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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马思聪:思乡曲 思乡人
作者:陆幸生

《新华月报(天下)》 200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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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他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一则简单的“音乐新闻”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期间,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骨灰将从美国移回广州。
       马思聪先生,当年“去国”,举世震惊;今年末,他在异国离世整整20年之后,要“回来了”。
       想起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
       1912年5月,马思聪出生在广东海丰县海城镇幼石街的书香门第。父亲马育航,清光绪庚子科秀才,曾任海丰小学第一任校长。
       家境殷实,少年的马思聪听风弹琴,随雨吟唱。1923年秋冬,11岁的马思聪随20岁的大哥,西渡来到法国巴黎,住在名曰“半个月亮”的公寓里。两年后,马思聪考上法国巴黎音乐学院预科班。1928年,马思聪以优异成绩,正式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提琴班,成为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考入这座高等学府的黄种人。
       1929年初,国内家境突变,马思聪回国。他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1931年,经当时广东省政府资助安排,马思聪二度赴法留学,第二年归来,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结识王慕理,这对以琴为媒的师生之恋,奏响了婚礼进行曲,马思聪时年20岁。其后,马思聪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任教。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当上海“八一三”保卫战志士的热血,倾洒在苏州河畔的时候,马思聪即日谱就“战士们!冲锋啊”的大众歌曲。马思聪在后来的文章里这样说:这时期大部分的抗战歌曲,可以说全是在炸弹爆发下孵化出来的,歌词大多是在书局新出的诗集中找出来的。“音乐穿上武器,吹起号角,便着实参加这大时代的斗争了。”
       在这血与火年代的缝隙里,马思聪完成了自己不朽的名作——《思乡曲》。
       也许是北国丰腴的土地业已沦陷,东部海岸的防线炮火连天,身处广州弹丸之地的他,只得将目光转向内地的旷寂草原。马思聪听到了来自内蒙绥远河套地区的民谣:
       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举目回望四野荒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庙台的金顶闪闪光,驼群的影遮列天边,哎噢咦啊想家乡。风大啊黄沙满天,夜寒啊星辰作帐,草高啊盖着牛羊,家乡啊想念不忘。我的家乡路儿正长,心头怅惘。
       马思聪完成的《绥远组曲》,内分三章:一、史诗;二、思乡曲;三、塞外舞曲。战火纷飞的岁月,《思乡曲》呼唤起广大民众背井离乡的惆怅心境和对故乡亲人无比眷恋的真挚感情。
       1942年,暂居香港的马思聪,携家眷回到家乡广东海丰。他跟堂弟一起,为《思乡曲》填上新词:
       当那杜鹃啼过声声添乡怨,更那堪江水呜咽,流浪儿啊,那边就是你可爱的故乡,就是有水鸟翱翔的地方,那边白云映红荔村前,暖丽南国多情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回家?
       此时的马思聪当然不可能想到,在20多年后,他的《思乡曲》,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地区广播的开始曲。他更不能够预料,他的《思乡曲》会成为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引发他命运转折的音响符号。
       《祖国》、《春天》和《欢喜》
       1939年10月,马思聪经过长途跋涉,一家三口来到重庆。在这里,马思聪结识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朋友李凌。李凌从延安来,肩负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要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许多音乐家是主张抗日的,要关心团结他们,人越多越好,要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来关心支持音乐事业才好。
       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见到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马思聪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1945年,马思聪和徐迟同在重庆。8月,毛泽东为国共谈判事飞抵此地。9月16日,乔木告诉徐迟:“今天下午3点钟,你和马思聪两人,一起到红岩村去,到时候会有车子来接你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次对文艺界的接见,谈话主要在毛泽东和马思聪之间进行。马思聪向毛泽东提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回应说: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写提高作品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个写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来当鲁迅先生,那也就不好办了。后来徐迟解释,毛泽东希望马思聪这样的大音乐家写一些提高作品,但同时也做一些普及工作。
       
       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马思聪使用陕北眉户的民歌曲调,铺就开篇的歌曲,象征着光明从延安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的住所,用流利的普通话“顺道”拜访马思聪先生。大使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
       当年,马思聪完成《春天大合唱》。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
       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
       当《思乡曲》改成《东方红》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亿万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长大。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沉重。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1966年,马思聪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
       鲁大铮为筹建马思聪艺术博物馆,曾与马氏后人多次接触,对于那个年代,他笔下这样记录: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妻子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马思聪偷偷地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马思聪的心“头”是有个底的,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
       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
       漂泊四方的饥饿幽灵
       1966年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女儿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走吧”。
       
