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作为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于1938年1月创刊于武汉。它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毛泽东曾给予《新华日报》以很高的评价，称其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驻重庆，继续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在此过程中，有许多中间性质的报纸都被《新华日报》争取过来，从而形成一种与反动、分裂势力斗争的舆论合力。
战时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也是政治斗争的中心，自然也成为各党派报纸群集之地。其时重庆除有中共的《新华日报》外，还有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代表地方势力的《新蜀报》和民间的《新民晚报》等，较有影响的还有原政学系张季鸾主办的《大公报》。这些报纸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每遇重大问题亦各抒己见。国民政府对这种很难形成舆论统一的局面一直耿耿于怀。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劫后的重庆街道一片断垣残砾。有很多机关单位的办公地在轰炸中遭到了破坏，不少报馆亦未能幸免，有的甚至受到严重损坏而难以为继。《新华日报》在这次轰炸中虽然也有损失，但并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为找到了统一重庆舆论的契机，遂令国民党中宣部以疏散各家报馆到郊区重新建房为理由，停止各报单独出版。同时决定各报联合一体共同出版一份报纸，称之为“联合版”。为了控制《联合版》，国民党中宣部指令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牵头。之后，《中央日报》持尚方宝剑，召集驻重庆各报馆负责人开会，商讨合作出版《联合版》事宜。
《新华日报》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报社负责人会议。参加的有潘梓年、吴克坚、章汉夫、吴敏、许涤新、石西民等。他们均认为国民党此举完全是个阴谋，意欲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扼杀《新华日报》，统一舆论。经过商定，他们以《新华日报》的名义致函《中央日报》社长陈沧波，申明“关于《联合版》事宜，敝报一概恕不参加”。这时中共长江局已经撤销，《新华日报》归中共南方局领导。而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刚好从华中新四军所在地返抵重庆，在听到《新华日报》负责人有关情况的汇报后，他立刻指示潘梓年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当面交涉，重申《新华日报》不参与《联合版》的立场。
因搞《联合版》为蒋介石直接定调，叶楚伧亦颇多无奈。作为主管大员，他惟有尽量促成此事。他感觉到中共方面对此事有所戒备，遂向潘梓年保证，出版《联合版》是非常时期的临时措施，绝没有其他意图。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经南方局同意，《新华日报》决定参与《联合版》。为此，周恩来特地写信给叶楚伧，表示“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之紧急处置及友报迁移筹备之困难，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的《联合版》”，周恩来同时又郑重声明：“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即将宣布复刊。”
这样，《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在渝各报于当年6月份在重庆共同出版了《联合版》，各报编辑轮流值班。这种不同党派的报业大联合实在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特例。
《联合版》出版后，蒋介石颇为满意，客观上他可以据此控制重庆舆论。事实上《联合版》并不能反映各种不同的声音，毕竟它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管理，自然更多地体现了当局的意志。《联合版》的模式明显使中共失去独立声音，中共政治主张在国统区难以广泛宣传。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南方局，认为参与《联合版》对中共的政治宣传有很大影响，故要求南方局“公开向国民党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与其他报纸不同，坚持《新华日报》单独出版的权力”，同时要求在《新华日报》暂未恢复出版期内，“充实和扩大《群众》的内容，不仅将过去新华专论一类的论文登载，且须有系统地刊载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各边区情形的通讯和消息。
由于中共方面的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宣部被迫同意《新华日报》独立出版。这样，在《联合版》出版仅一个月后，《新华日报》就脱离了《联合版》，并在重庆化龙桥新址恢复独立出版。此举确保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喉舌在国统区为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发挥积极作用。
（1月11日《人民政协报》）