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也是接任上海市委书记7个月、刚刚当选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之一。
在过去7个月中，习近平带领上海党政干部，积极投入中央交待的“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开始一点一滴扎实布局。
“更加大气、更多和气、更添锐气——喜听上海新涛声”，这是200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对上海的过去7个月的评价。
（据新华社消息，200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同志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本刊编者注）
知青岁月
10月16日，远在陕北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20来个村民，聚集在电视机前，窑洞外的“铁锅”接收到的电视信号还算清晰。这里家家有电话，但手机信号不覆盖。
当习近平在十七大会场被100余名记者围堵的画面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窑洞里，不管是老是小，都呼叫起来：习近平！习近平！
在这个陕北小山沟里，习近平这个名字，是家家户户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们说，“习近平是从梁家河村出去的。”
1969年的秋天，16岁的习近平，带着两大箱的书，来到梁家河村。当时梁家河村来了12个来自北京八中的知青，习近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梁家河村的老支书老梁回忆说，习近平每天书不离手。
很快，习近平已经学会锄地、送粪，一挑两个篓，100多斤，走路最快，上山还跑，“他个子高，跑得比谁都快”。老梁回忆道。
1973年，习近平在梁家河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74年1月，习近平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入党不久，就当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打了3个坝，搞了42个沼气池，打了一口大井，不到两年，干得不少了，不简单。”老梁说。打坝是当时陕北农村，尤其是山沟里最重要的事情。打坝就是在每个山沟里，筑一道大坝，挡洪水，防水土流失，也保护庄稼和粮食。
习近平还带领村民办起了延川县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梁家河村的做饭、照明问题。
习近平在梁家河前后将近7年，是当年来到梁家河的12个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一个。1975年，习近平带着两箱书离开了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求学。
党内民主
2007年5月23日，中共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举行。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刚两个月的习近平主持会议。
5月28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上海市委，由83位委员组成，上一届这个数字是56位。细心的上海市民发现，新一届上海市委组成的一个亮点是，上海市19个区县的书记和区县长同时被选为市委委员，而上一届，大多数区县长并不在市委委员之列。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郑重承诺，一些重大决策议题拿到全委会上来讨论，重要岗位拿到全委会上来票决，使全委会真正成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形成正确决策、监督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权力机关，并切实发挥作用。
这次上海市委委员的扩充，被认为是上海市委扩大党内民主和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一个重要准备。
加强党内民主和决策的科学性，是习近平从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省长到浙江省委书记，一路走来一以贯之的执政风格。
力推信访
2007年3月，习近平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市委常委会，研究的议题就是上海市的信访工作。实际上，从他1990年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开始，福州就成为全国率先开展下基层接访并取得实效的城市之一。
《人民日报》对福州当时的信访工作的报道是：能办的当场拍板、不能办热情解释，福州市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
当时，福建省福州市委、市政府实行干部巡回下基层访问群众制度。市领导轮流深入基层，与县、区领导一起面对面地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
这套制度后来在浙江得到发扬光大。如把常年接访、定期约访、重点走访和领导下访结合起来，形成信访工作上下贯通的网络体系和切实有效的工作机制。
浙江信访的一个突出经验就是，广而告之。领导下访前，许多地方都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发布信访部门的预公告和正式公告，接受群众预约登记。
为了强力推动这项制度，浙江还出台政策，建立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存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地方和有关领导，将通报批评，直至给予必要的处分，把信访工作情况纳入全面考察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勤于调研
2007年9月19日，习近平到上海杨浦区进行调研，并进行接访工作。从9月4日，他到普陀区进行各类要素大流通大交汇枢纽调研以来，这短短20天内，就有9天工作时间安排的是密集的调研。
从3月27日上任上海市委书记，3月31日开始对浦东展开第一次专题调研以来，几乎每个月习近平都要跑到区县或者政府组成部门进行专题调研。调研内容包括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世博会、交通、金融、产业升级、农业、民生等等各个方面。
“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采访时说。
2002年，习近平到浙江不到9个月，就跑了90个县市区中的69个。而这次他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后，不到半年，就把上海市19个区县调研了一遍。
赵智奎是中国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部主任，从2005年底开始，赵智奎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负责和承担了与浙江省合作的重大课题。
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浙江省的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多少天，在浙江省委办公厅一份“省领导调查研究情况登记表”上是有清晰记录的。
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对于这个数据，赵智奎记忆深刻。
青藤经济
2007年7月底8月初，习近平率领上海市四套党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辗转浙江、江苏，主动邀请将这两省携手长三角融合。
与此同时，上海市发改委、合作办等部门正筹划新一届的苏浙沪高层领导会晤和长三角发展国际论坛，推进长三角的进一步合作空间。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坚定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行动。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上海的发展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习近平的这段话概括了上海要勇于担当、主动担当的新姿态，上海当好龙头，责无旁贷。
在主政浙江的时候，习近平率先提出了青藤经济的战略。青藤经济，就是浙江主动推动一些浙江的企业到省外，甚至国外发展，而这些到省外发展起来的浙江企业，最后再回来投资。
作为青藤经济的第一步，习近平积极推动浙江本省企业到省外投资。
而走出去后，许多浙江企业做大做强。浙江也开始尝到青藤经济的甜头。
2006年底，浙江通过实施“省外浙商回归工程”，共引进省外浙商回归投资项目305个，协议资金286.72亿元，到位资金101.14亿元。
青藤经济的背后，有一个富有哲理的口号：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习近平在浙江的上述“青藤经济”战略和“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理论，随后也成为上海发展要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服务的突破口。（张凤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