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为父亲写书评，乍听起来仿佛不大妥当。但既有祁黄羊“内举不避亲”的磊落之举为先例，又有林如斯评《京华烟云》的佳话美文做榜样，我也便姑且把这些“藏在肚子里非说不可”的话说一说。
凡身在西方而研究国学之士大抵都会有我的苦恼：身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们却不得不用西文写作。甚至于，在撰写关于国学的论文时，我们都会被小心地劝诫:“不要引用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这话若让国内学者听到，不免会群情激愤。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欧洲同仁很直接而又颇善意地解释道:“中文是一种诗的语言，而不是一种学术语言。”然而，谁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潮流的问题，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有志于后殖民文化研究者不妨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加以分析。而窃以为，除了从全球化语境及西方国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上找原因，当今中国学术界中所盛行的浮夸风、空疏风、酷评风，以及因照搬西方的学术概念与思维模式而引起的所谓“失语症”，也都是引起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令人欣喜的是，李壮鹰先生（既然书评要写得公平客观，在此便直呼一次父亲之名，幸而“避尊讳”的旧礼早已被新文化运动的铁拳粉碎了）的《逸园丛录》（齐鲁书社二○○五年九月出版）一书让人在无边无际似是而非的“主义”与概念的海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岛，即使只是一片礁石也罢，也可以让人喘一口气，以便在不得不再次“下海”时可以怀着些希望。
《逸园丛录》由六十则读书札记组成，长短不一，内容丰富，广泛涉及到国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如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文学理论、美学思想等等。以札记体做学术，尤以清代朴学为代表。朴学导源于清初顾炎武,旨在反拨晚明谈心谈性的空疏学风，提倡实事求是，以考据为本，不肯轻易下一言。“朴学”之“朴”字代表了清儒的治学精神：朴质的治学态度与朴素的文风。在《逸园丛录》中，父亲所践行的正是朴学的治学方法，正如他在《评钱穆》一文中所指出的：“我还是欣赏‘清学’，学者怀着农民式的勤奋和耐心，极其细心地对材料进行清理爬梳，他们从不做远离具体材料的理论概括，因为他们最终想交给你的就是事实本身，而并非理论。当然，他们会有结论，但他们的结论是在大量材料的证明下做出的，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父亲治学是从材料出发的。他认为，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不可以建筑在某种空洞理论的地基之上，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分析资料，出言必有所据，绝不可做无根之游谈，建空中之楼阁。记得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如下形容：“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这番话恰恰记录了《逸园丛录》的成书经过。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家中，父亲的书房被一盒盒满满的札记卡片所占据。父亲独处必读书，读书必做卡片，做卡片必用一面有字之废纸，必用蝇头小字。这些读书笔记便是他著述的出发点。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形容的那样：“因为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发表，故每则文字都缺乏‘文章’的形式与威仪。正如一个人燕居于自家屋舍，粗服乱头，不衫不履，一切以自适为主，虽然邋遢些，但因省却了出门时的涂饰与包装，丢掉了对客时的做作与矜持，倒比他的”公众形象“更为本色”。而这也就是清儒所谓“朴”的特点，正如梁任公所言：“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极满意之资料，不肯勒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也正是这种不以著书为目的之农民式的质朴写作方式，使得《逸园丛录》一书字字珠玑，因为它们都是著者辛勤搜抉而又深造自得的结果，绝无“凑附”之言，正如乾嘉年间“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可以说，同顾炎武的《
日知录》一样，父亲的《逸园丛录》凝聚着他几十年来国学研究的见识与心血，“一年仅能得十余条”，“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逸园丛录》一书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国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作者采取的是“以散对散”的战术。这使人联想起钱锺书先生“锥指管窥”的治学方法。在《管锥编》的序言中，钱先生谦逊地将自己的文字“或庶比木屑竹头尔”。父亲所践的正是钱学的道路。而难能可贵的是，父亲治学从“木屑竹头”出发，却不止于“木屑竹头”，而能做到以小见大，从对支离现象的分析涵盖整个一个时代学术思想，打通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如《池塘生春草》一则，从谢灵运一个短短的句子说起，通过各个时代的人对这一声名赫赫的“佳句”的不同赏析论述了六朝至宋代时代精神的变迁；在《宋人名字尚“老”》中，一连列举了带有“老”、“叟”、“翁”的宋人名号四百多条，最后归结到宋朝特殊的时代风尚。
父亲从材料出发的治学方法，也使他得以摒弃人云亦云的成见，发人之所未发。《逸园丛录》一书中颇多新颖独到的创见。例如，在《司空图的“味外之旨”》一文中，父亲纠正了长期以来学界的一种错误看法。他细致地发现，司空图并没有提到过大家通常所以为的“味外之味”，而只提出过“味外之旨”。将“味外旨”改为“味外味”，是后人对司空图诗学的重铸。这种重铸，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涂抹了司空图诗论的本来面貌。因为司空图所提出的“旨”恰恰是对“味”的否定。又如，关于“风骨”这一概念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父亲通观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提出了“风”指“时间性的、纵向性的流动美”，骨指“空间性的、横向性的结构美”这一独到的主张。在《“象”和“境”》一文中，父亲又细致地考察了大家司空见惯的“形象”一词，并根据“象”的本义推衍开来，指出它诉诸于主观感受的性质，又追索了中国诗学中的一个外来概念“境”与“象”这个本土概念的衔接，最后总结出中国诗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和古人的独特思维方式。这些趣味无穷的新颖创见，都是父亲从小处着手，细致考据，最后打通一片的结果。
提到“打通”，又使人想到了钱锺书。“钱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通”。钱先生凭着他在国学与西学各个领域的深厚功底，从材料出发，小心求证，终除去古今中外文化的阻隔而使其相互贯通。钱氏的博洽为父亲长期所心仪，他多次声称自己绝不可能跟钱先生相提并论。而在我看来，他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把握上也确实做到了“通”而不隔。他善于对各种概念和文学现象进行纵向比较，略略几语便精当地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全貌。比如在《〈典论·论文〉与〈文心雕龙〉》一文中，他有这样一段话：“我国古人表现自己精神的传统办法，就是重铸经典。在汉代今文家那里，五经皆通谶讳;而在古文家那儿，五经皆言政教;在汉、唐史学家眼中，五经皆史;在后来理学家看来，五经皆理;心学家看，五经皆心……刘勰对待经典也是这样，在他看来，五经皆文。”这种高屋建瓴式的准确而精当的宏观概括，正是他在农民式的勤恳耕耘之后，在偶尔望天的小憩之时做出的思考。
中国传统学术，始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后则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代代相承，源远流长。自钱锺书先生去世之后，有许多人宛然叹息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甚至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彻底终结。其实，正如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完全剔除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牢固地位一样，时下的“注水”文章与满天飞的概念也不会将清学的实证精神彻底扼杀。好大喜功、虚无缥缈，跟在西方的脚后搬弄几个名词，只会产生出一堆文字垃圾，既不能长久立足，也会为西方的学术界所不齿。相反，如果我们不丢弃自己的学术传统，扎扎实实做学问，反而可以在西方人面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德国的莫芝宜佳教授(Monika Motsch)不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潜修“钱学”，把钱先生的治学方法盛誉为可以拓宽西方学术界的视野，使其跳出自己的井外，“天外看红尘”么？我企盼着，在好大求全的时风中，多出现几个“农民”，在各种“……史”、“……通览”、“古今……”、“中西……”之间多出现几本“逸园丛录”，以便我在与外国同行关于“中文是不是学术语言”的辩论中，手头可以多几样沉甸甸的东西。
二○○五年十一月，于德国慕尼黑公爵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