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1958年“大跃进”，左倾错误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的空前大饥荒。
灾难同样波及北京,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省市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北京的百姓最低生活水准得以维持。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不足400万，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人”）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管理上时有漏洞，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一线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骨干”副食品的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下半月各一张）。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已无鲜肉可供应市场，即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应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市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3两（豆油或棉籽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芝麻油1两；食盐、稀黄酱、芝麻酱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定量供应。逢年过节有粗粉条、粉丝、花椒、大料、木耳、黄花、碱面儿，皆凭证按户供应少许。酱油（低档）、醋（散装）等基本敞开供应，“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日趋紧张。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又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时“以粮为纲”，产量锐减，市场罕见，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主要提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了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队（次日早餐），清晨早餐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对此，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中南海特需供应站，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
“特需”主要“特”在三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应有尽有，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北京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北京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份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认真落实。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1条。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定不一，标准各异。
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凡是达到国家级“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有两位：举重的陈镜开、游泳的穆祥雄）。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人民币超过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选一）、白糖2斤，鲜肉2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10尺。
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的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运动鞋各类箱包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就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需品。
（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作者为原北京二商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