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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过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这是一句在非洲流传甚广的谚语。然而，就是在占世界总人口13.6%的非洲，经济总量仅为世界的1%，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全世界5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4个是非洲国家；38个重债国中，32个是非洲国家。
       虽然，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表现为你死我活，但是当太阳升起时，非洲国家不开始奔跑，就会被世界发展的大潮远远抛在后面。
       邦国林立，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富裕，而有的国家却那样贫穷？
       “老版”的原因：环境与习俗
       哈佛大学历史学、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他所著的《国富国穷》一书中对气候和环境对国家贫富的影响有着详细的分析，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叫做“大自然的不平等”。
       那么，气候和环境对一个国家的贫富究竟是否有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全球化问题专家唐任伍教授认为，“热带本身对人的性格影响是很大的。热带地区人们的生存成本很低，比如说每天睡觉都不要被子，只要一条被单就行。一年四季都是阳光雨露，什么时候播种都行，也不怕被饿死。天气太热对人的体力消耗也非常大。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容易造成疲劳，产生惰性。这种惰性容易导致竞争性的缺乏，泯灭人的竞争精神。”
       “在我们的想像中，热带雨林地区往往是高温多雨、植物繁茂，但是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是热带草原和热带沙漠，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而且热带的降雨也非常有特点，属于暴雨，非常集中但很短暂。雨水还没有被作物吸收，就流失掉了，还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并不利于农业发展。”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李保平说。
       那么，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否真与该国的文化相关？
       李保平给记者讲了个小故事：在博茨瓦纳最豪华的总统宾馆的建设中，中方承包人员雇佣了很多非洲工人。但令包工头纳闷的是，每个月发工资之后，当地工人就都不见了。第二天不来，第三天也不来。原来他们是去喝啤酒、买东西去了。吃光、花光了，然后又回来继续干活。包工头很感慨，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听说过有“月光族”，当时就有些吃惊；到了非洲更吃惊，原来个个都是“月光族”。
       李保平说，“欢乐是非洲人的天性，他们无忧无虑，喜欢载歌载舞。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它导致非洲人进取心不强。”
       另外，原始的道德风尚、平均主义、重义轻利的理念对非洲人影响非常深。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互助分享的传统，一个富足的家庭无论从钱财上还是住房上接济帮助众多穷亲戚的情况十分普遍。
       殖民之罪：精神上的失利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指出，同样是在非洲，博茨瓦纳却能够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除名；同样是在非洲，也有像毛里求斯、加蓬、南非这些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潘维教授看来，“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文化不是变量，而是定量。这里边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这是精神的问题——一个民族在精神上被打垮了还怎么发展？”
       落后民族在精神上被打垮，正是源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扩张和统治。殖民者奉行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加重了非洲种族间的积怨，这使得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的民族整合非常艰难，有时甚至会引发新的冲突。
       1994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无疑是最极端的例子: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85%和14%。两个部族原本相安无事，但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却支持图西族来统治人口众多的胡图族，而且强化不同民族的分野，从而造成了两个民族的宿怨，终于酿成了亘古未有的悲剧。
       实际上，很多非洲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由殖民统治人为设定的。以尼日利亚为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的这个国家几乎完全是“拜英国殖民者所赐”。英国人把豪萨族、伊博族、约鲁巴族等200多个民族纳入这个新国家的疆域里。
       在李保平看来，殖民主义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在尼日利亚，很多人并没有把尼日利亚视同为一个统一民族，也没有把自己的第一忠诚献给尼日利亚民族。一事当前，更多地想到我是一名豪萨人或者我是一名约鲁巴人，然后才会想到我是一名尼日利亚人。倘若一个国家没有完成民族的整合，没有形成一个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来建立自己国家的理念，整个国家的建设就会很受限制。”
       新的困惑：更自由，也更贫困
       二战结束，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热情高涨，殖民主义的阴霾终于逐渐散去。
       1990年，大约有18个原来实行一党制的非洲国家宣布实行或准备实行多党制。这里面有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也有“穷则思变”的希冀。然而可以肯定地是，“民主化”在非洲发生了——却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族整合运动是很不充分的。在进行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具非洲特色的现象:一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政党，而一个政党领导人得票率就与他所在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吻合。
       以刚果(金)为例，在1990年蒙博托总统宣布实行多党制后，很快冒出了近300个政党。4年多时间里，蒙博托更换了9届政府、7位总理，还一度出现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1997年爆发了军事政变，直到今天该国的局势依然处于动荡当中。
       2002年6月《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名为《非洲悄然迈上民主之路》的文章，对非洲的民主化这样评价：“虽然很多非洲人比以前更加自由，但同时也比以前更贫困。”
       大国的“篮球”规则：扶强抑弱
       每年稻子生长的季节，对萨丽芙来说总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期。她是加纳的一位农民，同时还是5个孩子的母亲。白天要顶着43℃的高温，背着孩子在田间劳作；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把孩子们喂饱，晚上还得心痛地听着孩子饿了抽泣的声音。
       然而，即使在水稻收割以后，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对萨丽芙这样的农民来说，面对的是美国大米的竞争。美国对农业实行了高额补贴，以2003年为例，美国给稻农的补贴为13亿美元。进入加纳的美国大米虽然比当地产的大米要贵，但是颗粒饱满，质量好。
       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这种不公平的国际规则给不发达国家农民造成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把初级产品买过去后，经过加工后创造了附加值，又以极高的价格销售到这些国家。因此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
       技术转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保平认为，贫穷国家往往不具备自己开发技术的实力，但是技术转让、专利的费用却很高。因此非洲国家增进本国技术含量的努力就会很困难，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针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潘维教授打了这样一个比方：“这就像篮球比赛一样。比赛规则是依据西方人的身高定的。篮球框就是那么高，人家跳起来就能把球装进去，而你就比较吃亏，跳起来还装不进去。所以我们玩不过人家。”
       全球化时代：边缘化恐惧
       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推出的《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5-2006)》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在冷战期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不断超过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48年的8%上升到1997年的26%，而非洲不但没有出现相同的情况，反而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衰微，从1948年的7.3%下降到1983年的4.5%，再降到1993年的2.5%、2003年的2.3%。
       目前，非洲总产值、贸易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均占世界的2%，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生动地反映出了非洲国家在全球化中逐渐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就是这样一块热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却成了“一块被世界遗忘的大陆”。李保平教授分析认为，非洲的贫困，加上它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无能为力，造就了非洲被边缘化的局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应该说并没有被遗忘，非洲的地区冲突后面总是有美国和苏联的影子。而冷战结束后，非洲相应地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出现，非洲作为世界市场一环的作用在下降，比如说用尼龙或其他材料可以替代剑麻做船上的缆绳，在其他地方种植可可、咖啡的产量并不比非洲差。“而且，作为一个投资开发的地方，有些非洲国家政局不稳，投资环境不是很有利，很多人也不愿去非洲投资。”李保平说。
        （《环球》2007年第19期，作者为该刊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