润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是这样一片土壤：教授大一物理、大二电磁学的吴正之、赵忠尧的学术成果已与相关诺贝尔奖人的成果非常接近，对他影响至深的吴大猷，在联大期间的理论成果实际上已跻身理论物理先进之列。后来，在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首批五位华裔中，四位曾是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
“兼容并包”、“中西并包”，是北大、清华的传统，在人才济济的联大中，学术见解与治学方法的相互碰撞，更孕育了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即使70年后，在何炳棣慎重却亲切的回忆里，依然能从其视野中略见当年联大宽容、博大的校风。
（摘自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