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阿生在皇后大道西街的小巷里，开了家车仔面店。1年前，他从加拿大回港。他有两本护照。一本是英国政府发的BNO护照，国籍：英国；一本是特区政府发的，国籍：中国。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公民拥有两种国籍的城市。双重国籍背后反映出一个现实困境，多数香港人不知该如何确定自己身份。
“我肯定不是英国人。”武阿生至今记得，申领BNO护照填写英国国籍时，内心的别扭。对于自己的国籍归属，武阿生坦承，曾有迷惘，但更倾向于中国身份。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曹景行说，在香港，除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少数买办等人自命为英国身份外，社会大众的身份认知一般是在“香港人”和“中国人”之间摇摆。
香港自1997年回归之后，港区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国民认识的教育和活动。
“但是香港与中国分割150年，要建立这种国民身份，不能一夜之间做到。”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包括认识、理解、尊重和接受。
我是谁
1997年之后，香港回归祖国。港人长久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没有随着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的升起而瞬时解决。
想到这个问题，武阿生现在还觉得很费脑子。在偶尔的阅读中，他看到，学者将香港这一特征称之为，“有城籍，无国籍。”
特区政府针对港人身份困惑出具各种处方。1996年重新修订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加大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提出了“祖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课题。
2004年10月1日起，香港的两大有线电视台——翡翠台和亚洲台，每当在晚间新闻播放前，就会先播放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部由香港“国民教育专责小组”花费百万港币制作的短片，试图增强香港人民的国家归属感、民族感以及自豪感。
这样一些数据显示了国民教育的效果。在过去10年，港人同时自称香港人及中国人的比例，由1996年的48%，跃升至2006年的59%。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婉娴在数字中得出的解读是，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由回归前至今提高了很多。
香港大学发布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它在2006年12月份统计了1000多名港人的身份认知发现，除了一半人明确知道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外，还有一半人则模糊地填写“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
龙的传人
“其实在很久以前，不管香港的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没有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曹景行在做了一段香港历史研究后发现，中华传统的血脉一直在这个岛屿延续，并没有因为殖民政府的统治而发生断裂。
1842年，一纸条约，将香港从大清龙旗下划到了“日不落帝国”的殖民版图中。但条约中宣布，当地法律仍然按照《
大清律例》，直到1972年以后才完全废止。
虽然英国政府已经在香港这个岛屿建立起相关的殖民制度，但是中国大陆的文化传统还是这片土地上重要的文化继承。
那时珠江地区的大批中国人偷渡至香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纯正中国观念。这些观念也随着人口数量日渐繁衍。
香港学者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还和英国政府的统治中，没有实行“去中国化”措施有关。即英国政府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像日本对台湾、法国对越南那样实施同化政策。
此种现象的原因被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在《香港史》中归结为，是由于英国当时统治香港的“漫不经心”造成。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倒是因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有可能成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
所以，英国始终没有接受香港人作为自己的子民。
无国籍的浮城
香港人的身份困惑出现在1967年之后。这一年发生的反英暴动，促使港英政府推行新的教育从文化上割裂香港和大陆的关系。
港英政府为每一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1970年代之后，港英当局以推行所谓“教育禁止政治参与”、“政治与教育严格分开”的政策，来疏远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压制爱国人士积极倡导的国民教育。
1975年九龙崇真中学一位教师因带学生参观“中国近代史图片展”，当局以“带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为由，欲解雇该校校长。
香港成为世界上少见的、在100多年里没有进行国民教育的非原始地区。
二战后，香港的人均GDP甚至超过了英国。经济的成功使战后出生的香港一代开始萌生了本土意识，“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都有。”曹景行说。
武阿生就是在那个年代中出生，当别人问他身份时，他脱口而出的是，“香港人”。直到他要办护照才发现，国籍一栏无法填写“香港”。
上世纪80年代，香港进入回归的过渡期。此时，中国已开始进行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了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他要为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一个宽松政治环境的观念，也让回归在即的香港人感到一种安慰。
“回归后，香港要马照跑，舞照跳。这让香港社会很安心。”曹景行说。
李嘉诚就曾在1997年之前表态，他不离开香港，而且要加大在内地和香港的投资，坚决站在中国内地的立场。
香港回归后，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身份问题，都出现了新气象。
文化CEPA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武阿生已和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他安坐家中，通过电视收看了交接仪式。香港回归后10年的变化，武阿生也都是通过电视了解的。
“回归后要解决的是‘续根’问题，香港文化的根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山大学教授孟庆顺说。
在过去的10年里，香港康文署先后主办了“中国传奇”表演、“CCTV京剧群英会”、“江浙戏曲展演”、昆剧《武松与潘金莲》及青春版《牡丹亭》演出、载入“吉尼斯纪录”的“十万青少年敲击乐活动”等轰动香港的表演项目，增强了香港市民对内地文化的了解。
“回归后，不仅特区政府对两地文化交流给予大力支持，香港许多民间团体也积极参与两地文化交流活动。”香港康文署官员邓燕群介绍说，回归后，内地演出团体来港演出每年达近百场。
在过去10年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被香港文化界人视为标志性事件，他们把涉及文化内容的条款称为“文化CEPA”。这份于2005年11月9日签署的协议，从机制上加强了内地与特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实质性联系。
一方面使用传统文化构筑香港与大陆的共同记忆硬体，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也及时将刘翔、姚明、杨利伟等时代明星请到香港与市民见面。
“这些活动对于增进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自豪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神六上天、奥运夺冠，香港人欢喜雀跃之情不亚于大陆人民。”曹景行说。
赤子寻源
吴卓明最近异常忙碌，他忙着组织一批香港和大陆的两地青年，参加寻源活动。吴卓明是香港中华青年励进会总干事。
活动计划在6月16日由广州出发，越西安、西宁等地，于6月28日抵达黄河源头，并于7月1日，在目的地竖立一座“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以此来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
除了课程教育之外，一些旨在加强国民归属感的寻源活动也在香港纷纷开展起来。
2004年，香港教统局首办“赤子情、中国心”学习之旅，拨80万元资助20所中、小学学生的内地考察计划。“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加强学生、教师和家长对于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培养国民身份认同。”香港教统局官员李国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同时，加强国民归属感的官方、民间机构先后成立。
2004年，公民教育委员会与青年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协助制订切合香港社情民意的推广国民教育策略和计划。
2006年1月，成立了国民教育中心，特首曾荫权等政府高官特地前往主持开幕仪式。曾荫权在开幕仪式上说：“国势日强以及香港社会能够意识到香港的发展跟国家的发展紧扣在一起，是国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础。自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视国民教育为一项重点工作。政府的目标是提升香港市民的国民意识，对祖国的认同感。”
武阿生回港后，深切感受到香港发生的这些变化。现在，他每天工作要超过10个时。在采访结束时，他向记者打听在北京的广东茶餐厅生意怎么样。“如果北京人也喜欢吃车仔面，那我就去北京做生意，那儿租金可比香港便宜多了。”（杨继斌、徐春柳）
（6月11日《新京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