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强国梦
很多年以后，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起1908年的那个夏天。
这年的8月，蒋梦麟负笈西行、求学美国。他在自传《西潮》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道：“……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流而去。”
剪掉辫子，丢入大海。这一幕场景在20世纪初的大时代中，或许并不让人惊奇。它更像个隐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远赴西方求学之际，首先是在宣告自己与一些羁绊中国自强自立的文化因素的决裂。
短短不过几年间，古老中国土地上的观念、风俗似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辫子”的态度，不过是其中细微的一端。一场被后来者命名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新是催生这些巨变的关键。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正是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的同学，他们的老师则是鼎鼎大名的约翰·杜威。这个时代，远赴海外求学问道的“留学生”们正逐渐回国，“海归”们带回了西方的技术、还有不同于旧时传统的新观念。
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多是有过留学经历的归国人士。除了胡适是1910年的清华“庚款留学生”，陈独秀、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氏兄弟等都是20世纪初留日的学生。2003年1月30日，《科技日报》发表的前国务委员宋健的文章《百年接力留学潮》中，将清光绪以降的留学生分为十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和稍后的庚款留学生分别列在第三代和第四代。
在宋健对中国留学历史的总结中，光绪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为近代中国留学之先声，尽管人数不多，但历史依然表明，从中涌现出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人物；1877年清廷派出的海军留学生是为第二代，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当是日后《天演论》等西方重要文献的中国译者严复；在成就斐然的第三代、第四代留学生中，除了文化运动的主将，庚款生中还有许多大科学家，诸如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等人，未来数十年间，他们创造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第五代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群1920年前后赴法的青年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等改变中国的巨人；第六代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学生；1927～1937年的留学生和1938～1948年的留学生分别是第七代和第八代；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留苏、留欧学生是第九代，而“文革”以后的留学生则可以称为第十代。
19世纪末，清末名臣张之洞已经明显感觉到，在传统书塾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中国精英，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朝廷的急务。由此，张之洞得出的结论是：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在如此情形下，中国20世纪初期的留学潮得以勃兴。政府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派留学生到西方求取“真经”，进而回国改造社会；更有不少有志青年甚至自费出洋留学。前述蒋梦麟即属于自费留美学生。而“海归”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之所以尽显风流，也在于其接受了西方先进技术与开明思想，又能够在归国之后直面中国的问题，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事业。
当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史华慈将中国最早留洋的海军学员严复的思想肖像刻画为“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时，这句看似简单的词语，其实正是那个大时代里，叩击中国精英心灵的最强音。
在这样的叩问下，“留学出国”和“学成归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出去是为了归来，如中国的“留学生之父”、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位“海归”——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说，为什么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到贫弱的祖国，因为他志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几乎在现代中国“海归”的历史源头，确立了一个传统——个人的选择虽然多样，可是背后的家国之思却是灵魂之所系，正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在一次又一次界定着“海归”真正的意义和内涵。
第二篇 世界梦
对于千千万万出国留学人员而言，1978年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邓小平说：“要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越多越好。”
这年的10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坐在了华盛顿的谈判桌前。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双方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周培源校长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
周培源此行的成果，是最后与美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次年，这些口头谅解随着邓小平的访美，变成了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
与从前有所不同，新一代的留学生群体，涉及的学科领域前所未有地广阔，涵盖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有公派出国的，更有不少人是自费留学；今天许多已经成为著名“海归”的精英，都是那个时代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青年。
17年前，刚刚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万钢，按照德国大学特有的传统，坐上小车，绕行山城克劳斯塔尔市一周，然后到市中心广场发表了一次演讲。如今已经是中国科技部部长的万钢还记得他当时的演讲内容：“获得博士学位，仅仅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开端”。“我将在汽车工业研究发展上努力工作，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一员，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开上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几乎正好比万钢的归国早一年，1999年的圣诞节，在美留学工作的李彦宏也“作别西方的云彩”，踏上了返乡之路。他的归来，很快让一个全新的名字成为中国人网络生活中的新宠——“百度”。
在互联网的“江湖”中，海归创业有成的经典范例还有搜狐的张朝阳。这个中国IT界的传奇人物，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代里坚持冬泳。1995年的冬天，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张朝阳开始了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冬泳”，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未来的历史学家未必会记录下他命运中的潮起潮落，但是，他和“搜狐”的名字却和中国的internet（互联网）一起，成为新的中国社会史书写中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历史同样无法绕开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中关村。搜狐公司、百度公司所在的中关村，在那里，海归创业成为了一种“现象级”。新浪、搜狐、百度、新东方……一批明星企业见证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速度；中星微的邓中翰、盛大网络的唐骏……一批海外学成回来的创业者不断创造着新时代中的传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技术时代的中国形象正是在那个日新月异的小小村落中被勾勒出来的，而画笔则抓在一群被称为“海归”的青年人手中。
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接轨，对于中国在科技文化上追赶发达国家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以2006年度国家科技奖的获奖情况来看，一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摘得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36.5%是“海归”，这表明“海归”人士中已经涌现了一批中国科研的领军人物。
不独科技界，现在，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文化，从跨国公司到国有企业再到民营企业，从企业高管到广大创业者，百万“海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第三篇 世纪梦
时间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获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拥有了更强的发展实力，也具备了更多的竞争能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巨大的成就也让世界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在历史大趋势面前，中国为自己的“海归”儿女提供了更大更广阔的舞台。党和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明确了“拓宽留学渠道，吸引人才回国，支持创新创业，鼓励为国服务”的要求，推动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外留学人员的回国浪潮已经印证了这一趋势。而且，这一回国浪潮还将持续下去。
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表明：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06.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已经超过27.5万人，仅2006年一年，回国留学人员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留学人员回国人数一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预测的是，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的高峰；这些“海归”也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均有留学经历，都可以称为“海归”人士。
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评价说：“当今中国是五千年来历史中创业机遇最多的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创业时代，是‘海归’们回归创业与发展最能大展身手的时代，‘海归’创业，恰逢其时。”
祖国母亲正伸开臂膀，轻声呼唤：
海外游子，归来。此其时也。
(9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初赴美学习，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自费留学生。
1855年容闳回国。1863年，容闳突然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召见。曾国藩想办工厂，办工厂就得有机器，机器又只能从外国买回来。曾国藩的下属推荐容闳来当采购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江南制造局——中国最早的工厂。
1867年，容闳陪同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他建议在局中附设兵工学校，培养制造人才。曾国藩同意了，这是近代中国培育科学技术人才最早的学校。
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先派30名出去，如成绩优良，即可引以为例，按期选派。学生出洋应有中国教员随同，以便学生不致荒废本国文字，并另派监督两名以资照料。留学经费和出洋局的办公费用可出自上海道库。
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很快，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一年之后，容闳“伟大教育计划”终得实现，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容闳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中国留学教育的大门开启后，又出现了庚款留学和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875年(光绪元年)，容闳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摘自7月12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