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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条件的慈善不是“道德绑架”
       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在受助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任何“感恩”表示，被取消继续受助资格。此事一经报道，评论纷至沓来，社会舆论的热情关注颇有点出人意料。
       争论的焦点在于，资助者因为受助者没有感恩便取消原有承诺，是否就扭曲了慈善的意义和本质。不少人认为，资助乃高尚之善举，不应求取回报，若附加任何感恩条件，就是“道德要挟”、“道德绑架”，就是满足道德虚荣心的假仁假义。
       事实上，将“附加条件的有无”看成道德问题，是道德上的一种“洁癖”——奉献者必须“大公无私”，抱一颗纯而又纯的善心，否则就没有资格做慈善。这种极端拔高奉献者道德境界的做法，恰恰使人们陷于尴尬的境地——做好事可能被看成动机不纯的伪善，进而阻碍慈善事业的扩展。
       有论者呼吁慈善立法，希望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慈善捐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社会慈善的良性发展，而实际上国家也已将《慈善法》列入立法计划。这就是以法律手段来“讲条件”，减少道德风险。倘若按照“一加条件慈善就虚伪”的逻辑，慈善立法简直就是制造“道德绑架”、败坏慈善的“高尚”品质，岂不荒谬?（钟一苇）
        （摘自8月28日《光明日报》）
       个人修养也要外交部提醒？
       近日，中国外交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指南》提醒我国公民出国时的注意事项，如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等。
       本来作为个人修养的问题，现在却要轮到外交部专门发文强调，实在令人汗颜。为何一向自诩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竟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个原因还是礼仪教育缺失。比如有人在公交车上大声接听手机；比如有人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其实，大家也都明白这是一种恶习。痼疾难改，关键在于不想改也不必改。因为对这个城市，甚至对我们的国家，缺乏一种真正的主人心态，反正是“公共的”地盘，反正不是我的小家，脏点儿乱点儿，与我何干？没人指责，彼此彼此，没有舆论压力，形成了一种安全的、从众的集体无意识。
       外交部的提醒，毫不留情地展示着国民素质的残缺、道德教育的失效和执法能力的孱弱，甚至也在拷问着我们爱国的真诚。（曾革楠）
        （摘自8月22日《羊城晚报》）
       加班文化蔓延严重消解就业机会
       据调查，时下农民工与“白领”们平均每天工作多在11个小时，每月工作26天，他们完成的实际工时数是法定工时的1.5倍左右。扛着“敬业精神”大旗的加班文化让企业降低成本刷新利润的同时，劳动者的休息权、健康权却被无情剥夺和伤害，“过劳死”作为超时劳动的极端表现更直接威胁到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构成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过度加班和过劳现象不仅直接伤害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切实利益，更需警惕的是，它严重消解了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它必然要剥夺不少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权利，是造成当前我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困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面上看，加班文化蔓延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信号，是企业为降低成本立足市场的被迫之举，其本质却是经济增长实际消费的劳力多而社会最终雇佣就业人员少，使经济增长产生的就业效果大打折扣。据有关专家测算，若把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实际使用的劳动量换算成标准劳动力，其数量要比现有统计就业人数多出7800万人，由加班加点抵消的就业岗位损失巨大。
       劳动力是特殊的生产要素，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不能坐视供求关系调节市场引发的诸多不和谐因素、甚至矛盾问题而不闻不问或惩处不力，不能让法律明文在实践中次次落空了，必须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严查严惩，确保法律的执行力。（王丽）
       （摘自9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从文化多层面看“新词汇”
       最近，教育部公布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收集了一批新的词汇，因而引发一些学者的讨论。本来，民间流行的文化毋须给予过分的关注，它本身就属于草根一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自生自灭。从民间流行物到融入真正的民族文化，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检验。至于语言，它本身就是日常文化现象中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生活的变动而生发，又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消失，真正能够积淀下来的语汇并不很多。
       有的学者担心《报告》公布了如许新词，将会在社会上被推广使用，甚至会进入语文教材，如果这样，那么，语言的纯洁性真的会受到挑战。其实，语言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纯洁性，只有充满了生活信息的词汇才是有生命力的，语言是需要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选择与检验的。但是新词汇从收集研究到推广、编入教材，毕竟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因为这涉及到文化的多层次性，大众文化层面所流行的语言到精英文化层面上的语言运用，再到融入语文教育的核心文化体系，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其内涵不可混为一谈。教育部公布当下生活状况中出现的新词汇，是对大众流行语汇的学术性考察和为文化教育决策者提供信息，这与进一步推广新词和编入语文教材毕竟是两回事。（陈思和）
        （摘自8月23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