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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1月18日《文汇报》报道了前一天在上海福寿园举行的向哲濬、梅汝璈雕像揭幕仪式。他们两位，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参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官员。向先生是检察官，梅先生是法官。他们在这历史性审判中付出了劳绩，立座雕像作为永久的纪念是很应该的。
       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法学家中现在只有高文彬教授一人在世了，在雕象揭幕仪式的现场上，他很自然地就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文汇报记者周其俊以《炎黄子孙不要忘记惨痛历史》为题发表报道，副题就是“听曾参加东京审判的高文彬教授讲述当年经历”。当年高教授是向哲濬检察官的秘书，他的工作就是把大量的中文证词及时译成英文。这对于给28名日本战争罪犯定罪判刑，伸张正义，作出了他的一份贡献。他对采访的记者说：“很多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就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民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绝对不能！希望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当年惨痛的历史。”这话说得真好。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亿万生灵造成深重灾难的历史，的确是千秋万代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高教授本人在东京审判之后的经历，这篇报道也有一点很简单的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高文彬教授风华正茂，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事业有成，并立志在中国法学领域大显身手。谁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他于1952年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发配到江西劳改农场，妻子也迫不得已离他而去。
       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28年的上海。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聘请了他，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里拥有了教授头衔，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
       原来高教授还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遭遇。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法学界和司法界是重灾区。就说参加过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那些中国法学家，遭灾的也不是只有高文彬一人，比他地位更高、名气更大的法官梅汝璈，在外交部条法司被打成右派分子了。担任过审判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法学家杨兆龙，1955年的肃反运动成了肃反对象，1957年又成了右派分子，1971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病死狱中。比起这两位，高文彬要算是命大的，他总算活着等到了自己的平反，有机会对公众发表“不要忘记惨痛历史”的感想。
       像梅汝璈、杨兆龙、高文彬，都是法学教授，都是精通法律的法学专家，为什么竟不能用法律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啊！“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也真太可怕了。说它可怕，还不只是多少善良的人们遭受到无端的迫害、弄到身陷冤狱妻离子散，更是它颠倒了是非，把功绩看做是罪行，把那些有利于促进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都当作反动观点而加以批判。像复旦大学法律教授杨兆龙，主要就是因为《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这篇文章，提出从速制定一些重要法律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已经采用的“无罪推定”的原则，当年都是大受批判的右派观点。一批法学家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并不是什么令人费解的事情，这不只是他们个人遭了灾，而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被粗暴地阻断了。
       高文彬希望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当年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我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要忘记肃反、反右这一连串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
       不要遗忘，为的是汲取教训，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团体，任何政府机关，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下活动。现在不是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吗？法治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不能依法得到保障，还谈什么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呢？
        【文史荐自《湘声报》2007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