       马思聪以肝病复发为由,向看守人员请假,回家休息一周,获得批准。马思聪携琴坐火车南下。
       有一条船,在南方的海面上等候着马思聪的女儿。
       这个消息令马思聪心烦意乱,举棋不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回北京继续过那日遭凌辱、夜做噩梦,生死未卜的日子;要么逃离尘嚣、远离灾难,以求生存。马思聪陷入命运抉择的两难之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思聪最终做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
       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的海滩。
       第二年4月12日,马思聪与弟弟在纽约露面,马思聪说道:
       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处流浪,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也成为了思乡之人。
       何日洗客袍
       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得以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
       1976年10月,国内“揪出四人帮”,马思聪写道:报纸、TV报道江青及文革几个头目被捕,大快人心。对祖国,马思聪魂牵梦绕:国内能否好起来?何日洗客袍?
       1980年6月,马思聪胞弟夫妇应中国文化部邀请,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接见,并请转达对马思聪夫妇回国的邀请。当年7月,小女儿马瑞雪准备经香港赴美国探亲,马思聪即让夫人王慕理回电话:不要来了,国庆在北京见。王慕理转达马思聪的话:
       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
       1982年,马思聪在重庆时结识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李凌,就马思聪“问题”向中央写报告,胡耀邦、邓小平表示:
       可以欢迎他回来看看。
       1984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报告:《关于对我院原院长马思聪先生落实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的平反结论意见》和《关于给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决定》。当年11月,当年的学生会主席,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到美国拜访老院长。这是马思聪在离开祖国18年后见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来拜访的大陆来人。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于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递”案平反意见的决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给马思聪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书记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发出公函。农历腊月二十九,马思聪收到“对马思聪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烟花以示庆贺。马思聪记下日记:春天逐渐又回来了,祖国也逐渐走近了。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他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噩耗传来,天塌地崩
       1985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建校35周年纪念日,马思聪写下“礼能节众,乐能和众”的题词,送递北京。他没有回来。
       身在美国的马思聪深居简出。只有潜心于音乐创作,他的心灵方能忘却窗外一切,使灵魂暂获平静。
       80年代初,马思聪将维吾尔情诗《热碧亚——赛丁》改编为歌剧,起名为《冰山下的恋歌》。故事跌宕,情节感人,马思聪自己感到满意。几乎同时,马思聪的芭蕾舞剧《晚霞》完稿。也许是在《晚霞》里,身在异国的马思聪再次被故国文化的生动故事感动,也许更可以说是其精妙内涵的锋芒指向,与自己现实遭遇的默然契合,使得他欣然命笔,编曲编舞。
       1987年3月,马思聪感冒住院,转为肺炎并引发心脏病。5月20日,手术失败,在美国费城宾州医院冰冷的手术床上,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
       噩耗传来,天塌地崩。
       批示:请文化部研办
       2001年7月18日,马思聪小女儿夫妇从费城回国。国务院侨办领导在接见时说:马思聪是爱国爱乡的,我们都怀念他。我们对台湾广播的栏目音乐,就是用马思聪的《思乡曲》。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曾问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有没有像贝多芬那样有分量的交响乐?院长回答:有,马思聪就有。李副总理说:好,那就演马思聪的,让人们知道中国也有自己的交响乐。
       经反复协调和周密筹备,2001年10月29日,最初被称为马思聪艺术馆的筹建办公室在广州正式挂牌,鲁大铮为“马办主任”。2002年初,广州市文化局和广州市艺术博物院派员赴美国费城,马氏后人将马思聪遗物中最重要的两把小提琴和1400多页手稿,捐赠给从祖国家乡而来的客人。2002年5月17日,马思聪音乐艺术馆隆重揭幕。
       2006年,国内一访问团来到美国,其中有位国内音乐杂志的负责人,他与马思聪妹妹的女婿,曾是同学。在马氏后人陪同下,他特意前往拜谒马思聪先生的陵墓。面对眼前的异国景象,他语重心长地说:马思聪先生是中国伟大的音乐家,马先生逝世有18年了,且葬在他乡,马先生应该叶落归根;你们全家是否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让马思聪先生的骨灰“回去”?
       马思聪先生在美国费城的全体后人聚会,做出决定:父亲该回国了,父亲该回家了。马思聪先生唯一的儿子马如龙,当面委托,请这位朋友回国后,全权代表处理这件事情。这位朋友回到北京,以马如龙的名义,写下书面信件,向有关方面提出马思聪先生骨灰回国安葬事宜。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对此信作出批示:请文化部研办。
       紧接着广州市有关领导机构召开专门会议,市文化局、民政局等相应部门正在落实马思聪骨灰回归的“一切事宜”。
       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
       巨匠已去,岁月荏苒。
       2007年的深秋,马思聪先生的骨灰要回来了。马先生的儿子马如龙与鲁大铮电话联络,如果身体健康允许,他将护送父亲骨灰回到家乡。
       在1971年7月,前往中国做出“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北京返回美国,“托人向马思聪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转告了周恩来那段感人肺腑的话语”。周恩来的讲话是: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获得平反的马思聪先生,面对前去采访的大陆记者说过的话,必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
       (《新民周刊》2007年第3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